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史事考》：制度变革的致命误判，维新派与守旧派生死局的深层剖析

今天要为您解读的书是《戊戌变法史事考》，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茅海建。

清光绪24年，即公元1898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一年农历4月，光绪皇帝颁布《定国事诏》，正式启动变法。随即，清廷下达了一系列指令，内容涉及裁撤冗余机构和官员、重用维新派、改革科举制、设立新学堂、训练新式军队、兴办工商业等。其改革幅度之大、速度之快，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由于当年是戊戌年，这场改革运动就被称为“戊戌变法”。结局我们都知道，三个月后，以慈禧为代表的清廷守旧势力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抓捕和杀害维新派领袖，戊戌变法仅仅持续了103天即告夭折。

应该说，这场变法的起点和终点是清楚的，但具体过程，尤其是政变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一直扑朔迷离。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领袖声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守旧派对变法强烈不满，令光绪帝倍感压力。情急之下，光绪帝给康有为下了道密诏，要他想办法。于是，康有为着手策划兵变，并派谭嗣同劝说袁世凯出兵，包围慈禧居住的颐和园。袁世凯表面答应，转身就去告密，慈禧闻言立即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并大肆抓捕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侥幸逃出生天，以谭嗣同为代表的“戊戌六君子”，则血染菜市口，成了为近代中国变法流血的第一批仁人志士。

由于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当事人，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所以长期以来人们都相信这套叙事。然而，随着档案材料不断被历史学家挖掘出来，事情渐渐呈现出另一番面貌。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在很多关键性问题上，康梁的说法都存在疑点。如果不理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无法揭示戊戌政变的真相。

为此，著名近代史学者茅海建花了5年半时间，从北京、东京、台北等地搜集大量档案材料，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推出这本《戊戌变法史事考》。他以扎实的证据和精细的考证，揭开了缠绕在这场宫廷政变周围的重重迷雾。例如，光绪帝的密诏并不是给康有为的，他也没有囚禁慈禧的意图，袁世凯告密也不是政变的原因。事实上，慈禧是在光绪帝一系列举动的刺激下发动政变的，其最初目标只是逮捕康有为，只是到后来，袁世凯告密的消息传到北京，慈禧才将矛头对准所有维新派，进而废除了变法运动。可以说，通过茅海建教授的一番梳理，慈禧太后为什么要发动政变，戊戌变法又是如何夭折的，才更为清晰地呈现到世人面前。

那么下面我将围绕四个关键性问题，来讲述这本书。第一个问题，政变前光绪皇帝是不是一个傀儡？第二个问题，皇帝和太后有哪些摩擦，她真的想杀慈禧夺权吗？第三个问题，慈禧政变的直接导火索到底是什么？第四个问题，政变是如何不断加码，演变成颠覆整个变法的政治清算的？

先讲第一个问题，政变前光绪皇帝是不是一个傀儡？这要从“训政”这个词说起。1875年初，同治帝驾崩，慈禧太后让醇亲王把儿子载湉过继给咸丰帝，然后继位，视为光绪帝。当时光绪帝才四岁，无法处理朝政，于是王公大臣请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按照同治帝幼年时的惯例垂帘听政，也就是训政。到了光绪帝年满16岁，慈禧表示将择日举行亲政大典，让皇帝亲政。以光绪帝生父醇亲王奕譞为首的王公大臣很清楚，这是慈禧放出风试探舆论，并非真的要归还大政。于是在群臣的极力挽留下，慈禧又训政数年，直到1889年，也就是光绪15年，光绪帝大婚，慈禧才正式退休，去颐和园养老了。但慈禧其实是退而不休，因为通过对政治分配格局的调整，她仍然掌握着很大权力，这集中体现在两个制度上，即事前请示制和事后报告制。

所谓事前请示制度，就是说凡有重大事件，光绪帝都要先向慈禧太后请示，获得同意。那什么算重大事件呢？范围很广，重要官员的任免、关乎国计民生的决策，全都包括在内。戊戌变法期间，就能否开办京师大学堂一事，光绪帝都让军机处先请示慈禧再做决定，可见其谨慎。这是书面请示，更多的情况则是面谀，即当面获得指示。自道光帝以来，清朝皇帝如果没有紧急事务，每天早上都要向母亲请安，咸丰帝、同治帝皆如此，光绪帝也不例外。据清宫档案披露，在戊戌政变那一年的前七个月，光绪帝与慈禧同住一处的时间超过2/3。除了特殊日子一大早要去主持祭祀仪式外，其余时候光绪帝都会准时请安。请安完毕，光绪还经常伺候慈禧用早膳或晚膳，有时候还陪着看戏。换言之，慈禧太后有大把时间听取光绪帝汇报工作，并作出指示。实际上，那份启动戊戌变法的《定国侍诏》，就是光绪帝向慈禧当面请示后颁布的。从这个角度讲，变法是获得慈禧同意的。

再来看事后报告制度。从档案看，光绪帝能独立批阅奏折、主持早朝，军机处也都是按照皇帝的意思拟定谕旨，这说明亲政后的光绪帝拥有日常处理政务的权利，并且一直在履行作为皇帝的职权。可慈禧太后还留了一手，那就是重要奏折及其相关谕旨，军机处必须在当天呈报给慈禧过目。据作者考证，戊戌变法期间，几乎所有重要奏折以及光绪帝的处理决定，慈禧太后都能够及时看到。所以对于变法的动态，她是随时跟进和掌握的。不难想见，光绪帝每写一条朱批或发一道口谕，都能感受到老太后那一道犀利的目光，这样他还能放开手脚推动改革吗？

对光绪帝的处境，作者打了个比方，说他犹如坐在玻璃房里办公，慈禧太后虽在远处，但仍能瞧个清楚。当然，再透明的玻璃房也会有暗角，光绪帝还是有一定操作空间的。他毕竟是皇帝，有权决定哪些奏折重要，哪些不重要，不重要的就不必呈给慈禧。从戊戌变法期间的表现看，绝大多数奏折，包括反对变法、批评维新派的奏折，光绪帝都没有隐瞒。不过如果内容过于极端，为了避免刺激慈禧，光绪帝也会压下来。举个例子，湖南举人曾连写了封9000多字的条陈，通过都察院送到光绪帝手上，曾连极力攻击变法，并要求以叛逆罪诛杀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领袖。这个条陈，光绪帝就没有上报慈禧。这表明政变前的光绪帝，既不是有名无实的傀儡皇帝，也不像雍正、乾隆那样能独揽大权、乾纲独断，他和慈禧太后实际上形成了某种权力分工，即光绪帝对政务有处理权和决策权，慈禧则握有监督权，双方由此保持着微妙的政治平衡，这也是戊戌变法得以展开的重要前提。

可出人意料的是，光绪24年8月初六上午，也就是变法启动后的第103天，慈禧太后由于认定光绪帝和维新派密谋夺权，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将变法强行终结。这就奇怪了，究竟是什么因素使慈禧打破政治平衡，并且要用如此激烈的手段呢？这就要讲到第二个关键问题，皇帝和太后有哪些摩擦，他真的想杀慈禧夺权吗？

本书作者经过研究指出，从7月19日开始，光绪帝和慈禧确实发生过多次摩擦，但要说光绪帝想杀慈禧，则是一种传言，事后考证并无根据。先讲光绪帝和慈禧的摩擦，一般认为是光绪帝的一系列举动，让慈禧感到两人间的政治默契出现了裂痕，其导火索是光绪帝未经请示，做了两个重大决定，一是罢免礼部官员，二是让维新派进入军机处。

罢免礼部官员的起因是，礼部主事王照写了个条陈，建议光绪帝和慈禧一起出访日本，此番言论在当时属于惊世骇俗，礼部尚书怀塔布觉得不妥，不仅拒绝代奏，还弹劾王照偏激。谁料光绪帝认定怀塔布是在打压异己，违反朝廷广开言路的指示，在7月19日，把他跟另外五名礼部堂官通通革职。礼部领导层被一锅端了，皇帝一口气撤换六名高官，这在清代是不多见的，相当于掀起了一场政坛风暴。光绪帝的用意是杀鸡儆猴，警告守旧派不要阻挠变法。

第二天，即7月20日，光绪帝又做了个决定，任命维新派重要人物杨锐、林旭、刘光第和谭嗣同为军机章京，这就是著名的“军机四章京”。军机章京是什么职务呢？简单讲就是秘书的秘书。自雍正帝设军机处，替皇帝草拟谕旨、传达指令的任务就落在了军机大臣身上。鉴于政务繁忙，而军机大臣人手有限，所以又配备了军机章京给他们打下手。军机大臣并无决策权，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秘书，作为军机大臣的秘书，军机章京的权力就更有限了，他们连皇帝的面都很难见着。从这个角度讲，光绪帝的任命似乎没什么大不了，问题出在“未经请示”四个字上。不知是何原因，罢免礼部六名官员、任命军机四章京，这两个决策，光绪帝事先都未曾请示，而是事后报告。按清代制度，一旦皇帝颁发谕旨决定，即不可更改，慈禧太后意见再大，也无权推翻既定事实，这可能会使慈禧产生一种光绪帝先斩后奏的印象，从而心怀不满。

接下来，更要命的事情发生了。到了7月29日，光绪帝竟然当面顶撞慈禧，这可是破天荒头一遭。这一天，光绪帝去颐和园请安，同时请求慈禧批准开懋勤殿。懋勤殿位于乾清宫西南，雍正、乾隆、嘉庆三帝曾在此读书、批阅奏折，光绪帝想恢复这项制度，并挑选一些人才进殿办公，专门处理变法事务。不用说，这些人都听命于光绪帝，因此举事关重大，必须获得慈禧太后首肯。慈禧太后立刻警觉起来，懋勤殿，好熟悉啊，一股康有为的味道。原来，早在变法开始前，康有为就在《上清帝第六书》中提议设立制度局，该局同样设于宫中，处理皇帝下达的各项指令，并只对皇帝负责。制度局的人员不受官品限制，只要皇帝看重的皆可任命。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康有为这是想用制度局取代军机处，军机大臣们岂能上当，他们在许多方面都能让步，唯独坚决抵制制度局。慈禧是站在军机处一边的，道理很简单，军机大臣多为受慈禧信任的满清权贵，如礼亲王世铎、兵部尚书刚毅、礼部尚书裕禄，他们也是慈禧监控光绪帝、影响朝政的重要工具。现在光绪帝提出的开懋勤殿，其功能跟康有为的制度局几乎一模一样，这是变着法儿抢班夺权呢。

本书作者指出，如果说罢免礼部官员、任命军机四章京挑战了慈禧的权力，那么开懋勤殿则会动摇其权力基础，后果显然更加严重。一旦成功，光绪帝就能绕过军机处，最大程度地避开慈禧太后的监控，慈禧能答应吗？肯定不能。据说7月29日当天，慈禧和光绪展开了激烈争论，慈禧新账旧账一起算，把罢免礼部堂官的事也翻出来加以指责，说到气头上，老太后威胁光绪帝做事别太过分，否则皇位不能保。为什么是据说呢？因为如此激烈的宫廷冲突，是不会载入正史的，历史学家只得根据史料推断。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开懋勤殿被慈禧太后否决了。当天慈禧还逼迫光绪帝把康有为赶出京城。在慈禧看来，光绪帝近来的种种举动，都是受康有为蛊惑，这是不能容许的。慈禧一贯的立场是，能影响光绪帝的只能是她本人，其他人都得除掉。

光绪帝对此是有感觉的，变法启动后，他曾发布上谕，命康有为赴上海办理实务，报名义上是主持变法的宣传工作，其实是让他出京避风头。谁料康有为赖着不走，光绪帝则装不知道，结果风声传到慈禧耳中，传言还称，康有为经常出入深宫，同光绪帝密议。以清代宫廷制度之严格，这是不可能的，但慈禧太后不管不顾，抓住这一点质问光绪帝，皇帝只好保证同康有为划清界限，永不相见。8月初二日，光绪帝明发上谕，责令康有为立刻离京，不许耽搁。清代皇帝发布谕旨有几种方式，有的不对外公开，明发上谕则是以内阁名义公开发布，所有人都能看到，所以它带有昭告天下的性质。光绪帝明发上谕，让康有为快走，就是给慈禧看的。康有为呢，他故技重施，拖着不走，对此慈禧也没有深究，毕竟大事上边，光绪帝还是听话的，翻不了天。

可既然如此，慈禧又何必发动政变呢？历史学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重新投回7月29日，也就是光绪帝和慈禧直接冲突的那一天，大家都想知道，除了服从慈禧的旨意，光绪帝有没有做过一些小动作。还真的有，冲突发生后的第二天，即7月30日，光绪帝召见了一个人，谁呢？军机四章京之一的杨锐。光绪帝给杨锐下了道朱笔上谕，杨锐藏在衣带间带出宫，所以这道上谕又称“衣带诏”。衣带诏说了些什么呢？从前人们是根据康有为提供的版本了解的，这个版本说，光绪帝在衣带诏里表示，太后不愿意变法，朕几次劝谏，太后都听不进去，朕连皇位都快保不住了，现在朕命令康有为同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这四名军机章京秘密筹划，设法相救。就是说光绪帝当着慈禧的面承诺驱竹康有为，转过身却悄悄下旨，告诉康有为自己处境险恶，要他设法营救，至于怎么营救，解释空间可就大了。于是一种说法流传开来，光绪帝暗示康有为密谋兵变。从维新派的表现来看，似乎就是这么回事。

杨锐接到衣带诏后，维新派多次密商对策，康有为决定走一招险棋，派谭嗣同策动袁世凯。为什么是袁世凯呢？因为他手里有兵。当时京津地区有三支清军主力，其中以袁世凯驻扎在天津小站的新建陆军战斗力最强。袁世凯又和维新派早有联络，而且光绪帝还召见过袁世凯，把他从正三品的直隶按察使晋升为正二品的侍郎。本书作者认为，光绪帝意在拉拢袁世凯为己所用，对维新派来说，这无疑是个利好消息，袁世凯如果感念圣恩，站到光绪帝一边，接下去的事就好办了。

于是，8月初三日晚，谭嗣同前往袁世凯在北京的住所，向他出示了所谓衣带诏，谭嗣同提议袁世凯率军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并杀死慈禧宠臣、袁世凯的顶头上司直隶总督荣禄，这就是“围园劫后”计划。袁世凯表面答应，谭嗣同一走就向荣禄告密，出卖维新派，慈禧太后由此发动政变。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是大众熟知的历史说法，但史学界对此是有疑问的，主要集中在两点，衣带诏是不是真的，袁世凯有没有告密。

先看衣带诏的真伪。由于事后人们在档案中找到了衣带诏原件，可以确认这是光绪帝亲笔所写。问题是康有为动了手脚，这体现在两个细节上。第一个细节，衣带诏就是给杨锐本人的，没康有为什么事儿，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杨锐做过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他能当上军机章京同张之洞的举荐分不开，按照晚清官场的规则，他就是张之洞的人。光绪帝把衣带诏交给杨锐，可能就暗含着请军机四章京跟张之洞一起想办法的意思，可康有为把衣带诏的接收人改为他自己，杨锐只是转交，而康有为拿到衣带诏后，就召集维新派想办法。第二个细节，光绪帝要想的办法并非营救自己，而是在不致福逆圣，即不激怒慈禧的前提下，继续推动变法，光绪帝还指示想出办法后写成奏折，由军机大臣代递。前面讲过，军机大臣多为慈禧亲信，重要奏折还要上报慈禧，如果光绪帝是要军机四章京密谋，怎么会允许军机大臣经手呢？所以根据衣带诏原件，光绪帝没有搞兵变的图谋，他提拔袁世凯应当理解成从长远考虑为将来布局，而不代表立即要有所行动，倒是维新派擅作主张，改变了事情的性质，光绪帝完全被蒙在鼓里。

再来看袁世凯有没有向荣禄告密。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告密是存在的，但这并非政变的导火索，为什么呢？因为时间上来不及。我们知道政变是8月初六日上午发生的，假如袁世凯告密是导火索，那么消息最迟在初五日晚传到慈禧那边，可是根据袁世凯的行踪判断，消息不可能传的这么快。首先，8月初三日，谭嗣同与袁世凯在北京法华寺相见，他们谈完已经是深夜了，由于荣禄人在天津，而北京城门早已关闭，袁世凯出不去，他只有等到第二天，也就是初四日一大早坐火车去天津。当时北京发往天津的头班火车是早上六点，行程约三个半小时，袁世凯下火车后赶往直隶总督官署，又要花两三个小时，见到荣禄应该是中午了。由于这件事涉及宫廷斗争，极端敏感，两人肯定要仔细商量，这一来，袁世凯就很难赶上下午三点返回北京的末班车。换言之，初四日当天，他回不了北京。问题是第二天清晨，袁世凯还要觐见光绪帝，就升任二品侍郎一事聆听训示，这是事先定好的，错过的话性质相当严重，所以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初四日那天，袁世凯绝对不敢出京。那能不能向慈禧告密呢？不能，清代官场等级森严，以袁世凯当时的地位和权限，绝不能直接去找退休多年的皇太后。初五日清晨，袁世凯按时觐见光绪帝，随后坐火车离开北京，这也证明他还没有向任何人透露风声，慈禧更不可能知道，不然以慈禧雷厉风行的作风，政变会一定提前到初五日发生，而不会再等一天。

据学者考证，袁世凯于8月初五日下午抵达天津，当晚见到荣禄，并告密。荣禄要将消息传递给慈禧太后，有两种方式，一种最快捷就是发电报，不过电报的发送、接收和翻译都由专人负责，层层转手走漏消息的几率很大，荣禄不敢冒险。另一种是写乘密折坐火车去北京，交给慈禧的亲信大臣，比如庆亲王奕劻，由他代奏。这样的话，不管派人送还是亲自送，都只能坐初六日上午六点的火车，约09:30到北京，慈禧看到密折最快也得是中午，而这一天早上他已经发动了政变，所以袁世凯告密确实不是政变的导火索。

那政变的直接导火索到底是什么呢？第三部分我就为你来说明。本书作者认为，政变与御史杨崇伊有关，他的奏折击中了慈禧，刺激他发动夺权政变。杨崇伊这个人观念保守，早在变法前就曾针对维新派的举动多次上奏，由康有为发起，意在传播变法思想的强学会，就因为杨崇伊的弹劾被封禁。光绪帝信任的改革派官员侍读学士文廷士也遭到其弹劾，被革职。变法启动后，杨崇伊搜罗罪证写成奏折，再次向维新派发起攻击。这封奏折于8月初三日下午由军机处送到颐和园。变法以来，守旧派的攻击不绝如缕，从这个角度看，杨崇伊的奏折也没有什么特别，可杨崇伊不愧为罗织罪名的高手，一番操作就把问题说得十分严重。奏折里说，康有为先是勾结侍读学士文廷士办强学会被禁，后又勾结革命党孙中山搞大同学会，成天诽谤朝政，变法后，康有为竭力培植党羽，用心险恶。最近我又听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即将访华，皇上受康有为蛊惑，很可能会把伊藤留下，委以重任，让一个日本人把持朝政，这不是勾结境外势力谋夺我大清江山吗？杨崇一由此提议，请皇太后恢复训政，力挽狂澜。

杨崇一说，康有为勾结文廷士也好，勾结孙中山也罢，都是老黄历了，文廷士已经被革职，孙中山被清廷通缉，流亡海外，连康有为、光绪帝也已明发上谕，责令他即刻离京，这些都不会让慈禧紧张，真正引起她警觉的是，光绪帝将重用伊藤博文的消息，这可是新的政治动向。今天的读者或许会奇怪，光绪帝重用伊藤博文怎么可能呢？其实放到当时的情景中自有其道理。甲午战争失败后，颇有些人认为，日本实行明治维新使国力大增，是其获胜的关键，因此清朝应当向对手学习，实施改革，维新派就大力鼓吹这个观点，戊戌变法的诸多举措也效仿了明治维新。巧的是，变法开始不久，明治维新元老伊藤博文辞去首相职务，前往中国游历，他的来访引起朝野内外的浓厚兴趣，尤其维新派希望他能为变法出谋划策。光绪帝也决定于8月初五日在勤政殿召见伊藤博文。勤政殿这就耐人寻味了，清朝皇帝见各国使节，通常安排在紫光阁，这里也是皇帝接见藩国共使的地方，这就颇有把各国使节当做番邦蛮夷的意思，大清王朝虽然被列强们打得头破血流，却不肯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势，总想变着法儿居高临下一番。至于勤政殿，那是皇帝举行早朝的地方，蛮夷没资格去。光绪20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弟弟亨利亲王访华，按惯例，光绪帝应在紫光阁接见，可为了表达清朝有改革之意，光绪帝将会面安排在勤政殿，这引起了广泛议论，之后光绪帝将接见外国使节放在不那么敏感的文华殿，舆论逐渐平息。此次光绪帝又要在勤政殿召见伊藤博文，内中蕴藏着什么玄机，一时流言四起，坊间传闻，光绪帝将聘请伊藤博文为顾问，指导变法，这个信息让慈禧坐不住了。

8月初三日当晚，她做了个非同寻常的决定，明天一大早就离开颐和园，返回她在紫禁城边上的居所西苑仪銮殿。为什么说这个决定非同寻常呢？因为按清代制度，皇太后出行要准备车马仪仗和护卫，阵势大规矩多，快到紫禁城了，皇帝还要亲自迎接，这些都要提前几天通知，以便准备。可这一次慈禧是临时起意，仓促成行，可见杨崇一的奏折对她造成了很大影响，她决定亲自坐镇监督光绪帝。

8月初五日，光绪帝在勤政殿召见伊藤博文，会见持续15分钟，光绪帝说的全是套话，重用伊藤博文的传言不攻自破，慈禧于是决定第二天返回颐和园。从紫禁城到颐和园超过15 km，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单程要走3~5个小时，很是折腾，假如慈禧此时打算恢复训政，不会这么快回去，局势似乎缓和下来。可就在这之后，慈禧得到了一份报告，这使她改变主意，暂时不回颐和园，这份报告就成为推动政变的最后一张多米诺骨牌。报告的具体时间不得而知，本书作者推测，应当在8月初五日下午到初六日早上之间，报告的内容是康有为还在北京，并且同光绪帝保持联系，更敏感的是，康有为去日本公使馆见过伊藤博文，两人密谈良久。在慈禧看来，这不就证实了杨崇一的控告吗？好哇！康有为果然图谋不轨，慈禧勃然大怒，当面要求光绪帝将康有为抓起来，送刑部审问，光绪帝表示抗拒，慈禧遂出示杨崇一奏折，采纳其恢复训政的建议。

8月初六日早朝，慈禧与光绪帝共同召见军机大臣，光绪帝发布口谕，宣布皇太后恢复临朝听政，也就是训政，通常就把这一天，光绪24年8月初六日，即公元1898年9月21日，作为戊戌政变的爆发日。不过一开始，慈禧太后的目标是有限的政变，有一个不断加码、逐步升级的过程，最终从一场宫斗戏，演变成颠覆整个戊戌变法的政治清算。第四部分我就来讲述这个过程。

作者注意到，政变当天，慈禧下令抓的只有两个人，工部主事康有为和他的助手弟弟康广仁。康有为早就听到风声溜了，维新派另一名领袖梁启超见势不妙也溜了，康广仁被捕之后一天，慈禧没有再抓人，直到她接到荣禄密报，康有为、谭嗣同等竟然策动袁世凯搞兵变，企图包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这下有问题的就不仅仅是康有为，而是整个维新派了，慈禧的打击面急剧扩大。8月初8日，慈禧下令步军统领衙门逮捕了七名维新派官员，包括军机章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主持铁路和矿物的张荫桓，御史杨深秀、侍读学士徐致靖。13日军机四章京，再加上康广仁、御史杨深秀，总计六人及著名的“戊戌六君子”，未经审判就在北京菜市口被杀。慈禧太后那么着急杀人，是因为担心外国干涉和私人营救。

先讲外国干涉，这要说到康有为的同乡张荫桓，康有为就是他介绍给军机大臣翁同和，再由翁同和向光绪帝引荐的。慈禧厌恶康有为，恨屋及乌，自然非常讨厌张荫桓。政变后，慈禧想抓康有为问罪，可康有为非常警觉，事先就感到气氛不对，赶紧跑去上海，被英国驻上海领事保护起来。这下慈禧把气撒到张荫桓头上，命步军统领衙门将其逮捕，照慈禧的意思，既然康有为跑了，那就拿他弟弟康广仁和举荐人张荫桓当替罪羊。没想到张荫桓搞洋务出身，又出使过英、美、日等国，是少数几个了解西方的清朝官员之一，戊戌变法期间，张荫桓主持铁路和矿物，经常同洋人合作，深受赏识。各国公使普遍认为，相比于跋扈无知的满清官员，张荫桓好打交道，是维新派的标志性人物。因此他被捕后，英国和日本都表示关切，还在北京的伊藤博文连同日英两国公使向清廷施压，明确警告清廷不许杀人，慈禧只好让步，将张荫桓流放新疆了事。

再来讲私人营救，政变发生后，湖广总督张之洞积极营救他曾经的幕僚杨锐。张之洞向军机大臣王文韶和裕禄表示，这件事承办康有为这样的首恶就可以了，不宜株连太多，何况杨锐并不是康有为党徒，两人还有很深的矛盾，他又恳求直隶总督荣禄出面保释杨锐，连主持审讯的慈禧宠臣庆亲王奕劻，张之洞都找了。据说庆亲王还真被说动了，有意为杨锐开脱，可对慈禧来说，杨锐参与了维新派策动兵变的密谋，这是不可饶恕的，为了阻止张之洞等人的营救行动，也为了防止列强继续干涉，慈禧不惜违背大清律，不经刑部审判、三法司会审和皇帝裁决，就下旨处死戊戌六君子，这种做法，连以狠辣著称的雍正帝都没干过，慈禧对维新派的痛恨可见一斑。

收拾完维新派，慈禧又将矛头对准改革派，就是那些主张改革，又不像维新派那样激进的官员，他们并没有卷入维新派的密谋，不至于有杀身之祸，但仕途算是完了。8月18日，礼部尚书李瑞芬、总理衙门章京、刑部主事张元济，以及在湖南积极推行新政的陈宝箴、陈三立、熊希龄等，被悉数革职，永不叙用。与此同时，光绪帝推出的一系列变法举措被相继废除，例如，维新派用来鼓吹变法的报纸《实务报》被关闭，新闻界受到严格管控，为鼓励工商业而设立的农工商总局被撤销，已取消的八股取士制度得到恢复。到这一步，戊戌变法算是彻底终结了。

可慈禧太后还不放心，她要斩草除根，以绝后患，方法就是牢牢地掌控住皇帝。她将光绪帝软禁在西苑瀛台，并对服侍他的太监进行了一番整肃。8月19日，慈禧亲自审讯了14名太监，将其中四名杖毙，也就是用棍子活活打死，另外十人被责打100板或200板，打完了带上枷锁，终身囚禁。慈禧以此警告光绪帝身边的太监，谁还敢背着太后耍花样，绝没有好下场。从此，光绪帝的一举一动，就完全处在慈禧的掌控之中。

慈禧一度还动过废黜光绪帝的念头，这么说有证据吗？有的，早在8月初10日，也就是政变发生后四天，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说，朕身体不适，命内外陈宫选派名医进京会诊，专治社会，皇帝生病属于绝密信息，如今却大张旗鼓地公开病情，这太耐人寻味了。接下去的举动意味更明显，9月初四日，内务府奉慈禧之命，将名医们的会诊报告下发六部九卿，报告显示，光绪帝从五官到胸腹，再到腰腿都不舒服，简直浑身是病，这分明是昭告天下，以光绪帝的身体已经无法履行皇帝的职责，这是公然为废立皇帝做舆论准备。

令慈禧太后恼火的是，列强又插手了。这里要说一下，英、美、日等列强对戊戌变法持同情态度，他们希望变法后的清政府在处理外交事务时能有所改善，列强也关注由变法而起的高层权力变动，因为这关系到他们对华政策的调整。相比于慈禧，列强认为光绪帝更开明，也愿意向西方学习，所以在两人的政治角力中，列强普遍倾向于光绪帝。政变发生后，各国公使很快得到了光绪帝被软禁的消息，光绪帝病情的公布更让他们感到不安，觉得慈禧很有可能会废黜皇帝，这是列强不想看到的。于是，在英法等国公使的干预下，清廷被迫同意让一名法国医生进宫，给光绪帝看病，诊断的结果，光绪帝患有肾病，需要调理休养，但不影响处理政务，这等于否定了大清名医的会诊报告。同时，英、美、法、德、意、俄、奥八国均派军进驻东交民巷使馆区，东郊民巷距慈禧居住的西苑不超过3 km，不能不令她有所忌惮。在这样的情况下，慈禧被迫放弃废黜光绪帝的图谋，一场更加剧烈的宫廷斗争戛然而止，但慈禧始终意难平，这就为1900年慈禧企图利用义和团驱赶洋人，给八国联军侵华埋下了伏笔。

至此，戊戌政变的起源、演变、经过和结果就都讲完了。梳理一下全过程可以发现，这场政变不是一口气完成的，它有一个不断升级、层层加码的过程。7月19日，光绪帝未经请示撤了礼部六名官员的职，20日，同样未经请示，任命维新派领袖杨锐等人为军机章京，这两个举动令慈禧不满，但隐忍不发。到7月29日，光绪帝请求批准开懋勤殿，慈禧断然拒绝，同时逼迫光绪帝将康有为驱逐出京。8月初三日下午，慈禧收到御史杨崇一的奏折，听说光绪帝将聘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主持变法，引起慈禧警觉，她迅速返回紫禁城亲自坐镇。初五日，光绪帝召见伊藤博文，并没有出格言论，慈禧放下心来，可忽然有报告称，康有为并未离京，并且鬼鬼祟祟，好像在搞阴谋，慈禧震怒，于初六日和光绪帝共同召见军机大臣，宣布恢复训政，并下旨捉拿康有为。不久，荣禄传来消息，维新派曾策动袁世凯兵变，企图包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慈禧怒不可遏，决定囚禁光绪帝，捕杀维新派，并将同情维新、主张改革的官员一律撤职查办，变法的各项措施也相继被废除。到这里，朝中的维新派及改革力量被清除干净，戊戌变法彻底失败。

总结来讲，问题的核心是慈禧逐渐失去对光绪帝的信任，导致两人之间的微妙平衡被打破，酿成政变。维新派不是政变的决定性因素，但他们的密谋改变了事情的性质，使慈禧将一场夺回最高权力的宫斗戏，升级成对整个变法的颠覆和政治清算，这恐怕是慈禧、光绪帝和维新派都始料未及的。由于政变过程一波三折，加上参与其中的各方势力从自身利益出发，抛出各种说法，致使政变刚发生就扑朔迷离，笼罩在迷雾之中。100多年来，历史学家为弄清真相进行了许多研究，本书作者拿出绣花针功夫，仔细梳理和比对史料，将政变前后每一天的情况都搞清楚，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本还原了政变的来龙去脉，所以本书出版后受到史学界盛赞，被认为是研究戊戌政变的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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