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略幽燕》：澶渊之盟的千年回响，宋辽战争中的战略文化密码与军事哲学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它的作者曾瑞龙是著名的宋朝军事史学者，生前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经略幽燕》的“经略”指经营谋划，幽燕就是今天北京和河北北部一带，这里自五代开始长期被辽朝占据。宋初皇帝宋太宗发动了两次北伐，企图收复幽燕，但都惨遭失败。此后宋朝不仅收复幽燕成为泡影，甚至在对辽关系中也长期处于下风。

传统观点认为，宋朝军事失败的原因，除了宋太宗本人军事能力不足外，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强干弱枝、重文轻武等开国政策，其中包括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宋朝以文臣掌兵；另外一个原因是宋朝没有强大的骑兵部队，在平原作战处于劣势。而本书运用专业的军事战略理论指出，战略是分层面的，宋朝的开国政策和缺少骑兵分属不同层面的战略里，他们并不能单独直接决定战场上的胜负。宋朝经略幽燕的失败，不是因为某一个层面的做法出了问题，而是因为各个战略层面都有问题。

下面我将分四个部分来为您讲述宋朝经略幽燕的历史过程：

第一部分，宋辽两国的对峙是怎么开始的；

第二部分，五代的军事信念如何导致宋军在高梁河战役中惨败；

第三部分，是什么导致了宋军在雍熙北伐中铩羽而归；

第四部分，宋军是如何转入战略防御，放弃收复失地打算的。

首先讲第一部分，宋辽两国的对峙是怎么开始的。历史上，宋辽两国一南一北共存了百余年，这一对峙的局面从宋太祖与辽朝达成雄州和议开始出现。合议的达成与当时宋辽两国的大战略息息相关。

先来看辽朝的大战略。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兴起于东北，曾积极经略中原。五代十国中期，中原后唐政权的大将石敬瑭叛变，为了获得辽朝支持，他将16个边防重镇割让给辽朝，这16个地方后来被统称为幽云16州。幽云16州大体可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是太行山以东，以今北京市为核心的幽燕地区，这也是16州中最重要的板块；第二个是位于幽燕以南，今河北省雄安新区一带的关南地区；第三个是位于太行山以西，以今山西省北部大同市为核心的云州地区。幽云16州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在它的北部是太行山北支和燕山山脉，对于中原王朝来说，这里是防御北方民族的天然屏障，后来明代的长城就修筑在这条山脉上。辽朝获得了16州，特别是幽燕地区，也就跨过了这道防线，契丹铁骑在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上纵横驰骋，可以直接杀到黄河边上，中原从此门户大开。

在辽朝的扶持下，石敬瑭建立后晋，取代后唐统治中原。但在他死后，辽晋爆发战争，辽朝灭掉后晋占领中原，因统治不得人心，辽朝很快就退回北方。后来的中原政权也开始了收复幽云16州的尝试，比如959年，统治中原的后周发动了北伐，一举收复了幽燕南边的关南地区。面对这个局面，南下是很难了，辽朝不得不重新制定大战略，放弃了征服中原的打算，转而把长期统治幽燕地区作为核心目标。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辽朝在今山西省中部扶持了一个叫北汉的小政权，以此作为自己与中原王朝的缓冲区，来阻碍中原的统一，防止出现一个强大的政权来争夺幽燕。

无独有偶，刚刚开国的宋朝也希望维持现状。960年，宋朝取代后周，成为新一代中原王朝。从大战略层面说，宋初面临着和平与统一的双重政治目标。唐末五代军阀混战，民众渴望结束战争。然而宋朝要统一，早晚得收复幽燕，地区要收复幽燕，又势必与辽朝爆发大战，这就与和平的目标产生了矛盾。为了协调这对矛盾，当时的决策者们制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大战略。这个战略最初由后周重臣王朴提出，说的是中原王朝应先灭掉南方诸国，然后再消灭北汉，收复幽燕。后来北宋取代后周，宋太祖赵匡胤也继承了王朴的这一想法。唐末五代北方战乱频仍，对社会破坏很大，朝廷的财力也严重不足。相反，南方诸国相对太平，社会较为稳定，如果先攻取南方，就能获得更大的财富，来支持北方的战争。在对辽关系上，宋朝也倾向于维持现状，避免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

正是宋辽对维持现状的共同需求，使得双方在处理边境冲突时都尽量保持克制。比如辽朝为阻止宋朝灭掉北汉，多次在北汉境内与宋军大打出手，动辄发兵6万，可是在宋辽直接接壤的河北北部，辽朝反而不轻易派出如此规模的部队。宋太祖则在加强河北防线的同时，将防线切割成一个个小防区，避免与辽军在河北发生大规模战争。然而这种克制还是险些擦枪走火。969年，辽穆宗去世，新即位的辽景宗为了试探宋辽关系，于970年底，罕见的派出6万骑兵进攻宋朝河北防线的重镇定州，但却被宋军击退。这是辽军首次在河北出动6万人规模的军队，代表着宋辽冲突可能进一步升级。看来仅靠宋辽双方维持现状的默契，脆弱的和平随时可能消失。于是两国开始谋求缔结条约，将双方和平对峙的局面说清楚、讲明白，由此诞生了雄州合议。

雄州就是今河北省雄安新区的雄县，当时是宋朝在关南的边防重镇。974年3月，正在部署对南方用兵的宋太祖，为了防止辽军乘机偷袭，主动派出使者到辽朝商议和谈。这年11月，辽朝地方将领耶律琮给宋朝雄州长官孙全兴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自古以来，南北两个政权共存就是常态，宋辽两国并非世仇，希望两国能够达成和平、平等共存。耶律琮还与孙全兴在雄州北门外会面，磋商合议的具体细节。不久，两国政府都宣布承认合议有效，并互相递交了国书，宋辽就此达成了历史上第一份和平条约，史称雄州合议。

由于史料失载，雄州合议的具体内容已经不得而知。不过在合议达成后，双方不仅在边境上的军事骚扰大为减少，还在节日、皇帝生日等重要日子里互派使节道贺，一度在大战边缘的宋辽两国，被一纸协定拉了回来。不过，雄州和议创造的和平对峙十分不稳定。宋辽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幽燕地区的归属，雄州和议只是搁置了双方的争议，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在宋太祖的统一战略中，从未放弃收复幽燕。976年，当全国大多数割据政权已经被宋朝消灭，群臣为宋太祖上尊号“一统太平”时，太祖并不接受，他的理由是“幽燕还未平定，怎么能说一统呢”。显然，宋朝收复幽燕、完成统一的大战略与辽朝保有幽燕、维持现状的大战略存在根本冲突。

976年10月，宋太祖驾崩，宋太宗继位，这对雄州和议的有效性是一个严峻考验。宋太祖曾制定了文统和武统两个收复幽燕的战略。所谓文统，是说太祖设有封桩库，将消灭南方诸国后获得的财富以及自己日常节约下来的钱财都存入其中，准备在存满500万贯钱后，通过外交手段，用这些钱去向辽朝赎买幽燕地区。这个构想既协调了统一与和平两个目标的矛盾，又尽量在雄州合议的和平框架内寻求以外交手段解决宋辽的核心问题。如果届时辽朝拒绝，太祖就用这些钱财招募战士，通过战争来收复幽燕，这是武统战略。两个战略可以概括为：外交手段优先，但绝不放弃使用武力。然而，随着宋太祖的驾崩，文统战略被束之高阁，宋太宗毫不犹豫地废弃了雄州和议，选择了武统。促成太宗这一转变的是五代时期的军事信念。

第二部分，我们就来看看五代的军事信念如何导致宋军在第一次经略幽燕，也就是高梁河战役中遭遇惨败。军事信念是一种在过去的实战中积累起来的战斗经验，人们往往认为这种经验是正确的。宋朝距五代不远，战略战术深受五代时期军事信念的影响，因此宋初的战争往往是五代式的。

五代军事信念有两个重要特点：一个是习惯使用战略奇袭，另一个是皇帝经常直接指挥战术决战。五代时期军人尚武，要获得他们的拥戴，皇帝必须英勇过人。因此新即位的皇帝往往要率军亲征，在取得军事胜利后才能镇服军队，坐稳皇帝宝座。宋太宗越过太祖之子直接继位，合法性颇受质疑，他急需按照五代传统亲自指挥军队，收复幽燕，在军中树立威信，特别是超越其兄宋太祖的威信，这是宋太宗毅然决定武统幽燕的深层原因。

不过，此前从未参与过征战的宋太宗军事经验相当薄弱，这使他更加依赖五代时期的军事信念。宋太宗决定仿照五代的常规作战方法，以战略奇袭拿下幽燕。战略奇袭就是对敌方的核心地带发动突然袭击，在短期内彻底击溃敌方。979年夏，宋太宗领兵消灭北汉后，马上提出奇袭幽燕的设想。当时绝大多数将领希望休整军队，不愿立即北伐，但又不敢公然反对，公开支持太宗的只有禁军高级将领崔翰。崔翰认为，宋军刚刚取得军事胜利，乘此破竹之势突袭辽朝，攻取幽燕易如反掌，不能错过这样的时机。在崔翰看来，宋朝有两个优势：首先，有了雄州和议，辽朝绝不会想到宋军会来袭击自己；其次，刚刚消灭北汉的宋军，是好不容易征调出来的，此时不用将来北伐集结人力又得从头再来，非常麻烦。而现在，只要粮草能够及时运到幽州，这场战役就可以达成突袭的效果。

在崔翰的支持下，宋太宗亲率10万大军迅速向幽州突进。6月19日晚，宋军先头部队占领了宋辽边境的岐沟关。正当先头部队的将领接收岐沟关时，宋太宗已率主力部队乘夜色急速过关，以至于这批先头部队在安排好关内驻防后，不得不向前去追赶主力部队，可见宋军精锐部队的突进势头。宋太宗本人也锐气十足，他亲率将士位居全军最前列。宋军至桑干河时，为了加速行军，并没有从狭窄的桥梁过河，而是在宋太宗的带领下直接下水渡河。宋军争分夺秒的急行突击取得了巨大成功，猝不及防的辽军或败或降。23日天亮前，宋太宗已率主力抵达幽州城下，而刚刚得知宋军入境的辽景宗根本来不及派出主力增援。当天，宋太宗亲率禁军在幽州城北击破万余辽军。两天后，宋军开始围攻幽州城。宋太宗安排四员大将分别率军从东南、西北进攻幽州，同时又在幽州东、南面部署了一支预备队，由宿将曹翰等人率领机动待命。宋太宗将指挥部设在城西，但却时常往来于幽州城外的不同方位，到主攻部队中亲自督战。在猛烈的进攻中，宋军一度有300余将士登上幽州城头，几乎就要攻克幽州，取得最后胜利。

直到此时，辽朝的援军才开始分批陆续抵达幽州。由于军力分散，辽军无法在幽州城下集结，只能退到幽州外围，有的部队甚至退到了位于今北京市远郊居庸关附近的德胜口驻扎。辽军的退缩，使宋军完全掌握了战役主导权，不仅幽州被宋军围得如铁桶一般，附近其他州的辽朝守将也纷纷率部降宋，一般军民特别是汉人更为踊跃，甚至有些幽州百姓带着牛和酒到前线去犒劳宋军。宋太宗的军事突击产生了强烈的政治效果，辽朝在幽州地区的统治近乎瓦解。可见，奇袭能够成为五代宋初最流行的军事战略，确实有它的可取之处。

五代时期，藩镇和割据政权的体量都不大，能够调用的战争资源十分有限，军队的士气也不稳定，特别容易受政局的影响。在这样的前提下，在战役中遭受失败的一方很难再继续组织强烈的抵抗，特别是对地方的政治重心发动突袭时，敌方一旦失败就再无挽回的余地。但是，辽朝不是五代的藩镇或割据政权，它的国土广阔，有强大的兵力和足够的资源，这也使它有机会重夺战役主导权。在战役层面，战略奇袭的效果被削弱了，宋军的军事风险在增加，这就要求宋太宗在接下来的指挥中必须用更高妙的战术尽快结束作战，达成目标。可惜宋太宗对此毫无意识，他接连犯下的两个战术错误葬送了这场战役。

6月30日，辽景宗与诸位大将商议，决定反击宋军。7月初，由耶律休哥等人率领的援军全部到达幽州外围。7月6日，耶律沙率军自西北向幽州城挺进，正好遭遇在城西北督战的宋太宗，两军在这一带的高梁河迅速开战。宋军作战相当英勇，辽军节节败退。然而耶律休哥却乘机率一部分辽军从西面的山中小路绕到了宋军后方，这是宋太宗犯下的第一个战术错误，他忽略了对山路的防范，给耶律休哥创造了可乘之机。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耶律休哥的偷袭依然可能遭到宋军劫击。宋太宗在围城之初部署了将领曹翰的队伍做预备队，正是为了应对这种突发事件的，可太宗却犯了第二个战术错误，他为了早日占领幽州，竟将曹翰的预备队派去攻城，耶律休哥再无阻碍，旋即从宋军后方发动猛攻。辽朝众将多方夹击，本就疲惫不堪的宋军将士彻底崩溃。混战中，宋太宗身负重伤，当晚便丢下幽州城下的大军，不顾自己难逃了。由于伤势过重，太宗无法骑马，被迫坐着驴车一路狂奔，同样因受重伤无法骑马的耶律休哥则在后面驾着马车一路狂追，最后终究是宋太宗早跑一步，逃出生天。今天有很多网友戏称宋太宗为“高梁河车神”，原因正在于此。

幽州城下，失去皇帝的宋军在混乱中撤退，死守幽州的辽军乘机杀出城来，与城外辽军里应外合，大破宋军。至此，宋太宗发动的第一次经略幽州之役在高梁河的惨败中草草收场。这次惨败说明，任何一个军事信念都是在特定时空环境下形成的，一旦这种环境发生改变，旧有的军事信念就可能不再有效。高梁河战役后，宋人不再迷信五代时期的战略奇袭，在战场上死里逃生的宋太宗也再没有亲自走上战场前线，五代时期的军事信念自此瓦解。高梁河战役也成为最后一场五代式的战争。

宋军在高梁河战役中损失过万，但主力精锐仍在。此战最大的后遗症不是宋军不敢打了，而是宋军的指挥系统产生了问题。宋太宗虽然不再亲上前线，但也不肯把指挥全权赋予将领，于是他索性在千里之外遥控指挥，从作战战略和战术的制定，到战区内部各部队的战略协调，甚至到具体部队的布阵方法，太宗把控所有细节。

高梁河战役结束不久，辽军便对宋朝发动报复性进攻，并与宋军大战于满城和瓦桥关，这两场战役全面暴露了新指挥系统巨大的负面影响。首先来看满城会战，满城位于今河北省保定市西北，属于关南地区。979年，辽朝派出10万大军南征，宋朝也调动至少8万的军队在满城一带布防。大战一触即发之际，宋军在布阵时却遇到了问题。当时宋军将领布阵的依据并非是战场的实际情况，而是由远在570 km以外，又根本不擅长打仗的宋太宗颁赐的阵图。按照阵图排阵后，各部队之间相隔过远，极容易被辽朝骑兵分割冲散，然后再分别消灭，所以宋军士兵非常恐惧，还没开打，已经丧失了斗志。宋军将领赵延进、李继隆急忙建议改变阵型，可是另一位将领崔翰却担心万一打输了，谁来负责。好在赵延进和李继隆都是有担当的人，他们均表示，要是打了败仗，自己愿意独自承担抗旨的罪名。在二人力争下，宋军终于改而排列更加有效的阵型，一举击破了辽朝的进攻。宋太宗对前线的战术干预险些导致宋军在满城会战中战败，但宋军并非每次都有这么好的运气。在瓦桥关会战中，宋太宗的战略遥控致使宋军伤亡惨重。

980年，辽景宗率军亲征，进攻设于雄州的瓦桥关。瓦桥关附近集结了多路宋军将领的部队，但彼此互不统属，谁也无法调动别人的部队，能够把控全局、协调各路部队的只有宋太宗本人。可是宋太宗这次虽然又号称亲征，却始终躲在后方，没有真正到达前线，前线总司令缺位，导致宋军的各路人马各自为战，无法配合，辽景宗始终掌握着战略主动权，而宋军一直落后于战局的发展。尽管宋军发起了四次冲击，却屡次被辽军击败，最后靠着宋军将士的英勇无畏，辽军总算撤兵北返。然而此刻的宋军已经是伤亡惨重，尸横遍野。

当然，高梁河战役的失败除了带来遥控指挥的问题，还促使宋朝高层转而支持内政为上的大战略。内政为上战略就是通过优先发展内政来增强综合国力，然后以国力上的优势来决定何时再次北伐。但是由于执行的过程层层脱节，内政为上的战略并没有发挥实际作用，宋太宗的第二次经略幽燕甚至输的比第一次还要惨，这是第三部分将要讲述的内容。

980年，在经历了辽朝的两次报复性南征之后，文臣张齐贤上书提出，疆土属于末流，人民才是根本。宰相李昉也希望不要急于进攻幽州，现在应该养精蓄锐，等到实力充足有把握取胜，再对辽用兵。这些内政为上的言论代表了宋初许多文臣的观点，宋太宗对此也基本接受。但与更注重军事的先南后北战略相比，这一战略的实践要困难得多。按照内政为上战略的要求，宋朝应该休养生息，使国力凌驾于辽朝之上，降低后续战争的军事风险。可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在宋辽短暂的休战期间，辽朝扫平了东北地区不服从自己的部族，进一步解除了后顾之忧。宋太宗却只是忙着稳定个人权力，他迫害拥有皇位继承资格的弟弟和侄子，打压宋太祖生前的心腹，在朝中大力安插自己的亲信，宋朝的社会经济情况并没有明显的改善，休战反而让局面对宋朝更加不利。

然而，宋太宗和他的亲信们却错把个人皇位的安稳当成了宋朝国力的提升。986年，宋太宗索性撇开文臣，单独和心腹近臣谋划，发动了第二次北伐。由于当年是雍熙三年，所以史称雍熙北伐，这也是宋太宗第二次经略幽燕。与高梁河战役相比，雍熙北伐有更加精密的设计，可无论是在大战略层面、战役层面，还是在战术层面，这些精密设计都出现了严重的战略脱节。

首先，雍熙北伐的发动本身就违背内政为上、衡量国力在决定战争时期的大战略，这是大战略与战役规划的脱节。其次，在战役规划层面，雍熙北伐的战术行动能力也跟不上来。按照宋太宗的构想，宋军分成东路、中路、西路共三路大军北伐。辽朝东路军共10万人，由宿将曹彬统率，是北伐主力。开战之初，东路军假装进攻幽州，但行军务必缓慢，目的是将辽军主力牵制在幽燕。与此同时，中路军和西路军乘虚攻取云州地区，然后再向东挺进，同东路军在幽州会合，与辽军主力决战，一举收复幽燕。宋太宗放弃五代色彩浓厚的战略奇袭，改而采用声东击西的策略，这是进步。但是两路大军的战术配合就成了新的难点，也暴露出大问题。

北伐之初，宋朝的中路军和西路军在云州地区节节得胜，而作为诱饵的东路军却寸功未立，这引起东路军将士不满，他们纷纷要求主帅曹彬加速行军。由于北伐之前，曹彬作为太祖旧将，曾因深得军心而被太宗打压，因此这次他不敢约束将士，避免遭到太宗猜疑。在曹彬的纵容下，东路军一度突进到涿州，可十余日后粮食不济，东路军被迫退回雄州，随即再度出兵，经过20余日再次抵达涿州。几番折腾下来，大仗还没打，东路军将士已身心俱疲，却刚好遇上了前来涿州的辽军主力。在撤退到边境的岐沟关时，东路军被辽军追上，随即大溃，数万将士阵亡。在理想和现实、规划和执行的层层脱节当中，宋太宗精心策划的雍熙北伐随着宋军的溃败草草收场。

过去人们常常认为，雍熙北伐的失败标志着宋初主动经略幽燕的失败。实际上，在雍熙北伐失败不久，宋太宗就开始酝酿第三次经略幽燕，只不过这次战役还未打响，宋军就遭到辽军的猛烈攻击，并在君子馆会战中溃败，彻底丧失了战略主动权。本书的最后一部分讲的就是宋军如何在这场溃败后被迫转入战略防御。

尽管在雍熙北伐中，宋军损失了大量的兵力和物资，但仍保有相当规模的精锐部队，士气也未受太大影响。基于此，在986年，也就是雍熙北伐失败当年的12月，宋太宗开始做第三次经略幽燕的部署。一方面，他计划让将领李继隆率军渡过渤海，夺取榆关，榆关就是今天的山海关，是辽东进入幽燕的必经之路，宋军若切断榆关大道，就可以增加东部辽军入援幽燕的难度。另一方面，宋太宗又任命宿将刘廷让统率宋军主力北伐幽州，同时命另一个将领田重进作为策应。与雍熙北伐相比，这次北伐的战略明显得到优化。尽管宋朝的国力依然不占上风，但北伐以收复幽州为目的，以夺取榆关为手段，战役规划明确，作战区域集中，不需要多路协同调度那么复杂。当时宋军上下仍弥漫着盲目乐观的情绪，宋太宗号称要歼灭契丹一族，刘廷让宣称海陆并进、攻取幽燕，其他一些将领也对征服辽朝志在必得。

然而，宋辽的形势已经发生变化，辽军不再被动防守，而是转向积极对宋朝用武，宋朝应当迅速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守。可无论是宋太宗还是前方将领，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转变的重要性。986年11月，辽军发动南征，并于12月初寻求与宋军主力决战。对于统帅宋军主力的刘廷让来说，他的最佳方案是采取弹性防御。弹性防御是在应对敌人入侵时，军队并不需要直接保卫国土，只要将敌军击败，就可以达到保卫国土的目的。弹性防御以一支能够迅速调动的野战力量为核心，寻找敌军的破绽加以反击。依照这一办法，宋军可以由刘廷让和李继隆在辽军前方正面迎敌，再让本来负责策应的田重进部队绕到辽军后方出击，这对宋军非常有利。

不过，要采取弹性防御，最关键的条件是各部队之间必须高度协调，保持步调一致，这恰恰是刘廷让最不具备的条件。如同前几次作战一样，宋太宗并没有任命战区的总司令，刘廷让虽然掌握着宋军主力，却无权指挥李继隆、田重进等人的部队，自然也就无法组织三路协同的弹性防御作战。因此，刘廷让除了说服附近的李继隆和自己率军正面迎敌，与辽军决一死战外，没有其他选择。田重进的情况也类似，他确实试图从侧翼攻击辽军，也一度占了上风，然而同样无权调动其他部队的田重进也无法和刘廷让协同作战，最终田重进的先头部队被辽军击败，不得不撤出战场。

对辽军的来袭，宋军将领在缺乏战略协同的前提下，仍然侧重于孤立的反击。宋军以步兵为主，而辽朝的主力是骑兵，在野战中具备冲击能力的骑兵更占优势。不过被迫用步兵正面对抗骑兵的刘廷让还是做出了正确的战术部署。首先，为了避免宋军的步兵方阵陷入四面受敌的不利局面，刘廷让在军中增加了强弩等射程武器，因为强弩是对抗辽军骑兵的有效武器，增加强弩可以减轻宋军正面的压力。其次，刘廷让在宋军的左右两翼和侧后方配置了骑兵，形成拐子马阵型，以防止辽军从侧翼或后方攻击宋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刘廷让将军队的作战单位沿着纵深做梯次编配，前后呼应，以此来减少被辽军骑兵切断后路的危险。具体的做法是，刘廷让将军队分成两部分，自己率领一部分打头，吸引辽军主力，另一部分精兵则与李继隆的部队混编，由李继隆统一指挥，作为后续梯队。当刘廷让与辽军主力短兵相接时，李继隆在乘机出击，对辽军作决胜一击。辽军的骑兵具有冲击力，骑射具备灵活的远程攻击力，可一旦与刘廷让的部队短兵混战，这种战斗力就会大打折扣。这时，李继隆及时上前反击，配合宋军强弩的优势，就能收到后发制人的效果。这种拉伸纵深的战术在当时的宋军中运用相当普遍，而且非常有效，但它与弹性防御一样，要求先头部队和后续梯队之间必须有效协调，而这恰恰是宋军的薄弱环节。

12月12日，刘廷让率先头部队在君子馆遭遇辽军，不料当天漫天大雪，气温骤降，宋军将士竟被冻得拉不开弓，强弩成了摆设，宋军步兵完全丧失了对辽军骑兵的技术优势。天气恶化还动摇了协同作战，李继隆认为，丧失技术优势的宋军根本不是辽军的对手，刘廷让败局已定，自己再出兵支援无异于白白送命。由于李继隆的级别与作战权限都同刘廷让旗鼓相当，实际上并不受刘廷让节制，为了保存宋军实力，他违背了与刘廷让的约定，率军后退自守，这使得本就陷入困境的刘廷让彻底变成了孤军。此时，辽军的援军也到达了君子馆，并对宋军展开猛烈进攻，刘廷让孤军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死者数万人，刘廷让仅孤身逃回。

君子馆会战后，辽军在关南纵横劫掠，如入无人之境，整个河北士气涣散，畏辽如虎，这是此前历次战败后不曾有过的现象。宋军高层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产生了慎重和避战的想法，之前轻敌延战的氛围彻底消散。就在击败刘廷让不久，辽军又向位于今天山西北部的代州进攻，驻守这里的正是那位提出先本后末战略的张齐贤。起初，张齐贤因兵力不足，派人约大将潘美从太原出兵来代州与辽军会战，这仍是一副御敌即战的架势。然而，张齐贤派往潘美处的信使被辽军抓获，潘美出兵的消息被辽军探知。正当张齐贤担忧潘美会受到辽军截击时，潘美的信使却到了，信使说太宗得到君子馆败报后，急令潘美不要再出击，已经出师的潘美不得不返回太原。张齐贤没有办法，只好将潘美的信使扣留，防止消息再度被辽军探知，然后他选派2000名地方军出城，形成相互接应的防御之势，又命人到山头点火，虚张声势。辽军见到火光，以为是潘美的援军到来，惊慌地向北撤去。行至土磴寨，遭到张齐贤埋伏于此的宋军伏击，大败而归。

土磴寨之战虽然规模不大，但却体现了宋军指挥层的心理变化。面对持续恶化的形势，宋朝最终放弃了积极北伐的大战略，转而采取防御大战略。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宋太宗委派资深将领主持河北城池的修复工作，加强防御力量。宋军逐渐恢复了士气，还打赢了几场防御战，但始终不敢轻易出战，再也没有君子馆会战以前的锐意号战了。

好，到这里，《经略幽燕》的主要内容就讲完了。那么后续的历史会如何发展呢？辽朝又有怎样的举动？原来，宋辽战争期间，幽燕的百姓常表现出投靠宋朝之心，对辽朝来说，当务之急是保住幽燕，巩固自己在这片核心区域的统治，这就决定了辽朝征宋的目的仅仅是军事威慑和劫掠财富。因此，君子馆之战后，辽朝并没有继续南下，深入宋朝腹地，而是在一番劫掠后扬长而去，见好就收。这样在军事上，宋辽谁也吃不掉谁，在大战略上，双方都以巩固现有地区的统治为目标，宋辽两国实际上又进入此前维持现状的对峙局面。此后，尽管两国边境的冲突时有发生，可强度始终不大。在相持20年左右后，到了1005年，宋辽两国终于缔结了澶渊之盟，正式承认了这种对峙，两国进入了和平对峙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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