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传》：杯酒释兵权的权力美学，武夫缔造文治中国的千年范式解析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宋太祖传》。

提起中国的皇帝，人们喜欢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称。但与前三位相比，宋太祖赵匡胤的功业似乎并不显赫。除了陈桥兵变和杯酒释兵权，你可能甚至想不起来赵匡胤做过什么。由赵匡胤开创的宋朝，也总是给人软弱无力的印象。那么，赵匡胤究竟有怎样的历史贡献，使得他能够与前三位皇帝并驾齐驱？宋朝武功不振的锅，又是否应由这位开国皇帝来背？要回答这些问题，《宋太祖传》可以说是当仁不让。

本书作者王育济和范学辉，都是著名宋史学者，而且是一对师徒。老师王育济撰写了宋太祖赵匡胤创建宋朝、加强集权的内容，并负责全书定稿；学生范学辉完成了关于赵匡胤治国理政的内容，并核实了全书史料。这本书断断续续写了25年，共60余万字，是目前为止有关赵匡胤的传记中最为详尽的一部。

接下来，我将分上下两集，为您讲述宋太祖赵匡胤的一生，看看他是怎样奠定宋王朝300多年基业的。上集主要讲的是赵匡胤如何建立宋朝，又是如何通过集权化改革，结束唐末、五代兵变夺权和藩镇割据两大顽疾的。下面我将分三部分为您讲述上集的内容：

第一部分，赵匡胤如何从无名小卒变为军事强人；

第二部分，为什么陈桥兵变终结了五代兵变夺权的传统；

第三部分，赵匡胤如何解决地方藩镇割据的困局。

首先讲第一部分，赵匡胤如何从无名小卒变为军事强人。

赵匡胤祖籍河北涿州，于927年出生在河南洛阳。他出身于五代一个禁军低级军官的家庭，禁军就是朝廷的中央军。说起来，赵匡胤算是个军二代。五代是指中原地区前后相继的五个短命王朝，包括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代时期，兵变战乱接连不断，改朝换代稀松平常，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之一。从927年出生，到960年发动陈桥兵变成为皇帝，赵匡胤人生的前33年里，统治中原的王朝换了五个，皇帝换了11个，平均每人在位3年，还没有今天绝大多数国家元首的一任任期长。这些皇帝有一半是靠兵变上位的，有一半直接或间接死于兵祸。五代时期的开国皇帝都是军事强人，这些野心勃勃的武人，为了让军队替自己卖命，往往许诺事成之后，放纵士兵在首都抢劫，倒霉的自然是老百姓。比如934年，赵匡胤八岁时，靠收买禁军发动兵变上位的新皇帝，在进驻首都洛阳后，发现府库里根本没有足够的钱财犒赏士兵，最后只能放纵士兵洗劫洛阳来兑现承诺，甚至连皇太后都要把首饰捐出来犒军。皇室尚且如此，普通百姓是何等境遇就可想而知了。

从小跟着父亲住在首都的赵匡胤，经历了多次这样的兵祸。由于父亲是禁军军官，因而历次兵祸对赵家的影响并不大，但赵匡胤却大受刺激，面对如此混乱的政局，他不禁困惑，自己的前途究竟在哪儿？不过，五代时期，门阀贵族彻底衰落，长期被大族把控的政权出现了大量权力缺口，急需社会中下层成员填补，这使他们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947年，21岁的赵匡胤离家出走，开始寻找建功立业的机会。当时中原正处于后汉统治，赵匡胤的足迹遍及今河南、湖北、陕西、山西，结果四处碰壁，甚至沦落到去菜地偷菜吃的境地。直到3年后，赵匡胤来到河北，投奔了在这里驻兵的朝廷重臣郭威，才成为一名普通士兵。不久，郭威发动兵变，推翻后汉，建立后周，以开封作为首都，赵匡胤参与兵变有功，晋升基层军官，相当于班长。后来又受到郭威的养子柴荣赏识，被直接纳入柴荣的麾下。954年，郭威去世，柴荣继位，是为周世宗，赵匡胤也随之成为皇帝亲卫兵的副将。

周世宗在位虽然只有短短6年，可就是在这6年里，赵匡胤不断抓住机遇，从一个无名小卒迅速成长为军事强人。第一个机遇源自一场会战，周世宗继位不久，位于今天山西中部的北汉就联合辽朝进犯后周，周世宗亲征应敌，赵匡胤随亲卫军的主将张永德护卫皇帝。周军与汉辽联军在今山西晋城东北的高平遭遇，两军刚一开打，周军主力便溃不成军，眼看敌军就要杀到眼前了，周世宗决定亲率亲卫军上阵。正当全军恐慌之际，28岁的赵匡胤向张永德献策，由张永德率军占领西面高地做掩护，自己率领2000精锐骑兵冲入敌阵，然后两面夹击破敌。冲锋前，赵匡胤慷慨激昂地喊道：“现在皇上处境危急，正是我辈武人效命之时！”在赵匡胤的力挽狂澜下，周军终于稳住阵脚，旋即发动猛烈反攻，汉辽联军狼狈溃败。高平之战是赵匡胤一生的转折点，他在战斗中与张永德结下深厚情谊，并获得这位上司的全力支持。在张永德的大力举荐下，赵匡胤成为周世宗的重点培养对象，从此开始火箭式升职。他追随周世宗南征北战，逐渐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大将。更重要的是，赵匡胤由此深受周世宗的赏识和信赖，受命选练禁军，这成为大宋帝业的起点。

五代后期的禁军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侍卫亲军，一个是殿前军。周世宗继位之初，侍卫军由侍卫亲军司管理，这支部队兵力雄厚，是进军攻城略地的主力，但是鱼目混杂，纪律散漫，战斗力受到严重影响。高平之战中溃败的部队，就是侍卫亲军的部队。殿前军则是一支负责皇帝安危的警卫部队，这支军队成立不久，人数不多，也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但士兵精锐，战斗力爆表。高平之战中，力挽狂澜的张永德、赵匡胤都属于殿前军系。选练禁军，说是选拔训练，实际是一次军队调整。利用这次机会，周世宗和赵匡胤不仅为殿前军选拔了大量精锐将士，还将侍卫亲军下属的部分部队划给了殿前军，提升殿前军将领的级别，更为殿前军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殿前司，与侍卫亲军司合称两司。经过一番调整，殿前军的实力和地位大幅度提高，正式成为与侍卫亲军平起平坐的力量，两司互相牵制，便于周世宗掌控。但周世宗没想到，正是从练兵开始，赵匡胤成为后周的掘墓人。练兵期间，赵匡胤结交了禁军里诸多中高级将领，和这些人称兄道弟，甚至还与九名将领义结金兰，号称义社十兄弟，形成了自己的势力。大量新入伍的基层官兵，也都是赵匡胤一手带起来的，他们对赵匡胤唯命是从、忠心不二，这使得赵匡胤在后周禁军的高级将领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基础。可以说，高平之战是赵匡胤得势的起点，之后他在练兵和征战中大放异彩，官职和威望越来越高，自身势力逐渐渗透进军队的各个阶层，拥有了篡夺皇位的实力。

第二部分，我就来为你讲述赵匡胤如何通过陈桥兵变篡夺皇位的，这场兵变又是如何终结五代时期用兵变改朝换代的传统。

959年后，周世宗柴荣突然病逝，继承皇位的是他年仅七岁的儿子周恭帝。赵匡胤接替张永德出任殿前司的一把手殿前都点检，成为顾命大臣之一。为了保证政权稳定，周世宗曾做过精密布局，让高层相互制衡，但仅过了半年，就被赵匡胤轻松破解。在后周朝廷11名最有权力的文臣武将中，赵匡胤控制了九个，算上自己是十个，唯一一个不听招呼的韩通，还因为脾气差不得军心，根本不是赵匡胤的对手。在改朝换代如家常便饭的五代时期，稍有点常识的人都意识到，赵匡胤迟早要发动兵变。960年元旦，北方边镇突然传来了北汉、辽朝联合入侵的军报，赵匡胤奉命领兵出征。其实，这是赵匡胤编造的假情报，目的就是利用出兵发动兵变。赵匡胤首先派先锋部队进驻河北，威慑当地众多支持后周的藩镇部队，然后留下亲信石守信和王审琦镇守京城开封，自己率兵出城。出兵当天早上，赵匡胤的心腹就开始在军中散布传言，说天上出现两个太阳，其中一个必会取代另一个，以此来为兵变做舆论准备。傍晚，赵匡胤的大军到达开封东北40里外的陈桥驿，这是赵匡胤特意选好的兵变地点。陈桥驿曾屯驻过重兵，有现成的营地设施，驻军于此不会引起后周朝廷的怀疑。而且，陈桥驿地处开封城郊，兵变发动后，赵匡胤可立即入京控制局面，防止节外生枝。

当天夜里，成竹在胸的赵匡胤开怀畅饮，早早入睡。正当他鼾声如雷的时候，营中将士三五成群，纷纷议论起拥立赵匡胤为皇帝的事来。最后，在赵匡胤一群心腹军官的煽动之下，军中迅速爆发兵变。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和首席谋士赵普一面汇总兵变的信息，暗中主导兵变的节奏，一面派人回开封，通知石守信和王审琦准备迎接大军入京。第二天清晨，睡眼惺忪的赵匡胤还没来得及披外衣，就被将士拥出帐外，一件早就准备好的黄袍被披在赵匡胤身上，众将士统统跪倒，齐声高呼万岁，赵匡胤就这样在自导自演的兵变中做了皇帝。在石守信等人的接应下，赵匡胤的军队迅速进入开封，韩通试图反抗，但很快就被杀掉，周公帝只好宣布退位，赵匡胤正式登基，改国号为宋，宋王朝正式成立。

作为军事强人，赵匡胤通过兵变改朝换代，在五代时期早已司空见惯，但陈桥兵变却不是一场传统的五代兵变，它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士不易肆，兵不血刃”。兵变成功后，赵匡胤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约束军纪，严禁军队在开封城内劫掠。因此，当赵匡胤率军入京时，军队井然有序，街市两旁的店铺照常经营，市面上依旧车水马龙，这被称为“士不易肆”。城中除了韩通一家死难外，再没有发生其他的流血事件，可谓“兵不血刃”。这样的兵变发生在五代，简直就是奇迹。为什么赵匡胤能创造奇迹呢？有三个原因。首先当然是赵匡胤在军中拥有巨大权威，能够有效管住军队；第二个原因是周公帝在位的这半年里，赵匡胤为兵变做了充分准备，把抵抗力量降到最低，从而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原因，赵匡胤主观上想改变乱世法则。赵匡胤虽然出身武将之家，但祖上却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有一定文化修养。由于有这样的家族传统，赵匡胤年幼时被送入学校，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像《尚书》这样深奥的儒家经典，赵匡胤却能跟文人士大夫侃侃而谈，可见他已具备基本的儒学素养。儒家行仁政的价值观根植于赵匡胤的思想之中，这是他与一般武人最大的不同。正因如此，赵匡胤才能既有意愿又有能力发动一场完全不同于五代传统的兵变。

不过，陈桥兵变虽然成功，善后工作却任重道远。目睹参与过多次兵变，最终也是靠兵变上台的赵匡胤深知，尾大不掉的禁军高级将领仍然能够左右政局。要使得宋朝长治久安，摆脱短命的厄运，赵匡胤首先要解决来自开国功臣的潜在威胁。这里所说的开国功臣，是指参与陈桥兵变的八位禁军高级将领，他们手握重兵，在军中有一定威望，随时可能复制赵匡胤的夺权之路。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当然是兔死狗烹，这在五代时期也是惯用伎俩，可赵匡胤却没有选择杀戮功臣，这有两个原因。首先，屠杀功臣会使军中将领人人自危，从而造成更大的混乱；其次，开国功臣目前尚没有谋反作乱的迹象，也不必杀戮。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赵匡胤尝试采用更加温和的方式解决禁军功臣的潜在威胁。开国不久，赵匡胤就在刻意营造的和缓气氛中，先后剥夺了四位功臣的兵权。到了961年，赵匡胤更是通过一场酒宴，罢免了最后四人的军职，这场酒宴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这年7月，赵匡胤邀请石守信、王审琦等四名开国功臣参加酒宴，石守信和王审琦都是赵匡胤的结义兄弟，另两人也与他关系非同一般，五人喝得高兴愉快，气氛相当融洽。可赵匡胤却发起感慨说，石守信等人虽然对自己忠心耿耿，但难免有一天他们手下的将领也会把黄袍披到他们身上。众人听了这话，吓得魂飞魄散，以为赵匡胤要对自己大开杀戒。赵匡胤突然话锋一转，劝石守信等人主动交出兵权，到地方上做一个富有的节度使，并许诺自己与他们结为儿女亲家，开国功臣可以永享富贵。第二天，石守信等开国功臣集体递交辞呈，赵匡胤自然同意，并对他们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对此，作家柏杨曾评价说，杯酒释兵权是一种最高的政治艺术的运用，一席酒宴解决了不断兵变和不断改朝换代的祸根。杯酒释兵权确实是政治艺术，但只是一次性的人事调动，要永久性解决兵变隐患，最终还要依靠制度，而这个制度的核心就是“抑志”和“制衡”。

先来看“抑志”，在杯酒释兵权后，禁军两司最高的九个职位里，有五个被赵匡胤废除了，其中就包括他自己曾经担任的殿前都点检。此后，禁军将领的级别被压制下来，在军中的威望也大不如前，这就压制了禁军高级将领在军中的实力和政治野心。再来看“制衡”，赵匡胤将侍卫亲军司拆成了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两个机构，他们与殿前司合称三衙。相比于周世宗时代的禁军两司，宋朝三衙之间彼此的制衡性明显加强。与此同时，赵匡胤继承了周世宗的做法，进一步明确了各个军事机构的权力界限，特别是强化了主管军事的枢密院对禁军的牵制力量。枢密院手里无兵，但却具有根据皇帝命令调动军队的权力，禁军三衙虽然统率千军万马，可是没有枢密院的调令，连一兵一卒也调动不出来。至于行军打仗，任命谁当将帅、派遣哪支军队，这更是皇帝亲自执掌的权利。这样，赵匡胤通过建立枢密院三衙体制，将军事权力三分，堵死了禁军兵变的道路。陈桥兵变的善后工作终于完成，五代时期兵变不断的传统彻底终结。

搞定了禁军，赵匡胤就控制了中央，解除了腹心之患。然而，要想在全国实施有效统治，赵匡胤还需要继续收回地方权力，解除肢体之祸。第三部分就来讲讲赵匡胤如何在不激化矛盾的前提下解决地方藩镇割据。

唐末五代，地方上设有大量军事行政区，称为藩镇，节度使是藩镇的长官，总管境内一切行政、军事、司法、财政、监察等事，是割据一方的土皇帝，地位和声望极高。五代时期，中原王朝依靠强大的禁军，虽然迫使藩镇称臣纳贡，但对藩镇控制下的地方政府却鞭长莫及，藩镇一旦野心膨胀，就可能起兵叛乱，这就是五代时期的肢体之祸。为了收回地方权力，加强中央集权，赵匡胤的谋臣赵普提出了三大纲领，分别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和收其精兵，也就是逐渐收夺藩镇的行政权、财政权和兵权。实施三大纲领一定会触动藩镇利益，在不激化朝廷与藩镇矛盾的前提下落实三大纲领，这的确对赵匡胤是个考验。

先来看看赵匡胤是如何通过渐进政策逐步收夺藩镇行政权的，这里以收夺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的行政权为例。天雄军位于今河北省东南部，是宋初河北地区势力最大的藩镇，天雄节度使符彦卿也不是一般人，他不仅是五代名将，还是周世宗两任皇后的父亲，也是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的岳父。显然跟这样重量级的人物硬碰硬，赵匡胤肯定会头破血流，因此得想其他的办法。天雄军管辖着一个府和两个州，其中大名府作为辖区首府，由符彦卿亲自兼任行政长官，在抚州之下设有许多县，县令作为县的行政长官，同样由符彦卿委派。宪政是藩镇统治的基础，符彦卿通过控制宪政，来维持在藩镇内的统治。县政虽然重要，但县令的级别却不高，这让赵匡胤找到了突破口，采用了朝官知县的办法。朝官指宋朝中央的高级文官，知县是一县之长。963年开始，赵匡胤陆续派出朝官到大名府内的各县做知县，其中有一位叫周卫担任知勇蓟县。从制度上讲，永济县隶属于大名府，归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管辖，周卫也是符彦卿的属员，因而符彦卿对这项任命并不抵触。可周卫是带着原有的官职去上任的，他在身份上是中央政府的高级文官，地位远非一般县令可比，这给了他与符彦卿斗智斗勇的底气。周尉刚到大名府上任时，符彦卿亲自到郊外迎接，这是极大的礼数，可周卫连马都没下，只是朝符彦卿拱拱手，算是还了礼。主持宪政后，周卫更是直接听命于朝廷，根本不把符彦卿放在眼里。当时县里有强盗伤了人，周卫立即派人追捕，然后连同藏匿强盗的同伙一并正法，这么大的案子，他连招呼都不向符彦卿打一个。当时天雄军管辖的县里，已经布满了周卫这样的知县，符彦卿只能徒呼奈何。

随着朝官知县制度的推广，赵匡胤开始将中央的权力渗透到各大藩镇的基层，节度使的行政权力逐渐被架空，迁调甚至罢免节度使的时机也日渐成熟。将节度使调离自己苦心经营的大本营，这在五代时期是极为敏感的大事，周世宗时每调离一位节度使，往往如临大敌，甚至要先发兵，做好应对叛乱的准备，然后才敢发布调令。相比之下，赵匡胤就从容多了。969年，赵匡胤一纸调令，命符彦卿离开天雄军，尽管符彦卿有100个不愿意，却不敢有任何异议，只能匆匆忙忙上路去了。类似天雄军的例子还有很多，到了977年，也就是赵匡胤去世后的第2年，藩镇的行政权彻底被朝廷收回，整个过程用了14年，竟然没有引发一场藩镇节度使的叛乱，可见赵匡胤的渐进策略发挥了巨大作用。

除了渐进策略，赵匡胤在收权过程中还采取了其他方法，比如以退为进或专业化手段，这些手段在更为复杂的制其钱谷过程中被广泛使用。作为大一统王朝，中央的财政收入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地方征收的，因而如何对这些财税进行分配，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重要问题。自唐朝中期以后，在强势藩镇的主导下，中央与地方一直实行财税三分制，也就是将地方征收的财税分成三份，一份上缴中央称为上供，一份由节度使调用称为宋史，还有一份留给州府自己使用称为留州。名义上，州府是只属于朝廷的地方政府，留州的财税属于朝廷，而不属于节度使，可实际上各州府均被节度使控制，甚至不少州府的长官也由节度使兼任，留州与宋史并无区别。这样一来，上贡的财税屈指可数，节度使却聚敛无度。财税的征收包括铜钱、粮食、布帛等多种形式，其中最重要的是铜钱。当时朝廷和藩镇在军队中普遍实行募兵制，士兵完全脱离生产，与朝廷或藩镇建立雇佣关系，士兵为雇主卖命打仗，雇主给士兵发兵饷，这些职业军人本质上与今天拿工资的上班族没有区别。由于钱币方便购买生活用品，当时绝大多数士兵要求以铜钱作为报酬，结果谁拥有更多铜钱，谁就有能力笼络更多士兵，操控军政，呼风唤雨。财税三分显然更有利于藩镇聚敛铜钱，这就成为藩镇割据的经济基础。正因如此，赵匡胤于964年和965年接连发布两道诏书，规定地方征收的铜钱除了一部分留给州府做经费外，其余的一律上缴朝廷，宋史制度被废除，财税三分制变成了二分制。

如此抢夺藩镇的钱袋子，赵匡胤就不怕节度使造反？当然怕，所以赵匡胤做了妥协。尽管州府要将自用经费以外的财税全部上缴，可是自用经费有多少，全由州府说了算，州府完全可以虚报经费，更何况，当时绝大多数州府的行政权还握在节度使手里，两道诏令充其量只是把各州府的铜钱收归在名义上挂在朝廷名下，藩镇并没有太大损失，自然不会有抵触情绪。可这就意味着，朝廷的国库依然没多进多少钱。不过别着急，赵匡胤还有后手，这一次，他动用了金融手段。早在唐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在大宗贸易中越来越依赖铜钱作为支付手段，可是铜钱笨重，运输携带极为不便。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社会上出现了非钱业务，在京经商的商人可以将大量铜钱交给节度使的驻京办事处，然后拿着办事处开出的票据到相应的藩镇取款办事，这种汇兑业务就是非钱。通过飞钱，藩镇吸纳了巨额铜钱，操控金融大发横财。唐朝政府虽屡下禁令，但由于飞钱符合市场需求，因此屡禁不止。一心收夺藩镇财权的赵匡胤当然不会放纵节度使靠飞钱敛财，但也知道再下禁令于事无补，他干脆自己做起了飞钱业务。970年，赵匡胤在开封开设便钱务，规定商人可以将铜钱交给国库，然后由便钱务发给票据，商人凭票到各州府取款。由于此前赵匡胤的两道诏令已经使地方财税全部以流州名义挂在国家名下，为便钱务提供了法律依据，而且便钱务成立时，大规模的节度使迁调罢免工作已经开始，自顾不暇的节度使既不敢也无力公然反抗。这样，国库不断吸纳商人的铜钱，而各州府以流州名义虚报截留的铜钱却被商人兑换走，地方的铜钱变相流入了朝廷的国库。在专业化的金融手段和其他各项政策的配合下，制其钱谷完美收官。

失去行政权和财政权的藩镇，兵权自然也握不长久。961年，赵匡胤要求藩镇淘汰军队中的老弱病残，提升精锐士兵的个人等级。为了以养兵的名义截留更多财税，雇佣更多士兵，各大藩镇踊跃响应，却没想到因此掉进赵匡胤的陷阱。965年，赵匡胤正式下令收编地方军队，要求藩镇将全部精锐士兵报送入京。由于有了4年前的准备，朝廷早已掌握了藩镇精兵的实际人数，使得藩镇无法瞒报。就这样，全国的精锐部队被征集到首都开封，藩镇军队走向衰落。随着几十万大军聚集京城，军费开支成了难题。为此，赵匡胤专门创建了剩员编制，安置军中的老弱病残，剩员只拿一半兵饷，不负责打仗，只负责修路、修河等公共工程。这样既提升了军队战斗力，又减轻了朝廷的负担，还保证了被淘汰的士兵不会因断了收入而造反。这套渐进政策最终使赵匡胤和平收编了藩镇军队，不动声色地落实了收夺地方权力的三大纲领，使宋朝摆脱了五代时期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困局。

但赵匡胤并没有因噎废食，为了使军队保持活力，他仍授予边镇将领诸多特权，边将可以照旧截留地方财税，甚至可以公开从事边境贸易，以此来壮大边镇财力，提高军队战斗力。赵匡胤对边将也给予充分信任，不掣肘、不猜忌。正是在这样的特别待遇下，当时的边镇出现了14位名将，其中甚至还有在开国之初被罢去禁军兵权的高级将领。可见，在赵匡胤时代，收夺兵权、防范生变和授予兵权、保持活力并不冲突，但宋朝的后继者一味强调猜忌、制约武将的祖宗之法，导致宋朝常年武功不振、软弱可欺，这实在是念歪了经。

说到这里可以看到，通过一系列集权化的人事调整和制度改革，赵匡胤终于暂时坐稳了皇位，在没有自废武功的前提下，避免宋朝迅速沦为第六个短命小朝廷。不过天下尚未统一，五代弊政也远没有废止，赵匡胤又是如何在五代战乱的废墟上，搭建起宋朝登峰造极的文治，并深刻影响宋元明清近千年的社会经济的呢？这个问题就留在下集中再做解答。

今天为你介绍《宋太祖传》下半部分的内容。

上集中我们讲了，宋太祖赵匡胤在建立宋朝后，通过一系列集权化改革，逐渐走出了五代乱世。下集我们来看看，赵匡胤在避免宋朝沦为第六个短命小王朝后，开创了什么样的文治武功，这些功绩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深刻影响。

这里仍然分三部分进行讲述：

第一部分，赵匡胤如何奠定两宋登峰造极的文治基础；

第二部分，赵匡胤如何确立了此后千年间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

第三部分，围绕赵匡胤继承人的问题，真相是什么。

首先讲第一部分，赵匡胤是如何励精图治，为宋朝登峰造极的文治奠定基础的。

宋朝建立之初，南方的割据政权主要有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和漳泉，北方除了北汉，还有被它的宗主国辽朝占据的幽燕地区等待收复。为实现统一，赵匡胤继承了周世宗定下的先南后北战略，优先消灭南方诸国。赵匡胤认为，自唐朝中期开始，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加上五代战乱频仍，中原王朝无力与劲敌辽朝展开决战，因此只有优先统一南方，才能获取足够的经济资源支持宋朝，最终完成统一。

按照先南后北的战略，赵匡胤于963年发动统一战争，到976年去世前夕，宋朝已经消灭了绝大部分南方政权，残存的吴越和漳泉即将献土归附，北方的北汉也在宋朝的连续打击下奄奄一息，甚至连曾经不可一世的辽朝也频频示好，希望与宋朝和平相处，天下一统已成大势所趋。

与武功相比，具备基本儒学素养的赵匡胤文治不仅毫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这里以推行司法改革、开创宽仁风气和制定新经济政策为例，来讲述赵匡胤的文治成就。

先来看司法改革。五代时期，和行政权、财政权一样，司法权也往往掌控在武人手里，这些人要么不熟悉法律，要么没有公平执法的概念，因此导致当时司法领域存在一个突出特点，这就是有法不依、随意执法，动辄就判处重刑。赵匡胤本人也曾是这样的武人，后周时，他曾攻克南唐的滁州城，并对该城实行军事管制。为了加强治安，赵匡胤一口气捕获了100多名盗贼，准备全部处死。当时正给赵匡胤做幕僚的赵普，却认为应该对盗贼一一审讯，然后才能定罪。赵匡胤接受了建议，经过审讯发现居然有很多人是被冤枉的。这件事给赵匡胤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因而在做了皇帝后，赵匡胤便吸取教训，采取了慎刑态度，尤其对死刑非常谨慎。961年5月发生的荆州案，就是其中的代表。

荆州位于今陕西省东南部，宋初，荆州有个老汉名叫马从启，为人忠厚，可是他的大儿子却是个泼皮无赖，不仅为祸乡里，甚至还谋害自己的族人。马从启实在拿这个儿子没辙，只好与妻子和次子一起把大儿子杀死了。按照宋初法律，马从启夫妻是以父母身份杀掉作恶多端的儿子，应该被判处一年半到两年有期徒刑，马家次子作为从犯也罪不致死。然而，荆州行政长官在明知法律条文的情况下，仍然故意以谋杀罪处决了一家三口。这让赵匡胤大为恼火，他不仅罢黜了荆州长官，还将这名长官流放到海岛，在全国上下引起巨大轰动。四个月后，赵匡胤发布诏令，要求各地平反冤假错案，国家的司法状况开始朝好的方向发展。

为了进一步完善司法体系，赵匡胤一面组织官员根据社会变化修订法律、编撰成法典施行统一，一面不断推动司法机构改革。五代时期，各地民事审判机构普遍遭到破坏，负责审理民事案件的几乎都是军事法庭。赵匡胤将这些军事法庭一一裁撤，重新在各地设立民事司法机构，由文官执掌。赵匡胤还规定，地方政府如果要判决死刑案，就必须将审判的卷宗上报中央，中央的大理寺对案件依法决断后报送刑部复核，刑部审核无误，才能将案件转交给宰相机构中书门下做最后的裁决。以死刑复核制为代表，宋代的司法体系在赵匡胤时代初步形成，宋人重视证据的司法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

以慎刑为中心的司法改革，体现了赵匡胤宽仁的执政理念，这一理念还进一步塑造了宋朝开明的政治风气。赵匡胤生性豁达、胸襟宽广，这一性格深刻影响了宋初的政治环境。作为赵匡胤首席谋臣的赵普，对此最有感触。在宋初的一系列重要决策中，赵普发挥的作用举足轻重。964年，赵普正式出任朝廷里唯一的宰相，而且一当就是10年，足见赵匡胤对赵普的信任和倚重。赵普为了国事，经常顶撞赵匡胤。有一次他提议任命某人为某官，赵匡胤不同意，第二天，赵普又奏此事，赵匡胤仍然不答应，第三天，当赵普再度强硬地提出这一议题时，赵匡胤大发雷霆，将赵普的奏章撕裂，一把摔在地上。赵普却神态自若，缓缓捡起奏章，回家后修补完整，第四天又呈到赵匡胤面前，这次赵匡胤终于批准了赵普的奏章，赵普推荐的这个人后来也非常称职。还有一次，某位官员立了功，赵普建议按规定提拔，可是赵匡胤因为不喜欢这个人，便怒气冲冲地拒绝了，赵普毫不妥协，声称赏罚是天下的，不是陛下你一个人的，赵匡胤气得扭头进了皇宫，赵普就追到宫门口等着，最后赵匡胤只好答应了赵普的请求。可见军人出身的赵匡胤脾气很不好，动不动就发怒，却能够容忍甚至接受反对意见，这种政治上的宽容，不仅体现在赵普个人身上，更反映在对整个宋朝政治环境的塑造上。

相传，赵匡胤在太庙里藏了一块石碑，碑上刻了三条誓言，第一条说不得对周世宗的子孙动用刑罚，纵然他们谋反，也只能在狱中赐死，不得公开处决，更不能株连亲属；第二条说不得杀害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最后一条说，赵氏子孙如果违背前两条誓言，就要天打五雷轰。这三条内容被称作太祖碑誓，关于太祖碑誓是否真实存在，自古以来就有争议，不过，学者们普遍认为，太祖碑誓的内容确实反映出宋朝真实的政治环境，这离不开赵匡胤本人奠定的基调。

在我国历史上，自公元五世纪开始，新王朝建立，都要诛杀前朝退位的皇帝和皇室成员，这成了一个血腥的政治传统。赵匡胤继位后，却没有诛杀周恭帝，甚至连南汉、北汉、吴越等国投降的君主也安享晚年，这项政策被赵匡胤的继承者们发扬光大，作为后周宗室后裔，柴氏子孙始终受到优待，以至于小说《杨家将》里的柴郡主、《水浒传》里的柴进，都被说成是柴氏后人。500年间的政治杀戮至此结束。相比之下，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的影响就更大了，除了贪官污吏，赵匡胤确实没有杀过文臣，更没有因为别人的言论不合己意而杀人。后来，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逐渐成为宋代皇帝和官员的共识。比如，在变法派和反对派斗争异常激烈的宋哲宗时代，曾有变法派官员建议皇帝诛杀反对派，宋哲宗却表示自己要继承祖宗遗志，绝不能杀戮大臣。正因为有了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这样一条祖宗之法，士大夫才有了安身立命之本。学者们普遍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明的王朝，正是这种开明将宋朝的文治推向顶峰，而开明的奠基，正是宋太祖赵匡胤。

慎刑和宽仁影响的还只是宋代一朝，赵匡胤制定和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则影响了此后近千年的中国历史。第二部分就来讲，赵匡胤的政策是如何改变我国此后千年间的社会经济形态的。

赵匡胤的新经济政策主要包括两个，一个是不抑制土地兼并，另一个是振兴商业。首先来看不抑制土地兼并的土地政策。不抑制土地兼并，就是国家不再干预土地的自由买卖。从秦汉王朝开始出现，不让土地过分集中在私人手中，以致动摇国家权威，是政府的基本倾向，绵延了大概1000年之久。这里以唐朝前期实施的均田制为例，在均田制下，政府按人口给农户分配土地，土地的产权并不完全属于个人，通常不许自由买卖，这样一来，土地兼并被大大放缓，农民只能依附政府，为政府提供稳定的税源和兵源。但到了中唐时期，均田制就失效了，一方面，国家的剥削压迫并不轻，小农经济极为脆弱，稍有风吹草动，农民就会大量破产逃亡，再招揽新人耕种，行政成本太高；另一方面，普通农民遇到婚丧嫁娶或天灾人祸，急着用钱，也希望出售土地，握有社会财富的特权阶层也热衷于购买田产，而让佃地农民租种自己的土地，真实的市场存在，国家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土地私有和买卖自由，放弃对农民的直接控制。

赵匡胤建立宋朝后，中央集权重新加强，不过他没有退回抑制兼并的老路，而是选择顺应时代潮流，接受时代观念，成为第一个公然声称不抑制土地兼并的皇帝。966年，赵匡胤下诏宣布，战乱过后，由国家控制的荒地，不再以国有土地的形式颁授，而是对社会全面开放，谁开垦就归谁，甚至免去开荒者租税，这等于放弃了土地国有化的传统手段。969年，赵匡胤又要求私人买卖土地时，需要到有关部门进行公证，由有关部门向买卖双方出具盖有官印的契约，并收取一笔手续费，这一次，朝廷不仅不再反对土地兼并，而且还做起了土地买卖的公证人，不抑制土地兼并的土地政策正式以法律形式获得确认。

赵匡胤这一系列做法被宋代后继者们继承，到了北宋中期，私有土地已占全国土地的98.63%，此后的近千年里，历代王朝再也没有全民性的国有土地政策，土地私有得以确立，由此产生了正反两个极为深远的影响。先来看反面的影响，放任土地自由买卖后，土地按照经济规律快速集中，贫富分化加剧，容易诱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这成为后来元、明、清三代王朝更替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过，不抑制土地兼并也有非常正面的影响，由于国家放弃干预土地经济，农民的人身依附减弱，得以自由流动，有些流向地广人稀的区域，把精细化的农业技术带到那里，促进了农业发展，另一些人则流入商业部门，商品经济开始从宋代走向繁荣。

自秦国商鞅变法之后，历代王朝遵循重农抑商的政策，在士、农、工、商四大传统身份中，商人的地位最低，哪怕是在以开放性和国际化著称的唐朝，商人也备受歧视，比如商人不许骑马，穿衣服不能超过限制，商人子弟不能参加科举，甚至不能做官。即便是有限的商业活动，政府往往也加以管控，例如，唐代只允许在州、县以上的中心城市中设立市场，而且市场和居民区要分开，市场外有围墙，还有军队把守，早上开放，傍晚关闭，其他时段或者地点的商业活动，都属于违法行为，这就是所谓的坊市制度。不过到了唐代中叶，市场需求和规模随之不断增大，坊市制开始松动，当时的乡镇出现了自发的市场，称作草市，城市中也出现了夜间经营的夜市。五代战乱频仍，从朝廷到藩镇，士兵都是领工资的职业军人，维持军队就需要大量的货币，从现实角度出发，放任商业的发展，从中征税可以直接解决军饷问题，大大有利，因此，五代时期，各方势力设有专门征收商税的机构，位于东南沿海地区的政权，更是利用地理优势，大力鼓励海外贸易，从中获得巨额利润。

宋朝建立后，赵匡胤认识到商税的重要性，于是推出了振兴商业的四个新政策。第一个新政策是提高商人的政治地位。960年，也就是宋朝开国当年，赵匡胤下令各地关卡不得随意扣留、刁难商人，对铜钱之外的货物不得搜查，商人地位提高体现在开封罢市事件中。赵匡胤有一名非常宠信的特务叫史珪，不少商人被史珪诬告犯法，甚至丢了性命。967年5月，开封的商人突然在大白天集体罢市，抗议史珪的迫害，赵匡胤得知消息后，立刻组织调查，随后下诏书表示会为商业出台专门法律，到时犯法的就会严惩，而公布法律前的违法行为，则一概既往不咎。赵匡胤还因为这事疏远了史珪，可见在赵匡胤心中，商人已经不再是可以予取予求的贱民了。

第二个政策是开放经营限制。宋初，赵匡胤下令草市贸易都要顺从民间的便利，官府不予干预，草市合法后，乡镇市场迅速崛起，与大中城市一起，构成了全国商业的市场网络。到了965年，赵匡胤又规定不得禁止开封城里的夜市，每逢元宵、端午、七夕这些节日，城中的夜市甚至会通宵达旦，到北宋中期，坊市制彻底瓦解。

赵匡胤振兴商业的第三个政策是设置市舶司，推动海外贸易。五代时期，南方沿海政权就积极鼓励海外贸易，以此来增加财政收入。971年2月，赵匡胤派遣潘美率军进入两广，攻灭盘踞当地的南汉政权，并任命潘美出任广州最高行政长官。到了6月，赵匡胤在广州设立了一个全新的机构——市舶司，来专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市舶司的长官市舶使由潘美兼任。从市舶司成立之快、规格之高可以看出，赵匡胤对海外贸易极为重视。市舶司的重点任务是吸引外国商人，为了鼓励海外贸易，赵匡胤甚至规定要举办大宴欢送离港的商船。后来，宋王朝在更多的港口设立市舶司，整个宋代，与中国建立海上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多达50多个。

赵匡胤振兴商业的最后一项新政策就是提出商税则例。五代时期，商业税的征收十分苛重混乱，这成为商品流通的一大障碍。960年开国伊始，赵匡胤就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通行全国的商业税务法规《商税则例》，并要求各地的商税税务部门都要公开张贴。

在赵匡胤四项振兴商业的政策的影响下，宋代商业空前繁荣，到了北宋末年，已经有了《清明上河图》中繁荣的城市商业场景，商人的数量也急剧增加，仅开封城里，向官府贷款的商户就多达27万。这一切促使财政结构在宋代发生了变化，宋朝时，商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迅速提高，通常占比约10%到20%，极端时甚至高达50%。宋朝的海外贸易也赚得盆满钵满，到北宋中期，宋朝每年从海外收入中获得财政收入50万贯，到1159年的南宋，增额已高达200万贯，占国家财政收入的20%。商品经济繁荣，巨型商业城市兴起，商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持续增高，出现于宋代的这些经济变化，成为此后元、明、清三朝社会经济发展高峰时的一种常态。

可以说，在赵匡胤掌权的16年里，五代时期禁军兵变和藩镇割据这两大顽疾被基本消除，宋朝即将完成统一，司法和政治领域开启了宽仁之风，经济领域实行了影响深远的新政策，但由于他突然去世，使得许多事业尚未完成，这可能是他名声不如秦始皇、汉武帝和唐太宗的重要原因。

围绕赵匡胤的去世和皇位继承人问题，从宋朝就流传着金匮之盟和烛影斧声的说法，那么，赵匡胤究竟是怎么去世的，皇位继承的真相又是什么，这便是本书最后一部分要讲述的内容。

976年，赵匡胤以50岁壮龄突然去世，第二天他的弟弟赵光义继承皇位，是为宋太宗。为什么宋朝的第二任皇帝是赵匡胤的弟弟，而不是儿子呢？这和赵匡胤与赵光义共同的生母杜太后有关。961年，杜太后病逝，相传她在临终前向赵匡胤指出，后周之所以被宋朝取代，就是因为周恭帝年龄太小，国家没有年长又富有政治经验的长君，因此，杜太后要求赵匡胤去世后，将皇位传给弟弟赵光义，赵光义再传给小弟赵廷美，赵廷美再传回赵匡胤的儿子赵德昭，并让赵普在自己面前写成盟约，藏在一个金匣子里，这就是金匮之盟，“金匮”就是金匣子。关于金匮之盟是否存在，即便存在盟约里到底写了什么，历来有争议，本书作者认为，金匮之盟应该是历史事实，其中的内容就是皇位三传，而传回赵匡胤的儿子赵德昭。

在战乱频仍的五代时期，改朝换代异常频繁，为了保证政权的稳定，人们普遍认为国家应拥立长君，“长君”既指年龄偏长，又指政治经验丰富、能力出众，只有这样的人做皇帝，才能应付五代时期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因而老皇帝让亲儿子靠边站，而把皇位交给弟弟、养子，在当时并不是新鲜事。赵匡胤即位之初，五代帝政一个都没解决，人人都相信宋朝不过是第六个小朝廷，要尽量延续小朝廷的寿命，自然要让长君当皇帝。杜太后去世不久，赵光义就担任了开封府尹，也就是开封府的行政长官，按照五代惯例，出任首都行政长官的宗室，往往被当做继承人培养，而宋朝宗室的官位等级，也始终遵循着赵光义、赵廷美、赵德昭的次序，这一切都与金匮之盟的顺序相符。

不过，赵光义的继承人地位并不牢固，在朝中，有不少人并不支持兄终弟及的继承原则，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宰相赵普。本来赵普与赵光义的关系非常密切，可因为赵普反对立赵光义为继承人，二人竟闹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赵普屡次向赵光义发动进攻，一度占了上风，可赵匡胤的态度就耐人寻味了。973年，赵普被免去宰相之职，赵光义受封晋王，位在宰相之上，看起来，赵匡胤在竭力维护赵光义的准皇储地位，然而赵匡胤又在尝试扶持自己的儿子。976年2月，吴越国王入朝，按照惯例，赵匡胤本应该派赵光义前去迎宾，可这次他却改派自己26岁的长子赵德昭，到了3月，赵匡胤又起身前往故乡洛阳，表示想要迁都于此，洛阳城刚刚经历了一次大修，主持大修的是赵匡胤次子赵德芳的岳父，此前赵匡胤离开开封，都会让赵光义留守京城，然而这次赵光义却被要求随同前往洛阳，在开封苦心经营多年的赵光义意识到，赵匡胤可能要借迁都摆脱甚至减除自己的势力，因而极力阻止迁都，迁都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到了10月底的一个深夜，赵匡胤突然驾崩，这让很多人联想到他与赵光义之间微妙的关系，于是宋人纷纷在自己的笔记里留下烛影斧声的记载。关于烛影斧声的传说，宋人有多个版本，这里介绍流传最广的一个。相传有个道士预言，赵匡胤在10月底的一个大雪之夜去世，当晚大雪纷飞，赵匡胤急召赵光义入宫，然后屏退左右对饮叙旧，席间赵匡胤盛情劝酒，赵光义却不胜酒力，起身避席，二人的身影被烛光映衬在窗户上，这就是烛影，后来，赵匡胤又手握一柄柱斧，一面戳着地面，一面大声说道：“好为之！”这便是斧声。当天夜里，在赵光义离开皇宫后，赵匡胤就去世了，赵匡胤的皇后便命心腹宦官去召小儿子赵德芳入宫，可是宦官却跑去晋王府，叫来了赵光义，就这样，赵光义成了大宋王朝的第二位皇帝。这一版烛影斧声源自南宋史学家李焘的著作《续资治通鉴长编》，尽管李焘捏合了多种史料，删去了不合理的内容，但故事仍然疑点重重，烛影斧声是否真实发生，赵光义是否杀兄篡位，这是永远也解不开的谜团，但这一切都没有影响到政治平稳和社会安定。赵匡胤去世后，皇位顺利交接，没有发生兵乱和流血，无论是年龄、政治经验和实际能力，还是准皇储的身份，赵光义确实比赵匡胤的两个儿子更适合继承宋朝的基业。此后，北宋皇位一直在赵光义的子孙中传承，直到南宋时，因为宋高宗绝后，赵匡胤的后人才得以重新继承皇位。

尽管宋太祖赵匡胤在位只有16年，却为立国300余年的宋朝刻上深深的烙印，加强中央集权，使宋朝脱胎换骨，再没有因兵变改朝换代，也再没有出现军阀割据、混战；宽仁开明的政治风气，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君主专制，不仅形成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局面，更为宋朝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奠定了基础。而赵匡胤抑制武将的做法，也被后继者们过度强化，最终导致了宋朝武功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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