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话到历史》：创世叙事孕育文明，上古神话体系如何催生首个文明共同体

今天为你介绍的这本书是《从神话到历史》，作者是日本考古学家宫本一夫。

自远古以来，人口众多的中国就一直拥有着与众不同的文明。这个文明不仅极富创造力和生命力，更为东亚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日本作为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更是长期地受到了中华文明的影响，也因此，日本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一直非常关注。

2009年，恰逢日本知名出版社讲谈社迎来创立100周年，为了向百年出版史献礼，讲谈社集合了十位权威历史学家，合作写成了一部系列丛书《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书中撰写了中国自上古到近代数千年的发展历程，整套丛书集可读性与严肃性于一体，是一部非常值得期待的重磅历史佳作。而我们今天要解读的这本《从神话到历史》，就是这套系列丛书的第一本。下面我们就来详细看一下这本书的内容。

本书主要讲述了以下四个部分：一是环境变迁如何塑造了史前东亚人的发展模式；二是早期先民有着怎样的生活模式；三是早期的文明是怎样成长和碰撞的；四是中华大地如何涌现出了最早的国家。

下面我们先来聊第一部分：环境变迁如何塑造了史前东亚人的发展模式。

大约距今1万年前，东亚人类开始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这也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那么人类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期进入新的文明阶段呢？作者提出，除了人类智慧的逐步累积之外，东亚地区的气候、温度乃至物种剧烈变动，也都是推动农业发展、人类文明诞生的重要因素。

先说气候因素。青藏高原的隆起为东亚地区的农业生产奠定了气候基础。大约8000万年前，中国西部的青藏高原开始隆起成形，确立了东亚地区西高东低的地理特征。青藏高原的冰川融水能够哺育长江、黄河两大流域，进而为长江、黄河两岸的农业生产提供水源。另外，青藏高原的遮挡作用加强了南方地区的降水。东亚地区属于季风气候，湿润的夏季风从东南和西南两个方向进入，其中来自西南方向的季风在青藏高原的阻挡下，不能深入北上，只能绕过高原的东南边缘，进入西南、华南、华中等地区。如此一来，南方地区的气候就变得非常湿润，降水量也跟着增加。这种温暖潮湿的环境正是适宜水稻等农作物生长的环境，所以作者才说，青藏高原的隆起为农业的发展和扩张奠定了基础。

其次，温度变化引发了史前人类生产方式的转型。200万年前，地球进入了一轮寒冷期，北极冰川开始向低纬度地区扩张，覆盖了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的北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冰河时期。到了1万年前，全球气候开始变暖，冰川消融，南边亚热带、热带地区的动植物大举向北迁移。考古学家就曾发现，1万年前的黄河流域曾经有大象出没，而现代的亚洲地区只有云南、西双版纳以及更偏南的中南半岛上才有野生大象活动。不过，温暖期的气温不会始终稳定在某个水平上，由于太阳活动以及火山等地质活动的影响，地球气温会在某个时期陡然降低，进入干冷气候，使得东亚偏北地区出现了局部的物种灭绝。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先民无法继续通过采集、狩猎获取充足的食物，人工栽培农作物、驯养家畜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同时，气温的降低引发了海平面下降，让海洋边缘的土地裸露出来，在沿海地区形成大片的湿地和沼泽。这些土地覆盖在海水之下，积累了丰富的营养物质，更加肥沃，它们很快就成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基地。所以作者才说，干冷的气温才是刺激农业诞生的原因。

最后，物种多样性为农业生产的普及奠定了基础。东亚地区分布着3万多种高等植物，仅次于东南亚和亚马逊雨林。有了天然的植物宝库，先民们更容易筛选出优质物种，驯化出高产的农作物。比如我们常说的五谷：稻、黍、稷、麦、菽，除了麦子原产于中亚以外，其他四种农作物都是东亚的土生植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五谷中的黍，也就是俗称的大黄米，黍的祖籍在今天的内蒙古赤峰一带。赤峰处于山地、高原与平原的交汇地带，气候多变，作为这一带植物中的翘楚，黍能同时适应这三种不同的气候，兼具抗寒、抗旱、耐盐碱等多重能力，非常容易栽培，容易成活。在进入小冰期后，黍就被引入黄河流域进行种植，成了北方先民的主食。

好了，环境变迁对东亚大陆史前人类生存方式的影响就介绍完了。

第二部分，我们来聊一聊早期人类先民是如何生产和生活的。

大约5000年前，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开始了农业生产，形成了早期的人类社会，也就此点燃了中华文明的曙光。由于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成熟的文字记录，所以这段历史基本上都属于神话故事，比如我们熟知的盘古开天、女娲补天等等。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神话传说基本上都是杜撰的，很多甚至是到了汉代乃至唐代才被编撰出来，所以可信度非常的低。那么史前先民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早期人类社会又是什么样子呢？这里我们就跟随考古学家的脚步来看一看。

先来说一说黄河流域的人类聚落。黄河流域最典型的人类聚落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聚居地。仰韶文化出现于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而龙山文化紧随其后，出现于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这一时期，先民们已经进入铜器和石器并用的时代。下面就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仰韶、龙山时代。

首先，在黄河两岸的农田中，你会看到一片形似狗尾草的植物，不过那并不是狗尾草，而是狗尾草的近亲——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米。粟和我们前面提到的黍，都是当时中国北方先民的主食。除了粟、黍这些主食之外，先民们还开始驯化牲畜，比如我们熟悉的猪和牛，都是这个时期驯化出来的。此外，先民们还能在野外捕获到一些獐子、狍子之类的鹿科动物，充当肉食来补充必要的蛋白质。

说完了吃，再来说说住。当时的先民通常会居住在农田边缘，他们会在农田旁边筑起一片平坦的台地，台地四周再建起城壕和城墙，用于阻挡野兽袭击和外族入侵，城墙内则是一片长排连间式房屋，看起来很像我们现代学校的联间宿舍。作者认为，这种居住模式很可能跟聚落人口的长幼排序有一定关系，可能最早只是一间小屋，由第一代祖先居住，而等到他们的儿女长大，开始独立生活后，就在靠近父母居所的旁边建起自己的小屋，再等孙辈长大后，又会在紧邻上一代的居所旁继续建立房屋，如此往复，就形成了后来的长排连间式房屋。从这其中我们不难看出，此时的聚落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型组织，而且聚落成员的生活水平差异不大。

再往里看，长排连间式房屋的中心是一片小广场，家畜作为聚落的共有财产，安置在住宅区中央，由聚落成员共同承担养护责任。而且这种布局也可以有效预防偷盗，毕竟四周都有人居住，不论偷盗者从哪个方向潜入，都有被聚落成员发现的可能。

接着咱们再来说黄河流域的先民是如何组织农业生产的。作者提到，仰韶、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在农业生产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性别分工。考古学家在墓葬中发现，当时的男性陪葬品包含了石铲，女性陪葬品包含了磨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此时男性已经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而女性则主要负责后续相对轻松的农作物加工工作。另外提一句，此时的北方先民已经掌握了制陶技术，当时常用的陶器是一种上下窄、中间宽的平底型陶器，而且以彩陶居多，主要用来存储食物或淡水。此外，部分陶器还会被用来充当收敛尸体的葬具，比如1955年陕西省西安市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据考证其实就是当时的一种棺材密封盖。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黄河流域先民的精神生活。当时黄河流域的聚落崇尚以酒为中心的祭祀礼仪，由于酿酒需要大量的粮食，所以酒在那个物质匮乏、粮食稀缺的时代无疑是一种奢侈品，也因此将酒奉献给祖先或神明，才体现出聚落成员对于祭祀礼仪的高度重视。还有一部分考古学家认为，聚落里主持祭祀的巫会通过大量饮酒，使自己达到麻醉、癫狂的状态，以此来达成与神明或祖先进行精神沟通的目的。除了献酒仪式，先民们还会宰杀牛羊牲畜，演奏音乐来供奉祖先或神明。比如，考古学家就曾从河南省贾湖遗址中出土过多达20余支骨笛，这些骨笛能够演奏出传统的五声或七声调式的乐曲。而在山西陶寺遗址中，考古学家们则发现了用扬子鳄皮制作的鼓，可见此时的聚落已经拥有规模可观的祭祀乐队了。

说完了黄河流域的先民，再来看一看南方长江流域的先民们是如何生活的。长江流域最典型的人类聚落是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大概出现于距今5300年。还是先从物质生活说起，长江流域基本都处在亚热带气候区，温度适宜，降水充沛，所以非常适合种植水稻，也因此南方聚落基本上都是以水稻为主食的。此外，靠近河流的聚落还可以吃到鱼类或者菱角。另外，与北方先民一样，新石器时代的南方先民也开始了陶器的制作，只不过在形制上与北方有所不同，南方先民使用的陶器普遍是环底斧形陶器。环底斧形陶器顾名思义，底部是圆球形的，使用时需要在底部架起支架，保持平衡才能使用。

而在居住上，跟北方先民相比，南方先民还需要解决防洪和防潮两个问题。比如在长江中游的屈家岭遗址，考古学家们就发现了具有防洪功能的大型城垣。而在今天的太湖与钱塘江流域内的良渚文化遗址中，考古学家也发现先民们因地制宜，利用茅草和黄土等物品修建的水坝，这些水坝及防洪、防潮、灌溉以及航运为一体，大大方便了先民们的生活与生产。此外，南方先民还修建了别具一格的干栏式房屋，也就是利用木头支架将整座房屋抬离地面，形成底层架空式的建筑，如此一来，既可以防范蛇虫威胁，又可以避潮避湿。

再说文化方面，考古学家发现，比良渚文化稍早一些的松泽文化中，已经出现了成人礼，成人礼要求刚成年的聚落成员拔掉个别牙齿，作为成年的标志。考古学家认为，这种仪式可以提升刚成年聚落成员责任感，强化其对本聚落的认同感。而在南方祭祀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良渚文化。在良渚部落中，巫师是神的代言人和扮演者，在举行祭祀时，巫师会将插有羽毛的冠状玉器戴在头上，来模仿神明，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此时良渚人崇拜的是神鸟，所以作为神明代言人的巫师才会把自己装扮得像鸟一样。咱们前面谈北方祭祀的时候，提到酒是北方先民与神明沟通的媒介，那么南方的良渚文化又是怎样跟神沟通呢？这就不能不提到良渚人发达的玉琮文化了。玉琮是一种内圆外方的筒形玉器，大体形状可以参考笔筒。当时的玉琮主要是作为祭祀神器的礼器使用，而这其中尤其以良渚人的玉琮最为精致，其中的神人纹玉琮号称“玉琮王”，重达6.5kg，是目前出土的最大、最精美的良渚玉器。作者宫本一夫提到，玉琮外方内圆的设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而玉琮中央的圆形中空部分，则有可能就是巫师与神明沟通的媒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良渚的玉琮文化在历经长期的文明融合之后，逐步被后世的商周王朝接纳，最终成为了中国古代国家级祭祀典礼的必备礼器，并且一直沿用到了清王朝早期。

先民的这种生活状态大概持续到了公元前3000年前后，接着他们的生活迎来了一次巨大的改变，这也是我们要讲的第三部分：早期的文明是怎样成长和碰撞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文明的变化。咱们前面说过，冰期结束后，全球气温升高，一些温带作物也会随着气候带北移，进入内蒙古高原。由此，生活在内蒙古高原的先民得到了更多的可栽培物种，得以从事农业生产。但是到了公元前3000年后，东亚地区进入了一轮小冰期，气温大幅度降低，降水大幅减少，高原地区随之失去了从事农业生产的条件。面对饥荒威胁，先民们只好增加畜牧养殖来填饱肚子，久而久之，经过几代人的积累后，高原地区就成为了单一的畜牧区。作者还指出，农耕社会与畜牧社会分离的重要标志就是鬲的出现。鬲是一种三足中空的炊具，类似三足鼎，只不过鬲的三个足内部完全是空的，可以用来盛放食物。如此一来，用鬲做饭就可以增大鬲内食物的受热面积，加快食物成熟。此外，用鬲盛装食物还具有一定的保温作用。因此，作者认为，鬲的出现跟高原地带气温降低存在着直接关系。而且根据一些考古学家的意见，鬲在形制上很像是先民模仿牛羊乳房制作而成的，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鬲的发明与畜牧业发展有深刻关系。而高原以南黄河流域从事农耕生产的先民并没有制作和使用鬲的痕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东亚北部地区出现了文明变体，以畜牧业为主导的游牧文明已经与农耕文明出现了差异。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文明的扩展与融合。中华文明是典型的大河文明，也就是说，早期的人类聚落主要集中在大河周围。因此东亚地区的文明传播主要以这两片区域为轴，向周边扩散，分别是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比如说，在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温暖季期间，中国南方的稻谷种植向北推进到了山东半岛。随着水稻生产技术逐步走向成熟，山东半岛的水稻率先登陆到了辽东半岛，随后又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传入朝鲜半岛，最后中国的水稻又以朝鲜半岛为桥梁，进入了日本列岛。此时中国已经进入了诸侯争霸的春秋战国时代，日本先民却仍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日常以贝类和牲畜为主要食物。然而这些食物不仅不耐保存，还缺少碳水化合物，导致日本先民长期面临着饥饿危机。而水稻传入日本后，极大地改善了日本先民的饮食结构，日本列岛也因此进入了农业文明阶段。

文明扩张不仅包含农业生产一类的技术传播，还包含器物交流一类的实物传播，比如贝壳、陶器和玉器。我们先来说贝壳，考古学家曾在黄河中上游的新石器聚落遗址发现过货贝，也就是充当货币的贝壳。而且作者提到其中的一些货贝，如黄保罗等竟然原产自遥远的南海地区。在交通落后的新石器时代，南海的货贝居然能通过人与人的交换，穿越数千公里来到青藏高原的边缘，着实令人震惊。目前考古学家普遍认为，这些货贝是从南海采集出来之后，沿着东海沿岸北上，再通过黄河下游、黄河中游，最终传至于黄河上游地区的。

再说说陶器，由于陶器可以就地取材进行制作，不需要像贝类那样只能在固定区域内打捞，所以陶器的传播往往是双向的，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陶器会相互传播。比如最早在长江中游出现的一种形似高脚奖杯的高柄杯，就是沿着长江中游、黄河下游、黄河中游这条路线扩散的。而最早在黄河中游出现的陶鼎，则是完全沿着相反方向传播到长江中游的。值得一提的是，陶器与货贝的交流还与部落首领的权威有着密切关系。比如彩陶在黄河中游地区是一种日常使用品，不论是在墓葬区还是在生活区都有大量出土，但是到了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彩陶却只有在墓葬中才有，而且都集中于少数几个墓葬区，而这少数的几个墓葬区陪葬品丰富，应当是首领的墓葬。这说明当时的各个部落之间虽然存在着物品交换渠道，但是这些渠道却垄断在部落首领手中，普通聚落成员并不拥有这种渠道。

最后说说比较特殊的玉器交流。前一部分我们提到过，玉琮原本出土于浙江的良渚文化一带，但是考古学家发现，伴随着文明扩张，黄河流域也开始流行玉琮。而且作者指出，从南到北，玉琮的兽面纹路是逐步退化消失的。在原始社会，兽面纹路一般代表着图腾，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部落象征，所以是不会轻易被改动或简化的。因此作者认为更合理的解释是，从长江流域到黄河流域，这些玉琮并不是通过交换、进贡之类的方式进行传播的，而是以抽象的宗教、文化、思想进行传播的。黄河流域的先民受到长江流域玉琮文化的影响，在本地就地取材，生产出了本土玉琮。虽然其中的纹饰会存在差异和退化，但用于祭祀的功能应当没有变化。这也意味着，文明传播已经开始超越了简单的物质技术交换，上升到了抽象的精神文化交流层面。而也正是在这种沟通之下，小部落之间的文化差异逐步缩小，进而才为联合形成大规模乃至开创国家铺平了道路。

好了，最后一部分，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国家的诞生之路。早期国家诞生的主要标志有两个，一个是阶级分化，一个是城市的出现。

先说阶级分化。作者提到，在公元前2300年，位于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聚落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阶级分化。阶级分化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财富分配的不均等，从墓葬的随葬品上就可以看出。比如隶属于龙山文化的陶寺遗址墓葬群中，随葬品的多寡与阶层构造就呈现出显著的对应关系。其中大型墓葬中的随葬品可达数百件之多，有陶器、玉器或石制的礼器，以及鼓庆、铜铃一类的乐器，而这类墓葬只占到了总数的1%，应当是属于部落首领的。而中等墓葬的随葬品中只有少量的玉器或陶器，没有乐器，可见此时的首领是以乐器垄断来彰显自身身份的。没有乐器的中型墓葬占了总体的10%，应当是属于部落核心成员的。而剩下的大多数墓葬则是几乎没有随葬品的，应当是属于部落一般成员的。另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还发展出了随葬品组合礼仪，比如下级墓葬里有陶制的鼎或壶，中等墓葬除了也配备下级墓葬的陶器外，还出现了陶杯和高脚杯，而首领墓葬的规格最高，不仅囊括了上述所有的陶器用品，还有其专属形制的炊具和酒具。这也说明此时的部落内部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清晰的礼仪制度，用来维护阶级秩序。

再来说国家诞生的另一个突出标志：城市的出现。公元前2200年前后，东亚地区出现了一轮干冷气候，当时的北方部落由于无法适应气候变化，被迫南下谋生，因此与偏南的本土部落发生战争。比如位于山西南部的陶寺遗址就曾遭遇过入侵。作者还提到，陶寺遗址的一些墓葬底部被有意识地放置了五个人类的头盖骨，这很有可能是敌人用来侮辱死者的。此外，考古学家还发现，这一时期的武器开始朝着大型化方向发展，出现了用石头制成的箭簇和斧头，这说明在北方部族南下的背景下，制造武器已经不再是为了狩猎，而是为了战争。频繁的战争促使原本小型分散的部落或因为结盟，或因为吞并，逐步整合成为大型的部落联盟。比如这一时期发源于中原地区的王湾文化，就因为气候变冷，开始向南方扩张，通过战争把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平原纳入到其势力范围内。随着部落联盟的发展壮大，联盟首领逐步发展成为国家实际的统治者。而为了更好地巩固联盟，抵御外敌入侵，部落联盟内部就出现了一批脱离农业生产的中上阶层，比如军人、祭司和官僚。核心统治区域出现了一种脱离土地的新型居住区域——城市，或者说是都城。此时的都城不同于早期用来抵抗野兽的城壕，为了抵御外敌入侵，建造起了多层的城墙和防御工事。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陶寺遗址，它不仅出现了宫城、内城和外城的三重构造，还设置了高大的城门和防御型瓮城。瓮城是一种依城墙而建的防御工事，可以帮助城墙、城门等处抵御大型武器的进攻。北方游牧部族的南下引发了一轮从北向南多米诺骨牌式的战争冲突，由此也引发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早期国家开始走向成熟。

公元前1800年前后，出现在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明率先展现出了早期的王权特征和青铜礼制，这可以看作是国家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先说王权特征，古典中国最突出的王权标志就是分布在城市中轴线上的宫殿群，而在二里头遗址中，考古学家就已经发现了类似的城市规划设计。比如遗址内有两纵两横的大路，把遗址中心区划分为多块区域，而中央围起的部分有大型的夯土建筑，很显然是执政者和贵族的宫殿区。值得一提的是，宫殿区发现的两座早期大型宫室建筑都是多进院落的布局，多进院落可以大致理解为是多牌坊的四合院，一进就是口字形的四合院，两进就是日字形，三进就是目字形，以此类推。考古学家认为，由于中国古典建筑的主要材料是土和木材，受到这些材料的限制，建筑难以向高处伸展，于是就选择纵深发展，通过多进院落来象征身份的尊贵。而这种建筑风格也成为后来中国古代宫式建筑的主流。

再来说青铜礼制。2004年夏天，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以酒器为核心的青铜礼器群。二里头时期，青铜的练就技术还不成熟，有限的青铜主要用来制造斧、凿、箭簇等青铜武器的，但酒器却是一个例外。二里头文化非常注重青铜酒器，而且酒器形制各不相同，由简陋到精致，由低到高可分为五个等级，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周王朝开创的公、侯、伯、子、男五个爵位等级。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考古学家普遍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夏王朝的统治中心，如果这个假设成立，也就意味着夏朝时期中国就已经拥有了较为系统的贵族等级制度。

到了比二里头文化稍晚的二里岗文化阶段，也就是中国考古学家认为的夏朝末、商朝初时期，国家体系进一步扩张。这个时期，大型城市已经超出了一城一池的规模，出现了由多个城市组成的城市群，城市功能也由此出现了分化和互补。比如当时的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中都出土了青铜礼器，这说明这两座城市都承担着祭祀功能，等同于后世的政治中心。而另一个城市盘龙城商城遗址则是一座非都城性质的城市遗址，它建立在通往铜矿的交通要道上，专门用于获取丰富的矿产资源供给都城，类似于后世的经济物资重镇。作者指出，商朝前期的影响范围已经扩展到现代河南省全境，以及山西省和陕西省的部分地区，并向南拓展到了淮河流域以及长江支流汉水流域。而在核心统治区之外，商王朝还控制着很多统治据点，据点的管理者通常是由商王派遣而来的贵族。临行前，商王会赏赐给他们一种用来盛酒的青铜器，当时称为彝器，后来作为商王朝统治该地区的权力标志。后来的商王朝国力下降，影响力发生了萎缩，但是由商王朝引领的青铜文化却已经扩展到渭河流域、四川盆地以及长江中游地区，并且当地还同商王朝建立起了交易网络。比如赣江流域的吴城文化就曾获得过大量来自商王朝赠予的青铜彝器，并且反过来又向商王朝提供了许多当地的资源和特产。通过文明交流，商王朝的青铜文化传播到了更广大的地区，这也为日后的周王朝借青铜礼器统治天下奠定了基础。

好了，说到这儿，《从神话到历史》这本书的内容也就说的差不多了。下面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本书提供了一条理解早期中国文明的路径，上古东亚大陆的文明体系本身非常多元，早期的中华文明不是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点突然爆发出来的，而是像漫天的星斗一样，在多个中心发展壮大之后，史前的人们不断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了早期的国家形态。当然，这也是中外主流考古学界的共识。不过在此之外，本书作者宫本一夫还十分看重北方游牧文明对早期中国历史文化的塑造。这个游牧文明在大多数人眼中似乎和史前农耕文明没有太大关系，一般研究者也把它排除在视线外，但是经过一番考古研究，人们发现东亚北部的游牧文明不仅源自农耕，而且是早期国家诞生的催化剂。正是北方部族的南下侵略，促使早期城市国家走向成熟。正因为这个游走在农业文明边缘的观察视角，让宫本一夫被称作文明边缘派。

不过，考古是一本无字的天书，新的发现往往挑战旧学说。近年来，许多新的遗迹遗址的发现就让上古中国的认知有所更新。比如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界公布的有关河洛古国的研究成果，就向世人证明了，早在5300多年前，也就是北方部族尚未向南入侵的时期，黄河中游地区就已经出现了具有都城性质的中心聚落。再比如，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全新发现，又把公众的视野转向了迥异于中原青铜文化的古蜀国文明上来。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对中华文明的溯源是一项非常宏大且复杂的工程，还有很多新的内容等待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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