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梁启超的锋利笔触，不学无术者如何成为晚清关键变量的深度剖析

今天为您解读的书是《李鸿章传》，作者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梁启超。

“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这是晚清时流传甚广的一副对子。上联里的杨三是京剧名家，擅演丑角中的苏丑行当，杨三死后，世上再没有出挑的苏丑演员了。下联里的李二指晚清名臣李鸿章，他在家排行老二，所以叫李二先生。那李二先生怎么就成汉奸了呢？

原来，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被迫割地赔款，消息传来群情激愤，清朝这边负责主持谈判的李鸿章成为众矢之的。这副对子就是在这种气氛下产生的。虽然杨三和李鸿章并无直接关系，但对联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讽刺李鸿章是天下第一的汉奸丑类，咒骂他怎么还不去死。

但这并非后世对李鸿章唯一的评价。虽然有人指责他误国殃民，可也有人把他称作晚清“裱糊匠”，认为要不是有他，大清王朝这座破房子只怕塌得更糟。事实上，关于李鸿章的是是非非众说纷纭，而有一个人的看法不容忽视，他就是近代思想家、维新运动领袖梁启超。

1901年11月，李鸿章病逝，两个月后，梁启超就完成了《李鸿章》的传记。这样的“急就”，按理说经不起考验，可这本书竟历久弥新，成了梁启超的代表作。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鲁迅，近代外交家顾维钧，历史学家唐德刚，都对《李鸿章传》给予了很高评价。即便在更准确、更完整的李鸿章传记早已问世的当下，这本书依然不减其魅力。这固然同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有关，但更重要的，梁启超本人就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还曾卷入政治漩涡，所以他对晚清的官场生态有着切身体验。这使梁启超能从具体情境出发，对李鸿章的所作所为进行评价，既不溢美也不苛责，这是只能凭借档案研究的后世学者难以做到的。《李鸿章传》长盛不衰的秘诀，或许正在于此。

那么接下来我就分成三个部分来解读这本书：第一部分，李鸿章高开低走的人生轨迹；第二部分，梁启超对李鸿章一生事业的三点评价；第三部分，梁启超的写作动机和本书价值。

好，现在讲第一部分，李鸿章高开低走的人生轨迹。

梁启超把李鸿章的一生划分为高开和低走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占据大半辈子时间，李鸿章一直在走上坡路，第二阶段聚焦于他人生最后15年，期间，李鸿章饱受挫折，用梁启超的话说，他几乎走到了末路。

我先来讲第一阶段。道光3年正月初五，即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出生于安徽合肥，字子黻，号少荃。他22岁中举人，25岁中进士，进入翰林院深造。要知道，在明清时期，不少人考了一辈子科举，连个秀才都没捞到，而李鸿章呢，年纪轻轻点了翰林，可以说是少年得志，也难怪他心高气傲。当然，心高气傲是一回事，像李鸿章这样的年轻人，想在官场上出头，还得慢慢磨练。然而，形势的急剧变化，却给了他迅速崛起的机会。

1851年，洪秀全、杨秀清等在广西金田起义，掀起太平天国运动。仅仅两三年时间，太平军就席卷大半个中国，并定都南京，与清朝分庭抗礼。由于朝廷倚重的军事力量——八旗兵和绿营兵不堪一击，不得不允许各省组织地方武装，也就是团练来抵御太平军。其中曾国藩在湖南编练的湘军战斗力最强，于是清政府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全力镇压太平天国。在北京的时候，李鸿章曾追随曾国藩读书，结下了师生之谊，于是李鸿章投奔曾国藩，做了一名幕僚。

1860年，太平军横扫江南，攻陷苏州、常州，兵锋直指上海，朝廷慌了，令曾国藩派得力人手保卫上海。曾国藩举荐了李鸿章，李鸿章先回到安徽老家组织团练，由于其将领和士兵大都来自江淮一带，故称淮军。1862年，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率8000淮军奔赴上海。经过两年鏖战，淮军不仅守住了上海，还收复镇江、常州、苏州等重镇，对湘军最终攻克南京，消灭太平天国起到了辅助作用。

梁启超指出，收复江南是李鸿章飞黄腾达的起点。这是因为江南财富甲天下，历来为财税重地，李鸿章在这里站稳脚跟，就拥有了庞大的经济和社会资源。事实上，他后来的一系列举措，如铲除活跃于华北一带的农民武装捻军、兴办洋务、开设工厂、升级淮军武器装备，以及组建北洋水师，很大一部分经费都是从江南地区筹措的。

算起来，李鸿章43岁当上两江总督，45岁当上湖广总督，48岁当上直隶总督，这些职位个个位高权重，可谓意气风发。尤其是直隶总督，掌管京畿重地河北，李鸿章在这个位置上一坐，就是将近24年，深受朝廷信任。期间，李鸿章还兼任北洋大臣，主管环渤海地区的洋务，成为当时洋务派的领袖。时值同治和光绪年间，在洋务派的努力下，清朝一边医治内战创伤，一边学习西方技术，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当时的人把这段时期叫做“同光中兴”，李鸿章就同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一道，成了所谓的中兴名臣。至此，他的权势和声望达到极点。

俗话说盛极而衰，当历史的指针走到19世纪末，李鸿章迈入人生的第二阶段，而他和他开创的洋务事业也走向了末路。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战前朝野上下给予了很高期望，可结果呢，无论在海上还是在陆地，清军都大败亏输，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被日本海军全歼，配备新式武器的淮军更是一溃千里，连像样的抵抗都没有。这直接宣告了洋务运动破产。

战后，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谈判，被迫签订《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并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消息传来，举国震怒，李鸿章成为众矢之的，上海的报纸痛骂他是汉奸卖国贼。我们开头提到的那副对联“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就是通过报纸流传开来的。

清政府也借势把责任全推给李鸿章，撤掉了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职务，打发他去山东治理黄河。李鸿章被冷落了4、5年，直到1899年底，清政府任命他为两广总督，算是重新委以重任。不久之后，清政府出了大麻烦，又是李鸿章出面兜底。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出逃，无奈之下，老太后只能再次搬出李鸿章同洋人和谈，最终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要向列强支付4.5亿两白银，算上利息高达10亿两，列强还获得了在京津地区驻防的权利，其丧权辱国的程度可谓史无前例。作为和谈主持者，李鸿章自然又被朝野上下骂了个狗血喷头。此时他垂垂老矣，心力交瘁，1901年11月7日，79岁的李鸿章病逝，他高开低走的一生也就此画下句点。

到这里，梁启超勾勒了李鸿章人生的两个阶段。可以看到，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李鸿章走的都是上坡路，最终位极人臣，直到甲午战争失败，他一下子从巅峰跌到谷底，最终在一片骂声中安然离世。如此巨大的反差是如何造成的呢？在书中，梁启超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具体来讲，就是他对李鸿章一生事业所做的三点总结性评价。

第一点评价，沉迷于传统的政治权谋，对现代外交一窍不通。

考察李鸿章人生轨迹，会发现前后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人生第一阶段，李鸿章镇压农民起义、兴办洋务，对清政府来说确实是能臣干吏，可进入第二阶段，精明强干的李中堂忽然变成了年老昏聩、进退失据的官僚。同样一个人，怎么会发生那么大变化呢？梁启超的解释是，第一阶段镇压太平天国也好，镇压捻军也罢，即便是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处理的主要也都是内政，在这方面，深谙传统政治的李鸿章游刃有余。

举个例子，就是李鸿章对苏州杀降事件的处理。1863年11月，淮军名将程学启围攻苏州，由于内外交困，守城的太平军提出投降，条件是保证其人身安全。程学启答应了，洋枪队的英国籍指挥官戈登，也以个人名誉做了担保，太平军这才缴械投降。谁知程学启与李鸿章密谋，由李鸿章出面宴请太平军将领，趁酒酣耳热之际，把降将们都杀了。同时，淮军也对一大批早已放下武器的太平军士兵痛下杀手，这就是著名的苏州杀降事件。事情发生后，戈登大骂李鸿章背信弃义，但对李鸿章来说，投降的太平军有十余万人，不好控制，战场上灵活处理掉这些人，历史上也有不少先例，简直有些理所当然。梁启超认为，在这件事上，李鸿章显然就是一个权谋家。

另一件事也很能凸显李鸿章的心计。拿下苏州后，太平天国首都天津失去屏障，清政府三令五申，要淮军迅速进击攻克它。可李鸿章百般拖延，因为他明白，围攻天津城的湘军名将曾国荃，是曾国藩的弟弟，最忌讳别人抢功劳。所以不管湘军打得多艰苦，朝廷又如何催促，李鸿章就是按兵不动。李鸿章对官场上人心的把握，对人际关系的处理可见一斑。后来镇压捻军、兴办洋务，也都需要协调不同省份、不同部门及不同派系的利益，李鸿章能安抚各方左右逢源，与其娴熟的政治手腕是密不可分的。

问题是，这套曲里拐弯的权谋，和外交的逻辑不是一回事，结果在应对日本崛起的过程中，李鸿章因为不懂外交，犯下了一连串错误。

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快速增长，野心随之膨胀，把吞并清朝藩属国朝鲜定为首要目标，李鸿章并未产生警觉。1872年，日本与朝鲜发生外交纠纷，日本提出应当由清朝来处理，主持外交的李鸿章答复，朝鲜的国政我们不管。3年后，朝鲜、日本两国又有纠纷，李鸿章还是这个态度，于是日本趁机逼迫朝鲜签订《江华岛条约》，条约宣布朝鲜是独立国家，日本在朝鲜享有跟清朝相同的权利，这就大大削弱了清朝的宗主国地位，为日本势力大规模进入朝鲜，铺好了法律依据。

到1882年，朝鲜发生内乱，朝鲜王室求援，李鸿章派兵入朝，日本当即提出，既然我在朝鲜的权力跟清朝相同，那我也要驻军，这就形成了清军与日军在朝鲜对峙的局面，而这一切恰恰是李鸿章的暧昧态度，才让日本有机可乘。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那如何遏制日本呢？关键时刻，不懂外交的李鸿章又铸成大错。他很清楚，以清朝的国力，无法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抗衡，靠自己不行，那只能祭出传统政治权谋的法宝了，以夷制夷，也就是拉拢一波列强，对付另一波列强。李鸿章向英国和沙俄提议调停中日矛盾，英国反应消极，沙俄则看准机会，开出了清政府购买沙俄军火、沙俄在中国东北铺设铁路等条件，李鸿章竟然一一答应。可结果呢，甲午战争中，沙俄袖手旁观，倒是战后跳出来，强迫日本把按照《马关条约》获取的辽东半岛还给中国。沙俄这么做当然不是出于正义，他是要索取回报的。果然，在沙俄的威逼利诱下，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沙俄趁机将势力渗透进中国东北，这引起了连锁反应，直接导致中国陷入了亡国灭种的危机。

梁启超指出，甲午战争前，列强最关心的是两件事，传教和通商，还没有瓜分中国的想法。甲午战争后，日本占据台湾，沙俄盘踞东北，这刺激了其他列强，他们纷纷行动起来，英国开始控制长江流域，法国向广西和云南渗透，德国强占山东青岛，一时间中国陷入了被列强瓜分的巨大危机中。事后复盘，李鸿章的外交策略难辞其咎，他先是对《江华岛条约》不以为意，给日本进入朝鲜的理由，后来为对付日本拉拢沙俄，导致引狼入室，而这又刺激了列强的贪欲，加深了危机，可以说是一步错步步错。

所以梁启超说，李鸿章擅长传统权谋，对现代外交则一窍不通。追根溯源，这与李鸿章对西方文明的肤浅认知有关。由此，梁启超提出了对李鸿章的第二点评价——不学无术。

你可能感到奇怪，李鸿章年纪轻轻点了翰林，饱读圣贤书，怎么就不学无术了？其实，这里的“学”不是以儒家和法家为核心的国学，而是指西学及西方文明。梁启超认为，李鸿章搞了20年洋务，表面上轰轰烈烈，可实际上他对西方文明的理解非常肤浅，对世界发展的大势不能明了，这从李鸿章主抓的洋务运动两大事业，军事和工商业上体现得最明显。

先讲军事，李鸿章是在跟太平天国对阵，见识到洋枪洋炮威力的。太平天国曾大量向西方列强购置军火装备军队，给清军造成了严重伤亡。有鉴于此，李鸿章专门在上海招募外国人，组织洋枪队，在守卫上海、攻克苏州等战斗中，洋枪队都发挥了巨大作用，这让李鸿章认识到，只有用西方的装备武装自己，才能抵御列强。同治10年，即1871年，李鸿章命令在天津的门户大沽口构筑新式炮台，实践下来效果不错，李鸿章遂开始大规模采购毛瑟步枪、克虏伯大炮、铁甲舰等武器，将淮军升级为近代化部队。尤其是1888年成立的北洋水师，拥有包括铁甲舰、巡洋舰、炮舰、鱼雷舰在内的先进军舰，是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海军，总体实力一度超过了日本海军。

李鸿章并不满足于采购军火，他深知，近代化军队要以强大的工业基础为依托，所以发展工商业，成了洋务运动的另一大抓手。军舰出行要烧煤，于是有了开平煤矿；军队要保持联络，于是设立电报局、架设电报网；军队调动要快捷，后勤供应要顺畅，于是得修铁路、通火车。上面种种举措都得花钱，于是在李鸿章的推动下，洋务派筹办企业，用赚取的利润办洋务。这些企业的生产经营范围，很快从军工领域延伸到民用领域，比如上海轮船招商局积极拓展航运业务，打破了西方轮船公司对中国长江和沿海航运市场的垄断；上海机器织布局，则拉开了本土纺织工业的序幕。

推动军事变革、发展工商业都需要人才，李鸿章一方面派年轻人远赴欧美，学习军事和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创立上海同文馆、北洋武备学堂，聘请外国教员培养本土才俊。比如北洋水师的刘步蟾、邓世昌，后来对中国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严复，还有清末民初的一批将领，如段祺瑞、冯国璋，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成长起来的。

客观的说，洋务运动取得了一定成绩，它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军事方面也有较大改观，到甲午战争前夕，清朝的陆海军装备并不比日本逊色，火炮口径甚至要超过日军。可为什么开战后清军惨败，洋务运动积累20年的成果一瞬间烟消云散呢？

梁启超认为，关键在于洋务派学习西方只学到皮毛，而没有掌握精髓。你看啊，李鸿章办洋务只停留于器物层面，以为凭借西方的技术就能抵御外敌，至于政治和经济制度，教育理念及社会观念，他跟大多数士大夫一样，觉得中国比西方优越，不用学。所以观察洋务派举办的各项事业，会很容易发现，他们虽然披着现代化的外衣，可内在机理还是传统那一套。

以工商业为例，洋务派企业大都采用官督商办模式，即由官方出面向民间募集资本，设立企业，这样名义上民间投资者是企业股东，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又掌握在官方委派的官僚手中，这些人不懂技术、不懂业务，把经营企业当作牟利工具，企业的发展状况可想而知。据统计，从1884年到1911年，仅轮船招商局和企业电报局这两家官督商办企业，至少有350万两白银被清政府官员挪用。换言之，企业辛辛苦苦赚到的钱，相当一部分流入了各级官员的腰包，这样的企业能不连年亏损吗？

梁启超对此进行了尖锐批评，他指出，在西方国家，政府的作用是完善法治，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而不是直接插手企业经营，所以官督商办违背经济学规律，表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完全没理顺政府和市场的正确关系。归根到底，李鸿章的所谓学习西方，只学到了表面功夫，搞工商业尚且浅尝辄止，更根本性的问题政体改革，李鸿章就更是茫然无知了。

作为戊戌变法的重要领袖，梁启超主张政体改革，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唯其如此，中国才能像明治维新的日本那样，走上富国强兵之路。李鸿章的认识当然达不到这个层次，他当了那么多年封疆大吏，从没有主动提议过政体改革。不过就算李鸿章出过洋，有那么一丝丝政体改革的知识，他会行动吗？不会，因为作为一个深谙晚清官场潜规则的官僚，他不会轻举妄动。这一点在戊戌变法期间就体现非常明显，当时李鸿章内心是同情维新派的，但始终保持观望，不跟以慈禧为首的保守派公开闹矛盾，最终戊戌变法失败，李鸿章则免于卷入政治漩涡。说到底，他是传统政治的产物。

在这个基础上，梁启超对这位历史人物做出第三点，也是根本性的评价：李鸿章是时势造就的英雄，而不是创造时势的英雄。

所谓时势造就的英雄，指李鸿章能顺应时势，在给定的条件下成就一番事业，可也仅限于此，要他突破时势，为老大帝国开辟新局面，那就不可能了。有两方面因素限制了李鸿章发挥其能力。

首先是客观因素，即李鸿章掌握的实际权力是很有限的。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有人说李鸿章权倾朝野是权臣，梁启超对此不以为然。他指出，清朝实行君主专制，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手里，出现权臣的概率很低。而且雍正以来，朝政大权就转移到了军机处，军机大臣相当于皇帝的贴身秘书，负责传达圣旨、监督执行，所以只有当上军机大臣，才能跻身中枢决策层。而李鸿章呢，当过湖广、两江、直隶、两广四地总督，看似风光无限，可偏偏一辈子没进军机处。一个连皇帝秘书都没当过的人，充其量是个封疆大吏，“权臣”梁启超认为他还不够格。

清政府的权力结构还有个特别之处，满清统治者对汉族大臣怀有戒心，处处提防，避免他们掌握太多权力。即便是镇压太平天国期间，不得不重用曾国藩、李鸿章等汉臣，也得在他们头上安排个八旗贵胄，以便于控制。一旦时局好转，清政府就忙不迭地重用满大臣，削弱汉大臣的权力。至光绪中期，军机处已基本掌握在满族大臣手中。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的实权是非常有限的，很多时候他只是奉旨办差。比如1900年中外战争对朝廷的决策，李鸿章打一开始就反对，但朝廷不听他的，可清朝战败后，同列强谈判，签订不平等条约的还是他。没办法，谁让满朝文武就他跟洋人打交道最多呢？“卖国求荣”的他不背谁背呀。说到底，李鸿章是君主专制下的臣子，操作空间有多大，取决于统治者。梁启超指出，这一点不是替李鸿章辩护，而是提醒读者，晚清政府的一系列误国误民之举，李鸿章当然要负责任，可板子不能全打在他身上。

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李鸿章掌控全局，就能全力推进改革，使局面改观呢？很遗憾，答案是不能。这要说到限制其能力的主观因素，也就是前面讲过的，李鸿章对西方的认知非常肤浅，他只看到了他们富强的表象，而没有搞明白富强的原因。这决定了，他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落后的命运。

仍然以庚子事变为例，八国联军侵华时，清政府令各地督抚进京擒王，身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没有照办，反而联合东南各省督府与列强妥协，形成东南互保的局面，使南方免于战乱，这于国于民当然都是有功的。可梁启超认为，李鸿章应当更进一步，趁机拥兵自重，以西方国家为蓝本，在两广实验新政体，为中国政治的现代化转型探索一条新路。可很显然，李鸿章没这个勇气，更没这个见识。所以梁启超说，像他这样的人物，中国历史上多的是，他算是英雄，可仅仅是一个寻常英雄。

综合上述三点评价，我们能勾勒出梁启超对李鸿章的总体态度：一个有能力顺应时势，成就事业的人，然而，狭窄的眼界、肤浅的学识，加上君主专制下臣子有限的权力，使他不可能创造时势、扭转国运。这是李鸿章个人的悲剧，也是晚清这个时代的悲剧。

到这里，《李鸿章传》的主要内容就介绍的差不多了。不过这毕竟是一本100年前的著作了，那么时至今日，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本书的价值呢？

第三部分，梁启超的写作背景和本书价值，我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政治活动家，梁启超著作等身，收录他大部分作品的《饮冰室合集》总数就超过1400万字。相比之下，只有数万字的《李鸿章传》只能算是沧海一粟。但这一粟对后人了解梁启超的思想变化非常重要，因为正是在撰写《李鸿章传》前后，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经历了一次重要转型。

一切还要从戊戌变法失败谈起。1898年9月，以慈禧为首的保守势力发动政变，软禁光绪，抓捕维新派领袖，持续100多天的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领袖被迫流亡日本。梁启超在日本落脚后，努力自学日语，基本功课的语言观，能够阅读日文书籍和报刊，这为她打开了一扇窗。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大量翻译西方著作，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史学等各领域，梁启超如饥似渴地阅读，并结合亲身经历，对自己过往的政治思想进行了深刻反思。

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呼吁开启民智、伸张民权，进行政治改革，手段上，梁启超比较温和，认为应当把清朝的专制体制逐渐改造为君主立宪制，这是典型的改良主义主张，也是绝大多数维新派认同的主张。然而，戊戌变法的夭折，让梁启超认识到，面对强大的保守势力，所谓改良是没有出路的，洋务派的命运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你看啊，李鸿章等人引进外国技术，创立近代军队、发展工商业，向西方学习的态度不可谓不积极，结果呢，一场中日甲午战争，立刻把大清王朝打回原形，他还是那个贫穷落后的老大帝国，经不起真火淬炼。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洋务派只是用西方的技术，给大清这座千疮百孔的屋子缝缝补补，他们既没有胆量，更没有见识，要从根子上改造它。李鸿章就承认，自己搞了一辈子洋务，无非是哪里有窟窿，就用纸糊一糊，表面看着不错，其实屋子还是那座屋子，里面的材料早烂透了。这种态度，决定了洋务派不可能带领中国走向富强。

梁启超正是用李鸿章盛极而衰的命运，揭示了一个道理，只在传统的政治框架内搞改革，不可能成功，洋务派如此，维新派也如此。从这个角度说，《李鸿章传》是梁启超告别改良主义，接受革命主张的一份政治宣言。或许不算巧合，这本书出版的1902年，正是梁启超同孙中山等留日革命党人打得火热，而同恩师康有为渐行渐远的日子。期间，梁启超一反康有为托古改制的主张，转而宣扬起破坏主义。

什么是破坏主义呢？就是用激烈的革命手段，不惜流血牺牲，以摧毁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制度。要实行破坏主义，靠芸芸众生不行，有赖于英雄横空出世。这就要讲到梁启超留日期间接受的英雄史观了。

19世纪中叶，英国思想家托马斯·卡莱尔提出，每当一个时代陷入困境，就会有具备超凡能力的英雄站出来，带领人们克服困难，创造新时代。因此，历史是由英雄人物创造的，人人都该崇拜英雄、追随英雄，这就是英雄史观。卡莱尔的著作传入日本后，引起很大反响，日本的文化精英，比如德富苏峰、新渡户稻造、夏目漱石等人，都对英雄史观推崇备至。日本史学家福田和民还写了本《史学原论》，专门讨论英雄和时势的关系。福田和民顺着卡莱尔的思路指出，历史是英雄人物活动的舞台，他们创造历史、推动进步。

梁启超读过《史学原论》，深受启发，他认识到，以24史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史书，即所谓正史，遵循帝王史观，一切以帝王为中心，记录与帝王相关的事件，导致史书沦为帝王家谱。英雄史观则强调，英雄既可以是帝王，也可以是先知、军人、文人等等，这就打破了帝王对历史叙事的垄断。梁启超他进一步将英雄分为两类，就是前面讲过的，时势造就的英雄和创造时势的英雄。

梁启超指出，当国家处于一般性危机，有时势造就的英雄就足够了，可如果像当时的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就需要能够创造时势的英雄。照这个标准，李鸿章是不合格的，因为他不仅没能把中国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反而由于决策失误加剧了危机。所以梁启超感叹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意思是他敬重李鸿章的才干，对李鸿章的认知局限感到惋惜，也为李鸿章晚年被时局所困的境遇感到悲哀。

那么，梁启超心目中的大英雄是什么样的呢？他的标准是德国首相俾斯麦、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以及中国北宋改革家王安石。这三个人的共同点是有见识、有胆略，大刀阔斧地进行变革，从而改变了国运。20世纪初的中国，就急需这样能够实施破坏主义，改天换地的英雄人物。所以这本《李鸿章传》，也是梁启超呼唤英雄，推动革命的政论。

跟普通的传记不同，《李鸿章传》的文风一点不四平八稳，相反，梁启超笔锋常带感情，且金句迭出，使人阅读时产生强烈的代入感，情绪为之起伏。本书最后，梁启超更是悲叹，今日中国遭受的危难，比李鸿章时代还严重数倍，可现在连他这样的人才都找不到了。“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立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这番话，对于那些真的愿意、也真的有能力严肃思考中国命运前途的读者来说，可以说每一个字都敲打在他们的神经上，起到的效果自然非同凡响。这就难怪《李鸿章传》问世100年来，魅力不减，成为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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