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年轻的时候》：理想主义者的远征壮歌，一战华工重构世界秩序的认知之旅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作者是旅美华裔科学家倪慧如和邹宁远。

1936年7月17日，年轻的西班牙第二共和国面临着诞生以来最大的挑战。这一天，军队实权派弗朗西斯科·弗朗哥在南部地区发动军事政变，西班牙内战爆发了。战争打了3年，以弗朗哥获胜、共和政府被颠覆告终。

论战争规模、波及范围和伤亡人数，在20世纪的诸多战争中，西班牙内战可能都排不上号。可论关注度和影响力，它丝毫不逊色。从战争爆发那刻起，各国媒体就进行报道，牵动起全世界的目光。直到战后数十年，仍然有许多人对这场战争念念不忘。法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缪就说：“我们这代人把西班牙长记在心，它是我们心上的伤口。”

西班牙内战何以让人记忆深刻？这同战争的性质有关。交战双方一方是以共产党、社会党等构成的共和政府，另一方则是以弗朗哥为代表的法西斯势力，并且得到了纳粹德国和意大利的全力支持。因此，这场战争在当时就被认为是进步力量第一次正面抗击法西斯主义，这点燃了各国正义人士的热情，他们谴责法西斯暴行，并纷纷投身战场。

据统计，3年内战期间，有53个国家、超过4万名志愿军奔赴西班牙，他们组成国际纵队，同弗朗哥叛军作战。英国作家奥威尔、美国作家海明威，和我们熟悉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都在此列。更有千千万万普通人出于朴素的正义感，跨越重洋参加战斗，这当中就包括100多位中国志愿军。他们排除万难来到西班牙，同来自世界各地的进步人士并肩战斗，为反法西斯事业做出贡献。

可惜时光荏苒，这些志愿者已经被遗忘，他们的故事鲜为人知。所幸，旅美科学家倪慧如和邹宁远花费20多年光阴，跑遍欧美，寻访亲历者、搜集材料，逐渐还原出这些人的人生轨迹，让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重见天日。

接下来我就来讲这本书《当世界年轻的时候》。我的讲述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寻找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第二部分，中国志愿军是怎样一个群体；第三部分，中国人在西班牙内战中的经历。最后，我还会介绍一下他们的战后下落和人生结局。需要说明的是，我所讲述的人物，包括海外华侨，只是为了表述方便，统称为中国人或中国志愿军。

好，现在讲第一部分，寻找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这要从一次观影体验说起。1986年冬，本书作者、旅美科学家邹宁远和倪慧如夫妇在纽约看了一部介绍西班牙内战的纪录片《正义之战》。通过影片，他们第一次知道，这场战争竟然吸引了4万多名国际志愿军。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既有教师、记者、作家、艺术家，也有矿工、木匠、海员、司机。地域之广泛、职业之多样，使西班牙内战成为一场名副其实的国际性战争。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远赴万里，去异国他乡打仗？看完纪录片，作者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于是他们开始关注西班牙内战的资料，想从中找到答案。巧的是，1986年恰逢西班牙内战爆发50周年，当年参战的美国志愿军老兵组织了纪念活动，还出版了纪念册，里面附有一份美国参战者名单。正是在阅读这份名单的时候，作者注意到了三个名字：东鸿、伊克、池昌和爱德文王。这不是常用的英语人名，反倒像中国人，到底是不是呢？起初作者不敢相信，因为根据现存史料，西班牙国际纵队里除了欧美人，有印度人、古巴人、巴西人、秘鲁人，甚至还有一名日本人，可偏偏没有中国人。想想也对，1936年的中国正面临着日本侵略者，自顾不暇，哪有功夫跑去国外打仗呢？所以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

直到1988年11月，作者去纽约又参加了一次纪念活动。会上，一位美国志愿军老兵告诉他们：“我有个朋友认识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我可以带你们去见他。”就这样，作者拜访了原国际纵队战士、美国人肯尼斯·格雷伯。格雷伯回忆，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就参加了国际纵队奔赴战场。1937年夏天，因为得了黄疸病，格雷伯被送往西班牙东南部的海滨小镇贝尼卡西姆接受治疗。跟他同病房的就有一位中国伤兵，名叫伊克。“诶，这会不会就是名单上的那位东红衣客呢？”经过询问，格雷伯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还拿出一张老照片，上面的衣刻确实长着一张东方面孔。据格雷伯讲，伊克英语说得很地道，他应该是出生于美国的华人。

这让作者精神一振，真的有中国人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可惜伊克1938年就牺牲了，他的具体情况格雷伯所知有限。目前的信息就只有这么多，好在事情总算有眉目了。而作者寻找中国人的举动，也在美国志愿老兵中传开，大家都很热心，纷纷提供线索。

经人指点，作者前往哈佛图书馆查找两份报纸：《纽约先锋报》和《巴黎救国时报》。事实证明，此举对于寻找工作具有关键性意义。先来讲《纽约先锋报》，这是美国华人创办的一份周报。20世纪30年代，经常报道西班牙内战，如果有中国人参战，它一定不会漏过。果然，作者在《先锋报》上发现了好几位中国志愿军从西班牙发来的通讯。其中一位叫张继的，跟名单上的池昌发音相似，据考证正是此人。张继说自己在国际纵队里当司机，同伴都是美国人，这表明他是美籍华人。另一位叫陈文饶，是纽约华侨，作战时负伤在医院治疗。作者后来也考证出，他就是跟格雷伯住同一间病房的衣客。

再来看《巴黎救国时报》。这份报纸比较特殊，它是旅法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办的，一方面报道中国抗日形势，另一方面对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也非常关注，西班牙内战自然是该报重点报道的领域。果然，本书作者在《救国时报》上发现了一则通讯：“中国同胞在西班牙参战者总计有百余人。”这个信息太重要了，它意味着投身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远远不止名单上的三个人，而是超过了100人。他们也不只是美国华人，还有从法国、印尼、古巴，甚至中国本土赶过去的。换言之，世界各地的中国人都参与了这场国际性的反法西斯战争。

作者心头油然升起一股历史责任感，他们想起一件事，国际纵队中有一位名叫白井的日裔美国人，他也是唯一参加西班牙内战的日本人，最后死在战场上。日本人以此为豪，不仅有历史学家撰写传记，东京的无名战士公墓还有他的墓碑，真正是树碑立传。相反，中国有100多人参战，却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实在太遗憾了。所以作者发愿：“我们要把这些中国人找出来，要认识他们，了解他们为何会冒着生命危险到西班牙去打仗。”

为达成夙愿，作者跑遍了欧洲、美洲、亚洲，也多次返回中国，寻访知情人士，搜集和整理一切能够找到的材料。历经20多年奔波，终于将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志愿军的故事呈现到世人面前。

那么，第二部分我就来讲一讲，这是怎样一个群体。中国志愿军的人数有100多人，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其中又以法国居多，这同近代以来中国与法国之间的特殊机缘有关。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青壮年大量入伍，导致劳动力紧张。当时的北洋政府响应英法两国要求，招募中国劳工去填补缺口。据统计，一战期间，先后有14万3000多名华工奔赴英法。战后他们大部分回国，但也有一些人没走，张瑞书就是当中的一个。张瑞书1893年生于山东鱼台县，家境贫寒，18岁那年父母双亡，靠当兵谋生。1917年，张瑞书辗转到南京浦口，在码头上看到一则法国惠民公司的招工启事。启事上说，公司承招20~35岁的中国劳工去法国工作，一旦签约，日薪三法郎，公司还将支付50法郎安家费，并且吃住全包。张瑞书动心了，签下合同，和1800多名华工一起漂洋过海去法国。抵达后，他们进入巴黎附近的一家纸厂做工。1918年11月，德国投降，一战结束。随着军人大量退伍，法国的劳动力供应从短缺变成了过剩，不再需要华工了。于是华工纷纷回国，可张瑞书不想回去，他想多赚点钱。经友人介绍，张瑞书进入了巴黎郊区的雷诺汽车厂。在这里，他遇到了山东老乡刘景田，刘景田比他年长三岁，也是来打工的。他乡遇老乡，加上脾性相投，张瑞书和刘景田很快成为好朋友，互相扶持着在异国谋生。后来去西班牙参战，两人也是结伴而行。

这就有意思了，张瑞书和刘景田是来法国打工的，怎么会丢下饭碗跑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打仗呢？这同社会形势密切相关。一战给欧洲国家造成了巨大创伤，以法国为例，伤亡人数超过500万，工业、农业全面衰退。1919年还发生了粮食危机，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滑，不满情绪日益蔓延。法国共产党趁势崛起，法共向工人宣传共产主义，鼓励他们创造一个没有剥削、人人有饭吃、有屋住、能接受教育的新社会。法共还经常组织罢工，向政府和资本家要求保障工人权益。张瑞书和刘景田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共产主义心生向往。1925年，两人加入法国共产党，党员关系则在雷诺汽车厂党支部。

1936年2月，西班牙共产党、工人党等组成的人民阵线赢得选举，成为执政党。7月，以弗朗哥为代表的法西斯势力发动叛乱，法共领导人随即提出招募法共成员，组建国际纵队，帮助西班牙政府打垮法西斯。雷诺汽车厂的法共党支部响应号召，招募工人从军。此时，张瑞书和刘景田都是有着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了，毫不犹豫的报名参战。据作者考证，像张瑞书、刘景田这样的法国华工还有好几位。

此外，还有一个群体也积极投身西班牙内战，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这要说到另一个大背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掀起一股勤工俭学风，年轻人奔赴海外，一边学习知识，一边打工，筹措学费、维持生计。作为自由、民主等现代理念的发源地，法兰西早已是中国青年心中的灯塔，所以相当一部分人选择去法国。这正是共产主义学说在法国广为传播的时候，这些前往西方寻求新知的年轻人很快被吸引了。1922年秋，周恩来、赵世炎、陈乔年等在巴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中共旅欧支部。资料显示，到1926年初，中共旅欧支部约有70名党员，大部分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其中一个人跟我们的故事有关，他叫谢维进。

谢维进于1904年出生在重庆璧山，家境富裕，12岁去上海读书。五四运动时，他深受感染，为寻求救国真理加入了勤工俭学的队伍。1919年底，谢维进抵达法国，此后辗转英国、德国等地念书。期间，他对俄国10月革命产生了强烈兴趣，认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1925年，谢维进加入了中国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第2年转入中共旅欧支部，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欧洲从事革命工作。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谢维进加入国际纵队。他为什么会做出这个选择呢？作者分析，当时中国的局势十分紧张，抗日战争一触即发，组织上派谢维进去西班牙，是想吸取现代战争的经验，为抗战做准备。

从张瑞书、刘景田和谢维进的经历中可以发现，他们是在当地共产党组织的动员和安排下去的西班牙，这在当时非常普遍。实际上大部分国际纵队战士都是这么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当法国共产党提出组建国际纵队后，得到了共产国际的首肯。于是，世界各地的共产党组织，从因美德、意大利，到波兰、捷克、南斯拉夫，再到印度、菲律宾、印尼、巴西，纷纷行动起来，招募志愿者。许多青年的共产党员怀着抵抗法西斯的热忱报名参军，其中就包括100多位散布于欧美、东南亚等地的中国人。像作者最先发现的两位中国志愿军，美籍华人张继和、陈文饶就来自美国共产党。还有印尼华人毕道文，在德国学医期间加入德共，他参加了国际纵队医疗队。

当然，也有个别人情况比较特殊，比方说陈阿根，他是目前所知唯一一个直接从中国跑去西班牙的。资料显示，陈阿根曾在上海当工人，因参加工会运动遭国民党政府通缉，为躲避追捕，他到一艘法国汽轮上给厨子当助手。不久，汽轮驶向欧洲，旅途中，陈阿根和厨子混熟了，他惊讶地发现，这厨子是个越南人，不仅懂法语，还会五种中国方言。他与陈阿根纵谈天下大势，令后者佩服得五体投地。厨子还说，西班牙正在打内战，叛军得到了德国和意大利的援助，一旦得逞，全世界都将遭殃。厨子劝陈阿根去西班牙抵抗法西斯，陈阿根被说服了。当汽轮在西班牙西北角的拉科鲁尼亚停靠时，他跳下船投身西班牙内战。根据陈阿根的描述，历史学家推测，他遇到的那位越南厨子可能就是日后的越南共产党创始人胡志明。

好，总结一下，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主要来自法国、美国和东南亚，他们大多数是所在地区的共产党员，他们怀着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法西斯主义的仇恨来到西班牙，同其他国家的志愿军并肩作战。

第三部分，我就来讲述他们在西班牙内战中经历了什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些中国人是怎么投入战场的。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英法等国表面上保持中立，暗地里偏向弗朗哥叛军，他们禁止向共和政府运输武器物资，并且关闭法国与西班牙边境，控制海上通道。志愿军进入西班牙的正规通道被堵死了，只能偷渡。通常做法，志愿军先到法国南部落脚，入夜时分前往比利牛斯山。比利牛斯山横贯法西边境，长435 km，志愿军很容易躲开法军哨所，穿越而去。随后志愿军到马德里东南方的一座小城阿尔巴塞特报道，阿尔巴塞特是国际纵队总部，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将从这里分配到各支部队。

前面讲到的法国华工张瑞书和刘景田就是这样来的。西班牙时间在1936年11月，他们也是最早参加到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张瑞书和刘景田被分配到了第14国际旅，又叫马赛曲旅，马赛曲是法国国歌，顾名思义，这支部队中法国人居多。想来总部是考虑到两人在法国工作，懂法语又是法共成员，才这样安排的。张瑞书和刘景田已年过40，身体条件所限不合适冲锋，就当了卫生兵。这并不意味着风险系数会降低，实际上，卫生兵经常要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伤亡率不比战斗人员低。张瑞书和刘景田曾多次挂彩，胸膛、肩膀、手脚、后背都有伤，但两人毫不畏惧，挽救了许多战士的生命。他们的英勇表现得到了共和政府的高度赞誉，西班牙媒体争相报道，张瑞书的照片还被制作成一米高的宣传海报，挂在马德里街头。

另一位中国志愿军谢维进来西班牙稍晚一些，1937年4月，他才到阿尔巴塞特报道。谢维进分到了第11国际旅，即著名的台尔曼旅。恩斯特·台尔曼，德国共产党主席，纳粹上台后被关入集中营，第11旅用台尔曼来命名，可想而知，其成员主要是流亡的德共党员及其他的德国反纳粹人士。这就有点意思了，谢维进，一个中国人，怎么同德国人在一起呢？可能是因为谢维进在欧洲从事革命活动时，德国是主要据点，他还曾以中国代表的身份与台尔曼交往。通过一个细节可以看出谢微镜当时的地位，他不是普通士兵，而是在台尔曼旅下属的反坦克营担任政委和党委书记。

1937年7月，共和政府出动28个旅，向弗朗哥叛军展开反击，这是谢维进第一次参加战斗。战况异常激烈，炮管因频繁开火通体发烫，战士们先用水冷却，水用完了，只好往炮管上撒尿。尽管共和军英勇奋战，终因装备较差，全线败退。8月，谢维进又参加了贝尔齐特战役，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子弹炸开了谢维进的右腿膝盖，当场血流如注。负伤后，谢维进被送去医院接受治疗，在那里，他认识了好几位中国伤兵，包括法国华工张瑞书和刘景田，美国华侨陈文饶和张继，还记得这两人吧，他们还是本书作者从美国志愿军的纪念册里发现的。遗憾的是，其中的陈文饶伤愈归队，不久战死沙场。

从他们的经历可以看出，几乎每一个中国志愿军都负过伤，有的还献出了生命，其他国家的志愿军也一样。据统计，全部4万多名国际战士中有1/3阵亡，个别部队的阵亡率甚至高达75%。那没有受过伤的幸运儿有多少呢？答案是7%。现代战争就是这么残酷。

伤愈后，谢维进回到台尔曼旅，但是腿瘸了，不能上前线，于是搞起了文字工作。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所以谢维进一方面将中国的情况介绍给西班牙读者，另一方面总结自己的战斗经验，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回中国国内，对西班牙内战以及中国志愿军的命运也十分关注。延安的《解放周刊》曾对战争做过详细报道。1938年3、4月间，谢维进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面鲜红的锦旗，上面写着“中西人民联合起来，打倒人类公敌法西斯帝国主义”，落款是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这面锦旗是中共中央特地委托一名海员从上海千里迢迢带来的，它寓意着中国人民和西班牙人民分别在东方和西方抗击着法西斯主义，两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紧密地连结在一起。

可当时的局势对共和政府越来越不利，凭借着德国和意大利的大力支援，弗朗哥叛军已经占领了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共和政府只剩下马德里、巴塞罗那等几座大城市。此时，共和政府内部产生分歧，一部分领导人主张撤出国际纵队，以换取英、法等国同情，逼迫弗朗哥谈判。1938年9月，西班牙共和国总理内格林在日内瓦单方面宣布，国际志愿军将陆续撤离。至此，国际纵队在西班牙的使命画上了句号。

按照规划，国际志愿军们先撤往法国南部的塞尔瓦地区，再做分派。就这样，谢维进徒步抵达塞尔瓦，并在那里见到了其他中国人，其中既有早就熟悉的张瑞书、刘景田，也有新认识的印尼华侨毕道文、法国华工杨春荣等。此次相聚只持续了很短时间，不久，中国志愿军被安置到不同地点，他们中的很多人再也没见过。就这样，中国人与西班牙内战的故事结束了，但他们自己的故事还在继续。

所以最后我要介绍一下这些志愿军的下落以及他们的人生结局。需要说明的是，这100多位中国志愿军大多数已经湮没无闻，本书作者只能根据现存资料得出一个大致的结论，那就是相当一部分幸存者排除万难，返回中国，投身抗日战争。比方说，张瑞书和刘景田辗转来到延安，并于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张瑞书后来在《解放日报》保管室工作，1968年逝世，享年75岁。刘景田则一直在搞建筑工程，1953年病故。

谢维进先从法国乘船到新加坡，随后转入越南，再坐火车到云南。1940年6月，谢维进抵达重庆，与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从事对外联络。解放战争时期，谢维进担任第四野战军特种兵部队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解放天津、北平、武汉等战役。建国后任空军工程部副部长，1978年10月，谢维进病逝。临终前，他将整理了两大箱中国志愿军的材料，包括那面锦旗，捐赠给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与上面几位相比，毕道文的经历更为曲折。1906年，毕道文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华裔家庭，当时印尼还受荷兰殖民统治，但民族主义暗流涌动，很多本土精英都渴望赶走殖民者，实现印尼独立。毕道文深受影响，20岁出头，毕道文远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学医，期间，他接受共产主义信仰，加入了荷兰共产党。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毕道文响应号召，参加国际纵队，成为一名军医。他尽心尽责抢救每一位伤员，深得士兵爱戴。国际纵队撤出西班牙后，毕道文辗转来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同他一道前来的还有国际纵队的战友，如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德国医生白乐夫等。当年，这些洋医生是怀着国际主义情怀投身于抗日战场的。1949年12月，印尼摆脱荷兰殖民统治，宣布独立。1953年，毕道文返回家乡，在雅加达、泗水等地行医。不过，他仍与在中国、欧洲等地的朋友通信往来。1965年9月，印尼发生政变，数十万华人遇难。从那时起，毕道文的音信就断了，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儿。作者推断，毕道文很可能也遇害了，他的名字和经历也同上百位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志愿军一起被岁月尘封，直到本书作者这样的有心人出现，那段久远的历史才重见天日。

那么历史如何看待这些人的选择呢？我想用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一段话作为总结。西班牙内战爆发九周年的时候，加缪撰文纪念，他在末尾写道：“当这块自由土地仍然受到专制蹂躏时，有谁能说他自己是自由的？这世界上只要有一个人戴着枷锁，我们大家也都在脚镣手铐之中，除非全人类获得自由，否则没有人是自由的。”加缪的意思是，西班牙战场上的国际志愿军是为了全人类的自由而战。

---

"感谢喜欢，赞赏支持是对我的鼓励。"

 

转载：感谢您对铃铛铃铛个人博客网站平台的认可，以及对我们原创作品以及文章的青睐，非常欢迎各位朋友分享到个人站长或者朋友圈，但转载请说明文章出处“来源铃铛铃铛个人博客”。

很赞哦！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