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代生活史》：孤岛上海的浮世绘卷，战争褶皱中的人性光谱与生存智慧

今天为您解读的书是《抗战时代生活史》。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11月12日，上海失守，淞沪会战结束。从这一天开始，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上海市民度过了7年多的沦陷区生活。沦陷时期的上海是什么样的，人们又是如何生活的呢？今天解读的这本《抗战时代生活史》，就为你展现出战争时期上海的生活百态。

本书的作者陈存仁，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著名中医。我们之前介绍过他的另一本书《银元时代生活史》，那本书以银元为主线，讲述老上海的变迁。今天的这本《抗战时代生活史》，讲的则是抗战8年期间，作者在上海的所见所闻。著名出版人、三联书店前总经理沈昌文评价这本书时说：“这样的书，让我这个当年上海的小瘪三大开眼界。”

本书一共22万字，18个章节，从淞沪会战打响，一直讲到抗战胜利，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整体风貌，也有对小老百姓生活细节的描写，堪称一幅生动的抗战众生像。

下面我将从三个部分为你讲讲，抗战时期上海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这三个部分分别涉及到当时生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的是，战争一爆发，作者就搬进上海的租界生活，所以这里的生活史以租界里的情况为主。

下面我们就先来说第一部分——政治生活。

根据对租界生活的影响，作者把上海抗战时期的政治生活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至1940年3月汪精卫正式组建伪政府。这一阶段租界的生活还算太平，因为日本人这时刚占领上海，租界还在西方国家手中，日本人对上海本地的各种政治势力还需要慢慢了解、整合，以建立新的统治秩序。这种政治局势也给了汉奸们往上爬的机会。日本人在上海收纳的早期汉奸，以无恶不作的流氓为主。最有名的一个叫常玉清，是一个不识字的大胖子，手下有1000多个徒弟，都是小偷绑匪之流。常玉清还开了一家规模很大的浴室，每天都有三四百人出入，其中浴室起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叫做“大观园”。常玉清在淞沪抗战期间就投靠了日本人，他让徒弟们给日军燃放信号弹，指引日军攻击目标。日军占领上海后，常玉清成了日本人的红人，在日本军部所在的新亚大酒店里，有一间办公室，一时声势不可一世。

也有少数文人选择当日本人的走狗，比如一个叫余大雄的文人，原本靠办小报为生，常常以发表报道为名敲社会名流的竹杠，以至于当时贩卖烟土或者搞走私的大佬，会按月给他发津贴。抗战爆发后，余大雄仗着自己留学过日本，精通日文，主动替日本军部做事，成了红人。后来余大雄得罪了常玉清，为常的徒弟所杀，这个新闻当时也算小有轰动。作者说，足见当时汉奸之间相处也是很不容易的。

第二个阶段是1940年3月汪精卫组建伪政府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1938年10月，日军接连攻占了广州和武汉，侵华战线拉长，很难迅速击败已经迁到重庆的国民党政府。于是日军改变了侵华策略，开始对国民党政府进行诱降，希望能从里面找到一个能上台面的人，建立伪政府。汪精卫曾担任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等要职，是一个很合适的人选。他的投敌，无疑将极大地分化抗日阵营。1939年5月，汪精卫来到上海，与日本人密谈，很快他就致电蒋介石公开投敌，日本组建了汪伪政府。

这时候，那些打打杀杀的流氓就显得上不了台面了。汪精卫在国民党长期做党务工作，所以在找汉奸时，是否做过党务工作，就成了一个重要标准。上海沦陷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还有100多人潜伏了下来，但这帮人除了党务工作，其他什么都不会，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汪精卫使出金钱攻势，这帮人就集体投靠了过来。除此之外，为了增强汪精卫这方面的实力，日本人还把俗称76号的特务组织，交到了汪精卫的手里。

76号成立于1939年，是一个汉奸特务机关，专司杀人、绑架等工作。因为它位于当时上海吉斯菲尔路76号，也就是今天的万航渡路上，所以俗称为76号。76号成立后没多久，作者就听说了一个大新闻。静安寺路与大西路，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西路与延安西路的交界处，是租界与非租界的分界处，这里设有出入的关卡。一天，有几辆汽车从租界外开来，警察上去例行检查，谁知车上的人竟然直接开枪，打伤十多个警察，打死一个印度巡捕，开枪的就是76号的人。从此人们就知道了76号的存在。

1940年3月，汪精卫正式组建伪政府，76号成了汪精卫政府重要的统治支柱，还有了一个正式的名称，叫“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特务委员会”。汪精卫常常通过76号实施暗杀，清除异己。由于很多暗杀对象当时都躲在租界内，租界从此不再太平，报纸上几乎天天都有人被暗杀的消息，民众对76号可谓谈虎色变。宣传抗日的记者和文化人，是76号的重点暗杀对象。如果有人躲起来不露面，76号就去把他们家人的情况调查得清清楚楚，家人安全受到威胁，当事人也就不敢老是躲着。

上海的国民党党政军人员，也是76号的行动目标。比如战前上海用的是国民党发行的法币，上海沦陷后，国民党的中央银行、农民银行搬进了租界，继续发行法币，汪精卫政府就发行自己的货币中储券（中央的中，储备的储），准备以此和国民党打金融战。但人们普遍不想用中储券，于是76号就进入租界，勒令中国银行和农民银行的职员排好队，面对墙壁站立，然后集体枪杀。

除了杀人，76号还到处绑票、勒索赎金，为自己积攒小金库。一开始他们还会给被绑架的人戴上一顶抗日分子的帽子，后来索性谁有钱就绑谁。作者的医生、同行们就有很多被绑票的，大多数都是交钱赎人，只有极少数能侥幸逃脱。还有一位叫方液仙的实业家，是中国化工业的先驱之一，研发了中国最早的牙膏。1940年7月，方液仙上班时被76号伏击，他的保镖被打死，本人被绑走，因为反抗他被76号枪杀了。后来方液仙的家人拿出巨款，才赎回了他的遗体。

76号的嚣张气焰，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有所收敛。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是本书要讲的第三个阶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向英美等西方国家正式宣战，日本人全面接管租界。1943年起，还把在租界里生活的西方人关进了集中营。从这时起，日本人在政治上就更加强势，对汪伪政府的依赖有所减少，但对老百姓的直接控制加强了。那些稍微有些抗日嫌疑的人，常常是不由分说就被抓走。作者听说自己也上了嫌疑分子的黑名单，再也不敢住在家里，他事先安排好三四个临时住处，每天看病结束，先反复观察四周有没有人跟踪，然后找一个临时住处住下。

此外，日本人还强迫18 - 30岁的中国男子加入自警团，也就是自我警备团的意思。团员们都要轮流站岗，一般来说，岗位都位于街口，以便监视过往行人。每个团员都要准备一根粗绳，一旦有抗日行为发生，自警团员们就用绳子把涉事区域的周围围住，断绝所有交通，直到抓到人。有一次某个区域连续好多天都没抓到嫌犯，那里的老百姓就好多天都没法出来买菜。

好，以上就是抗战时期上海政治方面的情况。时局的动荡、政治势力的更迭，令百姓的生活陷入了恐怖。有句老话叫做“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可以说是当时人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那么在这样的政局下，上海的民生经济又是怎样的呢？在第二个部分，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经济方面的生活。

战争会破坏正常的生产流通活动，使物资供应缺乏。上海当时的粮食、煤炭等基本物资，大多是从外地运来的，战争一来交通大受影响，这些物资自然就会短缺。比如作为发电燃料的煤炭就很缺，火力发电厂难以维持正常的运转，只好限制居民用电。到了1941年前后，也就是抗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人规定，每户人家每月最多只能用七度电，超过这个限额就要拉闸断电。一个月用七度电是什么概念呢？假设一支50瓦的灯泡，一天只开五个小时，七度电也用不了一个月。作者家七度电只够用七天，他们只在吃晚饭时才开电灯，其他时间都点蜡烛。市面上的蜡烛很快被抢购一空，而街上的霓虹灯、电灯也统统关闭，曾经无比繁华的大上海成了黑暗世界。

为了应对物价上涨，一些有门路的人开始囤积物资，尤其像奶粉、铁皮这样的紧俏物，价格每天都在涨，囤到货的人都不肯轻易出手。比如一个越剧女演员到处收集铁皮，最后她的家里堆满了铁皮，她就索性把床铺都拆掉，自己就睡在铁皮上。不少人因为囤积物资发了财。作者有个姓袁的朋友是开药房的，在战争爆发前夕，一些经销西药的外国人用低价把存货卖给了他，仅仅治疗疟疾的金鸡纳霜，她就囤了800箱。战争爆发后，这位袁老板果然大发横财。到底发了多大的财，书中没有明说，但提供了一个很有趣的细节。有一天，袁老板家楼下着火，被一个在附近拉客的风尘女郎发现了，这名女郎曾被袁老板接济过，就打烂了袁老板家的房间玻璃，让她快跑，保住了他全家的性命。事后，袁老板给了这名风尘女郎两箱金鸡纳霜作为回报，该女郎后来开了间药房，很快就成了富婆。

还有的物资太紧俏，实在搞不到，那怎么办呢？就做冒牌货，尤其是冒牌的西洋货。在日本向西方国家宣战，占领租界之后，西洋货很难运到上海，做冒牌货的更多了，其中不少销路还很不错。比如当时很多上海人喜欢抽英国的香烟，其中两种香烟的烟盒分别是白色和绿色的，里面还衬着锡箔纸，故而俗称“白细胞”和“绿细胞”。有公司在外观和口味上模仿这两种香烟，销路很不错。稍微体面点的人，怀里都会装上一包这种山寨货，冲冲门面。许久看不到的洋酒，也突然在市面上大量出现，表面看起来很高档，打开瓶子一闻，却是一股浓浓的乙醇味儿，原来只有瓶子是真的，里面的酒完全是假的。

随着战争的进行，物资的匮乏越来越严重，囤积的难度越来越大，而货币却在迅速贬值，因此，囤积黄金、美钞之类的硬通货，实现财产保值就显得更重要。为了适应这种需求，金铺很贴心地推出个性化服务。在这之前，上海市面上的金条都是十两一根的，价格很贵，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家庭几十年的收入，一般人根本买不起。金铺于是推出和花生差不多大的小金条，12根一组。时间一长，大家就习惯把12两的金条称为“大条子”，小的金条称为“小黄鱼”。

不过，能够囤积物资和黄金的，都属于有门路的少数人，绝大多数市民只能忍受物资匮乏的煎熬。比如当时的大米供应不足，频频涨价，一个月之内少则涨三五次，多则涨七八次。有的人家里孩子多，只好冒险翻过日军的铁丝网，到周围农村去背米回来，如果运气不好，就会被站岗的日军用枪柄子打个半死，背回来的米也要全部倒掉。后来，租界当局开始要求米铺根据每户的人口数平价发售大米，这种平价米品质时好时坏，有时候是普通大米，有时候是碎米，还有时候是粟米磨成的粉，但好歹让基本的口粮有了保障。不过米铺为了图省事，规定每个人只能买自己的米，不许替家人代买，所以到了卖米的日子，许多人争先恐后去排队，警察为了维持秩序，对买米的市民随意毒打，但大家依然不管不顾。

那时的卫生条件普遍比较差，跳蚤之类的虫子很多，会传播伤寒等疾病。在配米时，因为人群聚集，伤寒就迅速传播，许多医生在看病时也被病人传染，迅速死去。在七八天的时间内，作者的几个医生、同行都相继死去，以至于作者在看病时，用雨衣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害怕跳蚤跑到自己身上，但即使这样，也还是难以摆脱内心的恐惧。

前面我们说了，抗战时期的上海民生凋敝，不过也有行业反而因为战争变得红火。就拿舞厅来说吧，租界里的舞厅原来只有十多家，打仗之后反而一下子增加了几十家，不仅晚上开门营业跳晚舞，下午还有配合下午茶的茶舞，中午有配合午餐的餐舞，很多客人也就把中午、下午和晚上的时间都消磨在舞池里，还觉得不过瘾，于是有的舞厅干脆开设了晨舞，不少人一大早就到舞厅嘭擦擦起来。高档菜馆的数量增加得也很快，尤其是粤菜菜馆。当时有一位广东籍的商人叫钟标，新开了好多粤菜菜馆，因为他开的菜馆数量很多，而且名字里都有一个“华”字，比如京华、新华、荣华、美华等等，老上海人就把他们统称为“华字头菜馆”，把他们看作高档菜馆的代表。作者把这种逆势上扬的现象叫做“畸形繁荣”。战争让人们普遍感到压抑和苦闷，就想花钱找一些短平快的消费麻醉自己，舞厅价廉物美，想跳多久就跳多久，因此大受欢迎。当时最高档的舞厅花大概一块银元，也可以跳三支舞，最低档的舞厅则最多可以跳16支舞。一块银元什么概念呢？我们在讲《银元时代生活史》的时候曾说到，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作者有一次在外面吃便饭，他点了回锅肉、牛肉丝、烧鲫鱼，外加一个汤，还喝了一点酒，一共花了三个银元。相比之下，一个银元就能在舞厅里嘭擦擦半天，不算贵。

好，以上就是抗战时期上海的经济生活状况。一方面，百业凋敝，升斗小民为了一口米而苦苦挣扎；另一方面，战争又造成了一些行业，比如舞厅的畸形繁荣。有学者研究还发现，1941年日本人占领租界之前，曾有大量资金涌入租界，一度造成了租界市面上的繁荣，但在危机四伏的战争环境下，这些资金有很大的投机性，赚一把就跑，在租界沦陷之后，这种繁荣也就随之消失。这便是抗战时期上海经济生活的面貌。

在这样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下，国仇家恨令人精神苦闷，文化活动成为当时上海人生活的重要内容。下面的第三部分，我们就来重点讲讲战时上海的文化生活。

当时上海人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生活形式，就是看话剧。与电影等其他文化内容相比，话剧的制作成本低廉、形式简单，很多人开始投资、排演话剧，新的剧目不断涌现。比如作家秦瘦鸥的小说《秋海棠》，讲述的是京剧花旦秋海棠遭受军阀逼害，最终被逼自杀的故事。小说1941年1月开始在报纸上连载，因为反响很好，在1942年改编成了话剧，观众被剧中主人公的悲惨故事所感动，再加上抗战期间社会氛围很压抑，人们普遍需要情感的发泄，所以这个戏就一炮而红。因为太卖座，场次一再增加，剧组用两套人马轮换着演，还是忙不过来。1943年，《秋海棠》的同名电影又打破了票房记录。

对于这种红火，日本人很关注。话剧《秋海棠》火了之后，日本文化部就特地派人去看，觉得剧中的军阀形象在影射日军，勒令停演，演出方经过解释才勉强得以继续演出。而实际上，戏剧确实是暗中宣传抗日的阵地之一。比如1944年上演的话剧《文天祥》，是已经撤退到重庆的国民党政府暗中策划的，希望借文天祥的故事，来坚定沦陷区民众的抗日决心。但戏的主创很聪明，主动请了几十个日本高官来看《文天祥》的首演，事先还大造舆论，说东亚各国人民都有爱国热情，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日本人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不同。那几十个日本高官被这么一忽悠，居然觉得很有道理，演出时还带头鼓掌，这出戏也就不受干涉地演了好多场。

但新闻媒体在这个期间迅速衰落了下去。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许多报纸还可以在租界里报道战场的最新情况，但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为了不打击人们的抗日决心，当时的报纸，比如像《申报》之类的大报，就形成了一套隐晦的话术来报道战况。比如国民党军队丢失阵地、节节败退，报纸却说我军完成任务，阵地已无军事价值，或者转进集中。某地也有一些报纸剑走偏锋，善于用刺激性的大标题吸引读者，比如有一个晚报名叫《社会夜报》，头条新闻很刺激，但十之八九出于虚构，不是骂上海名流私通敌人，就是说日军打败仗了，但有的时候，别的报纸不敢登的真新闻，他反而敢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管是严肃的大报，还是这些花边小报，都受到了严格的管控，继续宣传抗日的都被停办了。比如有一份《大美晚报》，它由美国人创办，一直坚持强硬的抗日立场，它的报道大胆直率，每天下午一出版就被抢购一空，是当时最受欢迎的晚报。后来他的好几个成员都被76号暗杀，在日本人占领租界的当天，它就停办了。而前面提到的《社会夜报》创始人也被杀害。没有停办的报纸则被全面接管，立场变得非常亲日。比如上海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报纸是《申报》，日本人就在1937年办了一张《新申报》，宣传侵华政策，在租界被占领后，《申报》被接管，几乎全部采用日本同盟社的稿件。日本同盟社是代表日本政府发声的通讯社，因此《申报》的立场变得比《新申报》还要亲日，整天宣传日军处处取得大胜，吹嘘日军如何神武，读者看得肺都要气炸了。

掌控了报纸之后，日本人又继续控制电台，所有的民营电台全被封闭，所有私人持有的短波收音机都要上缴。作者有一部高级的短波收音机，可以听到全世界的电台，为了应付上缴的命令，他把短波收音机的零件取出来藏好，再找了一台旧收音机的零件，装在那台短波收音机的壳子里，糊弄了上去，终于蒙混过关。

好，以上就是第三部分的内容。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化上，话剧吃香，新闻媒体则因日本人的管制而衰落。根据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当时许多人也热衷于京剧、评弹等传统的艺术形式，被异族侵略的现实，让很多人从中国传统的艺术中寻找精神上的慰藉。

不过随着时局的变化，人们开始发现日本即将战败的迹象，其中一个迹象就是，中国与日本本土之间往来的船只数目大大减少，这说明日本已经无法控制这条航线，在战场上已经陷入被动，离失败不远了。紧接着，1944年年底的一天，作者突然发现自己家门前的马路被戒严了，好多日本人走进了跑马厅，也就是当时赛马的地方，为前线阵亡的士兵举行追悼会。作者听到会场内传出哭声，参会的人垂头丧气，相较前几年占领租界时的趾高气扬，完全两个样。

到了1945年8月7日，作者从上海当地的日文报纸上得知，美军在广岛投放原子弹的消息。没过几天，苏联对日宣战，和美军在长崎投放原子弹的消息也传来。到了8月10日晚上，作者正打算睡觉，突然接到朋友的电话，朋友告诉他，日本愿意接受中、美、英等国的波茨坦公告，准备投降。听到这期待已久的消息，作者不顾外面已经漆黑一片，跑到了闹市区去打探消息，只见马路上人山人海，叫的叫、喊的喊，人们载歌载舞，好多店铺挂出了中国国旗，还有人在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作者走到一家餐厅，发现里面挤满了人，餐厅老板为大家免费供应啤酒，因为人太多，酒杯不够用，作者就拿了一个大水勺到酒桶上抢酒喝。

几天之后，报纸上纷纷刊登了日本正式投降的消息，作者反而有一丝恐惧，害怕日本人会在投降前夕大开杀戒，但外面庆贺胜利的鞭炮声震耳欲聋，打消了作者的疑虑。而作者所经历的抗战时代生活，也就画上了句号。

好了，《抗战时代生活史》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本书是根据作者陈存仁当年的日记写成，从一个普通市民的角度，讲述了沦陷期上海的日常生活。虽然有人对书中回忆的一些细节产生了疑问，但本书无疑为抗战时期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另一种视角。有历史学者就认为，这本书是了解上海抗战时期日常生活的重要文本。

本书记载的一些人和事，在其他书中也有所涉及，如清末民初通俗小说作家包天笑的《串影楼回忆录》。此外，戏曲理论家齐如山的《齐如山回忆录》，则对抗战时期的北平作了详细描述。如果你想了解更全面的抗战时期生活史，还可以把这两本书找来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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