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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亢奋战》:第三帝国的致幻迷雾,纳粹政权与毒品的隐秘共生史首次揭秘

铛铛铃2025-09-17历史402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书是《亢奋战》,副标题是《纳粹嗑药史》。关于二战时期的纳粹德国,有着两个著名的未解之谜。第一个是二战初期,德军闪电战为什么这么厉害。第二个未解之谜则是有关希特勒,他曾是街头运动的领袖,却在二战后期成天躲在暗堡里,身体差到连眼镜都戴不好。为什么他会在短短几年内,身体和精神状态发生那么大的变化呢?今天讲的这本《亢奋战》,将为这两个谜题提供全新的解释,它们全都和嗑药有着莫大的关系。

本书作者是德国知名作家诺曼·奥勒。2004年,奥勒知道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古董商发现了一个生产于上世纪30年代的药瓶,包装上印着药物的名字“柏飞丁”。这个古董商很有冒险精神,竟然把自己当成小白鼠,吃了几片药。在吃下第一片之后,他整个人突然变得异常清醒;吃下第二片后,他感觉到心情好极了,想要演奏音乐、放声歌唱;吃到第三片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在服用一种强效毒品。这个古董商偶然的发现,揭开了历史尘封的一角。奥勒敏感地意识到,柏飞丁在纳粹德国的流行是个绝佳的选题。最初他打算写一本小说,之后他花了多年时间,到德国和美国各地的档案馆查阅史料,发现史实比虚构更有意思,于是写出了《亢奋战》。这本书第一次全面披露了纳粹德国与毒品之间的关系。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汉斯·蒙将这本书称为一部颠覆认知之作,尤其是书中关于希特勒的段落,既引人入胜又令人心惊,为我们理解这位元首从强人到废人的变化,首次提供了合理的路径。

我将从三个方面为你解读这本书的主要内容:第一,二战前毒品如何在德国泛滥;第二,二战期间,毒品在德军的闪电战中起到了什么作用;第三,嗑药如何搞垮希特勒。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二战前毒品如何在德国泛滥。故事得从19世纪初讲起。1806年,一位叫做塞尔杜纳的德国药剂师发现,从罂粟中提取的浓缩汁液,也就是鸦片,有很强的麻醉作用。于是塞尔杜纳从鸦片中分离出了关键成分,那就是吗啡。此后,德国各大药厂纷纷开始批量、标准化地生产吗啡,这是德国制药业繁荣的开端。1897年,德国著名的拜尔公司研发出了一种比吗啡效果更好的麻醉剂。据说这种药物不仅可以镇痛,还可以用来治疗头痛、胃病、哮喘、支气管炎,甚至精神疾病,简直是包治百病。他们给这个药物起了个名字叫“Heroin”,英译过来就是海洛因。当时海洛因甚至被制成小儿止咳糖浆,如果小宝宝肚子疼或睡不好觉,父母也会拿出海洛因来给孩子吃,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毛骨悚然。也正是依靠着吗啡、海洛因这样的畅销药物,化工和制药业成为了德国的支柱产业。1926年,德国成为了全世界吗啡的第一制造国、海洛因的第一出口国。从1925年到1930年,德国制造的海洛因占世界总产量的40%。在书中,作者用“毒品之国”来形容德国,不只是因为他制药能力强,还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德国全社会都在广泛使用毒品。这和德国在一战之后的社会心理有关,一战的失败给德国带来了重创。上世纪20年代,德国人用毒品造成的迷幻去逃避残酷的现实,人们无需处方,就可以在街边小店买到所有种类的毒品。当时柏林的医生中,40%的人都有“吗啡瘾”。当红女明星阿妮塔·伯博还发明了这样一种时尚:早餐的时候,她用氯仿和乙醚这两种麻醉剂勾兑进鸡尾酒中,再把白色玫瑰花瓣浸在酒中,然后去吸吮花瓣,真是醉生梦死啊。

纳粹党对于这种全民嗑药的现象展开了猛烈攻击,它把嗑药称为“堕落之毒”,认为这是道德的沦丧。因此,纳粹在1933年夺取政权后,立刻实行严厉的全面禁毒政策,出台了一系列与禁毒相关的法律,允许在封闭机构内对吸毒者实施强制戒毒,时长可达两年。经医生鉴定,戒毒无效的人会被押送至集中营。法律禁止毒品依赖者结婚,还规定,公民一旦发现亲属和朋友中有人染上毒瘾,必须立即上报。然而,纳粹的禁毒显然并不全面。1937年,德国的泰姆勒药厂成功合成了一种药物,学名叫甲基苯丙胺,在今天,甲基苯丙胺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那就是冰毒。甲基苯丙胺会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使神经细胞之间的信息交换变得异常活跃,服药者会感觉头脑异常清醒,身体能量充沛,意识和思维变得极度敏锐,人的自信心也随之提高,并产生一种奇妙的愉悦感。甲基苯丙胺的药效持续时间很长,往往能超过12小时。然而,和所有毒品一样,一旦它的药效过去了,人们就会感觉情绪低落,只能继续服用药物,并且会不断加大剂量。而如果服用的剂量过大,大脑的神经细胞会受到损伤。道理很简单,如果神经细胞因运动而过热,大脑就会飞速转个不停,像一台关不上的机器,最后神经细胞会纷纷坏死,再也无法修复。但当时泰姆勒药厂对这些副作用都避而不谈,只是将甲基苯丙胺迅速推向市场,他们给这种药起了个名字,叫“柏飞丁”。纳粹政府也把这种新药列为合法的药品。1938年,柏飞丁刚刚上市,它的广告就铺天盖地地贴满了德国主要城市的大街小巷。和海洛因刚上市的时候一样,柏飞丁被吹嘘为一种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仅可以缓解血液循环不畅、情绪低落抑郁,还能治疗性冷淡。市场上还出现了含有甲基苯丙胺的巧克力,每块巧克力中的含量几乎是柏飞丁药片的五倍。这种巧克力的广告语是“妈妈的小帮手”,每天吃3~9块,不仅可以让家务变得轻松,改善夫妻性生活,甚至还有减肥的功效。医生和专家们纷纷站出来为柏飞丁背书,比如一位叫做豪希尔德的医学博士在权威的医学周刊上发表文章,称柏飞丁可以增强能量,提高人的自我意识和决断力。还有两位脑科专家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柏飞丁能够提高思维速度,全面增强机体活力,还有助于消除决策障碍以及各种畏惧感和抑郁情绪。专家甚至宣称,柏飞丁可以起到稳定体质的作用,理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高能耗的时代里,我们所肩负的任务之重、责任之大是前所未有的,而柏飞丁可以帮助人们缓解负面情绪,使装病的人、不愿意工作的人、整天牢骚不断和惹是生非的人都顺利融入劳动者的行列。作者奥勒对此的解释是,二战前,在纳粹统治的德国,每个人都必须创造出自己的成绩,每个人都害怕自己跟不上社会运转的节奏,只要能证明自己的价值,任何手段都是受欢迎的,化学手段也不例外。从这个角度来说,柏飞丁推动个人跟上社会的发展,是药片形式的纳粹主义。

于是,上世纪30年代末的德国陷入了全民嗑药的狂欢,各个阶层都把柏飞丁当成了离不开的神药。吃了它,搬运工干起活来更麻利,消防队员灭起火来更快,值夜班的人更有精神,跑长途的司机可以不用休息,更年期妇女吃药的样子就像吃糖豆一样,产褥期的产妇用柏飞丁来镇定神经,不让自己因为婴儿的哭闹和频繁的哺乳而烦躁。而此时,战争也已经一触即发,席卷德国全社会的柏飞丁几乎是顺理成章地蔓延到了德军的战场上。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第二个方面:柏飞丁在德军的闪电战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我们先来想一下,军队在战场上会遭遇的最主要的困难是什么?强悍的敌军、恶劣的气候、后勤的不足,这些都很容易想到,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很容易被忽略,那就是疲劳。疲劳会让战士打不起精神,让他们只能被迫躺下休息,全军精神上的涣散还可能会直接导致败局。正因如此,军人会用种种方法对抗身心上的压力,使自己更强壮,更不容易受疲劳或伤痛的影响。走上二战战场的德国士兵也不例外,他们中的不少人自发使用柏飞丁。比如1939年,一位在前线的德国士兵给父母写家书,信中写道:“很多时候,音乐与我的确是莫大的安慰,不过也不能忘记柏飞丁,特别是在熬过一个个警报嘶鸣的长夜时,它的功效真是太神奇了。”他向父母提出要求,说:“下次有机会的时候给我寄点柏飞丁来,最好装在信封里。”之后他又写信催促他的家人给他寄药,信中写道:“我实在太累了,因为昨晚我只睡了两个小时,而且今天看样子也不会超过三个小时。不过我现在绝不能睡着,好在过不了多久,柏飞丁的效果就显现出来了,这样我就不会犯困了。”这名士兵名叫海因里希·伯尔,二战后他成为了一名作家,创作了《正点到达》《小丑之剑》等作品,并在197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就在士兵们自发服用柏飞丁的同时,德军也在暗暗进行一项实验,检验柏飞丁在战场上的效果。在对波兰的战役中,一些军官被要求服用柏飞丁,并向上级汇报服药体验。其中第三装甲师的报告是这样写的:“常有幻觉、注意力提高、体能明显上升、精力十足、头脑清醒,可以保持一整天,抑郁感消除,情绪回归正常状态。”一位中尉则记录到:“没有副作用、没有头痛、没有耳鸣,头脑异常清醒。”19404月,一份能量剂通告书在国防军内部流传,这份通告书说,波兰战役的经验显示,在特定形势下,士兵能否战胜疲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军事上的成败,而柏飞丁可以显著提高将士的自我意识,降低他们对行动和艰巨工作的恐惧感。因此,柏飞丁将作为军需药有计划地得到应用。德国国防军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一支以毒品为军需品的军队。德国国防军给泰姆勒药厂下了巨额订单,订购了总计3500万片柏飞丁。制药厂的机器开动起来,成千上万的柏飞丁被生产出来,送到了西线战场上。

在德国占领波兰之后,希特勒认为当务之急是乘胜追击,攻占法国。19402月,德军的两位高级将领隆美尔和曼施泰因制定出了一个大胆的进攻计划,即翻越地势艰险的阿登高地,趁敌不备,从英法联军背后发起进攻。然而,这个计划成功的前提是德军必须日夜兼程,一刻不停地行军,并在三天之内到达法国境内。然而,血肉之躯怎么可能做到三天三夜不眠不休,还时刻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呢?稍有闪失,德国就会像输掉一战那样输掉二战。但有了药物的帮助,这一军事计划有了实施的可能。19405月,也就是德军向药厂下了巨额订单的一个月之后,西线战场打响了。当英国人为他们的士兵提供茶和面包,法国人为他们的士兵提供一天一升红葡萄酒,德国士兵拿到的是柏飞丁。德军为这支进攻法国的队伍配足了柏飞丁,其中光第一装甲师就分到了2万份药片。510日的深夜,随着指挥官一声令下,大规模嗑药行动开始了,数千名士兵吞下了药片。20分钟后,药物开始起作用,瞬息之间,黑夜亮如白昼,睡意烟消云散。在探照灯的指引下,巨蟒一般的德国国防军开始以最快的速度向比利时进发,没有一个士兵想停下来休息,他们的血糖值上升,平均动脉压增高,整个人释放出了蓬勃的能量。第二天一早,德军在比利时边境被埋伏于此的比利时军队发现,第一场遭遇战打响。已经经过一夜疾驰的德军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杀入了守军埋伏的地带,比利时士兵吓呆了,当即决定撤退。拿下了阵地的德军并没有暂停进攻、清点战场,而是一路追杀,把比利时军队杀得片甲不留。三天之后,德军装甲军团抵达法国边境,很多士兵从出征的那一刻起就没合过眼,眼下当然更不能。在接下来的几小时里,6万名德国士兵、2.2万辆装甲车、850辆坦克浩浩荡荡渡过了马斯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法国边境城市色当。在短短的100个小时之内,德国人占领的领土就超过一战4年中他们占领领土的总和,这就是著名的闪电战,堪称现代军事史上的奇迹。在后来第三帝国的宣传中,这场速度空前的胜利被描绘成纳粹意志的胜利,纳粹的宣传部门当然不会告诉人们,在那场战役中,每个士兵每天都要服用2~5片柏飞丁。

不过,即使是在二战初德军一路告捷的时候,柏飞丁就已经显现出了它的负面效果。很多40岁以上的中年军官在大剂量嗑药后,明显感觉心脏不适,好几位军官突发心肌梗死。士兵们只要一停药,就会出现抑郁、烦躁等症状,只能通过加大服药剂量加以平衡,并由此陷入由药引导致的恶性循环。然而,战事当前,纳粹上层对这些副作用视而不见,后勤部门对药厂的订单不断增加,德军上下对嗑药的依赖越来越深。

真正让德军高层不安的是,到了东线战场上,柏飞丁就没那么好使了。和攻打法国时一样,在针对苏联的战役中,柏飞丁从一开始便被大规模投入使用。然而,尽管德军在进军苏联的头几个星期就夺取了大片地盘,俘虏了数十万红军战士,苏联红军并没有屈服。况且苏联实在太大了,战争不可避免地从闪电战转为消耗战,而一旦进入消耗战,柏飞丁就失灵了,因为它无法让人长时间的维持亢奋状态。当然,如果说柏飞丁在东线战场毫无用处也不太客观。比如根据德国国防军的一份报告,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间的一个小城镇,一支德国部队被红军包围,只剩下一条小路可以逃生。这支部队中很多人没逃多久就精疲力竭,宁愿躺在雪地里,也不愿再往前挪步,任何豪言壮语都无法唤起他们的意志力。于是他们每人分到了两片柏飞丁,半小时之后,士兵的感觉渐渐好了起来,他们重新排好队伍,再次上路。

194412月,纳粹战败崩盘的前夕,德国海军决定做最后一搏。他们招募了5000名平均年龄只有十五六岁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组成了一支敢死队,让他们驾驶一种上半部分是控制舱,下半部分是鱼雷的自杀式单人潜艇,在深海里潜行,伺机袭击盟军的战舰。这些敢死队成员在出发前都会服下一种为这一次行动临时生产出来的药,它是由五毫克优可达、五毫克可卡因、三毫克柏飞丁配制而成的强效毒品。最终,这支敢死队只有不到1/3的人侥幸生还。作者奥勒在书中写道,这支靠毒品支撑的海军敢死队是当时德军状态的真实写照,曾经所向披靡、意欲征服世界的铁军,在战争末期变成了一群苟延残喘的残兵败将,这些年轻人靠药物激发出了最后的潜能,但最终只是见证了第三帝国的覆灭。

好,说完了毒品在德军战场上的作用,最后第三方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毒品如何搞垮了希特勒,这可能也是《亢奋战》这本书中最劲爆、最受关注的内容。在纳粹的官方宣传中,希特勒是一个严格自律的人,他是素食主义者,不抽烟、不喝酒,甚至连咖啡都不喝,远离一切不良生活习惯。本书作者却发现,希特勒是一个重度瘾君子。要说希特勒对于毒品和药物的依赖,我们得从他的私人医生莫雷尔说起。

在跟随希特勒之前,莫雷尔是柏林的名医,深得各界名流的信任。莫雷尔喜欢给病人注射维生素,如果维生素的效果不如人意,他就会偷偷地在药剂里加一些激素。莫雷尔的特点是干脆,只要病人感觉到什么身体不适,他从不打探病因,而是一针下去,立竿见影。莫雷尔的名声很快就传到了纳粹的党总部,他先是给希特勒的御用摄影师霍夫曼治好了病,然后被霍夫曼引荐给了希特勒。那段时间,希特勒很容易腹胀,两条腿也会长满湿疹,瘙痒难耐。莫雷尔马上做出了判断,说这是某种肠道菌群导致的消化功能障碍,并建议希特勒服用一种益生菌,这件事赢得了希特勒的信任。1936年以后,莫雷尔成了希特勒的私人医生,此后,他是纳粹党内部唯一一个几乎每天都能亲眼见到希特勒的人。莫雷尔几乎什么都用注射来治疗,这一点让希特勒很欣赏。从1937年开始,希特勒就习惯于每天多次注射维生素之类的营养物,好时刻保持充沛的精力。在每次发表重要演讲前,希特勒都会让莫雷尔给自己打一针,让葡萄糖和维生素喂饱自己的身体。静脉注射的葡萄糖只需要短短20秒,就能让他的大脑充满能量,多种维生素组成的针剂可以让他在最寒冷的冬天身穿单薄的冲锋队制服,精神抖擞地检阅部队。

那么,希特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药物和毒品的呢?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关键的时间点。第一个时间点是在1941年,苏联红军的殊死反抗让德军在东线战场陷入困境,也让希特勒尝到了失败的滋味。那一年的8月,希特勒多年以来第一次病倒了,他发烧、腹泻、浑身疼痛,不停地打着寒颤。因为要参加一个重要的军事会议,希特勒找到了莫雷尔,要求他迅速治好自己的病。在这种情况下,仅靠维生素和葡萄糖是没用的,情急之中,莫雷尔在维生素钙剂中加入激素,这是莫雷尔自行研制的一种荷尔蒙药剂,是从猪和其他动物身上取得心肌净高、肾上腺皮质激素和肝胰腺加工制成的。从那次之后,莫雷尔就不停地为希特勒注射各种各样的激素类药物,这些药物无奇不有,有从女性生理期经血中提取的三酸,从公牛睾丸中提取的睾丸素,从小牛的精囊和前列腺中提取的前列腺素,等等。那个时候希特勒还是不吃肉,但他严格意义上已经不算素食主义者了,越来越多的动物成分进入了他的血液。

第二个关键的时间点在1943年,希特勒对药物的依赖更进一步,从注射激素类兴奋剂到注射真正的毒品。那一年的718日,苏联红军在库尔斯克大会战中打败德军,赢得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坦克战的胜利。与此同时,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意大利有了投降的打算。希特勒眼看就要沦为孤家寡人,在和墨索里尼谈判的前夜,他夜不能寐,脸色苍白,腹痛难忍,常规药剂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莫雷尔给希特勒注射了一针优可达,优可达的有效成分是一种名叫强睾酮的鸦片类物质,它的止痛效果是吗啡的两倍,而致幻作用超过海洛因。这针优可达立竿见影,让希特勒转瞬之间重获活力,斗志昂扬地登上了与墨索里尼会晤的飞机。莫雷尔回头在自己的日记里骄傲地写道:“元首的身体非常好,在回程的飞行中没有任何的不适,晚上在萨尔茨堡的山上,他对我说,这天取得的成绩都是我的功劳。”然而,优可达是一种毒品,只要你体验过一次它带来的强烈愉悦感,就很难不想再体验一次,而一旦人连续三周定时使用优可达,身体就会对它产生依赖性。根据莫雷尔日记的记载,从那以后,优可达就成了希特勒的常用药物。

1944720日,纳粹德国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暗杀希特勒。一位名叫施陶芬贝格的德国青年军官将装有定时炸弹的公文包带进了希特勒所在的会议室,炸弹爆炸,四个人当场身亡,而希特勒身受重伤,她的头发被烧焦,耳膜被震破,大腿被炸出了一个碗大的伤口。在疗伤的日子里,希特勒依靠大剂量的毒品来挺过肉体的痛苦和精神的煎熬,但是优可达已经不管用了,他还把可卡因涂抹在鼻腔里,每天都涂一到两次。希特勒事后曾向外界表示,720日之后的几个星期,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他以德国人做梦都难以想象的英雄气概,用钢铁般的力量和意志进行搏斗。然而,如果把钢铁般的力量和意志替换成强效可卡因和超剂量的优可达,会更符合实际情况。有一次可卡因的剂量用得太大,希特勒一度窒息,失去了意识,差点因为吸毒过量而丧命。事实上,希特勒对于酒精之外的任何一种毒品都容易上瘾,他对毒品的依赖并非针对某一种特定的成分,而是任何能带给他愉悦、引领他进入虚拟现实的药物。

那个时候,盟军正在从四面八方对德国展开进攻,希特勒只能依靠毒品才能坚持自己那第三帝国的幻梦,直到毒品彻底摧毁他的身体。随着各种药物的毒性在体内不断累积,希特勒的健康极度恶化。到1944年底,那个曾经神采奕奕的元首已经变成了行尸走肉,他的脸色蜡黄,眼皮下垂,四肢震颤越来越严重,由于双手颤抖得太厉害,他甚至连戴眼镜这样的小事都只能依靠别人的帮助。他的血管变得越来越脆弱,过于频繁的注射导致静脉部位的皮肤发炎溃烂,一个个硬痂在手臂上排成一列,形状好像是一条拉链,这是瘾君子身上的一个典型标志。

19452月,盟军将柏林轰炸成一片火海,纳粹党的药品库也被炸了,也就是说,希特勒的毒品断货了。希特勒在他所藏身的地堡里表现出了典型的毒品戒断反应,他身形佝偻,嘴角垂着口水,有时要扶着墙才能走路。莫雷尔对希特勒尝试了一次放血治疗,但没有成功,因为过去为希特勒注射的那些高脂肪、富含荷尔蒙的动物肝脏制剂已经把他的血液变得像果冻般粘稠。在治疗失败后,希特勒用仅剩的幽默自嘲道:“可以考虑用这些血来制作一批元首血肠。”很快,连维生素药剂也没有了,莫雷尔只好将各种稀奇古怪的化学物质注入希特勒的血管,然而此举一来危险,二来无用。在苏联红军向柏林内城开火的第二天,莫雷尔端着药盘出现在希特勒面前,药盘上是他好不容易弄到的一支吗啡针剂,希特勒对他怒骂道:“你以为我是傻瓜吗?你应该给我打的是吗啡!”他一把揪住莫雷尔的衣领,恶狠狠地说:“滚回家去,脱下你的御医制服,就当你从没见过我。”是啊,毒品都没了,留着个打针的有什么用呢?于是莫雷尔被解雇了。

1945430日,希特勒在他的地堡中饮弹自尽,结束了靠嗑药维持的生命,也结束了他征服世界的妄想。在作者奥勒看来,希特勒的个人健康就是纳粹德国国家机体的象征,他一味的追求高昂的斗志和亢奋的力量感,然而这种追求是以自身的透支和腐化为代价的。他毫无节制的滥用药物,明知道身体早已不堪重负,却还在不断加码,最终走向彻底的崩溃。纳粹德国的嗑药现象也遵循同样的逻辑,只是比起个人,这种群体的毒瘾更难停下来,因为纳粹的意识形态追求本身就决定了这个体制没有任何刹车的装置,只有不断加速、不断飙高,既没有回头路,也没有制衡和自我约束,除了翻车就不可能停下。嗑药当然不是希特勒与纳粹灭亡的唯一原因,甚至可能不是主要原因,然而,就像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曾说过的那句话:“一个注定要灭亡的政治体制,必然会本能地做出许多事情,来加速这一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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