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纽伦堡》：东京湾的审判悖论，东方战场遭遇西方正义的伦理困境

今天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另一个纽伦：东京审判未曾诉说的故事》。

20世纪中叶，有两次国际大审判。一次是纽伦堡审判，清算了纳粹德国领导集团的罪行；另一次就是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最终，除一人因患精神病、两人病故而免于责罚外，25名被告被判犯有破坏和平罪、谋杀罪、危害人类罪等。其中，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等六人被处以极刑。

如今70多年过去了，东京审判仍然被不断提及。每当有日本政要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都会招致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尤其在中国、韩国、菲律宾这些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民众异常愤怒，他们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东京审判的结论，认真反省历史罪行。日本右翼分子则极力诋毁这场审判，为自己给军国主义招魂的行为涂脂抹粉。历史不容篡改，而捍卫历史的最好方式是揭示真相。接下来要讲的这本《另一个纽伦》，就将你带回东京审判现场，让军国主义的罪行无所遁形。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作者阿诺德·C·布拉克不仅是东京审判的研究者，还是亲历者。他作为美国第二大通讯社合众国际社的记者，旁听了东京审判大部分过程。此后，布拉克又用数十年的时间，翻阅上千万字的档案材料，并且采访了当年的法官、检察官、律师，这使得本书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誉之为相关著作中最下功夫的一本。

那么下面我就分三部分来讲这本书：第一部分，前期准备，审判的法理依据和国际法庭成立；第二部分，策略与交锋，控辩双方的法庭表现；第三部分，宣判与影响，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

好，现在讲第一部分，前期准备，东京审判的法理依据和国际法庭成立。

1945年5月，纳粹德国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落下帷幕，轴心国只剩下日本还在负隅顽抗。7月26日，对日作战的三大盟国——中国、美国和英国发布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上旬，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同时苏联加入波茨坦公告签署，并对日宣战。四面楚歌之际，日本政府于8月14日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军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画上句点。

波茨坦公告第十条规定，对犯有虐待俘虏、屠杀平民等罪行的日本战犯，同盟国将予以法律之严厉裁判，这构成了战后审判最重要的法理依据。那么审判工作具体是如何展开的呢？我分成三个步骤来讲。

第一个步骤，制定战犯名单，实施抓捕。1945年8月30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抵达日本，当晚即命令情报部制定战犯名单。根据初步名单，麦克阿瑟于9月11日下达拘捕令，逮捕了包括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在内的39名嫌犯，进一步的名单还在制定中，一旦公布，盟军将实施更大规模的抓捕行动。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插曲，为掩盖战争罪行，负责处理战后事宜的日本临时内阁竟然抢先宣布战犯将交给日本法庭审理。麦克阿瑟闻讯后断然拒绝，他还警告日本人别动歪脑筋，战犯必须由同盟国审判，抓捕得以继续进行。从9月到12月，盟军逮捕了上千名战犯，他们被列为三个等级：策划侵略战争并犯有战争罪的为甲级战犯，有80多人；违反日内瓦公约等国际公约，下令屠杀战俘和平民的为乙级战犯；奉上级命令执行这些指令的则为丙级战犯，加起来854人。乙级和丙级战犯被当即交给盟军军事法庭，其中51人判处死刑。至于甲级战犯，鉴于其罪大恶极，同盟国采取了第二个步骤，建立国际法庭，公开审判。

1946年1月，由11国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成立。哪11个国家呢？首先是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的九个国家，即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法国、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另外有两个尚未独立的国家——印度和菲律宾。二战中，印度作为英联邦成员，参加了抵抗日本侵略东南亚的战斗，而美属菲律宾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已获美国同意将得到独立，使日本入侵打断了它的建国之梦。战争初期，菲律宾军队同美军并肩作战，沦陷后菲律宾游击队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让日本占领军大为头疼，这也使菲律宾在国际法庭上拥有一席之地。考虑到今天的东南亚诸国，如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当时仍为西方殖民地，菲律宾可以说是代表整个东南亚对日本侵略者进行审判。

至1946年2月，上述11个国家已各自委派一名法官到达东京。其中澳大利亚法官威廉·韦伯曾负责调查日军针对澳洲军队的暴行，对日本的战争罪行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故而被任命为首席法官。中国方面派出了法学家梅汝璈。梅汝璈曾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熟谙英美法系，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原则主要就是英美法系，所以梅汝璈能够同韦伯等法官保持良好的沟通关系，确保审判顺利进行。法官到位，第三个步骤就是检方和辩方做准备了。

先看检方这边，同样11个国家各派出一名检察官组成国际检察局，隶属于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首席检察官由美国司法部刑事局局长约瑟夫·纪南担任，他对刑事案件有丰富经验。在纪南的带领下，检察官开始搜集甲级战犯的犯罪证据，可他们很快发现，这是所有准备工作中难度最高的一项。原来，从日本投降到战犯全部落网，差不多花了四个月，日本人就利用这个时间差销毁罪证。本书作者揭露说，投降前后，日本政府曾多次指示各军政机关销毁文件，以至于很多机关大楼里篝火彻夜不息，数以吨计的档案材料被焚烧。御前会议的全部内容、内阁会议的全部内容、日军策划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大部分内容、处置战俘的全部内容都在烧毁之列。更有甚者，不少地方的日军杀害战俘和劳工，然后毁尸灭迹，试图抹掉他们曾遭受虐待的痕迹。一些顽固分子还用自我毁灭的方式对抗即将到来的审判，例如，对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负有重大责任的日本前首相近卫文麿就在被捕前夕服毒身亡，918事变主谋、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细菌战主谋、陆军总医官小泉亲彦，神风突击队创建者、海军中将大西泷治郎也自杀身亡。

尽管困难重重，检察官还是搜集到了大量证据，来源主要有三个地方：一是审讯战犯时获得的；二是日本领导人和各级军官的日记、书信；第三，各国幸存者和反战人士提供的线索和物证。据此，检方建立了交叉归档系统，即将与某个战犯有关的证据归拢到他名下，建成档案，以便于调阅。随着交叉归档系统的完善，检方将甲级战犯从80多名缩减到28名，包括九名文官和19名军人，涵盖首相、外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高级将领等各个职位。

其中两个人的身份较为特殊，一个是木户幸一侯爵，他出身贵族，长期担任内大臣，是裕仁天皇最倚重的助手，代表天皇参与军政决策。出于种种考虑，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决定不追究天皇的责任，而将木户幸一推上被告，算作一种警示。从这个角度看，木户是替裕仁受审。另一个特殊人物是大川周明，此人是日本法西斯鼻祖，狂热地煽动民族仇恨，鼓吹对外战争，并为军国主义提供理论依据。20世纪30年代，日本少壮派军人多次策划兵变，杀害立场相对温和的政府官员，背后就有大川周明的蛊惑。检方将他列为甲级战犯，是要从思想源头上将日本军国主义连根拔除。

依据现代法治原则，再罪大恶极的嫌犯也拥有辩护权，所以28名甲级战犯都被指派了辩护律师，其中最重量级的是高柳贤三，他曾就读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师从著名法学家罗斯科·庞德，所以高柳贤三熟悉英美法系，这对辩护工作是十分有利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还指定了15名美国律师为被告辩护，从他们的表现看，应该说是尽心尽责的。这说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跟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那种用于镇压异议人士的所谓法庭有本质区别，国际社会是用现代法治来清算军国主义的。

一切准备就绪，现在只等开庭了。

第二部分，策略与交锋，控辩双方的法庭表现，我就来讲述庭审过程。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从这时候起到1948年11月12日结束，审判持续了两年半，总计开庭818次，共有419名证人出庭作证，779份证词成交法庭，审判记录多达5万页，另有20多万人旁听过审判。要把这样一场耗时长久、资料庞杂、牵涉面又极广的审判梳理清楚，实属不易。下面我会把庭审过程分成三个阶段来详细讲述。

需要说明的是，按照庭审规则，被告要到第三阶段才上台作证，所以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交锋主要在检方跟辩方律师之间进行。

第一个阶段，检方宣读起诉书，辩方避实击虚。5月3日开庭后，首席检察官约瑟夫·纪南代表检方宣读针对28名甲级战犯的起诉书。起诉书共43页，涉及55项罪状，总括而言，可以归纳为三组罪名：一、破坏和平罪及共谋罪；二、谋杀罪；三、危害人类罪。

所谓破坏和平罪，是指被告违反国际条约，策划和发动侵略战争。检方指出，日本为海牙公约、凡尔赛条约、巴黎非战条约等国际条约的签字国，这些条约明文规定发动侵略战争构成国际犯罪，所以日本是明知故犯。检方还将共谋罪列为破坏和平罪的附加罪行，理由是28名甲级战犯共同谋划了针对中、美、英、苏等国的侵略活动。

再来看谋杀罪，它本来是美国检察官为追究偷袭珍珠港而引入的罪名，意思是日本未经宣战突袭珍珠港，造成美军2400多人阵亡，构成谋杀罪。后来检方扩大了谋杀罪的适用范围，使之同战争罪基本重叠，被告如有虐待战俘、杀害平民等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的行为，都会被控告犯有谋杀罪。

但是，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特大暴行，以谋杀罪显然太轻了，它适用于第三组罪——危害人类罪。该罪名源自先于东京审判进行的纽伦堡审判，当时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事实被揭露，西方社会大为震撼。纽伦堡法庭的检察官认为，如此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行径，一般罪名已无法涵盖，于是设立了危害人类罪。这一信息被盟军传递到东京，启发了纪南等检察官，他们吸收纽伦堡审判的成果，并且将危害人类罪做了延伸，用来指称所有带有特定目的的有组织迫害行为。

检方用坚实的证据指出，南京大屠杀是日军为瓦解中国军民抵抗意志实施的大规模杀戮，所以这不只是普通的战争犯罪，而是构成了危害人类罪。同理，日军攻陷菲律宾后，迫害美菲联军战俘，酿成了数万人身亡的巴丹死亡行军，也属于蓄意为之的反人类暴行。

从纪南对三组罪名作的阐述可以看出，检方起诉的核心思想是，甲级战犯的一系列犯罪行为，从策划到发动侵略战争，到虐待战俘、屠杀平民，绝不只是个别人的行为，这实际上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国家犯罪。因此，东京审判针对的不是单个战犯，更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整体清算。

检方已将起诉书宣读完毕，辩方如何回应呢？答案是避实击虚。辩方律师把起诉书放到一旁，直接向法庭发起挑战。清濑一郎一上来就提出，首席法官威廉·韦伯应当回避，因为他曾在新几内亚调查过日军暴行，对日本持有强烈偏见，不适宜主持审判，要求法官回避是西方律师的常用招数，清濑一郎在欧洲游过学，对此熟门熟路，他此举的目的是先声夺人，力争在气势上压倒检方。

面对辩方的质疑，法庭宣布暂时休庭，11名法官进行了讨论。15分钟后，法官们返回法庭，驳回了辩方的提议，理由是法官由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任命，辩方无权挑战。韦伯也表示自己不会戴上有色眼镜，而会保持客观。清濑一郎见状，干脆挑战其整个法庭的合法性。他认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11名法官都来自战胜国，这等于胜利者审判失败者，有失公正，他要求更换所有现任法官，代之以中立国法官。首席检察官纪南驳斥道，世界主要国家几乎都卷入了二战，哪儿去找什么中立国，要不你们请火星人来当法官吧。这番话引起哄堂大笑，辩方一时语塞，但他们很快发起又一轮反击。

美国律师本·布莱克尼起身说，日本确实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公告也写明要惩罚战犯，但当时国际法还没有破坏和平罪和危害人类罪，他们是事后设立的，而根据法不溯及过往原则，这两项罪名不应该加到被告头上。何况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人因为发动战争被定罪，在纽伦堡审判中，辩方律师就提出过类似质疑，时刻关注纽伦堡动态的检方早有准备。纪南指出，18世纪以来，国际法已明确侵略战争非正义的原则，掠夺人民财产、虐杀俘虏和平民也为现代战争法则禁止，不管这个国家有没有立法，士兵都要遵守。至于还没有人因此被制裁不成其为理由，纪南反问，难道因为别人闯红灯没受罚，我闯红灯就不违反交通法规吗？法庭接受了检方的陈述，将辩方的质疑悉数驳回，庭审开始进入第二阶段，控方举证、辩方律师反驳，双方正面交锋。

前面讲过，检方克服重重困难，搜集了大量证据。进入举证环节后，随着证据一个接一个抛出，原本安坐被告席、刻意保持平静的甲级战犯们越来越坐不住了。例如，当检方指出，日军1940年就赶制了一批东南亚的军用地图和宣传手册，甚至印刷了当地货币，这表明入侵东南亚的计划早就制定好了，破坏和平罪板上钉钉，此时，东条英机等人的脸上露出了不安的神色。

当检方为南京大屠杀举证时，战犯们的不安升级为惊恐。为了证实日军暴行，法庭传唤了不少人证，他们有的是大屠杀幸存者，有的是见证屠杀的外国人。一个名叫尚德义的幸存者说，日本人把他、他哥哥及五个邻居手腕绑起来，押送到扬子江边，跟上千人坐在一起用机枪扫射，尚德义被众多尸体覆盖，才捡回一条命。国际红十字会成员、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许传音作证，他亲眼看见日军向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无辜平民射击，他试图清点遇难人数，当数到500具尸体的时候绝望了，满大街都是尸体，数不清啊。许传音估算，之后的两三个礼拜，国际红十字会掩埋的尸体超过4万3000具。许传音还控诉日本士兵热衷于强奸，许多女性惨遭蹂躏，这得到了另一位证人麦纳·贝茨的证实。贝茨时任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他说，日本兵像疯了一样满城抓女人，从九岁小女孩到76岁老奶奶都不放过，仅1937年12月15日一天，南京大学的一幢楼里就有30名女大学生被强奸。当证人陈述的时候，法庭陷入死寂，每一个人都被震撼了。本书作者观察到，不少战犯脸色煞白，有的非常惊恐，显然他们为罪行暴露感到害怕。

辩方律师也清楚，检方掌握了确凿证据，否认南京大屠杀是办不到的，于是辩方采取了承认大屠杀，但极力撇清被告和屠杀存在关系的辩护策略。作为战地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对南京大屠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时任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也因为没有及时制止日军暴行被检方指控，辩方则用松井石根没有下过屠杀令、对下属的暴行不知情等理由来搪塞。对广田弘毅，辩方的说法是他主管外交、军队事务插不上手。然而检方指出，发生过暴行的南京大学就在日本大使馆边上，而且大屠杀期间，国际安全委员会向日本大使馆提交了数十份报告，还每天派外国人到门口抗议，说广田弘毅这个外务大臣对大屠杀一无所知，合理吗？至于松井石根没下过屠杀令，更说明不了什么，屠夫不会主动留下罪证好让别人来定罪，纳粹对犹太人搞种族灭绝，也找不到确切的官方指令，可屠杀确实发生了。检方进一步指出，在开庭前的侦讯中，松井石根亲口承认日本外交官告诉过他，日军在南京胡作非为，已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这表明他和广田弘毅都是知情的，却并未阻止，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日本内阁和军部默许的，他们试图用这种残暴手段摧毁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

同样的事也发生在东南亚，菲律宾检察官佩特罗·洛佩兹指控，从1942年到1945年，日本占领军实施了一连串有计划的暴力行为，目的是铲除菲律宾游击队，震慑平民，迫使其顺从，期间至少13万名战俘和平民被日军杀害，另有数十万人被抓。洛佩兹悲愤地说，这些无辜的人遭毒打后被丢入牢房，饱受折磨，相比之下，进纳粹毒气室倒还能死得痛快些。

检方的另一项指控是，日军强征战俘和劳工修筑铁路。比如，为了在缅甸和泰国之间铺设铁路，日军征用了包括英国人、美国人、澳大利亚人在内的5万名盟军战俘，以及25万亚洲劳工，他们的工作环境极为恶劣，每天都有人累死、饿死或病死。据统计，近1/3的战俘和超过一半的劳工在修铁路时死亡，缅泰铁路因此被称作死亡铁路，而日军战俘营也跟纳粹集中营一样，成了批量杀害人类的人间地狱。

对上述指控，辩方律师仍然以不知情或没下过命令为由替被告开脱，而这一次，检方的补刀同样精准。检方出示了许多日军军官和士兵的日记和书信，里面记录了虐待战俘、迫害劳工、杀戮平民的事情。检方还提醒，被告盟军战俘经常向日军表达抗议，美国政府在战争期间也多次告诫日本政府，应当遵照日内瓦公约对待战俘，所以辩方用不知情来推脱是站不住脚的。致命一击来自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使国际检察局花费大量心血，对日军在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实施的暴行进行了全面调查，之后编撰的有数千页之多。面对如山的铁证，辩方律师失去还手之力。

审判进行到这里，辩方的辩护基本是失败的，律师团不得不进行调整，将辩护策略从不知情变成不得已。什么叫不得已呢？拿侵华战争来说，辩方称由于中国人反日情绪高涨，损害了日本在华利益，才不得已发动战争，那又为什么偷袭珍珠港呢？回答是美国对日本搞武器和石油禁运，使对外战争难以为继，才被迫开战。这个逻辑实在太荒谬，连首席法官韦伯都忍不住反问，你是说因为美国阻止日本进行侵略战争，所以日本被迫对美国发动了侵略战争。显然法庭不会接受这套说辞，新的辩护策略仍然无效，辩方律师被逼入了死角，他们唯一的指望是被告上台作证时能表现得好一点，给法官留下好印象，庭审由此进入第三个阶段，被告上台作证，辩方全线崩盘。

按规则，检方举证完毕后，被告有权上台自我辩白。此时审判已进行了一年多，军国主义理论家大川周明因患精神病免于受审，外交官松冈洋右和原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病故，这样28名甲级战犯还有25名，他们中有15人走上被告席，田俊六、土肥原贤二等十人则放弃了这个机会。一般认为他们自知罪孽深重，还是少说话为妙。从实际效果看，不上台才是明智的，因为上台的被告反而将本性暴露无遗，向全世界证明了自己侵略成性。

造成这种效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甲级战犯都是军政领导人，平日里颐指气使惯了，很难放低身段，尤其是陆军将领，长久以来，日本陆军形成了一股粗野风气，军官之间交谈都跟吵架似的，上级对下级更是蛮横无理，辱骂和打耳光是家常便饭，对战争法规和人类生命，将领们的态度是，只要赢得胜利，再残酷的手段都可以用，这种观念已深入骨髓，遮都遮不住。所以，当被告在法庭上扯开大嗓门嚷嚷时，法官和旁听的记者立刻赶到，指控这些人发动侵略战争，迫害无辜军民，一点不冤枉，这事他们干得出来。检方的盘问更是强化了这一观感。

举个例子，1947年10月7日，板垣征四郎上台为自己辩护。板垣是918事变主谋之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率第五师团充当入侵急先锋，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战役中击败的日军中就有第五师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板垣还参加了日军征服英属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的行动，其率领的部队烧杀抢掠，对亚洲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然而，被告席上的板垣征四郎毫无悔意，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还声称日军军纪严格，绝不会发生虐俘、屠杀这样的事情。这时候，中国检察官倪征燠手里拿着一份文件站起身，这份文件显示，一次御前会议上，天皇当着板垣征四郎的面斥责他的部队军纪败坏、行为恶劣。倪征燠问板垣，有这回事吗？板垣居然狠狠地问道，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份文件的，明确告诉我，仿佛自己面对的不是检察官，而是下级。倪征燠非常淡定，冷冷说道，你没资格来问我。随后检方举证说明，板垣所部在中国和东南亚暴行不断，而板垣不仅知情，还加以鼓励，他在法庭上说的全是谎言。确凿的证据打掉了板垣征四郎的气焰，他的精神一下子垮了，此后，板垣只好靠着读佛经来求得所谓心灵的宁静。

对辩方来说更加不利的是，被告们还要互相甩锅。在军国日本政府，文官和军方素来有矛盾，文官们声称，从中日战争到太平洋战争都是军方踢开政府自作主张干的，所以责任在军方。日本外务省还有意保留了一些对军方不利的证据，以证实这一点。军方内部也不团结，海军指责侵华战争是陆军挑起的，陆军反唇相讥说，海军为了搞到石油非要打东南亚。甩锅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黑料被抖了出来，这相当于被告给自己挖坑，令辩方律师哭笑不得。

可不管怎么把罪责推给别人，战犯们却有一条所谓的共识，那就是绝对不能把天皇拖下水，只要能把天皇洗白，战犯宁愿认罪。在被问到究竟谁应该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负责时，东条英机先是百般推脱，然而当检察官步步紧逼，即将扯出天皇时，他马上改口说，既然当时我是首相，那么就由我来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律师辩护已经没什么意义了，辩方防线彻底崩盘。

在控辩双方按照庭审程序完成总结陈词后，首席法官韦伯宣布休庭，本法庭将择日宣判。审判临近尾声，我的讲述也将进入第三部分，宣判与影响，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后一次开庭，韦伯用坚定的声音念出了判决书，25名被告均被判有罪，其中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武藤章、木村兵太郎六人罪大恶极，死刑；小矶国昭、荒木贞夫、木户幸一等16人无期徒刑；两名外务大臣东乡茂德和重光葵则分别获刑20年和7年。

审判一结束，记者们冲出法庭大厅，扑向电话亭。第二天，世界各大媒体都登载了军国主义元凶被严惩的好消息，闻者无不欢呼雀跃。12月22日深夜，东京巢鸭监狱，东条英机等六名甲级战犯走上绞刑架，他们的脖子被套上绞索，零点刚过，脚下的活动木板弹开，战犯的身体猛地往下一落，绞索随之收紧，转瞬间结束了他们罪恶的一生。随后，东条英机等人的尸体被火化，骨灰则随意地抛洒到风中，以免被军国主义分子利用。至此，东京审判落下帷幕。

整个过程历时两年半，庭审记录后5万页，另有3万页呈交给法庭的证据文件，法官们撰写的判决书长达1218页，是纽伦堡审判的4.5倍。可以说，东京审判用确凿无疑的证据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并对首要战犯进行了审判和惩罚。

当然，像任何历史事件一样，东京审判本身并不是完美的。在本书作者看来，这场审判存在着一些缺憾，主要有三个。

第一，没有审判天皇。根据检察官掌握到的证据，检方一开始是准备起诉天皇的，但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不同意，麦克阿瑟考虑天皇是日本人的精神象征，审判他可能会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不利于战后秩序重建，所以硬生生把检方的诉求拦了下来。不过作为对裕仁的警告，让他不要再干涉政治，充当天皇和政府之间传声筒的内大臣木户幸一被送上被告席，所以作者认为木户是代表天皇接受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后认定他犯有破坏和平罪，处以无期徒刑，间接表明了法官们对天皇的态度。可天皇毕竟逃脱了审判，负面影响是免不了的。比方说天皇是国家元首，不审判，就削弱了日本在国家层面上应该承担的战争责任。此外，为避免牵涉天皇，日本皇室成员也免于起诉，事实上，不少皇室成员是侵略战争的策动者和参与者，例如南京大屠杀期间，在前线指挥日军的就是裕仁天皇的叔父朝香宫鸠彦亲王，但他凭借皇室成员的身份逃脱了审判。凡此种种，给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留下了隐患。

东京审判的第二个缺憾是没有追究细菌战的责任。战争期间，中国政府就搜集了日军搞细菌战的证据，东京审判中，有几名中国证人也提到过相关信息，可法官、检方和辩方仿佛都商量好了，视而不见，绝口不提。这怎么回事呢？作者经过多年调查，终于发现了真相，原来，二战后期，日本研制核武器取得了一些进展，战后美国跟日本人达成交易，只要你不把核武器的秘密透露给苏联，我就不追究你搞细菌战的责任。直到数十年后，日本731部队阴谋研制细菌、化学武器，还拿中国人、朝鲜人做活体试验的事才被揭露出来。对此，作者援引一位参加东京审判的荷兰法官的评论说，将这样一项惨绝人寰的战争罪行隐瞒至今，美国政府应当感到羞耻。

再来讲东京审判的第三个缺憾，庭审过程拖得太长。这有客观原因，首先，由于参与众多，庭审过程中出现过汉语、日语、英语、法语、俄语，这些都要翻译，耗费了不少时间。不断涌现的人证和物证，也需要控辩双方处理，为此，法官经常宣布休庭，而一休就是好几天。庭审后期，辩方采用拖延战术，盘问证人时揪住小细节不放，反复确认，有时候甚至胡搅蛮缠，故意给证人难堪，而法官没有及时阻止，使庭审陷入了无休无止的争论之中。拖延战术并不会让被告逃脱惩罚，但负面作用明显，作者认为，审判之初，各国媒体给予了高度关注，每一天都有大篇幅报道，可由于庭审太过冗长，大众感到厌倦，到最后相关报道退到了报纸边缘。相比之下，纽伦堡审判节奏紧凑，只持续一年不到，就始终占据着媒体头条。作者指出，这或许也是纽伦堡审判的影响力大过东京审判的原因之一。

不过，尽管存在若干缺憾，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仍然不容抹杀。站在国际法的层面，从海牙公约到巴黎非战条约，都规定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但此前并没有案例，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犯下战争罪行的国家进行审判，这将国际法从纸面落到了实处。这两场审判还明确了具体的战争罪行，应当由相应的组织或个人承担，纽伦堡审判将纳粹党卫队和盖世太保推上被告席，东京审判将整个日本战时内阁的成员推上被告席，都是出于这个道理，这成为判例，今后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以国家行为为由，替自己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找借口。

东京审判对于警醒日本民众，维护和平秩序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审判期间，军国主义者的暴行被一桩桩揭露出来，通过媒体报道为公众所知，很多日本人是第一次了解到日军曾犯下如此暴行，为之震惊和羞耻。日本知识界更是深入反思，使得批判军国主义、反思战争罪行成为主流。1947年5月颁布的新宪法，就是这种反思的成果。宪法第九条宣布，日本永远放弃把利用国家权力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此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新宪法由此被称作和平宪法，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亚洲的和平秩序。

近些年，日本极右翼势力沉渣泛起，他们抹杀战争罪行，鼓吹修改宪法，妄图走回军国主义老路。然而，诚如本书作者所言，由于东京审判作出的正义判决，加上数千万字的证言，极右翼势力的企图不会得逞，日本军国主义者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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