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东五百年》：朝鲜王朝的东亚困境，小国在明清秩序中的生存智慧演绎

今天要为您解读的书叫《海东500年：朝鲜王朝兴衰史》。作者是朝鲜史研究者、复旦大学文史研究员、在站博士后丁辰南。

熟悉韩剧的朋友都知道，韩国人喜欢拍历史题材作品，而这些作品又有相当一部分以朝鲜王朝，也就是俗称的李氏朝鲜为背景。2003年，风靡亚洲的《大长今》，女主角韩尚宫就生活在李氏朝鲜第十代国王燕山君统治时期。2019年，热播剧《王国》将背景设定在17世纪初，当时朝鲜屡遭变乱，民不聊生，正好符合剧情需要。搬上大荧幕的历史剧也不少，如《观相》《南汉山城》，《兹山鱼谱》则聚焦李氏朝鲜末期士大夫在面对国内外风云变幻时的人生选择。

影视作品的热度，体现了韩国人对那段历史的热衷。其实不止韩国人自己，我们中国人同样对李氏朝鲜有着浓厚兴趣。长久以来，朝鲜半岛都被视作儒家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文学、饮食、礼仪一直到处世哲学，至今带有儒家文化的印记，而这是在李氏朝鲜时期奠定的。

更有趣的是，李氏朝鲜开创于1392年，终结于1910年，历经518年，同我国明清时期基本重合，这隐隐显示出它的兴衰起落跟整个东亚的局势变化高度相关。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在这个过程中，李氏朝鲜是如何一步步转变成儒教国家，又如何应对19世纪末以来的外部冲击呢？今天要讲的这本《海东500年：朝鲜王朝兴衰史》，就将揭示这段曲折复杂的历史进程。

我的讲述将分成四个部分进行：

第一部分，王朝初建：东亚变局与李氏朝鲜的开创；

第二部分，移风易俗：朝鲜的儒教化；

第三部分，抉择时刻：从明朝“忠粉”到归附清朝；

第四部分，走向衰亡：党争、内耗与日本入侵。

好，现在讲第一部分，王朝初建：东亚变局与李氏朝鲜的开创。

公元1368年，东亚出了件大事，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随后，明军北伐，攻克元朝首都大都（即北京），元顺帝仓皇北逃，重返蒙古高原，称北元政权。至此，明朝基本完成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原的目标。

北伐成功后，朱元璋派使者前往朝鲜半岛，通报大明取代元朝的消息。当时的朝鲜正处在高丽王朝统治之下，该王朝于公元936年统一朝鲜半岛，历经430多年。它的生存哲学是，东亚大陆上谁最强大就服从谁。所以历史上，高丽曾先后向北宋、辽国、金国、元朝等称臣。如今明朝兴起，高丽国王王颛立即表示愿意向明朝朝贡，并将年号从元朝的“至正”改为明朝的“洪武”。这番表态得到了朱元璋首肯，他按照惯例册封王颛为高丽国王，表示高丽已正式成为明朝的藩属国。

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然而事情可没那么简单。其实高丽王室长期跟元朝皇室通婚，王颛的正妻就是元朝的鲁国公主，所以他和蒙古人的联系很是紧密。向明朝称臣后，双方仍藕断丝连。比如在1373年，王颛曾偷偷接见北元使者，讨论朝贡事宜。王颛死后，高丽内部分化成两大派别，即主张投靠北元的亲元派和主张依附明朝的亲明派。新国王王禑搞了个折中方案，既接受明朝册封，又接受北元册封。他的打算是，明朝站稳脚跟固然好，如果蒙古人卷土重来，自己也有转圜余地。这是夹在大国之间的小国最为常见的操作模式。

打算虽好，可能不能贯彻，有赖于政治智慧。事实证明，王禑没这个智慧。1388年，朱元璋设铁岭卫指挥使司，正式将辽东纳入明朝版图。此举令王禑大为不满。原来，元朝曾在朝鲜半岛东北部建立行政机构，直接管辖，直到元末大乱，高丽才趁机收复。随后，高丽滋生出占据整个辽东的野心，而明朝设立卫所，无疑打破了这种幻想。王禑不甘心，他下令攻占辽东，这个重任就落到高丽名将李成桂头上。

李成桂出身军人世家，为高丽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收复半岛东北部就有他的功劳。身经百战的李成桂清楚，凭高丽的实力根本打不过明朝，这分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他反对出兵。无奈国王固执己见，给李成桂加官进爵，逼着他领军5万出征。大军渡过鸭绿江后，士兵不断逃亡，显然大家都不想送死。李成桂见状，把将领召集起来：“国王听信谗言，非要攻打明朝，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为今之计，只有铲除奸臣，挽回社稷。”全军上下热烈响应。于是李成桂调转枪头，打着清君侧的旗号，直扑高丽首都开城，逼王禑退位，扶持傀儡上台。就这样，攻占辽东的计划彻底粉碎，而且此后500多年，朝鲜半岛再没出现过对外扩张的趋势。

李成桂则凭着清君侧的“大功”，成为权臣。至1392年，李成桂扫清所有障碍，遂废黜傀儡，登上国王宝座。他给新王朝定名为朝鲜，朝鲜王朝，也就是俗称的李氏王朝由此诞生。“朝鲜”一词起源于中国，含有朝日东升、晨光鲜艳之意，《管子》《史记》《汉书》等书中，都用朝鲜来指代今天的朝鲜半岛。李成桂从中国典籍中选取这个词给新王朝命名，明显是在向明朝示好。他还派遣使臣，向朱元璋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表示自己对明朝忠心耿耿，绝无二心。

那朱元璋什么态度呢？一句话概括，承认既定事实，同时冷眼观察。一方面，亲近北元的高丽王朝被取代，对于稳定明朝东北部边疆是有利的，所以朱元璋当即同意了李成桂更改国号的请求，并表示只要朝鲜真心臣服，不挑起矛盾，那将是两国百姓之福。另一方面，对朝鲜的主动归附，朱元璋并未宣扬。首先他要观察李成桂的实际行动，更重要的是，按儒家传统，李成桂的行为属于篡位，如果大肆表彰等于鼓励造反，朱元璋可不愿意。

所以，李成桂虽然确立了朝鲜是明朝藩属国的地位，但双方总体上不冷不热，朱元璋还经常找岔子批评李成桂，目的就是提醒朝鲜不要背离明朝。两国的关系真正热络起来，还要等到下一代。1398年，李成桂退位，次子李芳果继位。两年后，他被自己的弟弟，李成桂的第五子李芳远推翻。李芳远登基后，将都城迁往汉城，即今天的首尔。

作为篡位者，李芳远迫切希望获得明朝承认，以增加合法性。这时候运气来了。原来，李芳远谋夺朝鲜王位之际，明朝内部也出现了围绕最高权力的残酷争夺。1399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1402年攻陷南京，废黜建文帝，自立为帝，是为明成祖。李芳远年轻时以朝鲜使臣的身份出使明朝，结识了燕王朱棣。靖难之役中，建文帝要求朝鲜出兵，李芳远按兵不动。明成祖登基后，他又第一个派使者前来道贺。凡此种种，都博得了明成祖的好感。加上两人同为篡位者，不免产生一种惺惺相惜的好感，所以明成祖对朝鲜的态度要比朱元璋亲近得多。他正式册封李芳远为朝鲜国王，还赏赐了大量金印、冠冕、玉佩等。李芳远呢，每年都会派出四五波使臣去明朝朝贡，表现得心悦诚服。

当然，李氏朝鲜仍然保持着很强的独立性，明朝一般不干涉其内部事务，甚至对一些明显僭越的举动也能容忍，这在庙号问题上体现得最为典型。按照儒家礼制，只有皇帝驾崩才有庙号，朝鲜国王地位只相当于明朝的一个藩王，这个级别的应该是封号，只能称作某某王，但朝鲜并没有严格遵循礼制。李成桂病逝后获封庙号太祖，李芳远的庙号则为太宗，这成了惯例。据统计，朝鲜王朝27位君主中，25位有庙号，明朝君臣对此睁只眼闭只眼，只要你表示臣服、按时朝贡，我就当不知道。其实反过来想一想，庙号是儒家文化圈特有的产物，所以历代朝鲜国王对庙号的执念，恰恰反映出李氏朝鲜深受儒家文化熏陶。

第二部分“移风易俗：朝鲜的儒教化”，我就来讲一讲儒家文化是如何渗透到朝鲜王朝方方面面的。

因为地理相近，朝鲜半岛一直同东亚大陆保持着紧密联系。公元七世纪，朝鲜人发明了吏读，这套办法要么借汉字的发音来记录朝鲜语词汇，要么直接用汉语词汇表意，用在官吏间的文书往来、半岛贵族的生活，因此和汉字和儒家典籍产生了莫大的联系。高丽王朝时期，朝廷还效仿中国建立了科举制度，最终半岛涌现出了郑梦周这样的大儒。

郑梦周出生于朝鲜东南部，24岁中举踏上仕途。他熟读儒家典籍，是将程朱理学引入朝鲜半岛的关键人物。为人处世方面，郑梦周也时时以程朱理学为标准。父亲逝世时，他辞官返乡，守孝3年才回朝廷任职。明朝建立后，郑梦周属于亲明派，一度支持李成桂清君侧，可当他得知李成桂试图篡位，又本着儒家的忠君思想坚决反对，结果惨遭杀害。

耐人寻味的是，李氏朝鲜消灭了郑梦周的肉体，却没否定他的思想。太宗李芳远登基后，给郑梦周追封了一大堆头衔，并入祀孔庙。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郑梦周的忠君思想正是李氏大力提倡的。这个道理同清朝统治者处死抗清名将史可法，又大肆褒扬其忠君爱国的品行如出一辙。

事实上，对君主的绝对忠诚，正是李氏朝鲜认同和推广儒家学说的主要动机，这在太宗之子世宗李祹继位后达到了高峰。世宗在位32年，为推广儒学实行了一系列举措，这些举措大都通过一个专门机构集贤殿制定和实施的。所谓集贤殿，取召集贤士之意，世宗特地从三品以下的年轻文臣中挑选20人，封为集贤殿儒士。如是，儒士们钻研程朱理学和明朝制度，并以此为蓝本，针对朝鲜王朝的现状提出整改建议。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完善礼法，打击佛教。太祖李成桂当政时，朝鲜曾颁布《经济六典》作为法律制度，但《经济六典》多有疏漏，因此世宗令集贤殿儒士依据《大明律》及儒家学说予以充实，这使儒家伦理在法治层面得到落实。在世宗的主持下，集贤殿儒士又规范礼仪，将君臣关系纳入到儒家礼法制度下，从而强化了君主权力。世宗还通过法律手段，对高丽王朝时期的国教佛教进行打击。朝鲜佛教原有12个宗派，被缩减为两个，寺庙的土地和奴仆收归国有，首都汉城禁止念诵佛经。此举有效抑制了佛教对朝鲜社会的影响力。此消彼长，儒家学说上升为统治者力挺的主流意识形态。

朝鲜士大夫原本就受儒学浸染，不少人拥有深厚的儒学素养，所以这种转变他们很快就能适应。可如何让普通人也接受儒家学说呢？这就要讲到第二个方面，刊印典籍，创制谚文，向民众宣教。1432年，集贤殿儒士进献了《三纲行实图》。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典型的儒家伦理。集贤殿儒士以此为标准，从流传于中国和朝鲜民间的诸多人物中精选出孝子、忠臣、烈女，总计110人，把他们的事迹画成图画，并配上文字解说，刊印成书。这种图文并茂的小册子，当然是以普通人为宣传对象的。可问题来了，汉语的语序、发音和朝鲜语存在着很大差异。举个例子，汉语的语法结构是主谓宾，朝鲜语则是主宾谓。要掌握汉语，必须投入大量精力，这只有贵族才能做到。换言之，用汉字刊印《三纲行实图》，民众根本看不懂。怎么办呢？世宗召集集贤殿儒士创制新文字。1443年，朝鲜王朝公布了28个谚文字符。“谚”即谚语，谚文属表音文字，可以方便地标记汉文典籍，其语法结构又符合朝鲜口语，民众容易掌握。果然，用谚文刊印的《三纲行实图》很快流传开，有力地推动了民间的儒教化。而谚文也成为现代韩文的前身。

与此同时，世宗下令采用活字印刷术，便于大量刊印书籍，这是活字印刷在朝鲜大规模普及的开始。《四书》《五经》《左传》《列女传》《资治通鉴》等儒家典籍，就是靠着活字印刷进入了朝鲜的千家万户。

统治者花那么大力气推行儒教，效果如何呢？应该说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民众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举个例子，朝鲜半岛曾流行男归女家的婚俗，及成年男子结婚后居住在丈人家，所生子女也由外祖父母抚养长大。程朱理学盛行后，男归女家变成女归男家，即女性住到夫家侍奉公婆，这导致婆媳矛盾越来越普遍。到朝鲜王朝中后期，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要处理这类问题。今天韩国有很多描述婆媳关系的谚语，就出自朝鲜王朝，像“红豆粥留给亲女儿，豆芽汤留给儿媳妇儿”，意思是儿媳妇毕竟是外人，不要把好东西都给她。婆媳关系也是韩剧最主要的题材之一。

当然，按照法律，朝鲜女性是有继承权的，只不过能继承的份额随着儒教化的加深而减少，不少女性还是家庭财产的掌管者，有“库房钥匙”之称。所以跟明朝比起来，朝鲜女性的社会地位略高，不至于彻底沦为男性的依附品。

不过在某些方面，李氏朝鲜对程朱理学的落实比明朝还起劲儿，最典型的当属两班士大夫对嫡子继承制的执念。什么叫两班呢？它源自高丽时代，当时高丽国王开朝会，把站在东侧的文官称作文班，站在西侧的武官称作武班，合称两班，代指在朝官员。本来你只要考中科举即可名列两班，普通人尚有出头机会，可李氏朝鲜规定，只有两班子弟才有资格应试，而且只有正妻生的儿子及嫡子才能继承两班的身份，庶子就算中举，也只能当基层官吏或从事翻译、医生等工作。至于平民子弟，老老实实种地、缴税、服徭役，通过科举改变命运，做梦！平民以下还有贱民，他们世代做奴婢、屠夫、杂耍、艺人，没有翻身希望。

这导致了一个后果，社会流动性降低，阶层固化，贱民永远是贱民，两班士大夫则可以将地位和权势锁定在家族中，世代相传，寒门出贵子绝无可能。而坐拥庞大资源的两班士大夫，又会反过来制约君权，朝鲜国王的权力同明清皇帝是没法比的。对此国王是不甘心的，所以历代朝鲜国王都致力于扩大君权，方法是依靠外戚和宦官削弱两班权势，或挑起两班内斗，对其进行分化。这其实是封建君主的惯用伎俩，它有利于君主集中权力，可副作用同样明显，那就是朋党林立，党争不断。到朝鲜王朝中期，朝局已经是乌烟瘴气。比如从世祖到成宗的40年间，功臣派和士林派斗得不可开交。宣祖李昖在位期间，士林派分裂为东人党和西人党，双方水火不容。在倭寇进犯、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仍然互相拆台，置大局于不顾。

那么朝鲜王朝的命运又将如何呢？这是第三部分“抉择时刻：从壬辰倭乱到归附清朝”将要讨论的问题。

朝鲜王朝陷入党争之际，与他一衣带水的日本已进入战国时代后期。1590年，丰臣秀吉已基本统一了日本，他随即将目光投向北边。丰臣秀吉的计划是攻占朝鲜，以此作为侵略中国的跳板，于是他开始筹备工作。朝鲜侦察到对岸有异常情况，可日本究竟会不会打过来呢？西人党说会，东人党说不会，各执一词。其实双方都没把这事放心上，只是拿他当压制对手的政治工具，所以吵了半天，既不做防备，也没有通知明朝。

1592年农历4月13日，日军在朝鲜东南部港口釜山登陆，战争打响了。由于这一年是壬辰年，日本人又被称为倭寇，因此史称壬辰倭乱。毫无防备的朝鲜军队节节败退，仗打了十几天，日军已逼近汉城。宣祖李昖慌忙出逃，汉城沦陷，古都平壤不久也陷落了。无奈，宣祖请求到明朝避难，这相当于承认国家灭亡了。万历皇帝驳回了请求，随即下令明军入朝。8月中旬，20多万明军奔赴朝鲜，战局改观。明军接连取得平壤、开城大捷，重挫日军锐气。一个月后，明军收复汉城。可战争还是绵延了7年之久，怎么回事呢？

首先是明朝态度摇摆。明朝君臣明白，朝鲜是不能丢的，否则作为宗主国，大明的脸面往哪搁？可打仗要花钱，而万历年间财政吃紧，长期打下去，国库那点银子够吗？另一方面，明朝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党争，无论哪一派得势，他是主和也好，主战也罢，对手必定唱反调，以至于朝野上下迟迟达不成共识，反映到战场上自然是打了谈，谈了打，循环往复。

谈到党争，朝鲜更严重，对战局的负面影响也更大。当时朝鲜的陆军不行，水军还有战斗力。壬辰倭乱初期，要不是水军拼死抵抗，朝鲜几乎束手就擒。但水军的两大将领，元均和李舜臣都卷入了党争。其中西人党支持元均，东人党支持李舜臣。党争之下，两人的关系日益恶化。1597年，东人党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直接导致宣祖将李舜臣免职，元均总揽水军指挥权。不料在当年朝鲜水军惨败，元均战死。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宣祖不得不重新启用李舜臣，后者在鸣梁海战中击败日军，水军力挽狂澜。即便如此，西人党也没停止对他的攻击。

明朝态度犹豫，朝鲜党争不断，战争于是拖了又拖，一直到1598年9月，丰臣秀吉病死，日军全线撤离，壬辰倭乱终于结束。

那么这场战争产生了哪些影响呢？这可以从朝鲜和明朝两个角度来看。

对朝鲜来说，如果没有明朝相助，亡国几乎不可避免，朝鲜君臣感激涕零，认为明朝对自己有再造之恩，这进一步加固了朝鲜同明朝的关系，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更是成为不可动摇的立国之本。明朝军队的战斗力也给朝鲜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火器的巨大威力，让朝鲜军臣倍感震撼。于是朝鲜大力发展火器，还想方设法从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引入西洋火器，组建火枪队，到后来朝鲜军队运用火器的水平反超明军。

再来看壬辰倭乱对明朝的影响。正面影响当然是捍卫了明朝与朝鲜的宗藩体制，同时，丰臣秀吉死后，日本放弃对外扩张路线，朝日关系也得以重建，这维护了东亚大陆的国际秩序。可战争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视，长达7年的战争消耗了明朝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以至于它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力大幅度削弱，这给后金在辽东的崛起创造了空间。进入17世纪，明朝越来越难以压制后金。1619年，明军主力在萨尔浒之战被后金军全歼，自此失去战略主导权，只能被动挨打。随着后金的优势日益明显，东亚格局开始剧变，这意味着李氏朝鲜又将面临一个抉择时刻。

1636年，后金大汗皇太极称帝，并将国号改为大清。皇太极决心推翻明朝，而这要先征服朝鲜，以解除后顾之忧。皇太极先来软的，要求朝鲜臣服，遭到拒绝。于是这一年底，清军纵马南下，直扑汉城。朝鲜军队连战连败，朝鲜国王仁祖李倧率百官仓皇出逃，躲进了汉城东南方的一座山城，也就是南汉山城里。清军随即将其团团围困。李倧的态度很坚决，绝不背叛明朝。农历12月24日，恰逢崇祯皇帝生日，仁祖代文武百官朝着北京的方向遥拜，以表忠心。可忠心需要实力支撑，而朝鲜军队根本不是八旗铁骑的对手。一次朝鲜军队出城迎敌，战死近200人，清兵阵亡多少呢？两人。此后朝鲜军队固守山城，再也不敢出击。可困守孤城也不是办法呀，季节已是隆冬，南汉山城里粮食断绝，人马不断的冻死、饿死，实在守不下去了。无奈之下，李倧只能答应皇太极开出的条件：停用明朝年号，改用清朝年号；送王氏子弟入清作为人质；逢年过节派使臣前往沈阳祝贺；清军攻打明朝，朝鲜要出兵援助等等。1637年正月30日，仁祖换上象征臣子身份的蓝衣，出城向皇太极行三拜九叩大礼，这标志着朝鲜和明朝的宗藩关系终结，清朝成为朝鲜的宗主国。

从此，朝鲜君臣陷入一种屈从清朝却心向明朝的微妙心态之中。一方面，他们不得不按时向清朝进贡，并与满清权贵通婚，朝鲜火枪手还多次助力清军击败明军。另一方面，朝鲜君臣仍然感念明朝，这份感情有多深呢？英祖李昑在位时得到一条消息，说当年清军围城之际，崇祯皇帝下令救援，可惜朝鲜投降的太快，只得作罢。这件陈年往事让英祖长吁短叹，彻夜难眠，而此时距明朝灭亡已有100多年。朝鲜君臣对明朝的感情可见一斑。但现实毕竟摆在那儿，朝鲜君臣再怀念明朝，也只敢私下说说，转过身还得老老实实向清朝表忠心。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鲜与清朝的关系也在悄然改变，两国关系走向新阶段，我的讲述也将进入第四部分“走向衰亡：近代朝鲜的悲剧命运”。

朝鲜对清朝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鄙夷到认同的转变过程。刚开始，朝鲜君臣是从儒家华夷之辩的视角出发，来看待明清鼎革的。他们认为明朝代表华夏正统，满清则为夷狄，清朝取代明朝，意味着华夏沦为蛮夷之地，此后华夏正统就转到朝鲜，于是朝鲜自称小中华，俨然以儒家文化的传承者自居，对满清统治者口头臣服，内心则满是不屑。举个例子，朝鲜派往明朝的使臣叫朝天使，“天”即天朝上国，有崇敬之意。归附清朝后，朝天使改名燕行使，“燕”是北京旧称，燕行使即去北京的使节，不带感情色彩。朝鲜君臣对明朝和清朝的不同态度通过这个细节流露出来。燕行使也经常在写给朝鲜国王的汇报信件中，对清朝的礼仪、制度、社会风气大加批评，总之就是蛮夷作风，咱瞧不上。

转折点出现在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之后。战乱初起，朝鲜群臣大为兴奋，判断清朝将会崩溃，可最终康熙帝平定叛乱，清朝站稳了脚跟，这促使朝鲜君臣思考，清朝可能真的顺应了天命，否则怎能挺过这么一场浩劫呢？康熙帝的对朝政策更是起到了拉拢人心的效果。康熙帝屡次削减朝鲜贡品的数量，以减轻其负担，还在朝鲜需要时伸出援手。1697年，朝鲜闹饥荒，康熙帝运来3万石粮食，其中2万石平价出售，1万石无偿赠送。此举令朝鲜君臣万分感激，对清朝统治者的观感大为改善，体现在燕行使的记录中，就是对康熙帝大加赞扬，认为他宽仁睿智，是符合儒家标准的一代明君。朝鲜君臣对明朝的怀念，康熙帝也很清楚，可他不仅不责怪，还表彰朝鲜是礼仪之邦，对儒家原则的坚守堪称表率，这让朝鲜君臣感动不已。康熙帝不愧为大国君王，有包容天下的胸怀。至康熙帝当政后期，朝鲜君臣已从内心认同了清朝，两班士大夫中的新生代因为没有历史包袱，更是心悦诚服。

朝鲜对清朝的恭顺姿态，使其在清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享有一个和平、安全的外部环境，这在经济上也有好处。作为藩属国，朝鲜纳入了清朝的朝贡贸易体系。这个体系的特点是，朝鲜定期向清朝进贡土特产，清朝则赏赐物品和白银，通常来说，赏赐的价值会远远超过贡品价值，这是宗主国给予藩属国的特殊待遇。于是，朝鲜使团向清朝进贡人参、海带、水獭皮、高丽纸，以换取更为丰厚的回报。随后，朝鲜使团会在北京采购精美瓷器、华贵绸缎、珍珠、翡翠，运回朝鲜，供达官显贵挥霍，这助长了上流阶层的奢靡之风。问题在于，朝贡贸易是有限额的，达到一定规模，官方渠道就关闭了，这显然无法满足朝鲜君臣日益强烈的欲望，走私贸易由此盛行。朝鲜也加入到清朝主导的东亚贸易网络，把生意做到了日本、琉球、缅甸、越南、泰国等地，高丽参就在日本颇受欢迎，朝鲜商人从中赚取大把白银，再到清朝买奢侈品。在此过程中，白银逐渐成为东亚贸易网中的硬通货。

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国内工商业，至18世纪中叶，朝鲜王朝的工商业已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汉城、开城、平壤等城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富商群体。例如开城富商基本垄断了对日贸易，汉城富商则将汉城内外的商品流通渠道握在手中。需要说明的是，李氏朝鲜时代的富商跟市场经济下的商人可不一样，追根溯源，你会发现他们同权贵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富商要么获得了朝鲜王室特许，经营某类商品，要么同两班士大夫沾亲带故，利用其人脉做生意。相应的，他们会不断地向王室和两班输送利益，当作回馈。所以在李氏朝鲜，当富商是有门槛的，普通人和贱民阶层基本没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讲，朝鲜富商实为政治权力的附庸。富商与权贵的利益高度捆绑，他们不可能像欧洲商人那样产生独立意识，反过来去制约权力，这就决定了朝鲜工商业再怎么繁荣，也不可能突破传统藩篱。当葡萄牙、西班牙向全球殖民、英国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朝鲜依然是一个以农立国、保守落后的国家，西方人称之为隐世之国，认为它封闭而神秘。

可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使朝鲜已经很难维持原状了。19世纪中叶，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清朝紧闭的国门，也给朝鲜敲响警钟。实际上，清朝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惨败的消息朝鲜君臣早就知道，可他们的反应是严防死守，绝不允许西方的物质文化进入朝鲜。1866年，朝鲜处死法国传教士，并禁止天主教传播，法国反应强烈，当年秋天，七艘法国军舰载着600余名士兵赴朝鲜报仇，法军一度占据优势，但不慎遭朝军伏击，加上气候转冷，黯然撤离。1871年，五艘美国军舰靠近朝鲜半岛，要求通商，遭到拒绝，美军遂与朝军激战，接连获胜，可朝鲜君臣态度强硬，美国考虑到没做好打大仗的准备，也撤走了。这两次胜利让朝鲜君臣信心爆棚，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御敌于国门之外，继续闭关锁国。

可局势的发展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跟朝鲜不同，日本向列强打开了大门，并积极学习西方，国力不断增强。日本人的野心随之膨胀，一时间征韩论甚嚣尘上。“韩”原指古代朝鲜的三个部落马韩、弁韩、辰韩，合称三韩，后人就用韩指代朝鲜。那么征韩论就是征服朝鲜的意思。这其实是日本人一直有的念头，公元七世纪和16世纪，日本都曾入侵朝鲜，只是被中国援军击败，但日本人并未死心。明治维新以后，征韩论再度高涨，明治功臣如西乡隆盛、伊藤博文都积极鼓吹。日本人对朝鲜知根知底，而且长期谋划，其认真程度和投入的精力远非法国、美国这些打秋风的西方国家所能比拟，征服朝鲜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之中。

公正的说，日本的野心朝鲜方面是知道的，可始终不能全力应对。原来，李氏朝鲜的老毛病权力斗争又发作了。当时的朝鲜国王为高宗李熙，他12岁登基，实权在大院君李是应手里，“大院君”是国王生父的封号，所以说李是应是高宗的亲生父亲。按道理，两人的关系极其亲密，可父子之情抵不过获得权力的渴望，高宗年岁渐长，对父亲总揽大权的做法心怀不满，双方冲突愈演愈烈。高宗得到其正妃闵妃的支持，闵氏家族成员纷纷以外戚身份跻身朝堂，并联络各方势力对抗李是应，朝鲜政局变得错综复杂。日本利用了朝鲜君臣忙于宫斗、无暇他顾的时机，逼迫朝鲜签订条约，开放通商口岸，并赋予日本人治外法权，这是殖民的第一步。第二步是驻军。1882年，朝鲜发生兵变，受高宗之邀，清军入朝平乱，日本也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事后日本迫使朝鲜签订条约，获得驻军权。第三步是把清朝这个宗主国彻底排除出去。1894年7月，日军突袭汉城，猛攻清军，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战争的结果我们都知道，清朝惨败，割地赔款，并放弃了对朝鲜的宗主权。至此，日本成为朝鲜事实上的保护国。

朝鲜也想反抗，在闵妃主导下，朝鲜在军事、税收、司法等领域展开改革，试图自强。闵妃还同沙俄联络，想借助沙俄的力量抗衡日本，这引起了日本的反感。1895年夏天，日本浪人冲入王宫杀死闵妃，改革夭折。两年后，高宗希望改变国家的地位，在名义上与中日两国平起平坐，于是他宣布即皇帝位，改朝鲜王国为大韩帝国，并追封闵妃为明成皇后。他想以此提振人心，抵御日本蚕食，此举注定毫无效果，因为日本可不会被帝国的名头给吓退。1905年，日本赢得日俄战争，将沙俄势力驱逐出朝鲜半岛，国力孱弱又缺乏外援的大韩帝国已难逃被吞并的命运了。1910年，日本宣布日韩合并，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自此，朝鲜人民陷入了长达35年的屈辱岁月。

从1392年建立到1910年灭亡，朝鲜王朝历经518年。作为偏居东亚一隅的小国，朝鲜君臣表现出了极高的生存智慧，他们先依附明朝，后依附清朝，从而确保外部安全，度过了相对和平的数百年时光。只是进入20世纪，东亚格局发生剧烈变动，已远远不是朝鲜君臣所能掌控，这也就注定了他黯然覆灭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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