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未央宫的权力密码，西汉210年政治生态的君臣博弈解码

今天要为你介绍的这本书叫《宠：爱的宠》，副标题是“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

听到这个书名，你可能会很自然地想起那些历史上曾经“集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奇女子：妲己、褒姒、卫子夫、杨贵妃。但是回归到当事人的视角，宠是不分性别的。历朝历代有倾国倾城的宠妃，更有纵横朝堂的宠臣，比如彪炳史册的卫青、霍去病等都属此列。

当然，无论宠妃还是宠臣，能在某段时间呼风唤雨，甚至影响历史走向，除了个人才能的加持，主要还是因为赢得了皇帝的信任。和皇帝关系好，帝制时代和皇帝构建起信任型关系，往往意味着无边权势，所以吸引了无数臣民前仆后继，竞相求宠。围绕求宠、争宠、失宠、重新争宠的反复循环，激荡出了帝制时代人们生活的重要动力。

但遗憾的是，目前主流史学研究主要关注政治史、制度史等方面的研究，很少有人从君臣关系视角对历史进行审视。本书某种程度填补了这一空白。

本书作者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旭东，近十多年主攻日常统治史。宠，这本书就是作者近年来对汉帝国日常统治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听完本书能帮你搞明白“宠”，或者说信任型君臣关系，为什么能作为一种结构性存在，影响中国历史几千年。

好，言归正传，下面我就从以下三方面，由表及里地为你介绍一下信任型君臣关系的来龙去脉：

第一，什么是信任型君臣关系；

第二，信任型君臣关系是如何建立和终结的；

第三，信任型君臣关系的动力和他背后深层的历史意义。

先来看看信任型君臣关系是什么。想要清晰地定义一段关系是什么，特别是2000多年前的君臣关系，其实很困难。好在作者选择的西汉一朝，有着相对丰富的史料。仔细梳理之后，他发现，信任型君臣关系主要有以下几种外在表现：

首先是能够“与上卧起，出则参乘”。用大白话说就是，臣下和嫔妃能经常出入皇帝卧室，侍奉皇帝，或者驾车出行时，能和皇帝同坐一辆车，就表示受信任。因为在过去，无论是皇帝的寝宫还是出行时的车驾，都是非常私密的个人空间。如果臣下能进入其中，与皇帝进行面对面的沟通，自然表示十分受信任。举个例子，汉景帝时期的梁孝王刘武，因为和景帝是异母同胞，最初颇受恩宠，经常和景帝同车出游。但后来因为想做景帝的接班人，和景帝产生矛盾，从此以后，景帝就再也不和他坐同一辆车了。可见，能不能和皇帝同坐一辆车，这样的细节，确实能反映关系的亲疏远近。

其次，信任型君臣关系是能够获得皇帝的额外赏赐，以及能让皇帝到你家里来。关于赏赐，当时西汉官员工资普遍不高，皇帝会有各种定期赏赐、庆典赏赐、功劳赏赐。当然，受信任的官员除了这些常规赏赐之外，还会经常获得各种额外赏赐。其中西汉历史上最著名的赏赐，可能就要数汉文帝赏赐给宠臣邓通的那座铜山了。话说当年汉文帝十分宠幸邓通，一次让著名的相术大师许负为邓通相面，许负说邓通最终会穷困饿死。文帝却说：“我怎么会让邓通贫困呢？”于是就把邓通家乡附近的大小铜山都赏赐给他，准许他自己铸钱。而且文帝实在是太喜欢邓通了，不仅给他巨额赏赐，还经常到他家里喝酒游戏，其受宠程度可见一斑。

好，到这里，史书中信任型君臣的几类典型表现，我们就聊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就可以归纳一下信任型君臣关系的内涵。通过上面的论述，你会发现，信任型君臣关系是一种远超一般君臣关系的亲密关系。由此作者就将君臣关系分为了两类：在帝国体制下，大部分臣下是通过进入官僚体系，和皇帝建立君臣关系的。但你要知道，帝国官员千千万，能真正进入皇帝视野的官员是很少的。大多数官员穷其一生，不过是通过文书的上传下达，和皇帝维持某种联系罢了。作者将这种普遍性的君臣关系，称为礼仪型君臣关系。但是无论是皇帝为了加强统治，还是臣下为了施展抱负，都有动力在一般礼仪型君臣关系之上，去追求一种更加亲密的关系。作者将这种极少数臣下与皇帝之间发展出的亲密关系，概括为信任型君臣关系。当然，臣下受皇帝信任的程度也有亲疏远近之别，其中最极致的信任关系被称为“宠”，这也是本书书名的由来。到这里，关于信任型君臣关系是什么，想必你已经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

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看，你可能最感兴趣的问题：臣子如何才能和皇帝构建起信任型关系？根据作者书里，主要有以下几个渠道：

首先要有与皇帝长期共同生活的经历，日久自然生情，这一点想必很多人都有感受。比如你最信任的人，想必也大多是曾经一起生活的亲朋好友，毕竟日久见人心。皇帝也是人，他们最信任的，往往也都是从小陪伴自己一起长大的宦官、乳母、外戚、师父等人。比如汉武帝很小的时候就在宫中，长期和舅舅田蚡一起生活，建立起来亲密的信任关系。后来随着武帝亲政，田蚡的地位也就水涨船高，最后更是位极人臣，做到了丞相。

其次，与皇帝因缘际会，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其中最负盛名者，可能还要数咱们前面提过的邓通了。话说当年邓通不过是为文帝撑船的一名船夫，但有一天汉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想登天，却怎么也上不去，最后幸亏有一名船夫模样的人从后面推了自己一把，才成功上天。梦醒后，文帝偶然间就发现为自己撑船的邓通和梦中人十分相像，所以对其一见倾心，十分宠爱。

最后就是通过投其所好，媚上以求宠。皇帝喜欢美女，那你就可以通过贡献女色的方式，赢得皇帝的青睐。比如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就为此下足了功夫，在府上储备了十多名美女，希望借机献给武帝，只是没想到武帝都没看上，反而是歌女卫子夫被武帝相中了，她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卫皇后。

当然，以上谈到的这些方法仅适用于少数人，对大多数普通人并不具备可操作性。但别急，西汉时还有最实用的一条路，可以让普通臣子受到皇帝的信任，那就是上书言事。如果你对治国理政有什么高见，可以给皇帝上书，以言辞高论打动皇帝。例如武帝时期，东方朔、朱买臣、董仲舒等名臣都属于此类。其中最著名的非武帝晚期的宠臣田千秋莫属。汉武帝晚年相信奸臣的谗言，逼得太子刘据造反，结果叛乱很快被扑灭，刘据兵败自杀。结果回过神来的汉武帝十分懊恼，但又不方便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时，看明白皇帝心思的田千秋主动上书为太子刘据鸣冤，给足了皇帝台阶下，由此得到武帝赏识，不到一年时间，就从一名管理刘邦陵墓的小官儿进入中央高层，可谓一步登天。

以上就是作者梳理出的一些求宠的典型路径。实践中求宠之法可能远不止这些，但究其根本，都是投其所好罢了，也就是所谓的“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当然，无论何种措施，也不过为受宠增加一些可能罢了，还要再加上各种偶然的幸运，才能最终赢得皇帝的信任。

任何一段关系，有始必有终，信任型关系也是这样。聊完了信任型君臣关系是如何建立的，接下来我们看看它是如何终结的。

首先，君臣一方死亡了，信任型关系自然终结。如果皇帝先死了，除非受临终委托担任辅政大臣，否则这种信任关系很难延续到新皇帝身上。毕竟“一朝天子一朝臣”才是历史的常态。至于宠臣能否善终，主要受制于和储君和大臣的关系，只有小心翼翼维持好多方关系者，方可全身而退。现实中真正能做到的寥寥无几。比如咱们前面提到的邓通，虽然在文帝时期十分受宠，但景帝一即位，便把邓通革职并追夺铜山，没收了他的所有家产。可怜曾经富甲天下的邓通，最后竟真应了项氏许负的话，身无分文，饿死街头。如果受宠的大臣先死，皇帝虽然可能会对其后代有所优待，但与其父辈的信任型关系，也很难延续到子女身上，信任型关系自动终结。

其次，皇帝变心了，信任型君臣关系也就终结了。很多宠幸来得突然，去的也令人猝不及防。比如武帝时期，卫子夫曾备受宠幸，但最终也难免色衰而恩绝，毕竟后面还有王夫人、李夫人、钩弋夫人轮番等待宠幸。君臣之间也是这样，曾经的宠臣一旦现实政治情势发生变化，很可能就会被无情的抛弃。例如景帝当政前，最受宠的大臣非晁错莫属，但由于晁错推行的削藩政策损害了诸侯利益，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诸侯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景帝为了平息诸侯叛乱，就不惜腰斩晁错，向诸侯王谢罪，哪怕他什么都没有做错。

好，关于信任型君臣关系如何建立即终结，就介绍完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追本溯源，聊聊君臣双方建立信任型关系的根本动力在哪里。

从皇帝的角度来说，谋求和臣下建立信任型关系，主要是为了保障自身安全，满足个人偏好。首先，皇帝虽然是国家最有权力的人，但也有其脆弱的一面。要想维护自身安全，有效统治帝国，必然需要一批值得信赖的臣子。例如，当年汉文帝以代王的身份被中央实权派周勃、陈平等人拥立为皇帝时，由于在朝廷毫无根基，所以感到很不安。即位当晚，就连夜将自己的亲信宋昌任命为卫将军，负责长安地区的卫戍部队，将张武任命为郎中令，负责皇宫警卫事宜。其次，皇帝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有许多个人偏好需要满足，渴望身边有一些值得交心的朋友或长辈。比如武帝出于对长辈的依赖，十分信任舅舅田蚡；因为感觉和对方情投意合，十分信任韩嫣；由于宠幸卫子夫而爱屋及乌，十分信任卫青、霍去病等外戚。

聊完了皇帝的需求，咱们再换个视角去看看，臣下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和皇帝建立信任型关系，毕竟在这段关系中，臣下远比皇帝更积极。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跟皇帝搞好关系有各种好处。在帝制时代，皇帝掌握着一切名号、资源与利益的最终分配权，大臣想要快速获取高位，赢得皇帝的信任，是一条终南捷径。所以积极迎合上意，与皇帝构建亲密关系，成为很多臣下实现弯道超车的小法宝。举个西汉时期的案例，武帝当年为了北击匈奴，千方百计筹钱，出台了很多竭泽而渔的财政政策。当时负责国家财政的大农令严义就表示这样不太好，这可惹怒了武帝，但他也找不到对方什么过错。通晓法令、主张严刑峻法的大臣张汤为了迎合武帝，就举报说：“有人对严义说国家新政策的坏话，严义嘴巴动了动，没有回应。嘴巴动自然就是有话想说，但最终又没有说，想必想说的一定是坏话，这就是诽谤。严义对国家政策有意见，不向皇帝反映，却在那里诽谤，这是死罪。”就这样，严义被判了死刑，而为武帝解忧的张汤自然更受宠了。

此外，在帝制格局下，大臣想要施展抱负，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必须得到君主的信任，所谓“得君行道”。所以很多正直的大臣也会刻意迎合皇帝。比如霍光死后的第2年夏天，长安下大冰雹，大儒萧望之就将其解释为阴阳不和，是大臣任政宜兴善事之所致，也将矛头对准了霍家。众因宣帝即位起，便生活在霍光阴影下，对其早已不满，只是力量单弱，不得不隐忍苟安。霍光一死，宣帝早就想除掉霍氏一族了，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此时萧望之上书，不仅道出了宣帝的心声，还给了宣帝一个处置霍家的借口，因此迅速赢得了信任。

总之，在帝制时代，一君、重臣、万民的格局下，君臣双方的需求共同构成信任关系存在的基础，并通过这个关系重新分配社会名望和财富。

聊完了君臣双方构建信任型关系的动力源泉，接下来我们就跳入历史洪流，去看看信任型君臣关系是如何深刻影响历史的。

首先，信任型君臣关系为皇帝介入朝政提供了力量。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有一点困惑，皇帝不是手握至高无上的皇权，乾纲独断吗？为什么还需要依赖别人介入朝政？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西汉时期的朝廷格局。西汉一朝，皇帝虽然是最高权威，但实际日常政务主要是由丞相负责的。皇帝要想干预某事，需透过丞相来施加影响。这种格局被历史学家称为君相委托制，最初对皇权形成了有效制约。历代皇帝为了摆脱这种制约，最主要的手段就是不断任用亲信，插手传统上由丞相负责的事务，以此扩张皇权。最典型的就是武帝，他不仅通过频繁更换丞相，削弱其根基，而且在中央和地方都大量安插亲信，直接干预朝政，有效削弱了相权。比如在中央层面，武帝宠臣张汤担任御史大夫期间，不仅负责司法监察工作，甚至还参与国家财政决策制定，一度权倾丞相。在地方上，武帝为了加强控制力，甚至还直接委派身边亲信担任刺史，作为中央巡视员直接监察地方。这一系列任用身边亲信，直接插手朝廷日常事务的做法，有效扩张了皇权。当我们拉长时间，你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那就是皇帝身边的宠臣，会不断经历制度化的过程，成为承担实际政务的机构。比如，汉武帝最初派出的刺史，只是作为中央巡查人员存在，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刺史深受信任，职责越来越多，最后逐步演变为州一级的行政长官，并作为制度固定了下来。此外，东汉乃至魏晋时期的尚书省，南北朝时期的中书省，还有明朝的内阁、清朝的军机处，最初都只不过是由皇帝身边亲信组成的参谋机构，但最后都逐步演变成了掌握中央核心权力的固定机构。

其次，信任型君臣关系深深植根在传统人情社会之中，是全国行政得以实施的根本动力。在古代社会，百姓平素大都安居乡里，以耕织为生，只有缴纳赋税与购买物品时，才会去县城转转，很少有机会短时间内大范围流动。那么王侯之家的情况呢？其实他们的活动范围也很有限，主要生活在数道宫墙圈定的空间之内，随意外出、嬉戏、游玩等都会受到各种限制。比如武帝晚期，连皇后和太子想要见她一面都很难。缺乏流动的社会，必然导致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相互之间都很熟识。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古代基本都属于熟人社会。当然，虽然大家都比较熟，很容易产生信任，但信任程度并不一样，在此基础上还会有亲疏远近之别。毕竟你家里的亲戚，大概率比外人更值得信任，从小和你一起玩到大的邻居，肯定比村东头的老王更值得信任。这种依据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形成的亲疏有别的关系网，也就是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大家处理生活中遇到的日常事务，明面上讲究按规章礼法办事，但暗地里其实更信奉关系，讲究看人办事，王公贵族也不例外。

但是随着历史的演变，我们逐渐建立起了大一统的帝国，为了管理这个广土众民的大帝国，统治者逐渐摸索出一条最高效的治国利器，那就是官僚制。毕竟帝国实在太大了，靠皇帝及其亲属根本管不过来，只能找一群帮手，这就是官僚制的源头。那么官僚如何帮皇帝管理国家呢？官僚是流动的，在当地也没有熟人关系网，而且山高皇帝远，啥事都请示也不现实。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皇帝就依据自己的意志和理念，制定了各种法律和制度，然后和广大官僚群体说：“遇到事情你们就按规矩办，咱们对事不对人啊。”听到这儿你是不是感到有点熟悉？没错，这就是皇帝与大多数臣下建立礼仪型君臣关系后，普通官僚所遵循的原则。他们围绕文书、制度等处理日常事务的过程，听上去好像还不错，但是你站在皇帝的视角想一想，就会发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帝国太大了，绝大多数官僚对于皇帝都是陌生人，他们会不会阴谋造反，有没有中饱私囊，有没有秉公执法，皇帝信不过呀。怎么办？缺啥补啥，既然信不过，就努力培养发掘一批信得过的小助手，也就是与个别臣下建立信任型君臣关系，然后这个模式就开始在各个层级的行政中被复制。所以郡县有自己的长官，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下属，长官和下属之间既有照章办事的一般关系，也有亲密信任的私人关系。就这样上行下效，最终整个国家的运转实际上依然高度依赖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绝不是一个简单照章办事的透明机器。

说到底，信任型君臣关系作为一种结构性存在，是皇帝在利用熟人世界中形成的关系资源与行为方式，维护自身安全，进而统御陌生世界的一种重要手段。当然，顺道还可以用来结男女之欢，深一己私益。而且皇帝所宠的臣下，虽然常产生于熟人亲友之间，却也并不限于此，具有半开放性，所以吸引无数臣民竞折腰，积极投身到信任关系的追求中。最终这种关系被复制到全国各个层级，实际上主宰了汉代国家，甚至后来帝制时代行政运转的基本逻辑。

---

"感谢喜欢，赞赏支持是对我的鼓励。"

 

转载：感谢您对铃铛铃铛个人博客网站平台的认可，以及对我们原创作品以及文章的青睐，非常欢迎各位朋友分享到个人站长或者朋友圈，但转载请说明文章出处“来源铃铛铃铛个人博客”。

很赞哦！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