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尺度》：鸦片硝烟中的文明碰撞，两次战争重塑中国近代化的坐标系

今天为你带来的这本书

叫近代的尺

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

它的作者是著名历史学者茅海建

1842年

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标志着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

对英国来说

这固然实现了他在中国开辟通商口岸

强占香港岛的目的

但他还希望通过这次战争

迫使清政府接受对等外交的观念

然而，这个目的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实现

最终诱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对于很多人来说

第二次鸦片战

火烧圆明园

可能是大家对他最为深刻的记忆

事实上

第二次鸦片战争并非一个火烧圆明园

可以一语道尽的

在这次战争期间

为了维护没落王朝最后的体面

清政府与列强进行了反复交涉

愚昧与辛酸的背后

透露出双方在财税体制

知识结构、外交观念方面存在的巨大鸿沟

为此，茅海建运用大量轻工原始档案

以军事与外交为尺度

丈量了两次鸦片战争中

清政府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客观距离

使我们对这两次战争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军事与外交是本书的核心问题

下面我就从这两个核心问题入手

对本书的主要内容展开探讨

第一，战争期间

清政府的财政状况如何

影响了他的军事动作

第二，战争前后

清政府的外交观念

遭遇了怎样的冲击和毁灭

根据本书的内容

下面就对这两个问题逐一解答

要回答第一个问题

首先需要了解清政府的财政状况

任何一场战争背后

都是经济实力的较量

简单说来

打仗就是打钞票

那么，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

清政府一共投入了多少军费

茅海建经过统计认为

清王朝消耗的军费

应该在3000万2白银左右

然而，在鸦片战争前夕

清朝的国库存银仅剩下1000余万两

可见，单靠清政府当时的财政收入

根本无法负担这次战争所需的费用

更令人困惑的是

这笔庞大的开支

并未在此次战争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局面呢

对此，我们需要从两个层面来回答

第一个层面

清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

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分为四大项

田赋、盐税、关税和杂赋

鸦片战争前夕

田赋和盐税为清政府的主要裁员

自清军入关后

社会生产生活的渐次恢复

清政府的财政税收不断上涨

在乾隆42年之时

国库存银数量一度达到

8182万2

自此以后

国库存银逐年减少

原因在于收入减少而开支增大

自嘉庆年间开始

田赋、盐税拖欠严重

而清政府在日常养兵、自然灾害

平定内乱等方面投入剧增

清军中八旗与绿营兵共计80万人

每年养兵要2000万2

但其余用于镇压各地反清起义的军事开支

更是耗费巨大

嘉庆年间镇压白莲教起义

军费开支竟高达2亿两

如此庞大的支出

迅速耗光了康乾盛世留下的积蓄

原本强盛的清王朝开始日薄西山了

嘉庆的儿子道光皇帝即位后

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增加财政收入

有意思的是

尽管道光生性节俭

但不善理财

他始终坚信理财之道开源不如节流

因此，在这个节俭皇帝的掌舵下

清政府非但没有增加财政收入

国库存银反而持续减少

鸦片战争前夕

国库竟只剩下1000余万两白银

在这种情况下

清政府只好出卖官职

勒索商人捐款

这样吸纳民间资金

才勉强解决了这个燃眉之急

而此时英国的情况却完全相反

呈现出勃勃生机

在工业革命的刺激下

英国通过拓展海外殖民地来倾销商品

逐步成为世界工厂

财政收入极大增加

据1840年统计

英国财政收入为5200万英镑

折合白银高达3.46亿两

数字往往是衡量双方差距最好的尺度

我们再来看英军的军费投入情况

据英国政府统计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

英国对华作战的经费

折合白银为1263万2

若减去清政府后来赔偿的2100万

墨西哥银元

折合白银852万2

实际支出仅为411万2

这个数字与清政府的3000余万辆消耗相比

可谓天壤之别

可以看出

清军原本拥有的本土作战优势荡然无存

第二个层面

这些七拼八凑收起来的军费究竟有多少

用到了军事作战

财政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收入的数额

而在于支出的实际效果

我们先看英国方面的情况

鸦片战争前夕

英国投入的军费占财政支出的20%

而海军占据的比例不足9%

可以说英国用不足9%的财政支出

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

反观清王朝

在财政支出方面

八旗与绿营军

每年的日常花费就在2000余万两

几乎占据财政收入的50%以上

那么，鸦片战争期间

这笔数额如此巨大的钱

究竟被用到哪里去了呢

总体说来

清军在此次战争中的花费

主要体现在官兵用度

制造军械和修筑工事等三个方面

首先来看官兵用度

尽管清军军饷较低

但战争期间部队跨省作战

朝廷需要支付给官兵奉赏银和辛庄银

以便官兵整理装备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以奉赏银为例

鸦片战争爆发后

贵州曾派出援军2816人

前往广东领奉赏银

就有2万零一百三十七两

平均每人七两白银

在整个鸦片战争期间

出省作战的官兵共计5万余人

朝廷所需支付的奉赏银即为35万2

此外，清政府规定

部队行军沿途伙食、草料、车马与运

全由地方政府负责

这可是一笔浩大的开支

例如

安徽是鸦片战争中

过境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

共计1万7800名士兵从该省经过

事后经安徽省统计

该省各类过境费用就高达24万2

正是这笔开销

让跨省调拨的部队

把奔赴前线当作生财之道

往往放慢步伐

勒索地方

不能第一时间赶赴作战前

与敌人拼杀

根据本书统计

鸦片战争期间

清军的日常用度

占军费开支总数的70%以上

也就是说

这笔高达3000万2白银的军费

大部分作为日常用度消耗掉了

其次是军械制造

早在鸦片战争前夕

清军就已经装备枪炮

并将其视之为利器

为了给英军以迎头痛击

沿海各省纷纷掀起了赶制枪炮的热潮

然而，这场耗费颇大的军械制造热潮

基本上是旧样的

复制毫无技术创新

除缺乏先进的研发能力外

各地还受制于乾隆年间颁布的

钦定工部兵器则立

该条例

对武器制造的报销金额进行了严格限定

面对不断上涨的成本

各地在铸造火炮时往往以次充好

质量低劣

难以有效杀敌

因为落后制度的限制

原本应该大规模投入的军械制造

仅占到军费总数的12%左右

第三是修筑海防工事

为了抵御英军的炮火

沿海各省纷纷在重要关隘和港口

修筑防御工事

例如在厦门、定海、镇海、吴淞等

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工程建设

例如增添炮台、修筑坚固工事等

以此来提高防御能力

在厦门

闽浙总督阎伯涛用坚固的花岗岩为材料

在厦门岛南岸修筑了一条石壁

这条石壁长1.6 km

高3.3米

厚度达到2.6米

单是这条石壁就耗费了100余万两白银

然而，这些耗费巨资修筑的防御工事

在英军猛烈的炮火

毫无抵抗之力

尽管厦门岛上修筑的石壁极为坚固

但英军采取海军正面攻击

陆军从侧翼包抄的战术

最终使这条石壁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他的陷落正式宣告

清军修筑海防工事所耗费的巨资

几乎全部打了水漂

据作者统计

这笔投入海防工事的资金

占到了军费总数的10%左右

从清军在官兵用度

军械制造和海防工事三个方面的花费

我们可以看出

尽管鸦片战争期间

生性吝啬的道光变得异常大方

陆续投入了3000万2白银

但这些钱真正用于作战的

却只占很小的比例

绝大部分都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

这也说

清政府这个传统王朝的军事体制

已经严重落后于时代

根据以上内容

我们总结一下第一个问题

由于财政制度的落后

导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军费捉襟见肘

而消耗巨大的军费

实际使用到军事作战的比例微乎其微

这种落后的财经与军事体制

镇压来自国内的反对力量尚足以应付

但遭遇到近代化的英

则根本无法抵挡

军事上的节节失败

迫使道光皇帝不得不同意与侵略者求和

值得注意的是

除要求割地、赔款等诉求外

英国等列强还希望通过军事手段

迫使清政府改变其传统的夷夏观念

而尊崇西方的对等外交官

传统中国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中心

把其他国家看作低一等

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不过是周边蛮夷仰慕中华的物华人文

前来臣服上贡、寻求恩赐的

所以外国人是否允许来华

多久来一次

只能朝廷说了算

外国人来华后也不得与中国人杂处

更不能找中国人学习汉语文字

尽管鸦片战争战败

南京条约签订十余年了

清政府始终不改天朝上国的姿态

这种观念的巨大分歧

最终成为影响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关键性因素

这就引申出本书的第二大部分

清政府原有的外交观念

是怎样被冲击和毁灭的

这主要集中在反对英国商人进入广州城居住

还有抵制外国驻华公使进京两个方面

我们先来了解入城的相关情况

自广州通商以来

出于对英国这些蛮夷的鄙视

清政府仅允许他们居住在港口

而不能在城内居住

1842年南京条约的英文文本中明确规定

允许英国商人在城内居住

早在1843年

英国方面就提出入城的要求

但遭到广东地方官与民众的抵制

双方你来我去

唇枪舌剑

开始围绕入城问题展开长期的拉锯战

他也由此成为鸦片战争以后

中英关系史上著名的广州入城事件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

既然广州已经开放通商

那么允许外国商人入城居住本身并无问题

那么对待这个简单的入城问题

双方为何僵持不下长达15年之久

换句话说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英国人坚持要入城

又是什么原因使清政府对此竭力抵制

对于英国方面来说

入城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实际利益

而他们之所以坚持要求入城

更多的是出于傲慢心理

由于英国当时已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英国人也始终以高等民族自居

因此英国方面将中国拒绝他们入城

视为侮辱

并产生逆反心理

你不要我入城

我就偏要入城

清政府之所以反对入城

不仅是为了保持天朝的尊严

而且还有夷夏之防的心理使然

出于对这些蛮夷的鄙视

清政府认

允许英国人进入城内居住

无疑是对天朝上国的侮辱

因此入城断不可行

总的说来

这个长达15年的反入城斗争

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843年

英国全权代表普鼎察

正式向钦差大臣齐因提出入城的要求后

双方经过反复争论

最后经过英军的武力动吓

其英在1847年与英方达成协议

自1849年4月6号起正式开放广州城

得到其英的答复后

英国人松了一口气

认为问题已经圆满解决了

这是入城事件的第一个阶段

1849年4月1号

眼见最后期限将至

为了继续抵制英国人入城

两广总督徐广进在给英国方面的照会中

竟然伪造圣旨

说广州城内民众坚决反对

为保证英国商人安全为借口

再次拒绝英国人的要求

而广东巡抚叶明琛更是反对英国人进城

居然发动民间力

组织武装准备对抗

英方。在收到该照会后

考虑到清政府与广州民众的坚决态度

不得不暂停入城的要求

徐广进之所以胆敢伪造圣旨

以欺骗英方

充分体现了中英双方

在外交理念上的巨大差异

英国方面是按照近代平等外交规则

以条约为基础定行止

但清王朝则始终以天朝自居

在对待条约问题上

时常存在极大的随意性

在他们看来

对待这些蛮夷

哪里需要讲什么诚信呢

这是入城事件的第二个阶段

1852年5月

两广总督徐广进被调往广西

镇压太平天国起义

广东巡抚叶明琛很快接替了他的职务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

最有名的地方官莫过于叶明琛了

他以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怪异表现

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叶明琛为何会有如此行为

这仍然要从入城说起

1849年

广东巡抚叶名琛

与两广总督徐广进紧密合作

成功抵制了英国方面的入城请求

并受到皇帝的嘉奖

经过这次胜利

叶明琛尝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甜头

自此以后

他在对外交涉时

主要是通过文读往来辩

有武备

但并不强调使用武力

反入城斗争的短暂胜利

为他赢得了全国性的荣誉

但也成为勒紧他命运的绳索

阻止英国人入城

这个不解的情节

逐渐在他头脑中形成坚不可摧的信念

1854年4月16日

英国方面正式向叶明琛提出照会

要求按照鸦片战争后条约条款的规定

按时修改清政府签订的条约

并同时再次提出入城的要求

入城事件也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此时英国的重点在于修约

叶明琛却将全部注意力放在入城上去了

因此，在对英国方面的回复中

他继续反对入城

而对修约一事不置可否

他的这种态度

促使英国加快了再次发动战争的步伐

1856年

英、美、法三国相继再次向清政府提出修约

此次修约随即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前奏

然而就在此时

叶明琛多年经营的情报系统

出现了重大偏差

竟然给他提供了与真实情况

完全相反的情报

认为英法两国

在克里米亚与俄国的战争中惨败

英国女王甚至被迫前往美国求救

叶明琛得到这个情报后

断定英国人不会动用武力

依然准备与他们打无休止的笔墨官司

10月23号

英军炮击珠江炮台

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但直至英法联军占领整个广州城

叶明琛都始终坚信

英国不会为了小小的入城一事动真格

而只是以武力动吓达到目的罢了

不久就会退兵

一直到1858年1月4日

英法联军都已经占领广州城长达一周了

叶明琛仍然在他的总督衙门办公见客

并通过占卜认定五天后便无事

同时交代南海知县依然对英军独进城一截

断不可取

然而就在第二天

叶明琛就被英军抓走了

并被囚禁于印度的加尔各答

1859年4月

这位以海上苏武自居的封疆大吏绝食而死

如果我们仅从叶明琛上述的表现来看

着实令人费解

但若将它在反入城斗争中的全过程

结合起来分析

就可以得出新的认识

对他来说

当然也是

对政府来说

是否允许英国商人入城

并非一个普通的外交纠纷

而是关系夷夏之防的大事

但对于英国来说

入城是强迫清政府

接受对等外交原则的重要一步

断不可退让

如此一来

武力就成为解决口舌之争的必然选择

有意思的是

就在以叶明琛为首的广东地方官员

热火朝天地进行反入城斗争之时

远在千里之外的北

咸丰皇帝主导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入城斗争

那就是抵制外国公使进驻北京

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中

两国之间互派外交官员

驻扎对方首都及重要城市

新来外交使节必须向驻在国的元首亲帝国书

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

但在当时的清政府看来

这却是关系天朝颜面

生死攸关的大事

清政府为此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全力抗争

可以说

公使驻京问题是

第二次鸦片战争

得以升级与扩大的重要因素

但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扮演的角色

却几乎被后人所遗忘

在传统的儒家政治学说中

从来就没有平等国家的概念

有的只是强调上下尊卑的礼制

尽管清王朝是少数民族入关后建立的政权

但他依然延续了传统儒家观念与朝贡体制

以天朝上国自居

拒不承认存在与之地位平等的国家

这一切都与西方近代形成的平等外交原则

格格不入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势力的扩张

西方国家希望能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并对此进行了一番试探

1793年

英国借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

派出以马噶尔尼为首的外交团来华

其目的之一就

让马格尔尼作为驻华使节留在北京

结果遭到了清政府的严辞拒绝

自此以后

对于西方国家派使节来华

清政府都一直极为警惕

尽管如此

英国始终没有放弃向中国派出使节的意图

在南京条约签订期间

英国还一度提及了这一问题

作为战败方的清政府此时不敢明确拒绝

而是以条约到期再议为由拖了下去

然而，国门既然已经被迫打开

今后难免要与这些蛮夷直接打交道

为此，道光皇帝特地作出规定

由两广总督兼任管理各国通商事务

钦差大臣专门处理对外交涉事务

进而将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麻烦

一股脑儿推给了两广总督

原本由中央掌握的外交权

竟然戏剧般地落到了两广总督

这个地方官员的身上

道光皇帝在他与列强之间

设立了两广总督这样一道防火墙

以此来避免与列强的直接接触

但对于列强来说

这种通过两广总督代为转达意见的方式

不仅耗时费力

而且往往是石沉大海

极大限制了他们的工作效率

因此，他们曾试图绕开两广总督

直接与清王朝中央政府打交道

其结果都被后者

以不合体制为由打发回广州

列强尽管十分恼怒

却无计可施

然而机会很快来了

根据中美望夏条约中规定

12年后可以修改条约的内容

1854年4月16日

英国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正式提出修约

第一条就要求英国钦派大臣驻扎京师

而美国、法国方面亦有同样的要求

这些要求

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叶明琛的严词拒绝

咸丰皇帝在收到叶明琛的奏折后

同样对此进行了驳斥

三国修约的行动失败了

战火也随之燃起

1858年5月

英法联军攻占天津

扬言进攻北京

面对内忧外患

咸丰皇帝只能派出钦差大臣前往天津谈判

同意了英法联军提出的大部分条件

例如减税

增开通商口岸以及赔偿军费等

而对于公使驻京却拒不让步

以他的天下观来看

这些志在经商的蛮夷

为何会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他实在不知道

也不想知

列强非要派人住在北京

甚至面见他本人究竟是想干什么

面对列强的武力威胁

咸丰被迫批准了天津条约

条约中明确规

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

但当他仔细看过天津条约文本之后

仍然对公使驻京一事耿耿于怀

为了让英法等国取消公使驻京等要求

咸丰竟然想出了一个

今天看来惊世骇俗的交换条件

那就是对英国等全免关税

也就是说

咸丰皇帝打算以今天看来最大的国家利益

关税

来交换国际上通行的公使驻京

所幸的是

他的这一想法被大臣所劝阻

从而避免了近代中国的一场经济大灾难

但是在咸丰皇帝看来

允许公使驻京

势必会破坏千年来形成的朝贡体制

而这些蛮夷以钦差大臣之名住在北京

并面见皇帝

又将他本人与满朝官员置于何地呢

天朝的颜面与名节

才是他头脑中最大的国家利益

相比之下

事关民族利益的国家关税

反而显得微不足道了

由此可见

清政府与列强在外交理念上的错位

是此次纠纷延续不断的重要因素

天津条约签订后

清政府要求英国

法国代表由北唐经天津前往北京换约

但后者强行从大沽口入京

进而遭到守军的炮击

为了报复英法联军

从大沽口登陆并攻占北京

咸丰皇帝逃到承德避暑山庄

在列强刺刀威逼之下

他最终同意了公使驻京的全部条件

这场围绕公使驻京问题的拉锯战

总算勉强画上了一个句号

然而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根据国际外交惯例

他国新任公使抵达驻在国后

必须面见驻在国元首并递交国书

按照规定

列强公使面见皇帝之

所采用的礼仪

当然不可能是中国传统的三跪九叩

而以西礼方式敬见

所谓西礼就是鞠躬礼

这对于咸丰皇帝来说

简直就是对天朝的莫大侮辱

但是列强对此拒不让步

于是，围绕咸丰皇帝是否接见公使

并接受国书一事

双方又展开了持续谈判

身在承德的咸丰皇帝

始终密切关注着谈判的进展

为了逃避接见

他曾一度打算躲到西安去

尽管英法联军已经撤离北京

然而他一再拖延回京的时间

直到咸丰病死

也就是1861年8月22日

他也未能返回北京

这个被茅海建称为苦命天子的皇帝

最终以这种近乎悲剧式的方式

维护着这个没落王

最后的所谓体面

咸丰皇帝去世后

即位的同治皇帝年幼

两宫太后垂帘听政

使列强将这一要求暂时搁置

1873年2月23日

同治皇帝正式亲政

为此

驻京公使们再次想起他们尚未完成的任务

那就是觐见皇帝

鉴于他们多次提出要求

6月29日

同治皇帝在总理衙门大臣的陪同下

接见了日本、英国等六国联合使团

至此

列强孜孜以求的派出驻华公

并面见皇帝

这一愿望才最终得以实现

有趣的是

他们后来得知

皇帝接见的地点并非在皇宫

而是在西苑紫光阁

那里是皇帝以前接见藩属国朝贡的地方

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二个问题

抵制英国人进入广州城

和反对外国公使驻京

两个事件看似孤立

实则密切相连

入城是驻京的前奏

因此从广义上说

反对公使驻京

是更大规模的一场反入城斗争

它体现了固守传统朝贡外交体制的清政府

为了维护天朝观念和体制进行的最后一战

反映了传统王朝

在适应国际社会平等外交规则中

出现毛损不和的种种痛楚

它也成为衡量双方外交观念

差距的最佳尺度

至此，这本书的大致内容介绍完毕

结合开始提出的两个问题

我们简单做一下总结与展望

近代中国的历史

事实上有一个潜在的发展方向

那就是近代化

当然，这个近代化并非中国的自主选择

而是在列强船坚炮利的威逼

逐步进行的

近代的尺度

这本书借助两次鸦片战争中

军事与外交为尺度

衡量了中国与西方之间

在近代化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

然而，面对这个差距

清政府并非无动于衷

他们中的一些人

开始承认西方列强的先进性

并陆续采取调整与效仿措施

这就是著名的洋务运动

首先是军事方面

洋务派官员喊出了师夷长技以治强的口号

主张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

走富国强兵之路

例如训练新式军队、派遣留学生学习军事

学习武器制造之法等等

为了配合军工企业

洋务派也创办了一些民用企业

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国内兴办实业的浪潮

这些做法都是清政府力图缩小与列强之间

军事差距的努力

其次是外交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西方使节陆续进驻北京

清政府被迫改变传统的天下观

而逐步接受西方社会通行的平等外交原则

1861年

一个叫总理

各国事务衙门的外交机构正式成立

以及1875年

清政府派出的第一个驻外使节等

都是一下观念被颠覆

并让位于平等外交观念的实际表现

然而，这种将近代科学技术与平等外交官

嫁接于传统专制王朝之上的简单做法

真的能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吗

清朝在甲午战争中的胜负

已对这个问题作了及时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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