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国家到中华》：城邦星火燃文明燎原，早期中国大一统的深层动力探析

今天为你介绍的这本书叫做《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是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系列的第二本书。

它的作者平势隆郎，是日本历史学者、东京大学教授。

这本书讲述的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期。

在文化上，当时的中华大地上，出现了诸如老子、孔子、墨子等一大批优秀的思想家。

在政治上，原本的宗法封建制度瓦解，各大诸侯逐步摆脱了原本的城市国家状态，蜕变成为专制集权国家。蜕变最为彻底的西部诸侯秦国击败了其他对手，成为了中原大地的新主人。而秦国建立起的庞大集权帝国，从此为中华文明注入了大一统的文化基因，使得此后的中原大地，无论经历怎样的战乱分裂，都依然拥有极强的自愈能力。

好了，下面我们就来详细看一下这本书的内容。

本书主要讲述了以下三个问题：一是中华文明是如何发展与壮大的；二是汉字是如何广泛地普及的；三是中国人的天下观是如何形成的。

下面我们先来聊第一部分。

公元前11世纪，商王朝走向衰落，与此同时，位于渭河流域的周部落崛起。随后周部落的首领，也就是后来的周武王，联合其他部落灭掉了商王朝，成为中原大地上的新主人。不过这一时期，周王朝能够直接控制的区域，仅有渭河流域和黄河中游地区，也就是现代的陕西以及河南部分地区。而在这个范围之外，周王朝的影响力就很弱了。于是为了巩固统治、扩大影响力，周天子便开始将家族成员分封到直属领地之外的地区，通过让他们建立诸侯国来整合地方势力，加强周王朝的影响力。比如周武王为了防范商朝旧势力死灰复燃，便将自己的三个弟弟分封到了昔日商王朝的核心地区，也就是今天河南省鹤壁市境内。这三个诸侯国史称“三监”，顾名思义，就是三个为了监视商朝旧部而分封的诸侯国。

后来，辅政大臣周公旦又开创了等级森严的礼乐制度，专门用于限制包括诸侯在内的所有贵族的行为，尤其是对各个诸侯，周公着重规范了他们所能拥有的军队数量和官员等级，这就导致诸侯国的政治行为受到严重约束，无法随意发展壮大。

另一方面，诸侯来到封地后，由于跟原住民在语言、习俗、文化等方面都存在差异，所以往往无法有效地控制当地民众，只能依靠自己带来的血亲或不速之客来维护统治。而血缘关系本身具有着强烈的排他性，很难将血亲以外的其他人包罗进来，这就导致了非血缘的基层民众难以被统合进国家系统中。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各个诸侯的统治基础十分薄弱，甚至需要依靠周天子庇护才能艰难存国。

此后的300年间，周王朝的实力从发展到鼎盛再到衰落。公元前771年，本就衰落的周王朝又遭到了致命一击，西北的犬戎部落与诸侯国申国联手入侵，并且攻破了王城镐京，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市长安区。第2年，天子周平王被迫迁都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洛阳市老城区。从此，中国历史也进入到了春秋时代。

而此前的300年间，各个诸侯也并不满足于当上下掣肘的“封箱老鼠”，一直在各自谋求发展。如今周天子丧失王城，实力骤缩，诸侯们更是肆无忌惮，开始了疯狂的相互攻伐。慢慢的，一些实力强劲的诸侯国逐步吞并了周边的小型诸侯国，渐渐发展成为区域性大国。比如南方的楚国，就吞并了长江支流、汉水一带的隋国、邓国、蔡国等诸侯国，一跃而成为中国南方地区的霸主。再比如北方的晋国，先后并吞了虢国、虞国等诸侯国，一度成为中国北方地区的霸主。

这一时期，周天子虽然依然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但其实这些区域性的大国已经在实质上取代周天子，成为了中华文明圈的主导力量。

接着春秋末年，各大诸侯国又进入了新的一轮政治洗牌。昔日的北方霸主晋国，被国内三个实力强劲的贵族卿大夫瓜分，分裂成为了韩、赵、魏三个诸侯国。而位于东海之滨的强国齐国也发生政变，原本的国君姜氏被贵族田氏所取代。而这些新兴的统治者当然知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道理，于是为了避免重蹈前任的覆辙，他们开始逐步地强化君主权力，打击贵族势力。

到了战国初期，原本周天子分封的100多个诸侯国，经过不断的兼并战争，如今只剩下十几个，各个诸侯国的实力越发强劲，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但是就如我们之前所说的，诸侯们一直以贵族血亲作为主要统治基础，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度有限，所以在战争中无法有效地动员更多的财力、人力、物力。因此，春秋时代虽然先后出现过多个区域性大国，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彻底的取代周天子，成为真正的天下共主。所以此时继续仅用由贵族组成的军队，根本不足以维持战争的需要，这就要求诸侯国必须打破贵族制的局限，动员底层民众参与到兼并战争当中来。也就是这个时候，律令制应时而生。

这里要说明一下，所谓律令，其实是日本史学界的常用词汇，其中律指的是法、律，令指的是行政命令。而我国学术界则一般将这种制度称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后面我们还是用律令制这个词。

为了对内巩固统治，对外赢得兼并战争的胜利，各个区域性大国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政治动作——变法，也就是用律令制取代分封制。律令制打破了原本贵族阶层对官职爵位的垄断，开始对平民进行军功奖励和封爵，也开始培养和选拔高素质的平民官僚。如此一来，不仅统治阶层的素质有所提高，更加大大稳固了统治者在平民阶层的统治根基。

比如春秋末期，从晋国分离出来的魏国，就率先启用了法家学者李悝主持变法，使得魏国成为了战国早期最为强大的国家。再比如战国中前期，秦国启用了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主持变法，使得秦国迅速强大。随后各国也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变法。通过变法，各大诸侯国都从分封制国家升级为律令制国家，其中又以秦国的变法最彻底，国家实力最为强大，这也为日后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不过作者强调，要维持国家的长久统一，制度基础只是一方面，文字的统一才是重中之重。所以第二部分我们就来讲一讲汉字的普及。

中国人使用的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所以读音变化并不影响汉字形态。而正是这种稳定的文字形态，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旺盛的生命力，使得中国人可以妥善记录历史，传承文化，进而增强民族认同感，为维护国家统一奠定基础。与之相反的是使用腓尼基字母的欧洲文明，它们的词汇是一种表音词汇，所以词语会随着读音变化而衍生出各种语言。作者认为，这也是欧洲无法实现文字统一的一大原因。

再说回汉字，汉字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早期的汉字是一种祭祀文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甲骨文，又称卜辞。在需要占卜的时候，负责占卜的官员会将牛肩胛骨或龟壳甲骨放在火上烧制，再根据甲骨正面出现的裂纹预测吉凶。占卜仪式结束后，负责占卜的官员会在本次烧制的甲骨上刻下有关本次占卜的卜辞，也就是占卜结果。在商王朝，只有少数经过专业训练的官员才有资格学习破译列文中的秘密，所以当时能够识读甲骨文的人非常少，甚至很多中下层贵族在当时都只能算是文盲。

后来随着青铜冶炼技术的成熟，原本铸刻在甲骨上的文字逐渐转移到青铜器上。由于当时的铜还不叫铜，而被称为金，金子的金，所以铸刻在铜鼎上的文字也被称为金文。不过，此时的汉字仍然没有超出占卜祭祀的范畴。

后来商朝灭亡，周朝建立，中央政府仍然垄断着对青铜器的铸造权和对汉字的解释权。周天子为了强化与诸侯国之间的纽带，更加有效地控制诸侯国，开始将铸刻了文字的青铜器分赐给诸侯。作者平势隆郎提到，由于青铜器上的文字解释权归周天子所有，地方诸侯大多不认识上面的文字，面对青铜器时与文盲无异。就如同文盲看到知识分子总觉得自己低一头，诸侯们也因为周天子赐下的这些神秘青铜器而对周天子心怀敬畏，这就为周天子打造出了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形象。

随着时间的发展，诸侯国的统治者们开始了解到汉字的含义，这时再回过头去看青铜器上的文字，又发现尊贵神秘的青铜器上竟然都是歌颂周天子仁德和功绩的文字，这就令诸侯对周天子的敬仰之情更胜。

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维持太久。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阳，中国历史进入到了春秋时代。由于战乱动荡和周王朝的衰落，昔日专门为周天子服务的工匠、乐师等技术人员流散到各地，并且很快被各大诸侯揽入麾下。从此，汉字不再是周天子的专属，而成为了各诸侯国上层统治者的通行文字。

随着春秋时代诸侯争霸的愈演愈烈，诸侯国之间的交往也日趋频繁，各国围绕着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的谈判、结盟和利益分割都变得更为复杂，这就要求诸侯们必须达成更为有效率的盟约或协议。于是，原本用来祭祀的汉字开始活跃于外交场合，成为诸侯缔结盟约的官方证据。比如春秋中后期，宋国为了缓和晋楚两大强国的矛盾，便召集诸侯会盟，从中调解晋楚两国的关系，史称“弭兵会盟”。而此次集会所拟定的谈判盟约，就是用汉字写成的。可见，此时汉字盟约已经得到了诸侯的普遍认可，汉字也从祭祀时代进入到了盟约时代。

汉字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律令制阶段。咱们前面说过，战国时代，各国通过变法确立了律令制度。因此这一时期，各国统治集团都急需通晓律令的专业人才，以协助国军巩固变法、治理国家。与此同时，百家争鸣的思想潮使得民间私学盛行，让许多普通民众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而只要学会了读书写字，就有可能在人才紧缺的战国社会获得当官的机会，实现阶级跨越。这也进一步刺激了民众学习使用汉字的积极性。

1975年12月，考古学家在湖北省云梦县秦国墓地遗址中发现了两封战地家信，写信的是两兄弟，收信人则是他们的哥哥。根据书信的内容我们可以得知，这两兄弟都是秦军的普通士兵，没有任何爵位，属于秦国的中下阶层。但是他们的家族却有至少三位男性成员掌握着汉字的读写能力。这说明到了战国末期，汉字已经相当普及，乃至各个诸侯国的中下阶层也可以用汉字表达自己了。

前面，我们分别从国家体制和文字普及两个角度了解了中华文明形成的过程，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中国人独有的天下观是如何形成的。

古代中国人认为自己身居世界中心，是天下的主人，所以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也就是中央之国的意思。作者平势隆郎认为，中国人的这种天下观是从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掀起的舆论战争中孕育出来的。

书中提到，春秋战国时代，列国除了在军事、外交等实质方面发生了激烈的交锋之外，在舆论方面也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各国统治集团都试图从血缘、地缘等各方面来论述自身的正统地位，同时贬低对手，以此在舆论战争中获得优势。

比如地处山东半岛的齐国，我们前面说过，齐国的统治阶层发生过田氏代齐的历史事件，原本的姜姓国君被田氏贵族取代了。而这段典型的造反经历也让田氏齐国在舆论战场上备受攻讦。所以为了显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齐威王在舆论战场上下足了功夫。齐威王很聪明，他知道自己吹捧自己没有力度，于是拉来了舆论地位很高的鲁国做垫背。熟悉西周历史的朋友可能知道，鲁国的开国君主是周公旦，到了春秋时期，鲁国又出了著名的大学者、大贤臣孔子。为了拔高齐国的地位，齐威王先大肆推崇孔子，又以孔子的名义编写《春秋》。但由于《春秋》这本书写作风格过于简洁，齐威王生怕别人看不懂其中对齐国的肯定和吹捧，于是又组织学者编撰了解读《春秋》的《公羊传》。在《公羊传》中，作者特别强调了“子以母贵”的观念，也就是说母亲血统高贵，可以提升儿子的政治地位。这种说法的逻辑跟后世的嫡庶之分基本相同，都是以母亲的地位决定儿子的地位。而齐国之所以这么论述，是因为齐威王的母亲有宋国血统，而宋国的祖先是商朝统治者。由此齐威王就可以宣称，齐国继承了商朝的正统地位。此外，由于齐国的统治范围跟夏朝有所重叠，因此齐国又可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证明自己继承了夏朝的正统。夏商两朝都是公认的曾经统治天下的正统王朝，所以继承夏商两朝正统地位的齐国理所当然的可以宣称自己的统治区域为中国，而周王朝控制的区域只能算诸夏，也就是一系列和自己有亲缘关系的诸侯，而更偏远的楚国和秦国则是蛮夷之地。

但是齐国的自说自话很快就在舆论战场上遭遇了韩国的挑战。咱们说过，韩国是从北方大国晋国分裂出来的新兴诸侯国，国土范围在今天的河南省境内。韩国虽然是战国七雄中版图最小的国家，但是他同样有一统天下的野心。为了论述自身的正统地位，韩国假托史学鼻祖左丘明的身份编纂了《左传》，用来重新解读《春秋》。在《左传》中，韩国刻意拔高了郑国著名思想家公孙子产的地位，并在书中提到，公孙子产平时总是爱批判其他政治家，却唯独对韩宣子表达了敬意。这位韩宣子正是韩国统治者的先人。要知道，早在公元前375年，韩国就灭掉了郑国，郑国故地也成了韩国的国都新郑，而郑国的部分国土恰恰与昔日商王朝的核心统治区重合。由此，韩国认定自己在地缘上继承了商王朝的正统。而特意在强调昔日的郑国贤臣对韩国祖先的敬意，则更加加深了自己继承商王朝故地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另外，韩国还认为自己是从晋国分离出来的国家，所以继承了晋国的正统，而晋国的统治范围又覆盖了夏王朝的核心统治区，由此韩国又自认是夏王朝的正统继承人。这么一番东绕西绕，韩国也跟齐国一样，将自己的国家绕成了夏商两朝的正统继承人。

但是这样一来，中山国又不服了。于是继《公羊传》和《左传》之后，《春秋》三传的最后一本《谷梁传》出场了。《谷梁传》着重批判了篡夺君主的位置的卿大夫，认为瓜分晋国的韩、赵、魏以及取代姜姓国君的田氏、齐都是犯上作乱的夷狄，只有中山国有资格称为中国。此外，在撰写《谷梁传》时，中山国特意采用了夏王朝的历法，也就是夏朝的时间计算方式，这也是在显示中山国是夏王朝的继承者。

说到这，有朋友肯定会问，中山国这样的小国都提起了，那么春秋战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大国楚国和秦国，又在这场舆论战争中表现如何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

先来说楚国。作者认为，楚国论述自身正统地位的作品是《楚辞》，其中屈原的《离骚》在开篇第一句写道：“帝高阳之苗裔兮”，意思是楚国国君是传说中的五帝之一的贤臣颛顼的后代。瞧见没，在中原诸侯国追溯正统还在夏、商、周三个王朝里打转的时候，楚国已经快人一步，将目光落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身上了。另外，颛顼的后人传说中的火神祝融，同样被楚国人认作祖先，而这两位贤君的统治范围又恰好包含了昔日商王朝的核心统治区域。换句话说，楚国人通过追溯这两位先祖，证明了自己具备统治中原的合法性。春秋时期，楚国曾多次征伐郑国，逼迫郑国成为自己的附庸，这其实就是要将名义上的正统性转化为现实中的政治利益。除此以外，楚国是长江流域的大国，向来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周平王迁都后，周王朝实力衰落，楚国更是公然僭越称王，将自己跟周天子并列。特别是楚国称王后追封先祖，将第一代楚王和第二代楚王的谥号分别定为楚武王和楚文王，而这正好跟周王朝的两位开国君主周文王、周武王的谥号重合了，这也是在暗示迁都后的周天子已经丧失了统治天下的资格，而楚国则继承了这个资格。

说完了楚国，我们再来看看秦国的天下观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迁。一开始，秦国的手法和其他国家差不多，都是绕来绕去的认祖宗。秦国认的祖宗跟楚国一样，都是五帝之一的颛顼。此外，西周末，犬戎部落攻破王城镐京后，秦国曾派兵护送周平王迁都洛阳。周平王为了封赏秦人的功绩，便许诺只要秦人能赶走盘踞在关中，也就是今天陕西中部地区的犬戎部落，关中地区就归秦国所有。虽说这看起来像个空头支票，但是关中包含了作为周王朝300年首都的镐京城，意义非比寻常。秦国一旦占据了关中，就可以在地缘上继承周王朝的正统性，进而有资本在舆论战场上占上风。所以为了这片土地，秦人也是拼了老命。最终，历经几代人的艰难血战，秦人终于赶走犬戎部落，正式在关中立足。

到了战国中前期，秦孝公启用商鞅变法，变法后的秦国国力迅速上升，俨然为列国之首，因此吞并天下的野心也是一日强过一日。公元前239年，也就是秦王嬴政发动统一战争的9年前，秦国丞相吕不韦召集学者编撰了一部书，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吕氏春秋》。这部书将法家、儒家、道家、墨家、名家等诸多思想融为一炉。比如其中的道家思想源自楚国，儒家思想源自鲁国、齐国，法家思想源自魏国。而这些国家都是昔日被秦人视为蛮夷仇敌的国家。如今，吕不韦身为秦国的执政者，却在自己的著作中兼采各国思想，说明这一时期的秦国已经放下国与国之间的分别心，开始站在天下之主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了。而且本书的作者也明确提到，吕不韦曾计划将《吕氏春秋》的思想作为未来秦帝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这说明此时的吕不韦是想将整个华夏大地都包含在中国，也就是中央之国这个概念之内。

但是随着秦王嬴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亲政、丞相吕不韦被贬自杀，《吕氏春秋》这种放下分别、博采众长的天下观被抛弃了。秦国统一六国后，秦始皇赢政采取了一刀切的策略，粗暴地将秦国的文化、律令、标准普及到六国境内。比如秦朝使用的秦半两钱，就是完全继承了昔日秦国的圆形方孔钱，而六国的布币、刀币则被全部废除。同样的还有我们熟知的“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如此一来，秦帝国就在六国境内树立起了绝对的权威，昔日的六国全部秦国化。换句话说，秦始皇对昔日各国的正统论调毫无兴趣，无论是夏、商、周还是三皇五帝，他都看不上，他要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秦土。

可惜，秦王朝很快就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走向了灭亡。接替秦朝的汉朝在阐述正统性的时候，又否定了秦朝的地位，而将自己定义为夏、商、周三代的继承者。汉朝历经29位皇帝，存国400余年，漫长的时光将汉朝的价值深深植根在了中国人心里。至此，尊崇夏、商、周三代的天下观彻底形成。

不过这里要做一个说明，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华意识或者说天下观念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个没有什么争议。至于这个观念成型的具体过程，因为时间太过久远，留下的证据有限，很难分辨清楚。本书作者平势隆郎偏偏提出了自己的一套看法，认为儒家经典的创作有着强烈的政治动机，它们由战国时代的诸侯主持编撰，被统治者拿来做文化竞赛的武器，证明自己才是华夏世界的中心，有着一统天下的正当性。这套说法在日本学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但因为平势隆郎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在讲谈社这套丛书里面，他个人的学说依然广为传播，影响了大众的历史认知。所以在这里我想提示各位听众朋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历史论说我们也要辩证地看待，不可一味盲从。

好了，说到这儿，《从城市、国家到中华》这本书的内容也就说的差不多了。下面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家竞争推动了汉字的普及、律令制的出现以及天下观的形成，确立了中国人的大一统观念。而这一时期不仅是中国发展的黄金时代，更加推动了整个东亚历史的前进。作者指出，与东亚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历史发展是非常超前的。公元前三世纪，秦统一六国后，中国就确立了以律令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而此时的日本才刚刚进入农业社会。直到公元四世纪，日本开始才出现统一国家，而且发展水平不高。而直到公元七世纪，日本实施大化改新，才建立起了中央集权制国家。而此时的中国早已进入了辉煌绚烂的隋唐时代。

而由于中国文字的普及，古代的朝鲜、越南、日本都是以汉字作为官方文字的，这也让朝鲜与越南能够轻松地学习中国的典章制度，复制中国的律令制经验，建立自己的成熟国家。可以说，中国的发展带动了东亚各民族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是东亚地区当之无愧的中央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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