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簪缨世家：六朝琅琊王氏家传》：门阀政治的生存艺术，家族玩转六朝权力游戏的秘史

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书叫《簪缨世家：六朝琅琊王氏家传》，作者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肖华荣。

中国有句老话叫“富不过三代”，战国思想家孟子也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你留给子孙的恩惠，顶多传五代人就耗尽了。这两句话，代表了中国人对家族地位和家族财富的基本看法，他们认为家族地位和财富是很难长久持续的，总是在达到鼎盛之后急速衰落，整个过程通常到不了100年。

在这样的情况下，本书的主角琅琊王氏就显得非常特别了。琅琊就是今天山东临沂，王氏家族定居在这里，是一个簪缨世家。什么是簪缨世家呢？发簪和璎珞合称簪缨，在古代是达官显贵的代名词，簪缨世家就指那些世代为官的高门大族。

据统计，两晋南北朝300多年，仅五品以上官员，王氏就出过161人，另有八人被立为皇后，13人成为驸马，其数量远远超过同时期的其他氏族。更令人称奇的是王氏顽强的生命力。东晋后期政局混乱，进入南朝后，局势越发动荡，政权如走马灯般替换，朝政如此复杂，很多士族都因为站错队惨遭杀戮，一蹶不振，只有王氏子弟，任凭谁做皇帝，总能身居高位，一直到唐代，这个被认为已经没落的家族，还出过四名宰相。

所以本书作者认为，综合声望、权势、持续性等多项指标，琅琊王氏可以说是中国第一豪族。这本《簪缨世家》就揭示了他们如何在魏晋南北朝这350多年间发迹、崛起并左右逢源的，这当中又蕴含着怎样的生存哲学。我的讲述将分成三个部分进行：

第一部分，王氏的发迹过程及其生存哲学的形成；

第二部分，在西晋末年的动乱中，王氏家族如何走上了鼎盛；

第三部分，面对南朝的政治动荡，王氏家族又是怎样应对的。

好，下面讲第一部分，琅琊王氏的发迹过程及其生存哲学的奠定。

琅琊王氏起源于何处，因为史料缺乏已经无法考证了。我们只知道，汉宣帝时的博士谏大夫王吉举家迁到琅琊，所以人们通常把王吉算作琅琊王氏真正意义上的始祖。王氏在琅琊繁衍生息，逐渐成为比较有名望的士族。不过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后期，王氏的影响力基本局限于本乡本土，除了琅琊就没多少人知道了。

真正将家族名望抬高一个档次，使其具备全国知名度的，是一个叫王祥的传奇人物。王祥出生那年是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东汉王朝摇摇欲坠，而他在268年去世的时候，司马氏家族已取代曹魏建立西晋，原本的三国也只剩下东吴苟延残喘，天下一统指日可待。换言之，王祥生于乱世的开端，死于乱世的末尾，在乱世中度过了一生。可他不仅毫发未损，还步步高升，一直爬到了司空、太尉的高位。司空、太尉和司徒并称三公，是东汉以来三个最尊贵的官职，王祥一人占了俩，可见他的声望之高。

你可能要问，王祥都立了哪些功劳，让司马氏如此厚待他？答案出人意料：没有。因为王祥并不是个才能卓越的人，且家世平平，缺少人脉。他之所以仕途顺畅，凭借的其实是独特的生存哲学。

王祥的生母死得早，父亲娶朱氏为继室，朱氏为人严苛，派给王祥最脏最累的活，还经常责骂，王祥则逆来顺受，甚至加倍孝顺。一个寒夜，朱氏忽发奇想，想吃鲜鱼，王祥去河边捕鱼，见河水结冰了，于是脱掉衣服，用体温融化坚冰，这就是“卧冰求鲤”的故事，王祥以此名列24孝。汉代以来，孝顺是朝廷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俗称“举孝廉”，王祥把孝道发挥到极致，自然会受到官方的青睐。

魏文帝曹丕当政时，徐州刺史吕虔任命王祥为别驾，将他拉进了官场。别驾的职责是协助刺史处理政务，有半个刺史之称，吕虔很信任王祥，把大小事务都交给他，所以王祥从政的起点不算低，他干得也不错，在王祥的治理下，徐州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得到朝廷认可。随着资历的增加，王祥逐渐从地方进入中枢，成为能参与中书决策的大臣。

公元258年，王祥负责给刚刚被司马氏扶上位的小皇帝高贵乡公曹髦上课，这可是帝王师啊，古代士大夫梦寐以求的荣耀。王祥的官越做越大，声望越来越高，可风险也是成倍增加。高贵乡公曹髦不甘心做傀儡，一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后，他带人去袭击权臣司马昭，结果兵败身死。这下可糟了，因为司马昭会怀疑曹髦是不是受人挑唆的，比如他的老师，王祥的处境瞬间变得十分危险。

关键时刻，王祥在朝廷上痛哭流涕，自责地说：“曹髦走上邪路，是因为老臣没有教育好，罪过都在我呀。”这话听上去是在哀悼曹髦，其实传达了两层含义：第一层，曹髦袭击司马昭是不对的，被杀是咎由自取；第二层，没教育好曹髦是我这个老师的过错，而司马昭只是正当防卫。这显然是在给司马昭的弑君之罪洗地。司马昭何等聪明，当然听得出弦外之音，所以他不仅没有为难王祥，反而更加看重他，这都在王祥的计算中。他知道改朝换代是迟早的，自己不属于曹魏的核心圈，犯不着为他陪葬，稳妥的做法是不争不抢，顺势而为。王祥料定司马氏不可能只用亲信，也需要像他这种有名望的长者，司马氏标榜以孝治天下，而自己正是闻名天下的大孝子，用它来装点门面正合适。

果然，晋朝建立后，王祥被拜为太保，获封公爵，最终以八十四岁的高龄寿终正寝，这要比他的同辈人孙权、诸葛亮、曹丕等长寿得多。死前，王祥告诫子孙，一个家族想在乱世中保全子孙，就要时刻将家族利益放在首位，为家族续命，保持家族兴旺最要紧，别的都可以靠边站。王祥本人就是这么做的，他没有把宗族领袖的身份传给儿子，而是交给了同父异母的弟弟王览，因为王祥预感到，能成大器的将是王览的子孙，他是对的，后面要提到的王导、王敦等，全都出自王览这一支，他们把琅琊王氏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接下来就是本书的第二部分，琅琊王氏如何走向鼎盛了。

王祥晚年，政治环境越来越险恶，残酷的宫斗让士族子弟普遍感到幻灭，于是纷纷抛弃儒家转而信奉玄学。玄学以老庄哲学为核心，主张人在乱世中应当远离政治，保全自己，同时要及时行乐，不受礼教束缚，因为谁知道明天的纷争会不会把你吞噬呢？当时士族垄断着朝廷的选拔，他们心态的变化，自然改变了朝廷选官的标准，从看重儒术变成了重视玄学，一个人如果玄学修养深厚，得到士族拥戴，就可能获得高官。

琅琊王氏敏锐地捕捉到了风气变化，立刻投身玄学，涌现出了不少玄学名家，代表人物就有王览的孙子辈王衍。王衍相貌俊秀，聪明睿智，天生一副名士派头。小时候，他曾拜访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请教玄学，一聊之下，连阅人无数的山涛都对他赞叹不已。王衍确实有两下子，他钻研过《老子》和《庄子》，高谈阔论起来连绵不绝，如果有听众指出漏洞，他能随口更改，不露痕迹，以至于人们发明了一个成语来形容这种作风：信口雌黄。

随着名气日增，晋武帝司马炎征召王衍出任辽东太守，王衍婉拒，继续谈玄说理当他的名士，直到父亲去世才入朝为官。其实王衍的淡泊是装出来的，玄学之余，它只是获取名望和权位的敲门砖，一开始不做官也是为了抬高身价，一旦正式踏上仕途，他骨子里的功名心表现得比谁都强烈。

晋武帝驾崩后，晋惠帝继位，这个晋惠帝认知水平不高，有一次爆发饥荒，饿死了很多人，他听到报告居然冒出一句：“这些人为什么不去吃肉糜？”所以他当皇帝之后，朝政被皇后贾南风把持。当时太子并非贾后亲生，所以双方的关系十分微妙，王衍两头下注，把两个女儿，大的嫁给贾后的侄子，小的嫁给太子。后来贾后越来越强势，王衍立刻选边，强迫小女儿跟太子离婚，最终太子被杀，王衍的官职却不降反升。

到了公元291年，晋朝的诸侯王争夺朝廷的控制权，八王之乱爆发。这场动乱持续了7年多，无数人头落地，从贾后到元老重臣都难逃一死，唯独王衍度过一场又一场劫难，竟然还爬上了尚书左仆射这样的高位。他是怎样做到的呢？史书中没有记载，但想必他将王氏的生存哲学发挥到了极致。

公元305年，东海王司马越占领洛阳，成为八王中笑到最后的那个。司马越热衷玄学，对王衍十分敬仰，他加封王衍为司徒，经常讨教大政方针，这样，王衍成了司马越的首席谋士，协助他处理军国大事。

当时北方的匈奴趁八王之乱侵占大片土地，建立了汉赵政权，这对中原构成了巨大威胁。如何应对？王衍给司马越支了两招：第一招，任命亲弟弟王澄为荆州刺史，镇守长江上游，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镇守山东，司马越本人镇守洛阳，三方互为犄角，可进可退；第二招，接受另一位族弟王导的建议，派琅琊王司马睿渡过长江，镇守江东，作为大后方，王导随同前往。这样安排可以说是公私两便，既为抵御匈奴布了局，又让王氏子弟在朝廷内外占据了重要职务。难怪王衍得意地说：“这就叫狡兔三窟啊。”

可这只狡兔千算万算漏算了一条，司马越是个不成器的家伙，面对咄咄逼人的汉赵政权，司马越惶惶不可终日，决定放弃洛阳，率数万将士回到老家避难，可他中途病死，众人遂推举王衍为元帅。王衍当谋士还行，当领导是在勉为其难，他率领的大军被汉赵名将石勒追上，毫无斗志，瞬间瓦解，王衍沦为阶下囚，被带去见石勒。

为了活命，他辩解说自己崇尚老庄，并不贪图名利，身居高位，是不得已，他还劝石勒做皇帝，自己愿意效劳。一听这话，石勒火了：“好啊，你连脸都不要了，这还叫淡泊名利，骗谁呢？”他将王衍押入一间民房，晚上命人推倒墙壁，把他压死，算是给这位大名士留了个全尸。

纵观王衍一生，他用玄学博取名声和官位，是相当成功的，他善于见风使舵的技能，也为王氏保全富贵立下大功。为司马越出谋划策时，王衍同样精明，事情坏就坏在司马越死后，他成了这个集团的领头人。其实王衍并没有领导和组织才能，众人推举他，是因为他个性招摇，又能言善辩，显得很能干。这表明王氏子弟善于幕后策划，而不应当站到台前去当出头鸟，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维护王氏的家族利益。

这个教训，王衍的族弟王导牢记在心，时刻奉行。

公元313年，即王衍死后两年，汉赵大军攻入洛阳，杀晋怀帝，316年，长安陷落，西晋灭亡。这样，琅琊王司马睿就成了仅存的龙脉，一年后，司马睿在江东称帝，是为晋元帝，他定都建康，即今天的南京，拉开了东晋的帷幕。

前面讲过，派司马睿镇守江东是王导的建议，他本人也以首席谋士的身份一起渡江。王导比司马睿大九岁，又生于官宦之家，才干、见识和人脉都超乎群伦。同时，王导的族兄王敦控制了长江中上游，给位于下游的建康提供了牢靠的军事保障，司马睿能在江东站稳脚跟，依靠的就是王导的政治才能和王敦的军事实力。

先说王导这一边，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获取江东士族对司马睿的支持。怎么做的呢？当然是树立权威。公元308年上巳节，按照风俗，全体官民都要到郊外祈福，王导精心安排，到了那天，司马睿乘轿子出城，只见他头戴冠冕，身穿华服，神态庄重而自信，王敦、王导领着一众名士骑马相随，他们一个个气宇非凡，再加上隆重的仪仗队，威风极了。一行人所到之处，观者如堵，江东士族的领头人物纪瞻、顾荣也在人群中观望，他们感到晋室气数未尽，还有振作的希望。王导趁机让司马睿亲自登门，请纪瞻、顾荣做官，他们果然答应了。

西晋灭亡后，北方士族纷纷南渡到江东避难，王导认为这是一股可以利用的力量，他任用了100多位名士，其中包括日后的几位重臣，如诸葛恢、庾亮等。

再来讲王敦，西晋末年，人民流离失所，沦为流民，其中一部分组成了流民武装，这些流民武装活跃于长江中上游地区，从江西蔓延到湖北、湖南，他们打家劫舍、攻城掠地，对王朝统治构成了巨大威胁。王敦领兵在外镇压流民武装，通过几年努力，他平息了各地的内乱，并且把江州、荆州等战略重地都拿在手中，东晋这才能长治久安。

就这样，王导和王敦一内一外、一文一武，共同扶持晋元帝上位，他们的子弟和亲信也遍布朝野，民间开始流传“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意思是，东晋这半壁江山，是琅琊王氏和司马氏共治的，注意，王还排在马的前面，说明在民间看来，王氏比司马氏这个皇族更有权势。

王导心头掠过了一丝不安，现在政权、军权被王氏一把抓，王室的声望也盖过皇室，这等于把王氏推到了台前，王衍的教训可就在眼前呐。果然，王氏兄弟成为众矢之的，首先晋元帝就不甘心当傀儡，试图恢复皇权，其次，其他士族也不愿意王氏独揽大权，双方矛盾愈演愈烈，终于激出了王敦的造反。

王导怎么办呢？经过考虑，他站到了朝廷一边，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王导清楚，王室再强势也达不到独裁者的程度，王敦造反只会促使皇室和其他氏族联手，王室是无法抗衡的，为今之计，只有王导代表琅琊王氏站出来同王敦切割，并且亲手扑灭叛乱，有这份投名状才能保全整个家族。

叛乱平息后，王导又采取了两个措施以调整权力格局：一是放弃兵权，一心一意当丞相，好让其他士族放心，当然，王导也不能无视兵权，他的办法是联姻，经王导撮合，侄子王羲之娶了手握重兵的郗鉴之女，这个策略是成功的，好几次政敌想扳倒王导，都因为郗鉴反对而作罢；二是提出八字方针，“镇之以静，群情自安”，意思是当政者不搞事不折腾，权力在几个氏族之间分配，大家干什么都商量着来，保持政治平衡。

总结来说，王导是用放弃兵权、分享政权的方式，将王氏从台前拉回到幕后，度过了家族危机。此后，王氏子弟以此为行为处事的基本原则，这也是对王室生存哲学的调整和发展。

公元339年，王导逝世，享年63岁，琅琊王氏随着进入了下一个阶段，这是本书的第三部分内容，面对波诡云谲的政局，王氏子弟如何尽力保全富贵，又终于无可奈何走向衰落。

王导死时，王氏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大家族，子弟多了难免各有想法，有的寄情山水不问政事，有的比较积极，想建功立业，但万变不离其宗，隐身幕后，保全富贵是王氏子弟的基本信条。

王羲之的经历就很具有代表性，王羲之是王导的侄子，少年英才被寄予厚望，不过他一辈子拒绝进京，宁肯做地方官。45岁那年，王羲之出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会稽郡的辖区在今绍兴、宁波一带，原本有大片处女地，北方士族南渡后，为了避免同江东士族冲突，舍弃了太湖流域，转而开发会稽，王氏在会稽的田园尤其多，成为王氏子弟度假隐居的绝好去处。王羲之在会稽一直呆到死，他流连于山水风光，沉醉于书法艺术，还结交了许多名士，经常举行集会，著名的兰亭集会就发生在会稽山阴，会后，王羲之留下了中国书法史上的顶级神作《兰亭集序》。

当然，王羲之并非不关心政治，远离朝廷，其实是分析时局后的理性选择。王羲之时代权臣桓温强势崛起，为清除障碍，桓温杀了一批士族子弟，盛极一时的颍川庾氏就遭到了重创，一蹶不振，王羲之明哲保身，躲过劫难。王氏子弟大多采取相同的策略，与朝政保持距离，他们看得很透，以琅琊王室的权威和声望，自己总能获得一官半职，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何必冒着巨大的风险去搞政治呢？

和平时期，这种生存策略让王氏子弟显得很平庸，可一旦遭逢乱世，王氏子弟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这在跟其他氏族，例如陈郡谢氏的比较当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本来陈郡谢氏远远不能同琅琊王氏比肩，谢氏的崛起始于东晋中期，他们先是成功遏制了桓温的野心，迫使其到死都不敢篡位，紧接着谢安、谢玄叔侄在淝水之战中击败前秦，为东晋立下了不世之功，谢氏的地位由此飞升，成为顶级门阀，与王氏并称“王谢”。

可正因如此，在东晋末年的大乱中，谢氏子弟首当其冲，十几名优秀子弟被杀，谢氏如流星般急速衰落，反观王氏，城头变换大王旗，他们却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这其中，王导的孙子王昙首带了个好头。

公元403年，桓温之子、荆州刺史桓玄利用朝政混乱的机会起兵，很快杀到建康城下，晋安帝慌了神，派王昙首去劳军，其实是讨论妥协方案。王昙首呢，眼见桓玄势大，干脆助他进城，随后，经过一系列操作，桓玄逼晋安帝禅位，把皇帝的宝座让给自己。在禅位大典上，把国玺捧给桓玄的，正是这个王昙首，他因此得了一个“传玺人”的外号。

桓玄的皇帝没当多久就被刘裕推翻，晋安帝又被扶上位，这一来，王昙首的处境不就很危险了吗？所幸他的早期投资起了作用，原来刘裕年轻时生活窘困，有一次他因为借了豪门的钱还不上，被绑在大树上鞭打，恰巧王昙首路过，见刘裕气度不凡，认定将来一定是个英雄，就替刘裕还了债，并介绍他从军，刘裕由此开启了咸鱼翻身的历程。

刘裕武夫出身，在看重门第、强调玄学修养的东晋饱受歧视，唯独王昙首始终以礼相待，刘裕对他的感激之情是不言而喻的。现在刘裕当了皇帝，对王昙首投靠桓玄的事，不仅不追究，还给他加官进爵。

刘裕也不是司马氏的忠臣，下一步就是取而代之了。经过几年准备，公元420年，刘裕逼晋帝禅位，自建刘宋政权，禅让大典上的“传玺人”，刘裕最中意的当然是王昙首，只可惜他已经去世，只好用了谢氏子弟。万万没想到，仅仅过去50多年，王氏子弟居然又当上了“传玺人”，这一次是将国玺从刘宋政权转交给南齐政权。

刘裕登基后，王氏得到封赏，十几名子弟身居高位，经历了东晋末年的动荡，琅琊王氏几乎是唯一得以保全的氏族。到了王导的五世孙王俭，更是娶了宋明帝的女儿，成为驸马，宋明帝驾崩后，年幼的太子继位，朝政被权臣萧道成把持，不久，萧道成废掉小皇帝，扶持年纪更小的宋顺帝登基，萧道成自任大都督、太傅，把军政大权攥在手中，篡位已箭在弦上。

那么作为皇亲国戚的王俭何去何从呢？很简单，抛弃刘家，转投萧家，因为效忠皇室从来不是王室的传统，个人和家族利益最大化，才是他们的终极追求，这同陈郡谢氏形成了鲜明对比。起初，萧道成看中了资历更深、名望更高的谢朏，希望他领衔劝进，可谢朏始终一言不发，就是不带这个头，还是王俭看穿了萧道成的心思，他主动表示：“以您的功劳，怎可久居人下呢？”萧道成表面上加以制止，内心却是窃喜的，他立刻任命王俭为左长史，负责筹备禅让事宜，王俭不负所望，使出毕生所学，精心炮制了禅位诏书。

公元479年，萧道成逼迫宋顺帝让位，建立了南齐政权，禅让大典上“传玺人”自然由王俭担当。南齐也是个短命政权，20几年后就被萧衍篡位，南齐成了南梁，50余年后，南梁又被陈朝取代，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次改朝换代，充当“传玺人”的依然是王室子弟。从王昙首开始，这个角色几乎被王室承包了。

琅琊王氏为什么能在如此复杂的政局中存活下来，并且仍能身居高位呢？作者认为关键是认清了形势，东晋实行门阀政治，士族掌握实权，皇权相对衰落，进入南朝后，皇帝恢复权威，对士族有生杀予夺之权，王氏子弟及时调整心态，甘愿依附皇权，并且利用高门大阀的声望为皇权站台，南朝皇帝大多出身于武将，也乐得用王氏这样的大家族来充门面，所以双方实际上是互相利用、互相抬举的关系。

同时，王氏子弟也在暗中观察，每当王朝后期改朝换代的趋势明朗化，他们就毫不犹豫地抛弃旧主，站到新兴力量一边，根据王室的生存哲学，这样做是顺理成章的，并无心理障碍，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景象，大乱过后，民不聊生，达官显贵纷纷人头落地，只有王室依旧家大业大。

举个例子，梁武帝晚年爆发了侯景之乱，整个江东硝烟弥漫，公元551年，侯景攻入建康，把梁武帝活活饿死，自立为帝，当时在朝为官的王氏子弟，能跑的都跑了，只有尚书仆射王克留在城中，侯景也很看重琅琊王室的名望，王克被任命为太师，他也不推辞，甘当新政权的门面，后来陈霸先击败侯景，创建了南朝最后一个小朝廷陈朝，王克毫无愧色，继续当官，还做到了尚书右仆射。你看，这又是一个官场不倒翁。

本书作者算了一笔账，从王祥到王克，王室历经西晋、东晋、南朝，共计315年，子孙绵延11代，几乎代代出高官，那么一个生命力如此顽强的家族，为何还是避免不了衰落呢？这主要是因为不可抗力，也就是外部环境的变化。

公元588年，隋朝派50万大军分八路进攻江南，隋军如摧枯拉朽般强渡长江，攻入建康，消灭了陈朝，这宣告了南朝终结，中国重归统一，而新兴的隋唐帝国，核心力量是发源于陕西和甘肃的关陇集团，他们不需要江南士族充门面，失去了入朝为官的通道，琅琊王氏也随之边缘化，这是再高明的生存哲学都挽回不了的。

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琅琊王氏毕竟根深叶茂，子孙众多，所谓衰落，只是相对普通人而言，隋唐时期王室仍然有一定影响力，在唐代还出过四名宰相，权位一直保持到晚唐，这样算来，作为官宦世家的王室绵延了1000余年，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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