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燃希望》：珍·古道尔博士亲述非凡人生，与黑猩猩共舞的环保传奇

今天为您解读的书是《点燃希望：副标题是古道尔的精神之旅》。这本书是英国著名动物行为学家和人类学家简·古道尔博士的自传。简·古道尔又常译作珍·古道尔。她深入非洲丛林研究黑猩猩数十载，熟悉黑猩猩的一切。在公开演讲中，她总是喜欢用黑猩猩的语言和观众打招呼。也是她最早发现了黑猩猩也会利用和改造工具，这个发现一举打破了只有人类才会使用工具的观点，让我们重新思考何以为人。古道尔还被誉为动物保护界奔走的特蕾莎修女。她因为在黑猩猩研究和环境教育等方面的贡献，获封英国皇家女爵士，还获得了联合国和平使者的称号。

我们今天讲的这本《点燃希望》，就是古道尔对自己人生的一次回顾和总结。本书首次出版于1999年，共17章。古道尔从自己出生写起，满怀感情地讲述自己在野外与黑猩猩的相处与互动，也坦率地剖析了自己内心对人性、对人类未来的思考。《华盛顿邮报》评价本书说：“当古道尔描述她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工作，以及她为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所做的真诚努力时，我肃然起敬。”

下面，我将通过早年经历、研究黑猩猩以及环境教育这三部分，带你走进古道尔的一生。

先看看她的早年经历。珍·古道尔1934年出生在英国伦敦一个有着基督教传统的家庭。父亲是个商人，母亲万妮是名小说家。古道尔是家中长女，还有个妹妹。古道尔从小就热爱自然、热爱动物。她刚满一岁的时候，父亲送给她一只大猩猩毛绒玩具。这个玩具大猩猩名叫朱比利，得名于第一只在伦敦动物园出生的大猩猩。母亲的朋友们都担心朱比利会吓着年幼的古道尔，但小姑娘立刻爱上了朱比利，到哪都带着她。直到如今，朱比利依旧待在古道尔位于英国的家中。

一岁半的时候，小古道尔就把花园里的蚯蚓捡回家，放在床上，想和蚯蚓们一起睡觉。四岁的时候，古道尔和妈妈去奶奶的农场小住，对农场里下蛋的母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想知道母鸡身上哪有这么大的洞，能把鸡蛋生下来呢？为了弄清真相，小古道尔钻进了鸡舍，一动不动地等了四个小时，终于等到一只母鸡进来在窝里下了个蛋。她激动不已地跑回家，这才发现天已经黑了，家人找不到她，已经着急地报了警。看着兴奋不已跑回来的女儿，妈妈没有生气，而是耐心地听古道尔讲母鸡下蛋的故事。在之后的岁月里，妈妈一直都是古道尔最坚强的后盾。她鼓励古道尔追寻自己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她告诉古道尔要相信自己。

1939年9月，古道尔五岁半的时候，英国向德国宣战，父亲参了军，母亲则带着古道尔和妹妹住到了外婆家。外婆家在英格兰西南部的伯恩茅斯，毗邻英吉利海峡。后来古道尔的父母离婚，她在外婆家一直住到了自己成年。

古道尔的外婆是一个意志坚强、严于律己的人，把家里管理得井井有条。外公很早就去世了，留下了上千本藏书。年少时的古道尔喜欢看书，对文学、诗歌、《圣经》、哲学还有生物科学都充满了兴趣。她最喜欢的书之一，是美国作家埃德加·赖斯·巴勒斯的《人猿泰山》系列故事。主人公泰山的父母被野兽杀害，泰山则被非洲丛林里的猩猩抚养长大。古道尔对书中美好的丛林生活充满了向往，这也为她将来到非洲研究野生动物埋下了伏笔。

高中毕业后，由于家里没钱供她上大学，19岁的古道尔在妈妈的建议下，到伦敦接受秘书培训，因为秘书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工作，当然也包括非洲。结业之后，她做过秘书，也曾为一家制片厂挑选配乐。

1956年12月18日，来自好友克洛的一封信改变了古道尔的一生。克洛的父母在肯尼亚买了一座农场，邀请古道尔去做客。要去非洲，首先得凑够资金。收到信的当天，古道尔就辞职回到了伯恩茅斯的外婆家，好省掉房租。她又去餐厅当了五个月服务员，把工资和小费全部攒起来，一分钱也舍不得乱花。终于，23岁的她攒够了路费，孤身一人踏上了驶向肯尼亚的客轮。

在肯尼亚，古道尔先在克洛家的农场住了几周，然后在内罗毕找到了一份秘书的工作。人们注意到古道尔对动物的喜爱，一天，一个人告诉古道尔：“如果你对动物感兴趣，你得去找路易斯·利基。”利基出生于1903年，是肯尼亚著名古人类学家兼考古学家，是他证明了人类起源于非洲。凭借自己对非洲以及动物的了解，古道尔通过面试，在利基就职的博物馆谋得了一份工作。之后不久，她就跟随利基夫妇前往坦噶尼喀的奥杜瓦伊峡谷，参加考古发掘，寻找人类祖先的化石。

三个月的考古发掘结束的时候，利基对古道尔谈起黑猩猩、大猩猩。他认为，了解这些人类近亲在野生状态下的行为，有助于推测人类祖先的行为。利基的想法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但在当时是很有开创性的。利基告诉古道尔，就在坦噶尼喀湖东边的一个山区，人们发现了黑猩猩的活动踪迹，他希望能对这些黑猩猩展开研究。这项工作难度很大，首先没有前人的成果可以借鉴；其次，那个山区人迹罕至，地形崎岖，还有危险的动物出没。古道尔在心中暗想，什么样的科学家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呢？反正肯定不是没上过大学的自己。但是利基并不想找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研究者，他想要的是一个思路开阔、求知欲强、热爱动物且极有耐心的人，他可以不受传统科学理论的束缚。更重要的是，这个人能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远离文明，在丛林里观察和研究黑猩猩。而古道尔就是他心中的理想人选。

1958年，利基一方面把古道尔送回伦敦，学习灵长类动物的相关知识，另一方面着手筹集研究经费。这并不容易，人们觉得利基一定是脑子出了问题，否则为什么要让一个未经训练的年轻姑娘来做这项有一定危险性的研究。但利基不为所动，最后在一个美国商人那里得到了一笔种子基金，提供了古道尔在野外六个月的经费。但根据坦噶尼喀当局的要求，身为年轻女性的古道尔还必须带上一位欧洲同伴同行，以保证安全。还有谁比妈妈更合适呢？

1960年7月，古道尔和妈妈万尼抵达了贡贝动物保护区。我们的解读也将进入第二部分，古道尔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黑猩猩研究。贡贝位于今坦桑尼亚西部，1966年成为国家公园。古道尔和妈妈在贡贝的南部地区建立了营地，搭起了帐篷，陪同他们的还有一个厨子、一名森林动物保护员以及一名当地向导。所有人都觉得，这两个英国怪女人坚持不了几个星期就会打退堂鼓，但是他们都想错了。

其实一开始古道尔很焦虑，她虽然逐渐熟悉起贡贝的自然环境，但这里的黑猩猩很怕人，一看到她就跑了。古道尔不知道黑猩猩要用多长时间才能习惯自己的存在。如果资金用完，自己一无所获，利基将无法继续筹集到资金。更糟糕的是，到贡贝六周之后，她和妈妈又都得了疟疾，时而发高烧，时而冷得发抖。古道尔的身体刚恢复了一点，她就急切地出去寻找黑猩猩。

一天清晨，她爬上了帐篷对面的斜坡，发现了一块突出的岩石。古道尔管这块岩石叫山峰，它位于一道山脊上，是一个绝佳的制高点，可以看到自己的营地和北面的卡萨克拉。这个发现对于古道尔来说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天，她在山谷下发现了黑猩猩，它们正在吃无花果。古道尔用望远镜目送它们远去之后，她每天早上05:30起床，吃过早餐，就在天亮前爬上山峰观察黑猩猩。有时候她要等上好几个钟头，才能看见一只黑猩猩，这时要做的就是集中精力，因为黑猩猩经常是小群或者单只活动，悄无声息的。

渐渐的，古道尔对黑猩猩的生活方式有所了解，黑猩猩对她也没那么警觉。古道尔第一个有价值的发现是在抵达贡贝三个月后。那天早上，她上上下下爬了三个山谷，一只黑猩猩都没见着。到了中午，她疲惫地朝山峰爬去，突然看见一个黑影从前面的草丛中一晃而过。她认出那是一只成年雄性黑猩猩，因为下巴上长了白毛，所以古道尔给它取名叫灰胡子戴维。只见灰胡子戴维坐在一个白蚁种上，把一根草伸进洞里，隔段时间拿出来用嘴舔舔，然后再折一根草来用。显然，戴维在使用工具把白蚁钓出洞来吃。

几天之后，古道尔再次观察到黑猩猩把小树枝折断，摘掉上面的叶子，钓白蚁，这是实物改造，也是工具制造的原始行为。她对眼前所见感到难以置信。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只有人类才会利用和制造工具，并把制造工具作为区别人和动物的标志。古道尔用电报向利基汇报了观察结果，利基回答说：“啊，现在我们必须重新给人类下定义，重新给工具下定义了，否则我们就要承认黑猩猩是人了。”这一观察在科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有些人说古道尔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所以不太可能获得可靠的信息，还有科学家暗示说，是古道尔教会了黑猩猩怎么钓白蚁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一发现为古道尔争取到了国家地理学会的拨款。

古道尔还发现黑猩猩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还给黑猩猩们取了名字。麦克雷戈先生是一只好斗的秃头猩猩，长脸威廉满脸愁容，奥莉胆小，她的女儿吉尔卡像个小精灵。灰胡子戴维是最早接纳古道尔的黑猩猩之一，它帮助古道尔得到了其他黑猩猩的信任。戴维有个好朋友叫歌利亚，名字取自《圣经》中的巨人，不过黑猩猩歌利亚的体型并不特别大，它胆子非常大，是卡萨克拉黑猩猩群中的阿尔法雄性。

当时古道尔并不知道，给黑猩猩取名的做法在主流科学界看来是不妥当的，她应该用编号来称呼这些黑猩猩，描述黑猩猩的个性特征也是错的，因为科学界认为只有人类才有个性和情感。但和黑猩猩相处的时间越久，古道尔越是坚定地意识到黑猩猩和人类的相似性。黑猩猩也会推理和做计划，比如一只黑猩猩会坐下来左顾右盼，还故意在身上抓抓，然后它会挑出一根草，悄悄走到其他黑猩猩都看不到的白蚁冢那里去。她还发现黑猩猩会把其他东西加工成工具，比如把叶子揉成一团，充当积水的工具。此外，黑猩猩也会相互亲吻、拥抱、握手等等，它们会照顾家人和朋友，也很会记仇，有些仇能记一个多礼拜。

最令古道尔印象深刻的还是灰胡子戴维。戴维有时候允许古道尔跟在自己身后。一天，戴维离开小道，钻进小溪旁的灌木丛里，古道尔被路上的树木缠住了，她以为自己肯定跟丢了戴维，没想到戴维却在水边等着自己。古道尔走过去，捡起掉在地上的一颗油椰树果子，放在手心里递给戴维。戴维看了看古道尔，把果子拿了过去，又扔在地上，然后她轻轻地握了握古道尔的手。40多年后，古道尔依旧记得当时的场景，她被深深地打动了，她知道戴维明白自己的用心。

1965年，古道尔在剑桥大学获得了动物行为学博士学位，是该校第八位没有大学文凭却获得博士学位的人。8年后，她又成为斯坦福大学的副教授。

在生活上，古道尔也迎来了新变化。1964年，她和荷兰电影制片人和摄影师雨果·范拉维克结婚。雨果被国家地理学会派到贡贝来拍摄黑猩猩的纪录片，他和古道尔共同创办了一个研究站，还建立了一个香蕉供给站。灰胡子戴维把同伴们带来享用美食，雨果则趁机抢拍黑猩猩的影像，而这帮古道尔和雨果向国家地理学会申请到了更多的研究资金。1967年，两人的儿子格拉布出生。做母亲的体验，让古道尔对黑猩猩的母性行为有了更深的共情和理解，反过来，她也从黑猩猩身上学习育儿之道。她发现黑猩猩母亲的个性、她和子女以及群体其他成员的关系都非常重要。比如弗洛就是一个有爱心也有耐心的母亲，她的孩子在成年后和其他群体成员的关系就很融洽。而另一只雌猩猩怕心比较严厉，也不太关心子女，她的孩子长大后往往比较拘谨。

不过由于时常分居，再加上对一些事情存在分歧，1974年，古道尔和丈夫雨果离婚。次年，她与第二任丈夫德里克·布赖森结婚，德里克历任坦桑尼亚的农业部长、卫生部长、国家公园主任等职。

此外，在20世纪70年代，贡贝还发生了两件事，让古道尔极为震动。第一件事是研究营地里的学生被绑架。1975年5月的一个晚上，40多名恐怖分子乘小船从如今的刚果越过坦噶尼喀湖，绑走了三名美国学生和一名荷兰学生。绑架者不仅索要一大笔赎金，还索要武器。美国和荷兰支付了赎金，人质才得以释放。这件事让贡贝成了敏感地带，研究者们要前往都要获得政府的特别许可，如果没有丈夫德里克在政界的名望，古道尔在贡贝的黑猩猩考察工作可能就此画上休止符。

第二件事则源自古道尔对黑猩猩的新发现，它们会同类相残。从1971年起，贡贝的研究者们观察到了多起黑猩猩对同类的暴力攻击事件，有的是针对群体内部成员的。1975年，雌性黑猩猩帕辛和她的女儿攻击了群体中另一只雌猩猩吉尔卡的孩子，把小猩猩杀死，然后吃掉了。吉尔卡患有脊髓灰质炎，一只手腕的部分功能瘫痪，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古道尔和其他研究者怀疑，吉尔卡的第一个和第三个孩子也都是被帕辛杀死的。

还有的暴力事件是针对其他群体的黑猩猩的。其中一次，一只带着孩子的雌猩猩被属于另一个群体的雄猩猩发现并包围，当时这些雄猩猩正在自己领地边界巡逻。雌猩猩做出各种低声下气的姿态，她哼哼着紧贴着树干蹲下，还特别卑微地想去触碰其中一只雄猩猩，但那只雄猩猩猛地让开了，还用树叶使劲擦起被雌猩猩碰到的手臂。几分钟后，这群雄猩猩残忍地发起攻击，雌猩猩被打成重伤，她的孩子被打死了。

从1974年到1977年，贡贝的黑猩猩们还爆发了一场血腥的4年战争。古道尔一直跟踪研究的一个黑猩猩群体叫卡萨克拉群落。1972年左右，卡萨克拉的七只雄性黑猩猩以及三只带着孩子的雌猩猩在原本卡萨克拉群落领地的南部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新群——卡哈马群体，这就导致了卡萨克拉群落的黑猩猩们到不了南边的森林了。这两群黑猩猩在边界相遇的时候，会互相向对方发出威胁，冲突也不断升级。

1974年，一位研究人员目睹了卡萨克拉黑猩猩对卡哈马黑猩猩的一次严重暴力攻击。六只卡萨克拉雄性黑猩猩悄悄到了自己的南部边界，正好遇上了卡哈马的雄猩猩哥迪正在吃东西。戈迪发现敌人来袭，立刻逃跑，但还是被抓住了。卡萨克拉黑猩猩把戈迪按在地上拳打脚踢，足足打了10分钟才离开。后来研究人员再也没有看到过戈蒂，他应该是死了。这一事件拉开了4年战争的序幕。战争的结果是南边的卡哈马群体全军覆没，受害者往往遭遇到十到20分钟的残酷攻击，最后死了。只有三只没有孩子的年轻雌猩猩得以幸存，被获胜方的雄猩猩抢走了。这4年是贡贝历史上最黑暗的4年，对古道尔的冲击也极大。

在研究黑猩猩之初，她看到了这些灵长类动物如何相互关爱和帮助，但现在她发现我们的近亲和我们一样，本性上也存在黑暗面。她还发现一些雄猩猩，尤其是年轻的雄猩猩，会觉得暴力行为很刺激，他们会悄悄深入敌方边界，去观察自己的敌人，这种危险的好奇显然人类也有。

同样的，黑猩猩群体意识很强，对群体成员和陌生人的态度是不同的。这种非我族类导致的一次残酷攻击发生在歌利亚身上。歌利亚曾经是卡萨克拉群体的阿尔法雄性，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已经又老又瘦弱，完全构不成威胁。古道尔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跟着南边的卡哈马群体走。当歌利亚和卡萨克拉黑猩猩遭遇时，他躲在灌木丛里，被从前关系很好的五只成年雄猩猩拖了出来。歌利亚哇哇大叫，卡萨克拉一只未成年的猩猩则冲上来打她，还高兴地直叫卡萨克拉。黑猩猩对歌利亚的攻击持续了18分钟，他们对她又打又咬，还把歌利亚的一条腿拧来拧去。等到这群暴徒离开，歌利亚挣扎着想要坐起来，却失败了。古道尔和研究人员找了歌利亚一周，但再也没有看见过他。

古道尔在书里写道，卡萨克拉黑猩猩对卡哈马黑猩猩的攻击手段并不会在群体内部的打斗中出现，但在黑猩猩对付大型猎物时，这些手段很常见，能让猎物丧失抵抗能力乃至把猎物肢解，甚至有一次一个黑猩猩还喝了被攻击对象的血。就像人类在对同类施暴时会把同类非人化一样，卡萨克拉黑猩猩也彻底把自己的敌人非黑猩猩化了。

当古道尔公布贡贝黑猩猩相互残杀的第一手资料的时候，又一次遭到了同行们的批评。有人说这是古道尔胡编乱造的，还有一种声音认为，贡贝黑猩猩的攻击行为源自古道尔设立的香蕉供给站。古道尔在本书中指出，这种批评不是毫无理由，但是她也指出，科学家在非洲其他地方也观察到了类似的领地攻击行为。还有的科学家虽然承认黑猩猩中的暴力行为，但认为古道尔不应该公开这一事实，理由不是科学的，而是政治的。一个同行对古道尔说，这个观察结果会为不负责任的科学家和作家所用，用来证明人类天生就具有暴力倾向，所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声音，和时代背景有关。那还是20世纪70年代，人们仍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余波中，也在辩论侵略究竟是人的本性还是后天培养的结果。古道尔的研究结果无疑为这场辩论提供了燃料，但对她来说，她的工作只是为了理解黑猩猩。如果说黑猩猩让我们看到人性中阴暗的一面，我们是否也能从黑猩猩身上明白爱来自何方呢？

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友爱而非暴力才是一个黑猩猩群落里的主旋律。它们会相互拥抱，在害怕或者兴奋的时候会伸出手相互抚摸，有时候还会亲吻对方。黑猩猩不仅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牢固，没有血缘关系的黑猩猩之间也能彼此帮扶，甚至牺牲自己。古道尔认为，这些关爱互助经过进化，也根植于黑猩猩的遗传基因中。

不仅如此，黑猩猩还知道在剑拔弩张时如何化解矛盾。如果两只黑猩猩打了起来，挨打的常常会走到打人的面前，做出屈服的姿态，比如弯腰在地上爬，或者伸出手表示恳求，而打人的一般都会在挨打的身上拍拍，甚至亲吻拥抱对方，这事儿就算过了。荷兰一家动物园里有一只年老的雌猩猩还特别擅长当调解员。当两只成年雄猩猩发生冲突后，他们分开坐着，还避开和对方有目光接触。这只雌猩猩就会先给其中一只梳毛，一边梳，还一边向另一只雄猩猩靠拢，被梳毛的雄猩猩就会跟着挪动。这时候雌猩猩就会丢开第一只猩猩，转而给第二只梳毛，再重复之前的挪动。最后两只雄猩猩已经近到能被雌猩猩同时梳毛，雌猩猩就悄悄离开。这时候两只雄猩猩都已经平静了下来，于是互相梳起了毛，还是好兄弟。

这些案例让古道尔想到，如果黑猩猩能控制自己基因中的侵略倾向，化解矛盾，那我们人类也能。而作为更有智慧的生物，我们的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也比黑猩猩伟大得多。

1980年，古道尔的第二任丈夫德里克罹患癌症去世，古道尔在英国陪伴了德里克最后的岁月。之后她重返贡贝森林，和黑猩猩治愈了。她和黑猩猩们在一起，古道尔常常感到放松和宁静，和自然融为了一体。人类的一切情感在自然世界里变得渺小，但又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升华。

很多科学家都是无神论者，崇尚理性和逻辑，但和他们不同，古道尔既相信进化论，也相信上帝。她深信有一种精神力量的存在，她也许叫上帝、婆罗贺摩或者其他神明的名字。这听来挺矛盾的，但古道尔认为，我们人类是进化成现在的样子，还是造物主创造出来的，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未来的发展。我们是否还要继续相互伤害，伤害自然和地球上的其他生命，我们是否能找到办法和自然和谐相处，这些才是事关人类未来的重要问题。

接下来第三部分，我们将讲述古道尔的工作重心如何逐步转向环境保护和教育的。

1986年，古道尔出版了《贡贝的黑猩猩》一书，芝加哥科学院为了庆祝这本书的出版，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内容涉及到了环保问题。在20世纪初，黑猩猩的数量还有200多万，这个数字在20世纪后半叶已经下降到了150万不到。由于人口增长，森林不断遭到砍伐，黑猩猩的领地不断被侵蚀，数量不断减少，很多种群由于规模太小，已经没法避免近亲繁殖了。此外，人们还会出于商业的目的捕杀黑猩猩，猎人把黑猩猩做成肉干，当成野味卖出去，还有人杀掉母猩猩，把小猩猩卖给人当宠物，或者卖给医学研究机构做实验。这些实验室里的黑猩猩住在长宽高都只有半米左右的笼子里，被人类用来做肝炎或艾滋病相关的实验。

了解到这些情况的古道尔开始四处奔走，她自己的简·古道尔研究所就致力于支持非洲的黑猩猩和其他非洲野生动物研究，改善被捕获、囚禁的黑猩猩和其他动物的生存环境。1991年，她还创立了根与芽的组织，专门针对青少年进行环境教育。

有人说，古道尔应该帮助非洲人，而不仅仅帮助动物。但对古道尔来说，这不是一个二选一的选择题。她在非洲建立了几个禁猎区，尽可能让当地人参与，比如雇佣当地人、购买当地人的水果蔬菜，这也间接拉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此外，禁猎区还可以开发旅游项目，肯尼亚和乌干达的禁猎区后来都实现了自给自足。

而对于实验用动物，古道尔明白动物实验目前还是无法避免的，但我们应当减少这些动物所承受的不必要的痛苦。在古道尔和其他动物权利倡导者的努力下，实验用动物的生存条件也有了一定的改善。美国的许多兽医学校已经不再用无主的健康猫狗做实验了，而在一些实验室，猩猩的笼子也变大了。

1995年，古道尔因为自己在黑猩猩研究和环境教育方面的贡献，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封为皇家女爵士。2002年，她又获得了联合国和平使者的称号。

在世界各地讲学的时候，人们常常会问古道尔：“你觉得这个世界还有希望吗？我们的下一代还有希望吗？”对此，古道尔的态度是乐观的，因为人类有着智慧的大脑，可以发展出更好的技术，在满足我们需要的同时，尽可能地保护环境。而只要我们给大自然一个机会，它就会向我们展示强大的复原力。比如泰晤士下游曾经重度污染，河里的生物几乎绝迹了，但经过大规模治理，鱼和鸟都回来了。重要的是，越来越多人已经意识到环境问题，并投入到环境保护的运动中去，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所在。

她在书中写道：“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明天的世界要靠我们去拯救，要靠你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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