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兹中国》从"中土"到"天下"——早期王朝疆域观念的形成与演变

今天为你介绍的这本书叫做《宅兹中国》。

它的副标题是“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它的作者是复旦大学知名教授葛兆光。葛兆光教授主要研究中国思想史，他的专著《中国思想史》被翻译成英文，在西方学术世界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另外呢，他也倡导利用海外记录的中国史料，研究中国与周边世界的互动。今天要介绍的《宅兹中国》，就是这类著作当中一本概论性质的著作。

在葛兆光看来，中国这个概念，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过程当中逐渐成型的。这和我们每个人在人群当中生活，塑造自己，让别人认知自己没有本质区别，唯一不同的是，它有着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中国怎么看待周边和外部世界，你去和别人比一比，哪些相同，哪些不同，也就从中界定了自己；第二个方面是中国周边的民族和政权如何看待中国，别人对你不同的看法，也是你了解自己的一个手段啊。可以说，这两个方面都影响着人们对于中国的认知。

在进入这本书之前呢，首先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这本书的书名——《宅兹中国》。这四个字源于西周青铜器何尊上的一段铭文，这段铭文是目前所知最早出现“中国”两个字的地方。铭文的内容说的是周武王灭商以后，营建东都洛阳。因此，“宅兹中国”的本意是指定都在天下的中心位置，而这里“中国”也就是指天下的中心。到了后世，“中国”这一概念随着历史的推进不断发生着变化。

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正文，分两个部分来讲述“中国”这一概念的演进过程。第一部分是中国如何看待周边和外部世界的，第二部分是周边世界如何看待中国的。

第一部分啊，中国如何看待周边的人和事，这里呢，有着两次大的转变，一次是宋代，一次呢，是明代末年利玛窦来华。

咱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个节点——宋代。

在宋代以前，中国更多是一个礼仪文化上的概念啊。当时的中国人把自己称为华夏，周边视为蛮夷，这种华夷观念至少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形成了。那个时候，中国人结合经验和想象，以自己所在的地方作为世界的中心、文明的中心，周边的民族是文明等级较低的野蛮人。这种观念呢，就像是把大地看作是一个棋盘，中心向外不断延伸，中心是天子所在的京城，中心之外为华夏，华夏之外为夷狄。因此，大约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给周边民族定了调啊，南方叫蛮，北方叫狄，东边的人是夷，西部的部族呢，又是戎。与东南西北这些非华夏人群相对的就是中国了。在宋代之前的典籍里边儿，经常能够看到古人把中国与四夷并举，例如《孟子》一书当中就有“立中国而抚四夷”，也就是说王者应该统治中国，然后安抚周边的非华夏民族。

不过那个时候呢，华夷的判断标准是文化上的，也就是说，只要周边认同华夏的文化，那么他就可以从蛮夷之人转化为华夏人、中国人。例如汉代的杨雄，他在谈到中国这个概念的时候，就说区分华夏夷狄的标准，是看他有没有中国的礼仪，没有礼仪的就是夷狄啊。这种看法一直到唐代依然十分盛行。显然在中国古人心中，由于很少遭遇其他强势文明的挑战，他们自信地认为，凡是吻合礼仪文明的就是华夏，不符合的就是夷狄啊，是不是同一个民族，到底是住在南边还是北边儿都不重要。举一个例子，史学家陈寅恪在研究南北朝的时候，就曾经提到，南北朝时候，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他们的血统出处和汉人有多大差异，在所不论。如果说你真要认真的追究起来，李唐的皇室身上啊，还有着胡人的血统，但是这对于唐朝作为一个传统的汉人王朝，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这个以文化来判别是不是中国的方法，在宋代发生了变化。到了宋代，中国这个概念作为一种民族意识开始凸显出来。一提到中国的历代王朝，大家首先想到的必然是汉朝、唐朝，然而葛兆光指出，中国这一概念作为一种民族意识，反而是在宋代才得到了凸显。前边说到，中国与四夷的区分主要在于文化，四夷愿意学习礼，就可以转为中华，然而到了宋代呢，这种以文化来区分华夷的方式，逐渐转变为了以民族来区分。

之所以有这样的转变，和宋代面对的周边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唐代虽然面对过强大的突厥，然而呢，当时的国际形势只有唐朝君主称王，册封周边为藩国，唐太宗还被称为天可汗。然而到了宋代，事情反了过来，宋朝的北边先是有了辽和西夏，再时出现了金，更后来就是蒙古了。由于周边政权太过于强大，两宋朝廷面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没有优势可言，汉人和非汉人的政权在外交上成为了对等关系，到了南宋时候，朝廷甚至跌落到向周边政权称臣的地步啊，还要每年送纳贡品。因此呢，宋代政权在越来越强的外夷压迫之下，变得越来越紧张了，越来越有了自我意识，和周边的差异进行了对抗，这种自我意识就是民族意识了。

在这种压力之下，宋代开始出现划定国界的行为，逐渐明确了相对明确的边界和边界意识，这是民族国家观念中非常重要的因素，进一步让中国作为一种民族概念成为可能。在宋代尤其是北宋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勘定国界的记载，例如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梦溪笔谈》，作者沈括，就在宋神宗年间出使辽国，就宋辽划定边界的问题进行谈判。划分领土边界就是一个有限的国家了，便不再是无边的帝国了。

民族国家的边界意识形成了之后，宋朝士大夫就不能够再简单地认为华夏文化可以笼罩天下了，他们要开始严肃地面对他国，还有不同于华夏的异域文明。这样一来呢，就有了两个结果：第一是限制外国人出入境，限制外国人居住区域，甚至不让他们进出口书籍；第二是反感甚至排斥外来的宗教习俗啊，这是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啊这样的民族主义立场。例如当时火葬传入中国，因为这个做法来自于外夷，不符合华夏土葬的传统，就遭到了司马光、朱熹等等呢他们的不断抵制，最终被禁绝啊。

到这里，宋代这个节点呢，我们就说完了。这个转折点是中国从文化概念向民族概念的转变，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这个概念有了清晰的边界。但是边界之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这就牵扯到了中国人的海外知识了。

古代中国人对海外认知的一个飞跃，是明代末年利玛窦来华的时候，这就是今天要讲的第二个节点——明末啊。这次碰撞让中国人改变了对外夷的想象。按照葛兆光的研究，利玛窦来华之前，中国人获取外夷知识主要依靠旅行记、职贡图、神话传说这三类资料。

所谓旅行记，主要是指古代中国人海外旅行的记录，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唐代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该书记述了取经路上百余个国家的情况。到了明朝，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撰写的《瀛涯胜览》，对今天东南亚、南亚的人文风俗也有介绍。

第二类有关海外的资料叫做职贡图，这是描绘来华朝贡使者的形象，还有他们国家的方位啊、风俗啊这样的图册，那是一种比较直观的形象的材料。

最后一类有关海外的资料就是神话传说了，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山海经》，书中充满了中国对周边民族的想象，比如说一些人面蛇身的民族形象。虽然中国人的海外知识在利玛窦到来之前不断增长，但是荒诞的想象依然十分流行，比如人人都熟悉的电视剧《西游记》，有一个唐僧师徒取经路过女儿国的剧情，其实这个传说的起源很早，在《山海经》当中就有女子国的记载，但是到了元代的《异域志》，仍然将其当作是真实的知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啊，主要是中国人对于传统典籍的崇拜，以及对海外人群的轻蔑。可以说这种混杂了真实和想象的异域风情，在利玛窦来华之前，在中国是一个主流。

那么利玛窦来华之后，让中国人对自己的看法有了怎样的变化呢？首先他和上层官员沟通，把西方的科学知识传入中国，他和徐光启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还有和李之藻共同绘制了《坤舆万国全图》，这是最早的中文世界地图。这幅地图动摇了中国人过去的想象，明朝人瞿世谷在看到这幅世界地图之后，就曾经说过：“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中国之外还有很多跟中国一样的地方之类，并不一定有着什么样特别的地方。”所以呢，瞿世谷特别批评当时把外国人看作蛮夷的做法，认为这是固守传统的看法，无异于井底之蛙。

在利玛窦之后，中国人对海外的认知开始了被西方地理知识主导的进程，那些来自传统典籍的想象，逐渐被西洋人传来的真实知识取代。到了乾隆年间，谢穗编绘的《职贡图》当中，已经没有了《山海经》当中所记载的那些神奇国度，取而代之的是英吉利国、法兰西国，各种人头蛇身的外国人，也被描绘逼真的写生图所取代。

好了，到这里第一部分就介绍完了。简单的来回顾一下，中国对周边的知识经历了两个关键的节点，第一个是宋代，宋代以前，中国人自信可以通过文化征服全天下，中国并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概念，到了宋代，面对北方游牧民族，中国人开始为自己划定边界，中国的地理边界还有民族边界开始明确起来，在这一转变当中，中国这个概念开始从偏向礼仪文化的概念转向民族国家的概念。虽然有了边界，但是呢，中国对于外部知识尚未更新啊。到了第二个节点，也就是明代末年，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了西方地理知识，中国成为万国中的一个，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也越发真实了。

好，说完了中国对周边的看法，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部分，周边的世界又如何看待中国的。第二部分也有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一个是明朝灭亡，一个是甲午战争。葛兆光在这两个节点上，特别讨论了中国的近邻朝鲜和日本对于中国的认知和态度。

首先要看到的是明朝的灭亡，这一事件强烈冲击了朝鲜和日本的中国观念，中日韩三国从文化心理上发生了错位，就此分道扬镳。在明代以前，中国在东亚有着绝对的优势，朝鲜、日本、越南等等呢，都采用了汉字，并且从中国引入了各类政治体制，还有宗教学说。举个例子，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日本的遣唐使，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了十几次遣唐使团。当时随遣唐使入唐的僧人空海在回国的时候，携带了大量的佛教经典，对此后的日本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到了16世纪末期，日本完成统一后，丰臣秀吉试图对外扩张，日军首先入侵的就是朝鲜，作为宗主国的明朝，承担起了保护藩属国的责任，多次出兵援助朝鲜，朝鲜认为明朝对自己有了再造之恩，一直将中国作为文明的中心，学习的对象。可是呢，到了1644年，明朝灭亡了，仰慕中国文化的日本和朝鲜，眼睁睁地看着来自东北的满族人主宰了中国，因此有一批接受了华夏夷狄观念的朝鲜、日本学者宣称清朝属于异族统治，文化上的中国和明朝一起灭亡了，货真价实的中华文明已经转移到了朝鲜或者日本。

我们呢，先来看看朝鲜。明朝灭亡之后，朝鲜虽然迫于实力臣服于清王朝，但是他们从心底觉得自己才是中华，他们到了北京，不是来朝见华夏的天子，充其量不过是来到燕地出个差。于是朝鲜的使者们把自己的旅行记录，从明代的《朝天录》改为名叫《燕行录》，哈。此外呢，朝鲜人仍然是坚持穿明朝衣冠，一不剃发，二不穿满族的服饰，他们对清朝汉人改义服装，顺从蛮夷衣冠表示蔑视。因此呢，一些朝鲜人宣称：“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

和朝鲜人一样，日本人对漂洋过海而来的清朝人也十分诧异，因为清朝人的服饰和装扮和他们心中的华夏文明差异太大。当这些清朝的船员打听日本情况时，日本人对他们充满了警惕，特别担心清朝会入侵日本。所以从明朝灭亡开始，东南亚三国就分道扬镳了。尽管清王朝还期待万国来朝的局面，但是中国对周边的认知和朝鲜、日本对中国的看法已经错位了，周边国家已经不把大清看作是中华文化继承者，东亚文化共同体开始解体。

不过这一点在当时还不怎么影响中国对自己的认知，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真正冲击到中国人自己，是要到第二个节点，也就是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了。它的标志是日本主导的亚洲主义代替了中国中心观念，开始左右东亚的政治格局。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一跃成为现代化国家，之后日本诞生了亚洲主义，亚洲主义是要以日本为中心、为盟，来控制中国、朝鲜这些所谓的落后的亚洲国家，来与西方殖民主义抗衡。为此日本主动挑起了对外战争，1894年甲午中日之战，日方获胜，强化了亚洲盟主的观念。1904年，日本在日俄战争当中又战胜了俄国，更使这种盟主意识膨胀成霸主的野心。

那么，中国是如何看待日本提出的这种亚洲主义呢？简单来说，中国并不接受。按照葛兆光的说法，虽然当时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反对西方侵略，也主张亚洲人应当做自己的主人，但是他们心目当中的亚洲，还是以中国而非日本为中心的。从根本上来说，日本构建的亚洲主义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只是日本的一厢情愿。因此，所谓亚洲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的亚洲主义，而不是中国的亚洲主义。把中国、朝鲜等国纳入日本构建的亚洲，正是日本对以中国为核心的传统格局的挑战。这种宣扬东亚同文同种的亚洲主义背后，实际上是大日本主义，最终，亚洲主义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宣扬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基础。

在宣扬亚洲主义的同时，日本学界也开启了满蒙回藏之学。所谓满蒙回藏之学，就是日本学界关于中国东北、蒙古、新疆、西藏还有朝鲜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日本人这么做，其中的一个意图是否认中国的边疆地区属于中国，进而把清王朝统治下的满蒙回藏区域，纳入到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东亚新秩序之中。随着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日本对中国的领土要求也越来越强烈。尽管现代学术强调学术与政治的分离，保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实际上学术与政治仍然难以一刀两断，这在近代日本学术界非常的明显。比如说日本著名学者白鸟库吉等人，从1908年开始，深入中国东北和朝鲜地区，进入调查研究，到1915年编撰出版了《满洲历史地理报告》。到了16年后的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这套资料就成为了帮助日军入侵中国，在东北亚实施殖民统治的重要资料。

那么中国学者又是怎么样回应这套满蒙回藏的研究的呢？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918事变之后，针对日本学者对中国东北的研究，中国学者对东北问题的回应。以提倡史学便是史料学著称的史学家傅斯年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东北史纲》，用来驳斥日本学者“满蒙非中国论”的说法。傅斯年之所以坚持用“东北”一词，而非“满洲”一词，正是因为他认为“满洲”这个词儿和“亚洲主义”等词汇一样，是日本专门为了侵略或瓜分中国而造之名词，毫无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根据。此外，历史学家顾颉刚在1934年《禹贡》杂志创刊时的发刊词当中指出，日本用“本部”这个词来称呼中国内地18省，暗示边疆地区不属于中国，而许多不明白日本意图的中国人，竟然就傻傻地接受了。因此，他之所以要创办《禹贡》这样的历史地理杂志，就是要加强国人对中国国土的研究，以便驳斥一些日本学者含有政治意味的满蒙回藏研究。

总的来说，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矮化中国、拆解中国的做法，伴随着侵略的脚步，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危机。这一次，中国不仅坚决不接受这种看法，还要全力做出应对。首先就是巩固国防，直接抵御日本的侵略，更进一步，就是要在知识和思想领域上彻底反击，让中国这个概念变成现代意义上的领土国家。

到此为止，从周边看中国的方面就讲完了。小结一下，首先，明朝的灭亡让东亚文化共同体解体，中日韩三国对中国这一概念的认知发生了错位，三国就此在发展的道路上分道扬镳。其次，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提出了亚洲主义和满蒙回藏之学，学术研究和政治意图不可能毫无瓜葛，日本极力矮化中国、拆解中国，希望自己在政治、军事上主宰东亚，这一局面深深刺激到中国人，逼迫中国人在知识和思想上理清中国概念的来龙去脉，作出清晰的回应。

由此可见，中国这一概念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流变。从中国一方看，从古至今，他经历了一个由文化概念最终演变为民族国家概念的变化过程，把中国这个概念彻底与现代意义上的领土、国家等同起来，是非常晚近的事情。明确这些观念可以让我们看待中国的时候，把属于历史的用历史去看，把属于现实的从现实角度审慎地进行思考，这也许就是这本书对今天的人最大的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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