您现在的位置是:网站首页>历史历史
《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白话文运动到好政府主义的现代性方案及其困境
铛铛铃2025-09-16【历史】528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做《再造文明之梦》。这是一本胡适的思想传记。
1920年代的北京哇,“我的朋友胡适之”成为很多人的口头禅,流行于北京名流学者,甚至贩夫走卒之间。胡适到底有什么魔力,让这些人这样念叨着他?《再造文明之梦》这本书正是从思想史的角度,为您解答了这一问题。
本书截取了胡适一生当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时期,包括胡适早年,还有1917年胡适留学回国之后,直到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人生经历。特别是最后一阶段,是胡适对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最大影响的时期,也可以说是胡适人生的巅峰时期。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当中成为一面旗帜,是思想文化界的中心人物,主导和影响了192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变革。他也因此被人称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了解这个时期胡适的思想动态,就等于把握了中国近代思想的要领。
本书作者罗志田,早年留学美国,师从史学大师余英时,被誉为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三巨头。《再造文明之梦》已经再版三次了,是罗志田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也是近代史、思想史、胡适研究等领域的经典著作。
在进入胡适的思想世界之前,我们先来简略了解一下胡适的生平经历。说到胡适,大家脑海里往往会浮现出自由主义者、文学革命家、北大教授、驻美大使、获得很多名誉博士这些标签。因为胡适名声来得太急太快了,对他的人生经历,大家反而知晓的很少。
简单来说,胡适的人生经历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游学阶段。胡适1891年生于今天的上海浦东的川沙县,原名胡洪骍,自幼在安徽绩溪老家接受传统私塾教育,后又到上海进入新式学堂接受现代教育,最后从中国公学毕业。1910年,胡适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美国的名额,先后入康奈尔、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并于1917年结束学业,回到中国。
第二个阶段是讲学与议政阶段。1917年,胡适受聘于北京大学,开始了一边讲学一边议政,试图再造中国文明的努力。在讲学方面,胡适用全新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历史和文学,为当时的学界树立了新的典范。在议政方面,胡适主办过多种政论的杂志,比如说像《美洲评论》《努力周报》《独立评论》等等,宣传自由民主的政治观念,希望能以此来影响现实的政治。
第三个阶段是参政和讲学阶段。1938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为抗战而奔走。1949年,胡适出走美国后,于1958年回到台湾,出任中研院院长。在此期间,胡适支持《自由中国》杂志,希望国民党政权能走向民主。1962年,他因为心脏病发作而去世了。胡适去世之后,蒋介石亲往致哀,并送挽联:“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
那本书涉及的正是胡适人生的前两个阶段。下面让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全书的内容。第一,清末民初的中国为什么要再造文明;第二,为什么是胡适来再造文明;第三,胡适是从哪些方面来再造文明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再造文明。要回答这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得回顾一下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心路历程,胡适出生成长在一个怎样的氛围之中。胡适出生于1891年,3年之后甲午战争就爆发了,中国战败。这场失败彻底地激醒了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认为,不仅要在器物和制度层面学习西方,西方的思想文化更要全面引入。梁启超在《新民说》当中提出,要造就西式的独立自尊意识,具备稀释权力与义务观念的新国民。在梁启超看来,西方的伦理观念是要高于中国传统的仁义道德的。他的这些观念深刻地影响了那一代人,这其中就包括了胡适。在后来的回忆当中,胡适就提到《新民说》给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让他认识到了中国之外还有更高等的民族,更高等的文化。甚至到晚年做口述自传的时候,胡适对梁启超的启蒙依然印象深刻,他还专门纠正了唐德刚对“新民”这两字的翻译错误。
另一位认识到西方思想文化重要性的就是严复。严复翻译了《天演论》,介绍西方的社会进化论思想,特别是其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给当时的知识分子们指出了一条道路,那就是要通过自身的努力,革新政治,为再造文明提供动力。胡适这个名字,也是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改出来的。梁启超的《姓名说》和严复的《天演论》,成为这一时期胡适这类知识分子思想成长的底色,促使他们深入西方的学问,来改变贫弱的中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但民国建立之后,思想文化界却没有很大的改变。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一些前清遗老,在思想文化上宣传尊孔复古,在政治上支持张勋复辟,倒行逆施。这时候,求新求变的知识分子们迫切需要建立新文化,扫除旧影响。胡适的出现,正好满足了知识界的这一需求。
那么这样,我们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是胡适来再造文明。我们通常认为,一个人的成功,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有相当的际遇才行,这就是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那么,胡适是凭着哪些条件撑起新文化运动,再造文明的大旗的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胡适是天资聪颖情商高。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是胡适的弟子,有一次在谈到胡适为什么影响巨大,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偶像的时候,他把胡适拿来与胡适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对比,觉得有胡先生的资质的,大都没有胡先生用功;和胡适同样用功的,则多半没有他的天资;先天后天都差不多的,与胡适齐头并进,又没有他的德性好、人缘好、气味好。用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胡适不但比你智商高,还比你情商高,更可怕的是他还勤奋努力。
首先我们来看看他的聪明之处。据胡适自己回忆,他在绩溪老家上学之前,就已经能够认得上千字了。九岁的时候,偶然之间在亲戚家找到白话小说《水浒传》,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几年之间读了30多本书。读了这些书之后,他还常常在本家姐妹面前讲述书中的故事。胡适读这些白话小说,不仅拓宽了他的视野,培养了他文字的感悟能力,更重要的是,他讲故事的经历,还训练了胡适的逻辑思维能力。
另外,胡适的情商高,与他的私人经历关系很大。胡适早年丧父,从小被母亲带大,孤儿寡母的生活在大家庭当中,难免有各种磕磕绊绊。胡适回忆这段经历,母亲面对这些事情,总是能够和气、宽恕、体谅,从而维持大家庭的和平。胡适久处其中,也养成了谨慎细心的性格,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明白了给人脸色是很下流的行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胡适一生都不愿意给人脸色,接人待物总是要别人如沐春风,而且不管是达官显贵还是贩夫走卒,胡适都能一视同仁认真对待。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他在台北的时候,一个卖芝麻饼的小贩儿经常写信向胡适请教问题,胡适每次都认真地回复。这一来二去熟悉了之后,这位小贩也经常到胡适办公室拜访,后来胡适出远门都会提前写信给他,怕他空跑一趟。
胡适在中国公学求学期间,认识了一些有着革命倾向的朋友,这些朋友大多比胡适年长,对他多有照顾。胡适曾经向朋友戴茂新借钱,然而戴茂新也穷得叮当响,但是戴茂新却跑去当掉了自己的衣物,筹款来借给胡适。朋友的这种急公好义,也深刻地影响了胡适。胡适在成名之后经常帮助别人,甚至是曾经攻击过他的郁达夫、丁玲等人。
讲完了胡适的聪明和友善,我们再来看看成就他的第二点,胡适学贯中西,而且口才文笔俱佳。首先我们来看看胡适的传统学术功底。在绩溪老家的时候,胡适已经有了一定传统学术的底子。据胡适回忆,他的母亲曾花两倍的学费,请当地最好的教书先生来给他启蒙。在上海期间,胡适读了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本书受其影响,从此,他开始关注四书五经之外的先秦诸子之学,并对古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留学期间,胡适密切关注国内的形势变化,在美国东部的留学圈子当中,胡适成了名副其实的国内通,经常被请去给美国人讲演中国形势和中国文化。同时,胡适保持着对国学的兴趣,这段期间,他读的最多的课外书就是中国的经史、子集,比如说像《左传》《诗经》等等。这个时候,胡适开始尝试做考证文章,比如说《诗三百篇言字解》《无我篇》等等,像一个清代的学究那样,一探中国古代经典的究竟。在哥伦比亚大学上研究院的时候,胡适还跟随当时哥伦比亚大学唯一的汉学教授夏德辅修了汉学。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胡适对西学的掌握。胡适留学起初学的是农学,但他倍感吃力,对农学失去了兴趣。留学的第2年,凭着对文学和哲学的兴趣,胡适转入康奈尔大学文学院哲学系,取得学士学位。之后,他又读了一年研究院,在这期间,康奈尔的老师经常在课堂上批评杜威的学说,胡适也因此接触到杜威哲学,进而产生兴趣,大量阅读杜威的著作。后来,因为康奈尔大学因为他忙于演讲和社会活动,停了他的奖学金,胡适干脆就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在杜威的门下,专门研究自由主义和实验主义哲学,并于1917年提交了他的博士论文。
在美国期间,胡适也亲身观察美国政治,选修过一门政治学课程,密切关注过两届总统选举。他曾经为了第一时间知道选举结果,在纽约时代广场熬到大半夜,第二天一大早又穿过六条街,去买最新的报纸,看看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是否当选。胡适自己也广泛地参与到美国社会生活当中,他曾经担任世界学生联合会康奈尔峰会的会长,结识了不少世界主义、和平主义思想的人物,这股政治思潮也成为胡适思想的底色,对他影响至深。
有了中西两侧的学问和生活体验,胡适在当时已经是不可多得。更难得的是,他还善于表达,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写作能力,二是演讲能力。胡适自幼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主持《敬业》学报的两年之间,写了45篇白话文章,26首古体诗和15篇新闻报道,共十几万字的内容。后来参加庚款留学生选拔考试,作文就得了满分。留学美国后,胡适经常与梅光迪、任宏俊、陈衡哲等人切磋诗文,并且经常与友人通信。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胡适一年当中发出800多封信,平均每天要写两三封。胡适还经常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文章,1914年,他参加康奈尔大学举办的勃朗因征文奖,获得了50美元的奖金,这相当于120多块大洋。要知道同一时期,毛主席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月薪才八块大洋。
胡适的演讲能力,在小时候为本家姐妹们讲故事时,已经有了一定的锻炼。到美国之后,胡适经常出去演讲,曾在3年期间演讲70多次,并且在某个暑假选修了一门演讲课,使得演讲技术更加纯熟。在康奈尔期间,胡适参加国际学生联合会等,并任康奈尔峰会主席,这些社会活动也锻炼了胡适的表达能力。
第三,胡适有着很强的功业心。胡适到美国之后,一方面为美国社会富足与良好的社会风气所吸引,内心由衷的赞美,另一方面也深受刺激,感受到自己的国家的落后。胡适受到的刺激不仅来自于中国的落后,还来自当时留学生当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知。当时他就在日记当中写道,在康奈尔大学各国学生当中,只有中国和美国学生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不甚了解,她认为这是一种耻辱。
1911年,胡适参加了一场关于朱熹的讲座,主讲人是外国人,而不是中国人,胡适很受刺激,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人自己不能讲清楚,这是很可悲、可怜的。当然,胡适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相信通过努力,国家会变好,也相信通过学习西方可以重振中国文化。他认为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一是要有健壮的身体,二是要养成不屈不挠的精神,三是要学得博大高深的学问。因此鼓励自己博观约取,学习各种学问,广泛涉猎西方文学、哲学、政治、宗教,同时也保持学习中国的经、史、子集,以打通中西学问,为将来做国人的导师做准备。
胡适不但对自己要求高,对一起留学的同学也有很多鼓励。有一次,同学朱经农问他,作为留学精英,我们将为中国带回去什么样的思想?胡适就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他们这一辈留学生背负着重造一新文明的重大责任,因此要时刻思考这个问题,大家一起努力才可能实现。1916年,胡适见到中国公学时期的老师马俊武,觉得马君武10年来思想没有多大的长进,他为自己的老师倍感惋惜。他认为马君武也像他一样,是担负着国家众望的人,应该具备高深的思想和学问,做好为国人导师的准备,但马君武此时已经专注工科的学习了,准备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在想法上与胡适有了一定的距离。
胡适这样的心思,其实反映的是他对自己的期许。美国7年的留学生活,胡适确立了一生的思想和职业,那就是以实验主义的科学手段,重估中国思想文化的价值,确立一种理性、科学的现代思想文化,然后通过思想文化的影响,造就一批新人,从而达到改造社会、再造文明的目的。在政治层面,他希望中国实现半自由主义、半社会主义的新型计划政治,以解决社会和民生问题,通过内政的改善增强国力,而达到与欧美平起平坐的地位,最后将国家建立成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
那么我们就进入第三个问题,看看胡适是怎么再造文明的。胡适由农学院转到哲学系时,曾向他的二哥表明心迹,自己的目的是讲学复议政,从而达到影响大多数人的目的。大体说来,在再造文明的过程当中,胡适所谓的讲学主要体现在改革语言文字,倡导白话文和整理国故,重估一切价值。
首先,胡适引导了语言文字改革,开启了白话文运动。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拉开了白话文运动的序幕,也使得新文化运动向前推动了一大步。胡适后来回忆,他参与白话文运动是逼上梁山的。当时很多人都在议论中国语言文字改革的问题,胡适和他的留学生朋友赵元任、梅光迪等也经常讨论这样的话题。后来他们讨论的焦点集中到白话文能不能作诗上面,往返辩论了一年多的时间,胡适坚持白话文可以作诗,梅光迪愤而与胡适绝交。胡适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宣布以后只写白话诗,并且把这一年来讨论的内容,总结成一篇文章,写成《文学改良刍议》,寄望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发表。文章一发表就引起了国内热烈的讨论,胡适也因此一举成名。
胡适认为,文学文字是一种工具,必须浅显易懂,能够最顺利的表达意思,才是值得推崇的好的文学。当时陈独秀、钱玄同等都支持胡适的观点,陈独秀随后也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提出推倒陈旧迂腐的旧文学,建立平易新鲜的新文学。钱玄同则直斥过去统治文坛的文体是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认为写文章就应该平时尽礼,言之有物,而不能故作艰深,让一般人读不懂。
在过去,白话文都被视为下层民众使用的语言,胡适将白话文引入文学的殿堂,将其放到与传统诗词歌赋平等的地位,满足了废除科举后的新知识分子们的需要,也满足了当时新兴的城市识字阶层的需要,更有利于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几年之后,北洋政府将教科书也改为了白话文,自此白话文就成为了国人的通用书面语,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使用。
其次,胡适参与了整理国故,加入了重估中国文化价值的行列。归国之后,胡适年纪轻轻就到北大任教,学生并不怎么看得起他。他代替陈汉章讲哲学史,径直从《诗经》时代讲起,排除掉没有确切根据的三皇五帝的时代,很多学生不明就里。当时学生当中就学功底最好的顾颉刚听了他几堂课之后,觉得胡适讲的很有根据,又请旧学功底同样很好的傅斯年来听,傅斯年也觉得胡适的路子对,应该跟他学。有了这两位大弟子的支持,胡适才在北大站稳了脚跟。
胡适在北大讲了两年的中国哲学史之后,1919年,胡适把自己的讲义编成《中国哲学史大纲》这么一本书,然后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从写作的理念、内容到形式,都与过去中国人的著述大不一样,它采用的形式和背后的理念,成为近代学术的典范。《中国哲学史大纲》为什么具有典范意义?首先就是写作形式来说,胡适采用新式标点,并且将自己的论述放在引文之前,这大大方便了读者的阅读。而过去的学者都将原文放在前面,自己的论说以注解的形式用小字放在后面,比如说像《十三经注疏》《四书章句集注》等等,论述常常被打断、破碎,不成一体。
第二,这本书用的是实证的方法,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实证主义最强调的就是要求有证据,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秉承这一理念,截断众流,从有文字记载的《诗经》时代讲起,摒弃没有确切历史记载的三皇五帝时代。过去的学者,比如说谢无量、陈汉章等等,面对三皇五帝的历史,绕来绕去讲很久也讲不清楚,到胡适这儿,这段云里雾里的历史才说清楚了。
第三是这本书采用平等的眼光,对待各家各派的学说。辛亥革命以前,儒家毫无疑问在学术思想上占据首要地位,学者著述当中,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抬高儒家的地位,贬低法家、墨家的学说,佛道则更是被认为是不务正业的学术。民国之后,在学术界占主流的章太炎弟子,比如说黄侃等人,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胡适则不然,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当中,平等地评价了法家、道家、墨家,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拓宽了研究领域。
第四,胡适采用了系统的方法,条分缕析的考证和论述,使得各家各派的思想脉络得到清晰的展现。顾颉刚就说过,胡适的方法将很多他想说的话说出来的。过去的学者往往也有很多见解,能找到很多材料,但是缺乏科学的方法,整理很多学术著作,不过是东一条西一条的随感,无法一目了然。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当中,则用了一套自己的理论,先对哲学、哲学史的相关概念做出自己的定义,对具体的哲学家和哲学思想,从知识论、方法论、人生论等角度进行解读。这样一来,对各家各派的思想学说,就有了一个清晰明确的了解了。
胡适这套整理国故的方法,既有西方科学方法的引导,也有自清代考据学传统影响,可以说是东西合璧了。正是这一著作的典范作用,使得后来者纷纷效仿,比如之前影响过胡适的梁启超,就用同样的方法写了本《先秦政治思想史》,胡适死后又用同样的方法重新研究历史、文学,甚至佛教的禅宗,所到之处,都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胡适的弟子顾颉刚,则在史学领域方面发起了古史辨运动,傅斯年则致力于历史史料的发现、保存工作,创办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等现代学术机构,近现代中国思想、学术的面貌也因此而焕然一新。
说完了胡适的讲学生涯,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胡适与政治的纠葛。1917年,胡适回国之初,曾下定决心20年不谈政治,但没过两年,他就参与了问题与主义之争,谈起政治来了。胡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有几个原因。一是胡适早年就立下过讲学复议政的志向,加上传统士大夫情怀,对政治非常关心,可以说是忍不住的关怀。留学期间,胡适就时刻关注国内的形势变化,因此也被人说成是留学生当中最了解国内形势的人。1913年,宋教仁遇刺,胡适就广泛收集相关的报道,集成厚厚的一册来了解相关信息。
二是胡适回国之后,国内政局混乱,很多朋友都劝他要有所作为,他的老师杜威、朋友狄培文都建议胡适应该有活动的能力、实践的精神。三是当时发生了一件偶然的事情,他的好搭独秀被捕,胡适不得不出来接办陈独秀主持的政治刊物《每周评论》。胡适谈政治,他的立场是什么?首先,胡适他是崇尚美国的民主自由精神的。1912年是美国的大选年,胡适在参加进步党的集会的时候,有众多的名流学者参加,而主持会议的是康奈尔大学的大楼管理工人,胡适深受震动,从此之后,美国这种自由、平等、民主的政治制度成为胡适毕生的追求。
第二,胡适钟情于理性主义精神。胡适受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主张在实验中发现问题,改变现实,在政治上反对专制政治,但他主张自上而下的计划政治,通过实验的方法来改善政治环境。第三,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期间,曾担任过世界学生联合会康奈尔峰会的主席,深受世界主义和和平主义的影响。当时诺曼·安吉尔所倡导的新和平主义风头正盛,胡适精读过安吉尔的著作,并多次参加过新和平主义的讨论会。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胡适对当时政治现实的回应,我们分谈北洋政府、谈帝国主义、谈社会主义、谈国民政府四个方面分而述之。
我们先来谈谈北洋政府。1919年,胡适接手了《每周评论》,之后针对当时各种主义泛滥的状况,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了一场大讨论。胡适从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入手,认为解决社会问题应该以实干的态度,从解决一个个问题入手,而不是高谈主义。高谈各种主义,不但问题得不到解决,反而使得社会思潮更加混乱,人心也容易飘在理论当中,积累的问题反而是越来越多。研究系的蓝公武、马克思主义派李大钊等人,都写文章回应胡适。当时在湖南的青年毛泽东,也受到胡适的影响,在湖南组织成立了问题研究会。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直系军阀掌握了北京政权,但政府组建一直不顺利,内阁总理走马观花似的换了好几轮,地方上各实力派也依然割据一方。于是南北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的呼声高涨。胡适这时发表了《我们的主张》一文,从南北和谈入手,认为政局之所以混乱,就在于好人自命清高,不参与政治活动,导致从政者的素质不行,因此希望政府里边儿多些好人。胡适与蔡元培、王宠惠等人经常碰头,商讨政局。几个月之后,在直系军阀的支持之下,以王宠惠为总理的好人政府宣告成立。不过他的这一实验呢,只维持了三个月,最终成了空想。
第二,我们来看看胡适眼中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被认为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但是胡适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却显得很暧昧。早在留学期间,中日发生二十一条事件,留美的中国学界人情汹汹,很多人都主张与日本决一死战,胡适却认为那些学生发了爱国疯,认为学生当务之急是学好本领,以待将来报国之用。后来在五四运动当中,胡适也反对学生罢课游行,甚至后来的抗战,胡适最初也反对开战,主张适度妥协,以换取和平。
胡适真的不反对帝国主义吗?其实不然。早在1915年,美国《新共和》《展望》杂志当中,先后发表了为日本二十一条辩护的文章,胡适就分别写信反驳。几天后,胡适到一个基督教会演讲,就直斥西方文明的双重标准,对内主张博爱平等,对外却奴役压迫弱小民族,认为教会在一定程度实为帝国主义侵略弱小国家的帮凶。这年5月6号,也就是日本对中国二十一条要求的最后期限,胡适内心也很焦灼,一晚上都没睡好,第二天一大早就买了份报纸,了解最新的消息。
那么胡适为什么给人的感觉并不反对帝国主义呢?因为胡适基于和平主义的理念,认为中国是一个弱国,与列强争斗没有胜算,而且争斗往往是零和游戏,和平共处则有可能双赢。二是胡适基于世界主义的理念,反对民族主义,认为世界主义才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最终道路,而民族主义一方面给列强弱肉强食提供辩护,另一方面也容易让弱小民族走向极端,最终世界只会争斗不休。在胡适看来,列强在民国建立之后,不再想在领土上瓜分中国了,因此中国有机会可以变得更好,中国此时的重点应该放在内政之上,改良政治、发展经济,反对帝国主义不应该是中国当时的重点。
第三,我们来看一下胡适对社会主义的态度。1917年,俄国10月革命成功之后,社会主义传入中国成为显学,甚至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也一度认为社会主义是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当然,胡适并不是全然的接受苏联式的社会主义。1926年,胡适去英国商谈更款事宜,这一次他途经俄国,在莫斯科停留了三天,对社会主义的苏联有了切身的体验。胡适到莫斯科,一下火车就赶往莫斯科中山大学,访问校长狄拉克。在莫斯科期间,胡适还被安排参观了革命博物馆和第一监狱,这段经历让胡适感觉非常好。后来他还巧遇了蔡和森,与蔡和森等人就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辩论,从下午三点持续到了晚上九点。
胡适虽然未能完全肯定社会主义,但是对苏联在短时间之内使国家变得欣欣向荣,还是十分肯定的。胡适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空前伟大的政治实验,不管最终是否成功,都是值得中国观察和学习的。虽然苏联存在专制的问题,但是胡适也认为,苏联此时的专政阶段类似于孙中山的训政阶段,经过一段时间的建设,苏联最终会过渡到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而且胡适在苏联期间观察到,苏联此时的教育制度,读到苏联的《公家教育》一书,认为这种教育是在造就新国民,与美国等民主国家的教育理念大体一致,这坚定了他对苏联最终走向民主的信心。他在日记当中甚至说要出面组织一个自由党,充分肯定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
胡适会在一定程度上认同社会主义,首先是因为杜威一脉的自由主义和实验方法与社会主义有很多的相通之处,比如对平等的关注,对下层民众的重视,实验的方法也暗含着计划、国家干预的理论来源。第二,当时中国政局的混乱,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们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推动国家的建设,而苏联正好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参照。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胡适早期与国民党的一些关系。胡适与国民党发生政治上的关系,始于1922年的6月,胡适与蔡元培联名发电报,劝说孙中山结束护法运动,因此遭到了国民党人的痛骂。同月,他又发文支持陈炯明在广州赶走孙中山,认为陈炯明的行动是一种革命,指责孙中山发动北伐时倒行逆施。1925年,胡适参与了段祺瑞政府组织的善后会议,反对孙中山支持的国民会议运动。此时期的胡适认为,北京政府毕竟是中央政府,应该维系全国的统一,而当时的国民党扮演的是叛乱分子的角色。
到1926年,胡适对国民党认知有所改观。胡适见到了几个从广州访问回来的朋友,这些朋友对广州国民政府十分赞赏,加上这段时间胡适对苏联也很有好感,而广州国民政府正是在苏联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苏联的帮助给国民党带去了苏联式的组织的能力和军政一体化的制度。当时国民党联俄容共的政策,吸引了大批新青年加入到了国民党,也成为胡适看好国民党的重要因素。这时候的胡适认为,国民党可能给中国带来重大的转变,因此胡适在海外帮国民党说了很多好话。
但是等到了1927年,胡适回国,国民党却发动政变,与共产党和苏联决裂。胡适的老朋友蔡元培,还有吴稚晖都参与其中,特别是吴稚晖,是杀害陈独秀儿子陈延年的罪魁祸首。陈独秀、吴稚晖与胡适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当中的老战友了,如今吴稚晖却因政见不同而杀害了陈独秀的儿子,胡适很是失望,几个月都耿耿于怀。
到1929年春,国民党有人提出了处置反革命分子不必经过司法机关,由党部定案即可交法院处置,胡适是实在忍不住了,决定站出来说话,他写了第一篇正面批评国民党的文章,批判国民党的独裁专制。胡适本来是希望国民党成为中国政治的中心,推动国家政治的改良和经济的建设,以尽快解决民生问题,最终在政治上建成一个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计划政治国家,在文化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革新,从而培养出一代新人,实现民族的现代化,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但是国民党有点像扶不起的阿斗,这让胡适多少走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立面。胡适的这一倾向,直到1930年代日本加紧侵略加剧才有所改观。
讲到这儿,这本书的内容基本介绍完毕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介绍了胡适出生和生长的时代背景,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了学习西方文化,再造文明的重要性,这些都影响到了胡适。接着,我们介绍了胡适的求学经历,看到了一个事业心很重的青年为再造文明,成为国人导师而做的准备。最后,介绍了胡适在再造文明这一宏大目标当中做出的努力,包括在文化上推动白话运动,在学术上确立现代学术典范,开辟了现代学术之路,在政治上他积极推动改革,批评务虚和独裁专断,希望建立一个强大而现代的国家。
1958年,胡适回到台湾,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支持《自由中国》杂志,支持雷震组织政党挑战国民党,试图在台湾继续他的理想,但还是四面受壁,被各路小人围攻,最后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终其一生,胡适坚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他的再造文明之梦而努力着。不管胡适的梦是否圆满,胡适对近代中国的影响都是无人可以替代。
"感谢喜欢,赞赏支持是对我的鼓励。"
很赞哦! (0)
相关文章
- 《挖鼻史》:挖鼻的历史、科学与艺术:一部独特的挖鼻指南
- 《上帝之饮》:六个瓶子里的历史长河:饮品背后的文明故事
- 《三国志的世界》:超越演义与史书:真实三国世界的全景展示
-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从康乾盛世到辛亥枪声,三大特性解码帝国盛衰的文明密码
- 《走向中立:瑞士史》:阿尔卑斯山的生存智慧,永久中立国玩转地缘政治的奥秘
- 《转动罗盘:葡萄牙史》:好望角的发现者传奇,全球首个殖民帝国海洋霸权的崛起与衰落
- 《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国共博弈中的民心向背与历史选择逻辑深度剖析
- 《制度与人情》:从周礼到科举制,中国政治文明制度容器中的人性变量解析
- 《植物塑造的人类史》:小麦与玉米的文明革命,植物成为人类历史隐形导演的叙事
- 《挣扎的帝国:元与明》:马背与农耕的文明拉锯,两个王朝重构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