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上海经验的繁复叙事，众声喧哗中的人生况味与时代印记

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

《阿飞正传》结尾，梁朝伟骑马觅马，英雄暗老。电灯下面数钞票，数清一沓，放进西装内袋，再数一沓，拿出一副扑克牌，捻开细看，再摸出一副。接下来梳头，三七分头对镜子梳齐，全身笔挺，骨子里舒慢，最后关灯。否极泰来，这半分钟是上海味道。

这是金宇澄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繁花》的开篇场景。以前作者如拉片一般讲起电影《阿飞正传》半分钟的结尾，认为其中藏有上海味道。这是一个高明的开头，电影结束，小说开始，而上海味道却延续其中。《繁花》究竟写出了怎样的上海味道？这上海味道又包含着怎样的人生？

喜马讲书，今天的茅盾文学奖之旅也将从此开始。

《繁花》最初发表于2012年《收获》杂志，同年入选中国小说学会评选的年度长篇小说排行榜，并位居榜首。由此开始，《繁花》开始包揽国内各种奖项。3年后的2015年，小说斩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2019年，《繁花》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在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上，《繁花》可能是经典化速度最快的一部作品，可以说发表即尘埃落定，堪称一个文学的奇迹。

在讲述这个作品前，首先让我们回到它的源头，看看这散发浓郁上海味道的《繁花》究竟来自哪里呢？它来自一艘100多年前的客轮。1890年，两位来自上海的写作者共同从北京返回上海，巧的是，他们当时都在写作一部以十里洋场的上海为背景的小说，于是他们交换手稿来阅读，以此打发旅程的寂寞。这两个人里，一位是韩邦庆，他的小说名为《海上花列传》；另一位是孙玉声，他的小说题为《海上繁华梦》。很多人可能更熟悉《海上花列传》，它由纯粹的古语写成，后来经张爱玲翻译为普通话。胡适称赞，《海上花列传》是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100年后《繁花》问世，作者金宇澄表示，他当初给小说取名纠结了好长时间，最后是在两部小说《海上繁华梦》《海上花列传》中各取一字。不论是《繁花》还是这两部晚清上海小说，都还原了上海的生活地图和人情世故，保存了各时代的上海场景。上海作家似乎有了传承，有学者就指出，百年来最重要的四位上海作家依次就是韩邦庆、张爱玲、王安忆、金宇澄。从这里，我们也可窥望《繁花》的分量所在。了解晚清上海不可不读韩邦庆，了解民国上海不可不读张爱玲，进入当代，王安忆和金宇澄便是人们了解上海难以绕开的两位作家。

《繁花》的篇幅有36万字，除去引子和尾声，总共31章。作者采取的是一种交错的叙事方式，在单数章，他讲的是上海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故事，在双数章，他会转而讲述90年代以来的上海故事。这种写作方法，使得小说的呈现也如繁花盛开一般，花瓣交相错杂，令读者目不暇接。

总的来看，《繁花》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分别讲述了主人公阿宝、沪生、小毛等人在60年代与90年代两个时期所看、所想、所经历与所听到的故事。正是这些故事，组成了一部上海的当代历史。

小说开始于90年代的一天，这天下午，主人公沪生经过静安寺菜场，偶然碰到朋友陶陶，经由二人谈话，时间退回80年代。在那时，沪生与自己的同学梅瑞正在热恋，但因为沪生在上海没有自己的房产，父母又有文革遗留问题，两人终告分手。梅瑞和一位沪上男士结婚，沪生则和后来的妻子成家。结婚两年后，沪生的妻子又公派出国，迟迟不归。

90年代的另一个晚上，沪生又和自己同年伙伴阿宝等人相聚，他们不约而同感叹时间飞逝，又回想起60年代的事情，似乎那才是属于他们的最好光阴。这次相聚后，《繁花》的场景便闪回到60年代。

60年代是沪生与阿宝永远的记忆，这里藏着他们刻骨铭心的初恋，他们也在此长大成人，并一路走来。阿宝始终记得自己十岁时与邻居蓓蒂爬上屋顶的场景，两个人从甲三层爬上屋顶，瓦片温热，眼里是半个卢湾区，前面香山路，东面复兴公园，东面偏北看见祖父独幢洋房一角，西面后方皋兰路，尼古拉斯东正教堂，蓓蒂拉紧阿宝小身体，靠紧，头发飞舞东南风，一近听见黄浦江船鸣原号，宽广的嗡嗡，抚慰少年人胸怀。

与这种岁月静好的温馨记忆相伴的，还有那个时期疾风骤雨的社会环境。阿宝同样记得自己的父亲每天深夜都在伏案写作，当时他以为父亲是在做账，其实呢，阿宝爸爸是在写申诉材料。阿宝爸爸出身大资产阶级家庭，但他是真正的革命者，年轻时与家族一刀两断，投身革命运动，但也因职业的特殊，他反而以普通人的身份示人。在阿宝的记忆里，父亲只是杂货公司的一个会计。

蓓蒂一家同样受到了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因为有人举报蓓蒂父亲收听敌台广播，蓓蒂父母便逃走一去不返，家中只剩下年幼的蓓蒂和来自绍兴的佣人阿婆，两人相依为命。

时间来到1966年，阿婆预感时代将要巨变，急忙带蓓蒂与阿宝到绍兴故乡祭扫，以求祖先保佑。等到他们风尘仆仆来到绍兴乡下，却发现祖坟已被推平，清理得一干二净。果不其然，在回到上海后，他们的命运立刻也就彻底改变。阿宝首先看到有一群人从自己的祖父思南路公馆搬东西，祖父脖颈上挂着牌子，跪在二楼的房间。阿宝回家后，又看到自己家与楼下蓓蒂的家同样遭到了清洗。不久，阿宝一家就从皋兰路搬到了沪西的曹阳工人新村。在阿宝家门口，挂着与祖父脖颈上相似的牌子，名叫认罪书。

60年代某天黄昏，阿宝与伙伴们最后一次见到蓓蒂。这次见面前，蓓蒂心爱的钢琴被陌生人抢走了，而在这次见面后不久，蓓蒂也就和绍兴阿婆失踪了。小伙伴们分手前，蓓蒂说着谜语式的语言，她说自己和阿婆会变成两条鱼，离开上海。“我跟阿婆走了，现在等猫咪来呀，夜里有三只猫回来，其中一只是来带我的，有一只花猫带阿婆先走，三只野猫一直跑到日晖港、黄浦江旁边，猫嘴巴一松，喵呜一声，我跟阿婆就游了，游一圈就回来，如果我不回来，就游到别地方去。”

蓓蒂说的谜语一语成谶，这既让阿宝不寒而栗，也让他在日后越发把蓓蒂的故事理解成一个神话。这个神话甜蜜而惨痛，他和蓓蒂青梅竹马，却因时代巨变走散于茫茫人海。家庭的命运、蓓蒂的失踪，是阿宝接受的情感教育，这也让他真正成长起来。

阿宝与曾经的小伙伴纷纷参加工作，阿宝是在曹阳加工组做冲床工人，制作铁皮玩具铅笔盒，沪生当了五金公司的采购员。小说由此开始讲述阿宝另一个童年伙伴小毛的故事。起初，小毛并未进入阿宝、沪生与蓓蒂的圈子，他是沪生某天排队买电影票时结识的朋友。小毛的工作在钟表厂做钳工，而小毛的情感教育也在此时发生。住在小毛二楼的是一对海员夫妻，丈夫海德常年出海，独留妻子银凤在家，寂寞的银凤因为情感需要，一来二去和小毛发生纠缠。隔壁的邻居偷窥了这件事，从中要挟作梗，于是不久，银凤与小毛的关系便被丈夫海德知悉。小毛的母亲为了平息风波，立刻为小毛安排了一桩婚事。相亲当晚，小毛看到银凤与小伙伴们在楼下说笑，误会了这一幕，从此与在场的所有人断绝关系，小毛也因此同意了母亲的安排，从沪西大自鸣钟搬到了莫干山路未婚妻的家中。

与银凤的生离，是小毛接受的第一次情感教育，而同妻子春香的死别则是第二次。两人婚后，小毛尚不习惯两人相处，春香始终都在争取小毛的真心，她对此不厌不倦，倒让小毛意外收获一段幸福。但是不久春香怀有身孕，等到临产时刻，却由于胎位不正，忽而大出血，送到医院急救。此时已是70年代，但医疗手段还不发达，结果是大人与小孩一个也没保住。

写到春香弥留的这一段，《繁花》的文字称得上哀痛至极。春香说：“老公小毛不要哭，天国近了，我去天堂拜耶稣，我是开心的。”小毛不想春香说下去，“不要担心我。”小毛落了眼泪，春香说：“只觉得我走了以后，老公要孤单了，太孤单了，我有自家的教友姊妹，老公要有自己的好朋友。”小毛眼泪落下来，春香说：“老公要答应我，我不可以忘记自家的老朋友。”小毛不想悲急晕厥，两手拉紧了春香，眼泪落到手背上，一滴一滴冰冷。小毛眼看着春香的面越来越白、越来越白、越来越白，眼看原本多少鲜龙活跳的春香，最后平淡下来。

时间来到1978年，动乱结束，曾经的冤假错案纷纷平反。秋日一天傍晚，阿宝爸爸回到家，向家人讲起自己下午的经历。原来她和自己曾经的上级欧阳先生见面了，眼前的欧阳先生依然穿着40年代的衣服，也就是落实政策后发还的旧物，褶皱不堪、布满水渍，过去的香槟皮鞋、香港徽派丽丝料，流行三粒钮式老规矩，胸带露出发黄手帕，内袋里一副金丝边眼镜，依然说着40年代的话语，一口40年代上海腔，开口就是：“兄弟，我已经出来了，回来了。”依然谈着40年代的工作，1945年形势如何，1949年形势如何，只不过一提到具体细节或敏感事件，便轻声细语，要凑到阿宝爸爸耳前说话。很明显，欧阳先生回来了，但是他也疯了。无论阿宝爸爸几次提醒他，这是70年代，不需要接头，不需要做情报，当年的繁体字已改作简体，当年的咖啡馆、大戏院已夷为平地，当年的高加索、稀薄香烟、铁罐装、伽利克香烟已不复存在，当年的长衫、枪驳领、双排纽西装已不再时兴，当年的各条马路如今均已变换名称，但欧阳先生还是难以理解眼下的现实。30多年的时间白驹过隙，但欧阳先生没有记忆，或者说他选择了遗忘。

讲述了和欧阳先生的见面后，阿宝爸爸又吩咐阿宝去看望他的另一个同事的家属李老师。李老师家住复兴中路一幢法式老公寓，但只住其中一间。阿宝进屋后，感到屋内的环境邋遢不堪，在这个狭促的房间里，灰尘积灰尘，墙壁全部起皮翻卷起来，整个房间挂满翻卷的墙皮，四壁天花板布满灰白色爆花卷，房间居中摆一只方台子，台面上一双旧棉鞋、鞋垫、剩菜、痰盂、盖草纸、半瓶红腐乳、蚊香、调羹、破袜子、搪瓷茶杯、饼干桶、肥皂、缸中豁子、药瓶、咬了几口的定胜糕、干瘪苹果、发绿霉的橘子，到处是灰。阿宝来看望的李老师，便是在桌旁坐着的，一位既聋且忙的白发妇人。李老师听到阿宝的问候，浑身紧张一抖，不敢相信阿宝带来的消息，她丈夫的上司欧阳先生还在人世。和欧阳先生一样，对李老师来说，几十年前的记忆仍在眼前，最早的记忆是她与丈夫欧阳先生一同庆祝抗战胜利，庆祝上海的解放，但形势很快改变，她的丈夫，还有欧阳先生和阿宝爸爸的命运如出一辙。正因为此，李老师震惊欧阳先生的出现，一则报以喜，一则报以悲，她欢喜欧阳先生尚在人间也悲痛她的丈夫与自己早已天人永隔。

60年代的故事，对阿宝、沪生而言是一部成长小说，待到重返90年代，阿宝、沪生也就由亲历者变成了旁观者，他们旁观着身边朋友的荒唐玩笑。90年代的风云诡谲的时代境遇，可以从三个人的遭遇来体会。

第一个人是汪小姐，汪小姐是阿宝的生意伙伴，她在婚后因为想要二胎，与丈夫洪庆办理了假离婚，又通过他人介绍结识了假结婚的对象小毛。但是在一次旅行中，汪小姐意外的怀上了另一个人的孩子，经过诊断，这个孩子可能是连体婴或双头单体婴。

第二个人是梅瑞，我们在小说开头提过，梅瑞原是沪生的女友，她请沪生将自己介绍给阿宝，而两人却未能走到一起。后来梅瑞的母亲遇到曾经的恋人小开，便同梅瑞的父亲离婚，又到香港和小开结婚，不料小开反倒与梅瑞发生暧昧，梅瑞的母亲知悉此事，见他们共同创立的公司经营不善，便将所有财产变现外逃，梅瑞无枝可依，只能到前夫家过生活。

第三个人是陶陶，陶陶是梅瑞的邻居，婚后他毫不忠诚于婚姻，先后与三个女人发生情感纠葛，为了情人，陶陶坚持要妻子签署离婚协议，可是办好离婚手续这天，陶陶正在房间里与情人庆祝，不想后者意外坠楼身亡。事情至此并未结束，料理完后事，陶陶又读到了情人的日记，发觉这个女人表面上的懵然单纯，无一不是在做戏骗他。

无论是汪小姐、梅瑞还是陶陶、小琴，在90年代，他们无不受困，也无不处在进退两难之间，这恰似书中李老师的感叹：“阿宝做人多少尴尬，桃花覆在凤箫，谁续多少尴尬呀。”

然而90年代，这不仅仅是如梅瑞无枝可依、陶陶乐极生悲那样尴尬，90年代是一桌无比丰盛的宴席，席间人们吃吃讲讲，欢笑玩乐，但终于还是聚散有时。关于90年代的收尾，我们还可以从两个人物的命运来辨认。

首先是小毛，我们前面说过，60年代末70年代初，小毛与阿宝、沪生等人绝交，顺从妈妈的安排和春香结婚，春香故去后，已是官夫的小毛浑浑噩噩的在钟表厂做工人，下岗潮来袭，小毛将工龄买断，又去做门卫，渐渐与童年伙伴再没有往来。一晃20年而过，直到现在的90年代，当阿宝与沪生寻到小毛的新家，见到两人，小毛激动的筷子落地，沙哑的叫了一声老兄弟，喉咙里小舌头压紧，一股酒味，眼眶发热。改革开放后，截至90年代，阿宝开公司做外贸生意，沪生成为律师，做了门卫的小毛与他们之间又是霄壤之别，而如今，小毛对两人不计前嫌，与他们和好难掩激动。同阿宝、沪生不同，小毛是一个过分热情的人，70年代末，为了帮朋友办理病退返户的手续，他经常带人拍X光片，此时的小毛已身患重病，便源于此。阿宝与沪生时常去看望住院的小毛，直至陪小毛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小毛弥留之际留下的遗言，仍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两个女人，与他生离的银凤、同他死别的春香。

其次是李李，李李是汪小姐的朋友，也是90年代以后唯一让阿宝动心的女性。某天夜里，李李向阿宝倾诉了自己的身世，原来她曾被骗到澳门操持皮肉生意，身上还被纹了一朵玫瑰花与一行侮辱性的英文，后来幸得贵人搭救，李李才重新回到内地，经营一家名为至真园的饭店。阿宝为李李的遭遇触动，心生感情，但李李却无意维持两人关系，说是无意，还因为他始终被过去的噩梦牵扯，为了报复将自己骗到澳门的姐妹，她请人杀掉了这位名叫小芙蓉的女子。因此，李李的家里始终供着佛龛，以及满满当当残破的洋娃娃，这两者都是李李过去的记忆。有一天，李李忽然请朋友参加她的剃度仪式，在失踪了一个半月后，李李决定出家，并且心意已决。小说这样写阿宝与李李的最后一面，李李立于大殿正中，身态有些臃肿，像矮了一些，逐渐走过来，不习惯步态，轻声邀大家去饭堂用斋，阿宝与李李四目相对，阿宝说：“一切可以解决，有的是时间。”李李默然说：“女人觉得春光已老，男人却说春光还早。”阿宝不想，李李双手合十，讲北方话说：“阿宝总请多保重。”阿宝一呆，李李也就转了身，独自踱进一条走廊。

小毛、李李的结局，其一是身死，其二是心死，他们的命运不仅收束《繁花》全书的讲述，也为小说90年代的部分打上一层浓重的阴影，同时也使得读者大悟作者的精神指向，浮华到底都是虚空，荒唐一场终成荒凉。

在《繁花》这本书里，我们很容易看出两个时期，60年代与90年代的对峙。在90年代，不只是在上海，饭局成为一道中国社会的普遍风景，人们仿佛无论大事小事、有事无事，都已习惯在饭桌上完成一次次交际。因此，随着政治动荡的消退，不仅此前的上海味道为流水式的宴席取代，人们的真情实感也在消退，而物欲、情欲取而代之。这上海味道的消逝，同样也反映了小说主人公关于人生况味的体会。

《繁花》的尾声部分藏着一个谜底式的插曲，沪生与阿宝在90年代的上海街头闲逛，沪生问阿宝为何不结婚，阿宝则问沪生为何不离婚，但两人都莞尔一笑，没有给出答案。此时阿宝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似乎也是小说对90年代的命运宣判，面对这个社会，大家只能笑一笑，不会有奇迹了。

如果爱情是现代社会唯一的奇迹，那么在60年代，这奇迹却曾降临于阿宝与沪生身上，阿宝爱过蓓蒂、雪芝，沪生爱过舒华、兰兰，那时他们有真正的恋人，将爱情视为天赐的礼物，但是在90年代，他们只是遇到了形形色色的欲望，不再有奇迹了。

在这里，《繁花》表达的是对爱情的肯定与对欲望的拒绝。尽管书中存在两个时代的鸿沟，作者却无意厚此薄彼，指明孰是孰非。在金宇澄看来，也许不同年代本来就应不同，而他们都是国人真实经历的生活。因此，除去个人情感记忆，小说也要真实地呈现两个时期的公共生活。

《繁花》对于60年代那段沉重历史的记录，可以说洞若观火。有无数个家庭在那时妻离子散，蓓蒂一家只是其中之一。某种意义上，90年代所以陷入欲望不可自拔，可能也和历史的种种禁忌有关。正是这禁忌，让阿宝给雪芝的信中写道：“男女到了最后只能面对现实，会有各种变化是正常的，现在沪生和兰兰分手了，我们的关系也应该结束了，不必太难过。”这句话也是对我自己讲的，曾经的回忆，我记在心里。也是这禁忌，逼得沪生的女友远走异地。至于小毛和银凤的诀别，更是哀婉动人。

例如小说对90年代欲望故事的拒绝，《繁花》对60年代的种种禁忌同样持一种彻底的批判，那就是凡人的正当欲望应当被满足，而不该被压抑。

《繁花》里的众多人物，进入90年代以后，时常彷徨于无地，这既来自两个年代的对峙，也来自两段历史的不相容。换句话说，他们都是两世为人，尴尬在所难免。因此，这部小说总的基调其实是悲的，也是要揭开繁花盛极而衰的命运给读者看。在小说开篇，沪生的老师劝导沪生勇敢，不要怕失败，年幼的沪生已然说出这样的话：“蟋蟀再勇敢，牙齿再尖斗，到最后还是输的，要死的人也是一样。”沪生的女友后来远走异地，寄信给沪生，其中说道：“我们不必再联系了，年纪越长，越觉得孤独是正常的，独立出生，独立去死，人生是一次荒凉的旅行。”至于小毛晚年也发出过这样的感慨：“弹指一挥，灰就是灰，一年就是一粒灰尘，理发店、大自鸣钟，所有人全部是灰尘。”

小说里这些带有宿命感的对白，既来自作者本人篇中皆魂盲的世界观，也非常像是在致敬《红楼梦》里的那句“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不过我们也不认为《繁花》是彻头彻尾的绝望之书，因为作者同样对悲观有所保留，对绝望有所反抗。这种反抗绝望的可能，我们可以从两点来看。

第一点是记忆的救赎。在阅读那些欲望故事的时候，我们都会不断的回想起那些洋溢着人世温暖的桥段，譬如阿宝与蓓蒂似真似幻、充满青春气息的对话，譬如银凤和小毛对梅雨自由的向往，亦如小毛婚后与春香相濡以沫的生活，又如沪生、阿宝从上流的名利场走出，和小毛故旧重逢，又在底层的民间感受到消逝已久的温情。这些温馨美好的场景，在《繁花》一书同样比比皆是，他们都是对欲望故事的超越，或者借用本雅明的话来说，他们代表着一种使人重返青春的力量。

第二点是物的救赎。《繁花》中的物是小说里层出不穷、如水银泻地一般的细节。如第五章写到阿宝去淮海路看邮票，作者由此罗列了阿宝和蓓蒂的收藏，包括圣马力诺、列支敦士登等小国邮票，蓝灰色调的民国邮票，六枚一套的加加林宇宙飞船主题邮票，三枚一套的蝴蝶邮票。在淮海路商店，则有着令他们垂涎的植物邮票，苏联的白桦路、德国的段树、美国的橡树，东南亚的兰花、朝鲜的金达莱、中国的菊花，种类繁复，不一而足。阿宝与蓓蒂为了解集邮之渴，于是接连不断的列举了他们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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