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警示录》：灰烬中的平民史诗，亲历者口述史中的德国集体记忆裂变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纳粹警示录》。

它的作者劳伦斯·里斯是英国历史学家，也是知名纪录片导演，曾被《泰晤士报》评为英国最杰出的历史纪录片制片人。他曾担任过英国广播公司历史节目的创意总监，制作过很多与纳粹、二战有关的纪录片，也出过相关的书。我们喜马讲书以前讲过他的《奥斯维辛》，今天讲的这本《纳粹警示录》则结合了里斯两部纪录片的精华。其中一部也叫《纳粹警示录》，该片以冷静的视角介绍了希特勒和德国纳粹从崛起到衰落的过程，被誉为史上伟大的系列纪录片之一，获得过英国电影电视学院奖和国际纪录片奖。另一部纪录片叫《世纪之战》，内容是展示苏德战争的。苏军与德军交战的东线战场是二战中规模最大、战况最激烈、伤亡最惨重的战场。但因为意识形态的冲突，西方阵营总是会抬高盟军在二战中的贡献，借此贬低苏联的地位。他们凭借在全球的文化霸权，不断吹嘘诺曼底登陆、中途岛海战等盟军主导的战役，而对苏德战争几乎不提。而今天这本《纳粹警示录》就将把主要焦点放在东线战场上。

在这本书中，里斯详细展示了东线战争的全过程，通过100多位二战亲历者的口述，展现了人们在战争中真实的想法和心理状态。值得一提的是，里斯还深入挖掘了纳粹党的政治机制。人们往往以为德国人一向以理性、高效著称，而里斯所描绘的纳粹党却是随意且混乱的，以希特勒的个人意志为唯一的准绳，他的意志左右着纳粹德国的决策和战争行为。当他的意志到了东线战场，结果只能是生灵涂炭。

那么纳粹党的政治机制是什么样的，希特勒如何在其中推行他的意志，他的意志如何促成了东线战争的爆发，又造成了什么结果呢？下面我们就从纳粹的政治体制先说起。它其实很简单，五个字就说完了，就是效忠希特勒。

在纳粹党内部，没有什么民主原则，希特勒是唯一能做出最终决定的人，人们要做的就是对他死心塌地。出现这样的情况，和希特勒的个人磨砺不无关系。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历史的进程不是个人可以左右的，是当时德国的社会环境造就了纳粹主义，希特勒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魔力，只是碰巧在那个时候做了纳粹党的党魁。但里斯指出，阿道夫·希特勒绝非一般人，至少在当时的德国人眼里，他就是有魔力的，这种魔力一般被称为克里斯马。原来指古代宗教领袖、战争英雄，被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引入政治学领域后，特指领袖身上一种超凡的、能激起大众狂热效忠的个人气质。

很多人在见到希特勒的时候，都感受到了一种强大的气场。比如一个叫施保恩的纳粹党成员如此回忆自己和希特勒初次见面，他说，一开始希特勒的目光注视着他，好像在审视他。接下去发生的情况，似乎只有心理医生才能解释，他觉得希特勒的眼睛在与他对视，突然之间，那目光又绕过了他，投向了未知的远方。这个神奇的眼神让施保恩坚信希特勒是一个非凡的人，并立志要在余生追随这位领袖。

另一个名叫泰特尔巴赫的德国空军军官则说，希特勒这个人超乎寻常，他可以把你鼓动得几近自杀，也可以让你重拾对生活的希望，还能让你在战争中举旗不倒，为他流干最后一滴血。1944年，泰特尔巴赫去当地机场接一位陆军元帅去见希特勒，在车上，这位元帅说，到时候我要嗔怪元首几句，他应该知道法国此刻的情况。然而，在见完希特勒回机场的路上，这位元帅对泰特尔巴赫说，我之前的那番话简直是疯了，我犯了一个错误，元首的话令我确信他说的都是对的，错的是我。她知道的东西我都不知道。

在纳粹党内部，很多人甚至把希特勒比作拯救世界的耶稣。一个叫赫希尔的纳粹党成员就说，希特勒与耶稣相比，大约只有一两处不同，希特勒是如此高大，从而无法跟耶稣的俊美相比。

1924年，希特勒因操纵慕尼黑啤酒馆政变而被捕，在法庭上，他为自己展开激情洋溢的辩护，他说：“法官大人，此刻不是你来宣判我们，你可以将我们判罪1000次，但主持历史的永恒法庭的女神会带着微笑，将检察官的起诉书和法庭的判决书撕得粉碎，因为她将判我们无罪。”这段辩词使得希特勒的声名传遍了德国，成为了全国性的人物。

在希特勒入狱服刑期间，纳粹党内部产生分裂，分崩离析，而在他刑满释放后，纳粹党又重新团结在他的绝对领导之下。

那么，对于希特勒、对于纳粹，当时普通的德国民众是怎么看的呢？他们也陷入了希特勒克里斯马的魔咒。里斯指出，希特勒给了德国人一些其他政治领导人无法给予的东西，他在演讲中几乎不谈政治，而是大谈愿景和梦想，也正因如此，他很容易就触及了很多人的心灵深处。就像英国著名文学家乔治·奥威尔在评论希特勒时所说的，人们不仅仅想要满足舒适、安全、缩短工作时间、卫生和节育等基本需求，他们至少偶尔也想要战斗和自我牺牲，更不要说举旗敲鼓地参加忠诚游行了。也就是说，希特勒在当时的德国民众中唤起的是一种类似于宗教一般的感召力，人们对纳粹的支持与其说是理性的，不如说是一种建立在信仰之上的情感。

当然，光有克里斯马还不够，希特勒还精于权术，以此坐稳独裁者的位置。他经常会指令两个部门的两套人马去执行相似的任务，同时又不给出明确的任务分工，让他们彼此竞争。他在总理府内不仅有一个私人办公室组织，同时还有另外五个责任机构，分别叫做帝国总理府办公室、总理府元首办公室、总理府总统办公室、希特勒私人助理机构以及元首代表办公室。每个机构的负责人都不同，但是他们都宣称自己代表希特勒的指令，相互争吵，谁也不服谁，平日里就挖空心思取悦元首，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这就是纳粹党的政治机制，希特勒牢牢掌握着决策权，而他手下的高官们则竭尽所能地博取他的欢心。只要希特勒表达了某种倾向，马上就会有狂热的支持，按照自己的理解将元首的意志变成现实，一些偶然性的事件经常会引发激进的政策。

举个例子，1938年末，一位畸形儿的父亲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说自己的孩子先天失明，缺少一条腿，一只胳膊也残缺不全，还有痴呆倾向，希望自己能了断了这个孩子的生命。希特勒读了这封信后表示，如果情况属实，那这位父亲可以杀了这个孩子。希特勒这样说了，相关部门马上决定，要以同样的方式处理类似的事件，一个儿童安乐死计划旋即上马。一开始还有个委员会根据书面材料来决定患病的孩子是否符合安乐死的标准，很快就连委员会评估都不需要了，儿童医院的工作人员自由掌握着每个病童的生杀大权。就因为希特勒对一位父亲的回复，德国至少有5000名有病的孩子丢了性命。

那么问题来了，希特勒的意志究竟是什么呢？简单的说有两点。第一是一套偷梁换柱的达尔文理论，其核心在于强者生存，弱者毁灭。比如一个小孩儿，如果他因为体弱多病而早夭，那这是他应得的。一个国家，如果他比别国强大，那么他就有理由征服他国。所谓心存怜悯、敬畏法律之类的传统价值观，不过是弱者寻求自保的挡箭牌。效忠希特勒的纳粹党也奉行这种物竞天择的价值观，认为无论是国家也好，个人也好，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决定谁才是地球的主宰。至于第二点，就是他的种族主义。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就曾表示，雅利安人及当代的日耳曼人是上苍赋予主宰权力的种族，是地球上最优秀的人种，只要他们继续无情地保持其主人的态度不变，不久的将来将会成为世界的盟主。他认为，只有雅利安人和德意志人才有资格作为文明世界的建设者，其他如犹太等民族则是劣等种族和糟粕，应该被淘汰和灭绝。

对希特勒意志的奉行，导致了纳粹对百万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而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苏德的东线战场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说说苏德东线战争，希特勒的意志如何左右了德军的战场决策，而这又造成了什么后果呢？

二战在1939年9月全面爆发，1940年，德国发动闪电战，在短短两月间占领丹麦、挪威、卢森堡、荷兰等国家，并在六个星期里就拿下了法国。当年5月，英法联军的残余兵力从敦刻尔克撤退到英国。按照常理来分析，德军那个时候应该乘胜追击，拿下英国。希特勒确实也发出了入侵英国的命令，也就是海狮计划，然而几个月后，德军却暂缓了在西线的进攻，而把精兵强将都投入到了进攻苏联的东线战场上。

对此有一种解释说，是因为德国害怕苏联进攻，腹背受敌，因此想先把苏联解决掉。但其实在1939年，德国和苏联就为了瓜分波罗的海各国和波兰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尽管说战争年代的条约就像废纸，但苏联当时确实没有进攻德国的足够动机。那希特勒为什么执意进攻苏联呢？在里斯看来，答案就在于种族主义。希特勒其实一直很尊敬英国，将其视为优等种族俱乐部中的一员，认为英国对于像印度那样的劣等民族的殖民，为包括德国在内的所有雅利安国家树立了榜样。1941年，希特勒在一次晚宴上说道：“我们需要向英国人学习，他们已包括5万名士兵在内的25万人控制了印度的4亿人。”他还表示：“印度是英国的，苏联的领土将是我们的。”对于苏联，希特勒一方面觊觎他的广袤领土，更重要的是，长久以来，他都对苏联怀有深深的偏见和仇恨，他说莫斯科是犹太布尔什维克世界阴谋的总部，还公开宣称斯拉夫人是社会的渣子。

不过话说回来，希特勒也不是在一种极端狂热的种族主义情绪中贸然与苏联开战的。那个时候的德军将领普遍认为苏联很好打，比如陆军大将约德尔就说，苏联这个巨人不过徒有其表，不堪一击，仿佛就像个膨胀的衰泡，也就是膀胱，轻轻一刺，它就炸了。事后来看，德军显然判断失误，但当时德国上下都觉得，这就是一场对劣等人的战斗，都不是常规战场，还有军官没有接到希特勒的命令，就直接做出了作战计划，因为他们觉得亦步亦趋是不行的，必须充分展现自己的自驱力。

此外，德国轻视苏联还有两个原因。第一是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实行大清洗，将数千名高级将领宣判处决，德国人认为这大大削弱了红军的实力。第二是1939年，苏联和实力远远弱于自己的芬兰开战，虽然最后取得了胜利，但这场仗打得很狼狈，战死的红军战士高达13万人。德军总参谋部在分析了苏联红军对芬兰作战所运用的战术之后，得出结论说，苏联空有众多的兵力，指挥能力却非常低下。

1941年6月，德军发起巴巴罗萨计划，东线战争正式打响。德军以550多万人、4000多辆坦克和近5000架飞机的强大兵力，兵分三路向苏联进攻，战线绵延1800 km，是历史上最长的战线。希特勒在战前和他的指挥官们开会时，就毫不掩饰地表示，这是一场针对劣等民族的灭绝式的战争，而他的指挥官们忠实地将灭绝具体化为一系列命令。因此德军在东线完全无视国际公约，在战场内外都毫不留情、惨无人道。他们不但任意射杀苏联的游击队员，而且会对那个区域的平民实行集体报复。格罗本曾指挥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的反游击队行动，他当时草签的一份报告显示，大约有2000名游击队员被杀，但是从这些人身上只收缴到30支步枪和少量其他武器，也就是说，很多平民都被当成游击队员杀掉了。格罗本对此辩护说：“我不知道是否有无辜的人被我们杀掉，但是谁又能信誓旦旦地说谁是无辜的，如果反制行动确实超越了极限，那么我认为他虽然令人不悦，却是非常必要的，它代表的是一种威慑。”这种以威慑之名针对平民的暴力和杀戮在东线战场上随处可见。

纳粹党卫军部队中有一个叫阿道夫·毕希纳的士兵向里斯回忆当年他的部队经过苏联农村时的场景，他们会用火焰喷射器引燃木质的房屋，只要里面有人逃出，就举枪射杀，倒下的人中有孩子，然而射手们毫无顾忌。毕希纳告诉里斯，他本人不忍心射杀妇女和儿童，但承认自己击毙了很多成年男性。她说：“你能怎么办呢？周围的人仿佛都陷入了癫狂状态，那种场景简直是无法形容。”他还表示，当时一些德国士兵甚至以杀戮为乐，他们会在妇女面前射杀孩子，然后再将这些妇女枪杀，因为喜欢听妇女的哀嚎和孩子惊恐的尖叫。

对待平民尚且如此，那对战俘就更残忍了。德军会将大部分红军战俘直接杀掉，没杀掉的则肆意虐待。有被俘的苏联红军回忆，他们被圈在一块四周都是铁丝网的露天区域，最初一个星期，德军既不给他们食物，也不给他们水，他们只能喝营地周围浑浊的溪水，之后德军会向他们抛一些猫罐头，看他们争抢取乐。由于疾病横行、饥寒交迫，战俘营中甚至出现了同类相食的惨剧。到了夜里，有人会把战友的尸体切开，将臀部的肉、肝、肺挖下来烤着吃。

对于德军在东线上的残忍，一位叫贝希勒的纳粹军官是这么解释的，当时的苏联可算是对西方世界文明国家的一个威胁，我们并不认为这是犯罪。希特勒曾说过，德国的行为并不是犯罪，我们秉持着这样一种道义观念，这些人必须要被摧毁。贝希勒还对里斯说，当时我们都确信德国一定会取得胜利，如果德国真的胜利了，那么一切也就会变得理所当然，所有的什么所谓犯罪、暴行都没有什么关系了。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你是当时的苏联人，面对这样的侵略者，在战场上投降也是死，在乡间做一个平民也是死，你会怎么做呢？恐怕很多人的选择都会是走上战场，誓死血战。德军在东线战场的滥杀与残暴激起了苏联人最顽强的抵抗，苏德战争最终升级为人类历史最为惨烈的一场战争。

在战争刚开始的几个星期，德军占据了完全的上风。到1941年7月中旬，德军一些装甲部队已经深入苏联领土600多公里。然而此时的德军已经开始发现，这场仗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打。一方面，虽然有大量的红军被杀或被俘，但苏联总是能迅速召集到军事预备力量，将源源不断的新兵投入前线。另一方面，德军本以为可以依靠苏联本土的物资进行补给，但这个如意算盘落了空，因为那些对于德军有价值的物资，苏联的老百姓会要么提前烧光，要么尽数损毁。在这种情况下，德军只好将更多的兵力、武器和物资运送到东线，希望能一鼓作气在圣诞节之前拿下苏联。在基辅，古德里安的南方装甲集团大获全胜，俘获了60多万人，紧接着，北方集团军又成功将列宁格勒围困，这一路高歌猛进让希特勒已然断定苏联红军再也无力回天。

到了10月，德军已兵临苏联首都莫斯科，然而此时冬雨开始下个不停，很多道路泥泞不堪，无法通行，使得德军的推进延误了三个星期。直到11月15日，德军进攻莫斯科的战役才正式打响。到了12月初，一些先遣部队已经挺进到距离莫斯科城市中心仅20 km的地方了。但莫斯科的冬天让他们尝到了厉害。根据德军装甲兵科内尔科的回忆，当时的气温降到了零下30℃，许多枪炮都无法正常使用了。因为德军此前从未有过在莫斯科越冬的准备，德军缺少御寒的衣服，科内尔科的许多战友冻坏了手指和脚趾，有些人甚至直接在睡梦中冻死了。

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下，希特勒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再一次凸显了出来。他一向认为，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达尔文主义式的斗争，在斗争中，你越是强大，就越是无所不能，也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反之，你越是弱小，就越是什么也干不了，最后只能任人摆布。因此，当危机到来时，越是强者，就越是不能动摇。希特勒命令德国军队严防死守，不许撤退。古德里安提出，此时让德国士兵镇守原地等同于让他们白白送死，希特勒不屑一顾地说：“你们认为腓特烈大帝的投弹兵部队喜欢送死吗？他们还不是为了国家吗？”他严厉地批评了古德里安，把他撤了职。

我们都知道，苏联人后来守住了莫斯科，让德军在二战中第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但这种胜利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也是用同样的冷酷无情换来的。那时的苏军也对那些想要撤退的人同样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惩戒措施。一位叫奥格里兹科的苏联红军曾经在莫斯科战役中同部队身后的后卫师并肩作战，这个后卫师的工作很简单，如果苏联的军队在他们面前撤退，那就把他们当场射杀。在接受里斯采访的时候，奥格里兹科表示，他为自己当年的工作感到自豪，杀掉逃兵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他对里斯说：“你们没有资格对这个指手画脚，我们是在用敬畏、镇压、怯懦。”

对于苏联红军来说，有一样东西能帮助他们战胜心中的恐惧，那就是伏特加。参与了莫斯科守卫战的一位步兵连连长回忆，在他所属的部队，每名战士每天可以获得国防部配发的100克伏特加，整天都喝得醉醺醺的。这名连长表示，伏特加对于苏联战士的作战能力没有什么负面影响，恰恰相反，当一个战士喝醉时，会变得更加坚定和勇敢，他不再惧怕死亡，而只会一往无前、冲锋陷阵。

莫斯科没打下来，希特勒希望在苏联工业重镇斯大林格勒扳回一局。1942年8月，德国装甲集团第四军和第六军在这座城市的郊外会合。8月23日，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上空投发了600颗炸弹，将整座城市化为废墟。苏联人则把斯大林格勒的每一座工厂、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房屋都变成了战场，和德军展开巷战。苏联名将崔可夫命令红军要尽可能靠近德军，距离不超过100米甚至50米之内，如果德军投掷手榴弹，红军可以在手榴弹爆炸之前把它捡起来再扔回去，因为德军手榴弹的爆炸等待时间是9~10秒。他还开发了一种战队战术，用来打击德军所控制的建筑物。这样一种小型战斗通常由5~50人组成，主要任务是打开建筑物的入口。红军战士苏伦·米尔佐夫是从这种战斗中幸存的少数红军战士之一，他回忆道，自己当时经常使用的武器是刀和铲子，尤其是铲子，铲子可以挖战壕，还能用它和敌人来一场一对一的决斗，抬手就能投入战斗，比机枪好用得多。多少次他用刀或铲子朝着敌人猛砍，好像是用力挤压一个熟透的番茄，里面鲜红的汁液喷涌而出，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杀了他，杀了他。

斯大林格勒成了生命的绞肉机，一个满员的师通常三天就打没了，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一个师全军覆没只需要15分钟。在整座城市当中，马马耶夫库尔干一带的战斗最为激烈，谁控制了这一个小山丘，谁就对斯大林格勒的中心地带形成了居高临下之势，双方在这个重要的战略点展开了拉锯式的争夺，有时甚至一天之内数易其手。一个叫艾伯特·博尔科夫斯基的红军战士在当时只有14岁，他告诉里斯，自己永远记得在库尔干踩着尸骨前行的场景，她的脚踩在地面上，当抬起脚的时候，上面沾满了死人的肠子。

捍卫斯大林格勒的不仅仅是苏联的男人，还有女人。崔可夫表示，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信妇女。他的理由是，这些女人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兄弟，心中充满了复仇的火焰，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执行指令。这其中有一位叫皮特基娜的红军女战士，她和里斯回忆了她当年奉命处决一名德军少校的场景，她说自己举枪对准此人的脖子扣响扳机，手指没有丝毫的颤抖，完成任务后，她带着愉悦的心情回办公室喝了一杯。里斯问她日后有没有对当初的冷血感觉到一丝的后悔，皮特基娜表示，她唯一后悔的是那个德国人不是她亲手捕获的。她说：“我甚至自告奋勇地要去亲自执行抓捕任务，但没有被批准，上级不允许妇女执行这样的任务，但是我依然想去，我渴望着匍匐贴近敌人的巢穴，抓捕一名俘虏，亲自结果了他。”

最终，经过200天的激烈战斗，苏联红军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在这场战役中，双方伤亡人数超过200万，斯大林格勒原本50万的人口仅剩下3万5000人。从战局来看，斯大林格勒战役是整个二战的分水岭，而从惨烈程度来看，这场战役是整个苏德战争的缩影。二战中全世界一共死亡7000万人，而苏联一个国家就死了将近3000万，其中军人大约1500万，平民1200万。而德军在二战中一共死亡军人540万，其中有400多万死于东线战场。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苏联红军由守转攻，在库尔斯克赢下二战最大的坦克会战，然后强渡第聂伯河，解放基辅，最后攻克柏林。事实上，在库尔斯克会战后，德国在东线的军事形势就急转直下。然而，希特勒不准备投降，在他看来，纳粹宁愿自我毁灭，也不能投降。不仅如此，他命令德军在撤退的过程中实行焦土政策，在苏联境内破坏一切可以破坏的东西，不留下一个人、一头牲畜、一根铁轨、一座房屋、一口水井。

等到苏军进入德国境内，希特勒的意志不再只针对所谓的下等种族，而是拓展到了德国人身上。1945年3月19日，希特勒下达尼禄法令，要求尽数摧毁德国境内所有能被敌人利用并发挥作战效益的物品。4月18日，希特勒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如果德国人民输掉战争，那么对我来说，它们都将毫无价值。”这背后的逻辑是，德国人在这场战争中失败了，这个结果证明德国人其实是弱者，而对于弱者不需要有任何的怜悯。

不得不承认，希特勒把他那套强者生存、弱者毁灭的价值观坚持到了最后，他对于物竞天择的信仰甚至超过他种族主义的观念。4月30日，希特勒自杀，苏联红军为此举行了庆祝仪式，一些红军部队在德国境内烧杀抢掠，肆意报复。有人向斯大林告状，说一些红军战士虐待德国难民，应当惩罚。斯大林的回应却是：“我们对战士们的说教已经够多的了，让他们有点主动精神吧。”

纳粹怀着极端仇视对苏联发动的战争，最后以苏联红军对德国百姓的刻意复仇而收尾。这场由纳粹挑起的战争展示了人类的兽性可以怎样的毫无底线。里斯在本书的前言里写道，这绝非是一个愉悦的故事，但这就是20世纪人类的所作所为，是一个沉重的历史警示，它应该被记住。然而二战才过去半个多世纪，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主义在年轻一代的眼中已经开始变得跟罗马人亨利八世一样，都只是历史的一页而已。而希特勒和纳粹主义对普通德国民众在情感上的感召也让里斯颇为担忧。我们通常认为，人们是基于知识和理性去做重大决定的，但里斯请大家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问问自己，在你的一生中，你所做出的决定有多少是真正理性的，你对周遭的人群有喜有恶，这到底是出于理性的原因，还是情感的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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