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史》：疫苗背后的文明博弈，从天花灭绝到新冠大流行的防疫史观重构

今天要为您解读的书叫《公共卫生史》，作者是医学社会史奠基人、美国医学史家乔治·罗森。

2020年初，新冠疫情席卷全球，至2021年9月，全球累计确诊病例约2.3亿例，死亡病例约472万例。疫情传播速度之快、蔓延范围之广，令人震惊。当然，人类不是第一次面临这种情况，要知道，数千年文明史就是一部与疾病相伴的历史。14世纪中叶，黑死病席卷欧洲，夺走1/3人的生命；17、18世纪，欧洲平均每天约有1000人死于天花，麻风病、黄热病、流感、梅毒也都曾是令人闻之色变的传染病。直到近代以来，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以及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情况才逐渐改善。今天要讲的《公共卫生史》，作者就以详实的资料和清晰的笔触，勾勒出公共卫生的发展脉络。这本书也被誉为公共卫生史领域的开山之作。全书共分八章，41万字，主要描绘了欧美世界公共卫生发展的历史。需要注意的是，本书出版于1958年，对之后的情况缺少介绍，因此我会补充一些资料，力求更完整地呈现公共卫生的面貌。

下面，我将以18世纪中期为界，分两部分讲述这本书。为什么选这个时间点呢？因为在此之前，人类处置公共卫生事件主要依靠宗教习俗和经验总结，有很多非理性因素。直到18世纪中期，法国启蒙运动兴起，确立了用科学手段研究疾病及其传播规律的原则，才逐渐形成现代公共卫生体系。因此，本书作者就把18世纪中期作为公共卫生史上的分水岭。

好，现在讲前半部分，即18世纪前人类的公共卫生活动。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公共卫生。现代公共卫生的概念范围很广，包括对重大疾病，特别是传染病的预防、监控和治疗，治理和提升城乡卫生环境，监督和管制食药品的生产、流通，以及健康教育、卫生宣传等。从这个角度看，18世纪前人类的公共卫生活动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治理城市的卫生环境，另一个是防治传染病。

先讲治理城市的卫生环境，这里的重点是修建和完善供排水系统。考古发现，距今4000年前的埃及中王国时期，人们就在城市里用砖石铺设沟渠，排放污水。爱琴海地区的克里特·迈锡尼文明也很重视生活用水，克里特岛的宫殿不仅有浴室，还有厕所用的冲水装置。在中东、印度、中国、美洲等地的古文明遗址中，考古学家同样发现了大量供排水设施。不过论登峰造极，恐怕还要数古罗马人，因为他们打造了古代社会最先进也最完备的供水系统——高架渠。你可以把高架渠理解成一座送水的桥梁，它一头连着城外几百米的高山泉水，另一头连着城内水库，桥体呈梯度下降，使山泉水能顺着桥上的沟渠流进水库。高架渠的中段和末端设有沉淀池，可去除水中杂物，泉水存入水库后，再通过管道输入到商铺、公共澡堂和居民家中。据统计，鼎盛时罗马城有十多条高架渠，每天输送57万升水，供100万人使用，这在古代堪称奇迹。罗马人还把高架渠推广到所属各区域，今天，从欧洲最西端的西班牙到中东的叙利亚，散布着200多座古罗马高架渠遗迹。

古人为什么如此重视生活用水呢？这跟人应当保持清洁这个理念有关。很多原始宗教要求信徒保持自身和环境的清洁，好让自己在神灵的眼里显得纯洁。例如，南美印加社会每年9月会举行仪式，祈祷神灵护佑，祈祷者事先必须沐浴更衣，将房子打扫干净，敬献给神的祭品也要一尘不染。古罗马人也经常举行宗教仪式，参与者同样要保持清洁。此外，古罗马人热衷于公共集会，如参政议政、去剧院看戏等，这些场合对仪表都有要求，整洁那是最基本的。这一来，干净的生活用水就成为罗马人的必需品。

那用完的水往哪儿排呢？这一点罗马人也想到了，罗马的城市通常铺设排水沟，并有专人定期维护清理。早在公元前六世纪，罗马人就修建了马克西姆下水道，这条下水道高3.6米、宽3米，可将城内污水全部排入台伯河，下暴雨时又能借助雨水的巨大冲力清洗管道，相当于具备自净能力。时至今日，马克西姆下水道仍然是罗马排水系统的一部分。发达的供排水系统产生了一个额外的好处，那就是让罗马人生活在一个相对整洁的环境中，从而减少疾病的发生和传播。

相比之下，中世纪城市就没那么幸运了。公元五世纪，罗马帝国崩溃，导致整个欧洲的行政管理能力大幅度下降，原属罗马帝国的一些省份，如今天的法国、英国、西班牙等，都出现了大批城镇被摧毁、公共环境严重恶化的现象。这形成了中世纪城市的一大特点：拥挤和肮脏。放眼望去，城内房屋鳞次栉比，街道上人头攒动，说是街道，其实多为烂泥地，供排水系统是谈不到的，居民用水要么去河边打，要么凿井取，污水直接往门外泼。很多居民还饲养家禽，它们的粪便被随意抛洒到街上，无人清理。有的城市脏到只要一起风，尘土就夹杂着垃圾飞扬，让人寸步难行。直到12世纪，随着局势稳定、收入增加，一些城市才有能力改善公共卫生环境。比如巴黎于1185年铺设路面，并规定每一幢大型住宅的厕所都要配备地下管道，以便将排泄物排放到河里去，此举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巴黎道路泥泞、恶臭弥漫的景象。伦敦、布拉格、米兰等城市纷纷效仿。当然，供排水系统依然是奢望，所以从总体上讲，中世纪城市的卫生状况是不如罗马时代的，发生实质性改变要等到工业革命时期了。

再来讲18世纪前公共卫生活动的另一个主要内容：防治传染病。从人类诞生那刻起，疾病就如影随形，尤其是传染病，因为它能在人与人之间快速传播，对人类社会构成了严重威胁。据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记载，公元前四百三零年，雅典爆发鼠疫，原本健康强壮的人瞬间发起高烧，眼睛变得血红，伴以剧烈的咳嗽，随着病情恶化，患者浑身抽搐，不断的呕吐和腹泻，最终死亡。鼠疫导致雅典一半人口死亡，整个城邦被恐惧和悲伤所笼罩。当时折磨希腊人的还有疟疾，在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的文集中，疟疾的病例比比皆是。或许是见得多了，希波克拉底总结出了一些防治方法，比如他观察到，湿润的春季和闷热的夏天是疟疾高发期，说明这种疾病具有季节性，所以每当春天和夏天来临，医生就要注意了。此外，疟疾在沼泽地区的发病率更高，说明它同人类的居住环境相关，那么要防止疟疾，就得改善沼泽的自然环境，或者干脆让居民都搬走，这可以说是最早的针对防治传染病提出的公共卫生建议了。

当然，受限于当时的认知水平和医学条件，希波克拉底主要是通过对过往病例的经验观察，再加上推理得出结论的，还谈不到科学研究。但本书作者认为，比起古代社会普遍信奉的用祈祷或巫术来治病，这无疑是进步的。

罗马人全盘接受了希波克拉底的学说，还创建了早期的公共医疗体系。那是公元160年，为更好的防治传染病，罗马皇帝安东尼下令向意大利各城镇派出医生，具体安排：大城市十名、中型城市七名、小城镇五名，他们统称为主治医生，负责处理当地的传染病问题。鉴于效果不错，此举被推广到帝国的其他区域，如今天的法国、西班牙、英国等。罗马人还做出了另一项贡献：建立医院。考古学家在庞贝古城中发掘出医院遗迹，证明罗马帝国已经有了专业的医疗机构。罗马帝国最负盛名的医学家盖伦还在文章中说，有些省份还拨款建立公立医院，为平民百姓诊疗治病，这就突破了简单的传染病防治，而具备了向公众提供医疗服务的性质。应该说，在公共卫生方面，罗马人达到了古代社会的最高水平，在为平民提供医疗服务方面，表现得还非常现代。

可限于落后的医疗水平，瘟疫依然时不时爆发。公元125年，罗马统治下的北非爆发瘟疫，造成20多万人死亡。从164年到180年，整个罗马帝国笼罩在瘟疫之下，仅罗马城就损失了30%的人口。现代医学史家推断，折磨罗马人的瘟疫大致有三类：外源性斑疹、伤寒、鼠疫和天花，此外还有白喉、疟疾、痢疾、肺结核、胸膜炎等，很多在今天的医学来说很容易治疗的疾病，放到罗马时代则是致命的。

中世纪的情况并未好转，一度甚至更糟糕。从六世纪起，麻风病在欧洲广泛传播，患者刚开始皮肤出现暗红色斑块，随着病情加重，眉毛、头发脱落，嘴唇、耳朵肿大，甚至四肢畸形。现代医学搞清楚了麻风病的病因，并掌握了治疗手段，可在中世纪人看来，麻风病患者是因为行为不端，惹怒上帝，才患上这种可怕的疾病。中世纪晚期，麻风病患者大幅度减少，讽刺的是，这不是因为医疗水平提高了，而是许多麻风病人死于另一场瘟疫——黑死病及鼠疫。

鼠疫可能源于中亚大草原，随着蒙古骑兵的数次远征向西传播。1346年春，黑死病抵达黑海，从那儿传遍君士坦丁堡、威尼斯、马塞、巴塞罗那等地，短短6年，他夺走了2500万人的生命，占欧洲总人口1/3。由于最好的医生都对黑死病束手无策，人们同样只能把他当成来自上帝的惩罚。

当然，中世纪在公共卫生方面也并非毫无建树，所谓久病成医，人们还是摸索出了若干措施，其中一项还延续到了今天，那就是隔离。中世纪的医生们发现，麻风病和黑死病都具有传染性，可以通过肢体接触、飞沫等传播，那么在缺乏有效药物的情况下，最佳措施是隔离患者。13世纪初，全欧洲约有1万9000座麻风病院，用来隔离麻风病人。黑死病肆虐后，威尼斯和米兰都辟出专门区域，要求外来者先隔离14天，观察无恙后再进城。

黑死病的传播也促使人们认识到医院的重要性，因为医院既能收治病人起隔离效果，又能为病人提供护理，助其康复。一些城市筹资开办医院，医生薪水由市政府发放，这是近代公立医院的前身。至15世纪，巴黎、亚眠、佛罗伦萨等大城市都有数十所医院，整个英格兰的医院数量更是超过750家。但即便有了这样的认识，中世纪人依然不能抓住病因有效治疗，大量疾病依然无法得到有效的遏制，比如天花。

天花古已有之，罗马帝国就爆发过，中国史书也不乏记载，清朝的两任皇帝，顺治和康熙就都得过。随着欧洲人踏遍美洲、亚洲、非洲，全球贸易网初步形成，天花的传播范围也成倍扩大。16世纪，天花先在西属美洲殖民地流行，数以万计的印第安人死亡，随后又传回欧洲，造成了巨大灾难。天花能通过空气传播，人一旦感染天花病毒，基本无药可治，欧洲人尝试过放血疗法、老鼠泡酒、催吐等手段，全部无效，病人要么等死，要么自愈，所以天花致死率奇高，至少20%，最高可达60%。据统计，17和18世纪，欧洲每年有40万人死于天花，平均每天死1000多人。

总结来讲，当时欧洲人实施的公共卫生措施，只有隔离这一项算是符合现代标准，至于预防和治疗，用今天的眼光看，那是非常落后的。直到18世纪中叶，情况发生实质性变化，我的讲述也将进入第二部分。

18世纪中叶究竟发生了什么，促成公共卫生大发展？作者的回答是法国启蒙运动，其标志性事件是1751年百科全书的编撰和出版。这套丛书由法国思想家狄德罗领衔，召集了当时法国乃至欧洲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担任撰稿人，有力地推动了启蒙思想的传播。百科全书中有不少涉及公共卫生的内容，如人口、医疗、养老，这是欧洲人第一次系统性地关注公共卫生问题。更重要的是，启蒙思想家透过百科全书传达的理念：用理性推动社会进步，这对公共卫生事业极具启发性。

我们知道古人把疾病当成神的旨意，因而忽视了对发病机制和传染规律的研究。虽然希波克拉底学派力图揭示疾病与环境的关系，可以算一股清流，但由于不掌握科学方法，导致其做出了很多错误结论。举个例子，中世纪医生普遍相信所谓的胀气论，意思是传染病源自有机物腐烂所产生的臭气，当臭气扩散就会感染人类，这属于典型的倒因为果。医生先是观察到患者的居住环境通常比较恶劣，且空气污浊，于是得出了胀气致病的判断，救治手段自然是严格隔离。问题在于，隔离固然有助于减少病毒传播，对治疗却毫无帮助，它相当于让患者自生自灭。

启蒙运动提倡理性，促成现代科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科学手段研究传染病，并寻找有效预防、治疗疾病的方法，这就促成了现代医学的诞生，从而使人类公共卫生的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样东西的诞生有着重要意义，那就是疫苗和微生物学。

所谓疫苗，简单讲，就是将病毒进行减毒或者灭活等处理后，注入人体，以起到预防疾病的效果。它源于18世纪后，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詹纳的一次偶然发现。当时詹纳从当地挤奶工那里听到一种说法，人如果从牛身上感染牛痘，就不会得天花。经过研究，詹纳发现，牛痘其实是种轻微的天花病毒，人被感染了很容易痊愈，之后就拥有了免疫力。于是他从牛痘脓包中提取液体注入人体，成功地预防了天花，这叫牛痘接种术，被认为是早期疫苗。此后，英国政府采纳詹纳的建议，大力推广牛痘接种术，至19世纪初，天花在英国本土已经很少出现了。

牛痘接种术的发明和普及，使人类首次找到了克服传染病的方法。不过，从科学角度讲，詹纳只知道是病毒在起作用，而没有弄清楚病毒究竟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使人致病的。要揭开这些谜团，就要等到几十年后微生物学诞生了。

19世纪60年代，法国化学家巴斯德在研究发酵过程中提出，食物腐败是细菌导致的，而人吃了变质的食物会生病，这是科学家第一次明确细菌和疾病的关系，奠定了微生物学的基础。巴斯德据此发明了低温灭菌法及巴氏消毒法，它能杀灭欧洲人最常喝的饮料——牛奶中的细菌，今天，巴氏消毒法依然是食品行业的标准操作。顺着细菌治病的思路，巴斯德又指出，当时的手术之所以死亡率高，是因为手术工具带有病菌，很容易感染创口。巴斯德认为，应该用4%浓度的硼酸溶液给手术刀、产钳等消毒，医护人员手术前也要洗手。德国医生李斯特采纳了巴斯德的建议，果然大大降低了手术失败率，这种方法遂推广开来。

1885年，巴斯德给一名被疯狗咬伤的小男孩注射了毒性很低的狂犬病提取液，使其免于狂犬病。4年后，巴斯德研发出世界上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人工疫苗——狂犬疫苗。自此，这种几乎百分之百致死的病遇到了克星。沿着巴斯德指明的道路，科学家们又研发出针对霍乱、炭疽、脊髓灰质炎等病的疫苗。从詹纳研制出早期疫苗，到巴斯德在微生物学的基础上将疫苗技术发展成熟，人工疫苗就成为人类预防传染病的利器，这在公共卫生史上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因为疫苗直接推动了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道理很简单，既然打疫苗能防止传染病爆发，那政府就有责任投入资金和人力，成立专门机构研发疫苗，并推动全民接种疫苗。这方面，美国走在了前列。

1892年，纽约市卫生局成立公共卫生实验室，研究城市流行病的预防和治疗。正是在这所实验室里，一个叫威廉·帕克的年轻医生研发出白喉疫苗。白喉是白喉杆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儿童最易受感染，19世纪末，它是杀死儿童的主要微生物之一。白喉疫苗使成千上万的孩子免受白喉侵袭，效果显著。有鉴于此，美国各地效仿纽约，短短几年，几乎每个州和每个大城市都成立了公共卫生实验室。

当然，研发和接种疫苗还是很初步的举措，真正使公共卫生体系化的是发端于英国、遍及欧美的公共卫生运动。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率先爆发于英国，并向欧洲大陆扩散，至19世纪中期发展至巅峰，英、法、德、俄等欧洲主要国家工厂林立，铁路线如蜘蛛网般密布。工业革命创造了巨量财富，但副作用也很明显，当时的工厂主丝毫不考虑工人健康，厂房里烟尘弥漫，机器声震耳欲聋，工人的居住环境就更糟糕了，那里通常位于城市边缘，没有清洁的饮用水，没有下水道，采光和通风完全谈不上，论拥挤和肮脏程度比中世纪城市强不了多少。久而久之，工人聚居区沦为贫民窟，从英国的伦敦、曼彻斯特，到法国的鲁昂、里尔，再到德国的慕尼黑、德累斯顿，凡是工业重镇都有工人贫民窟，这里伤寒、霍乱、肺结核肆虐。19世纪30年代初的一项调查显示，贫民窟孩童有一半活不到五岁，侥幸成年的平均寿命也只有40岁。

此情此景激起了广泛同情，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曾写道：“无论你属于哪个党派，看到这些体弱多病的人呼吸着工厂的尘土，身体被白铅、水银和毒药浸透，睡在满是跳蚤的床上，请问你怎么可以不被触动呢？”有识之士开始采取行动，他就是英国社会改革家、公共卫生运动发起者埃德温·查德威克。查德威克成长于曼彻斯特，对贫民窟很熟悉，他还担任过英国哲学家边沁的秘书，深受其功利主义思想影响。边沁主张，任何社会政策都应当谋求最大多数人的幸福，而19世纪中期，英国很多城市70%的人口是工人，可他们过得那么惨，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从何谈起呢？查德威克认为必须做出改变。

在他的倡导下，英国掀起了一场名为公共卫生运动的社会运动，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用调查统计的方法分析公共卫生问题。自19世纪30年代起，在查德威克的倡导和牵头下，不少社会学家对英国公众的生存状况展开详细调查。一份调查显示，从1831年到1839年，英国农村地区的死亡率约18.2‰，城市高达26.2‰，城市的死亡率竟然比农村高，太令人震惊了。社会学家认为，这是城市人口密集，卫生条件却很糟糕，经常爆发传染病所致。是不是这样呢？查德威克的调查显示，卫生设施较差的社区，如贫民窟，居民感染传染病的死亡率达40‰，远高于其他社区，这就证实了疾病的确与环境有关。鉴于调查统计方法的有效性，它成了人们制定公共卫生政策的必要手段。

公共卫生运动第二个方面的贡献，用法律推动公共卫生进步，建立专门机构管理公共卫生。在查德威克的积极推动下，英国议会通过1833年工厂法，就工厂环境、工人待遇、工作时间等作出明确规定，以确保劳工的基本权益。1834年，议会又通过济贫法修正案，目的是用降低贫困率来改善卫生状况，因为查德威克认为，发病率和贫穷高度相关，简单讲，穷人总是比富人更容易生病，所以单纯的改善卫生状况治标不治本，更重要的是让工人不再贫穷，这样工人才有能力提升生活质量，进而改善个人和家庭的卫生水平。1848年，英国议会首次针对公共卫生进行立法，通过了公共卫生法案，该法案明确了政府在公共卫生方面的责任，查德威克据此创建英国卫生总署，统一管理全国卫生事务。1855年，查德威克考察巴黎的公共卫生状况，并推动法国公共卫生协会成立。此后，欧美各国相继成立相关组织，公共卫生运动在欧美各国激起巨大反响。

与此同时，查德威克在国内却遭遇强大阻力，因为他倡导的一切，如提高工人待遇、改善工作环境等，在企业家看来只会增加成本，使他们的利益受损，他们当然强烈反对。在日渐高涨的批评声中，英国议会撤销了卫生总署，查德威克也被迫退出政坛。然而，历史的潮流不可抗拒，一方面，19世纪中后期，欧洲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各国政府不得不正视劳工权益；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推进及全球贸易兴盛，劳动力需求激增，这要求人口持续增长，以确保劳动力供应，而劳工受困于糟糕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伤残率和死亡率偏高，长期来看不利于经济发展。反之，增加工人收入能促进消费，繁荣市场，改善工人社区的环境，也能让整个城市更整洁。种种因素叠加，使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查德威克的观点。

1873年，德国首相俾斯麦成立了帝国卫生局，致力于从整体上改善柏林、慕尼黑等大城市的公共设施和卫生环境。1883年，德国颁布疾病保险法，此后又制定工人赔偿法、伤残和养老保险法，由此构筑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保障制度。很快，奥地利、匈牙利、挪威、瑞士等以此为蓝本，建立各自的社会保障制度，英、法、美等国也有所借鉴。20世纪初，西方国家普遍创建了基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共卫生体系。

回顾一下，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确立了用理性和科学研究人类事物的原则，这极大地推动了公共卫生事业，使之取得质的飞跃。19世纪初，随着微生物学的确立和人工疫苗发展成熟，人们掌握了克制传染病的方法，公共卫生的水平又上了一个台阶。与此同时，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促使西方国家建立起完善的现代公共卫生体系，在提供卫生服务、保证医疗公平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不过，进入20世纪后，公共卫生领域又出现了新趋势。随着人类迈入全球化时代，任何一地爆发瘟疫，都有可能对其他地区构成威胁，国际合作就变得非常重要。1902年，在美国牵头下，美洲各国成立泛美卫生组织，携手处置美洲的公共卫生问题。1907年，西方主要国家在罗马签订国际卫生条约，并成立了第一个世界性卫生组织——国际公共卫生局，这标志着公共卫生领域的国际合作成为全球共识。不过，其象征意义大于现实价值，因为国际公共卫生局的职责是收集和发布流行病学信息，促进不同国家的医学交流，本身并不具备行动力，对成员国也没有约束力。而且，20世纪上半叶局势动荡，两次世界大战、全球性经济危机交织，客观上也让国际合作很难展开。席卷全球的西班牙流感就是典型的例子。

1918年3月，美国的一座军营中有士兵出现流感症状，刚开始军方认为这只是普通的流行性感冒，不以为意，一些士兵仍然被派往欧洲作战。到当年秋天，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地全都爆发流感，其中西班牙最严重，约800万人被感染，连国王都没逃过，于是，这场源自美国的流感被媒体阴差阳错地冠以西班牙流感之名。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进入尾声，欧洲列强既没有精力应对，也缺乏医疗资源，结果疫情加速度扩散，局面几近失控。据保守估计，至1920年3月，西班牙流感已造成5000万人死亡，是一战死亡士兵总人数的五倍。

惨痛的教训使人们意识到国际合作的迫切性，然而过程充满了曲折。1923年，国际联盟成立卫生组织，致力于全球传染病的防治，他在东南亚开展消灭鼠疫和霍乱的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不过，鉴于国际联盟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弱势地位，国联卫生组织的作用受到很大局限，这制约了他的贡献。进入20世纪30年代，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蔓延全球，致使工厂倒闭、银行破产、失业率飙升，国际局势也越来越紧张，终于在1939年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断下滑的经济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战争摧毁了卫生设施，凡此种种，使得公共领域的国际合作举步维艰，这些都沉重打击了公共卫生事业。

二战后期，多种传染病呈复苏趋势，令有识之士担忧。所以，当同盟国筹建联合国时，重建全球性卫生组织的建议得到了广泛响应。1946年，联合国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法，宣告成立世界卫生组织，简称WHO。世卫组织围绕控制和防治传染病，对国际卫生工作进行指导和协调，并向需要帮助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支持，其得意之作是消除天花。

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欧美、日本和中国等通过普及疫苗接种的方式，基本消除了天花，但还有很多国家由于资金和技术短缺，仍然遭受着天花的侵害。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当时每年有40多个国家出现1000多万天花病例，导致约200万人死亡。有鉴于此，1958年，苏联卫生部副部长、流行病学家日丹诺夫在世界卫生大会上提议，由世卫组织牵头，在全球范围内发动一次消灭天花的行动。为此，苏联政府愿意每年提供2500万支疫苗。对这个提议，美国一开始兴趣寥寥，他们可不想同这个冷战对手合作。直到1967年，美国因深陷越战泥潭，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为改善自身形象，决定与苏联联手攻克天花，双方还进行了分工，苏联提供疫苗，美国提供资金。

1967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启动天花根除计划，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天花疫苗接种，此举造福了数以亿计的民众。1980年5月8日，世卫组织正式宣布天花病毒已经被根除。目前，世界上只剩下少量天花病毒，分别保存在俄罗斯和美国两个戒备森严的实验室里，供科学研究之用。可以说，天花是目前为止人类消灭的第一个传染病病毒，也是公共卫生领域实现国际合作的典范。

时至今日，公共卫生的牵涉面更广，涉及层次更多，除埃博拉病毒、新冠疫情这样的紧急公共卫生事件，还有人口老龄化、女性和儿童健康、职业病防治等日常公共问题。而在世界早就成为地球村的当下，上述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国际合作。

最后，我想用本书作者的一段忠告作为这次讲述的结尾：今天的公共卫生工作者视野不能再局限于地方或国家，而要扩展到国际社区。今天我们互为肢体，因为在我们自己的社区中，每个人都必须奋斗，朝着免于疾病、匮乏和恐惧的目标前进，我们必须努力继承和发扬我们的崇高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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