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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智时代》：美国反智思潮溯源：全球蔓延的文化病症剖析
铛铛铃2025-09-20【人文】556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反智时代》，副标题是“谎言中的美国文化”。本书将深入探讨弥漫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
反智主义指的是一种盲目抵制现代科学和理性、抵制专业知识、赞美平庸粗鄙，甚至歌颂无知的社会思潮。反智主义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提出。早在1963年，霍夫斯塔特就出版了一本名为《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的书，对当时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倾向进行了批判。40年后，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思潮非但没有衰落，反而越来越严重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2014年公布的一项研究发现，1/4的美国成年人相信太阳是绕着地球转的。知名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2005年的一项调查则显示，3/4的美国人不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
不仅普通美国人如此，美国的政界高层也表现出了典型的反智倾向。比如第43任总统小布什，公开支持在学校里讲授上帝造人的宗教学说，甚至在对公众解释为什么要对伊拉克开战时，小布什也说，他遵循的是天上的父，也就是上帝的指引。而第45任总统特朗普，更是时常公开表达对专家和专业知识的不屑。比如他在观看日食的时候，拒绝戴上特制眼镜来保护视网膜，理由是真正的男人可以直视太阳。他还声称全球变暖是个谎言，是专家制造出来的假消息，新冠肺炎不过是一种大号流感而已，是完全可以自愈的。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美国反智主义为何在美国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就是本书想要回答的问题。
本书作者苏珊·雅各比是一名独立学者和演说家，也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知名媒体的撰稿人。而她最擅长的写作领域，就是与无神论、世俗主义和宗教自由相关的领域。因此，《反智时代》这本书可以说是她根据自己多年的积累，为美国社会文化开出的一份病情诊断。
本书的主要部分写作于2001年到2008年之间，也就是小布什担任美国总统的时期。当时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思潮空前高涨，本书作者雅各比和很多历史学家、新闻记者都认为，美国的反智主义思潮已经达到了巅峰。但是其后10年的历史证明，作者当时还是过分乐观了。2016年，在特朗普当选后，作者又增加了一些内容，再版了本书。她明确地指出，美国的主流媒体之所以没有预料到特朗普的胜选，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很好地理解反智主义背后的深层的历史原因和社会背景。她希望通过本书提供一种学术性的观察视角，去揭露美国社会反智主义思潮的真正根源，更希望能唤醒民众对反智主义思潮的警惕和抵制。
《反智时代》出版后获得了美国主流媒体的好评。《芝加哥论坛报》就认为，雅各比引人入胜和激情的论述为社会敲响了警钟，值得我们认真倾听。而《布法罗新闻报》则认为，这是一本不可或缺的书，是对21世纪的愚蠢行为方式的控诉，是一部扛鼎之作。而对于我们来说，本书对于深入理解当代美国的政治走势和社会文化走势，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雅各比在书中总结出了导致美国反智主义盛行的三大主要因素，它们分别是宗教因素、政治因素与公共文化因素。下面我就将逐一进行解读。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宗教因素。作者认为，这是导致美国反智主义盛行的最为根本的因素。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并不是什么新问题，它根植于美国的历史之中，根源就在于基督教的基要主义。“基要”是基础的基、重要的要。基督教基要主义是基督教中一个极端保守的派别，这个派别主张必须非常严格地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圣经》，认为《圣经》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每一句话都是上帝亲自定下来的信条。因此，基要主义者拒绝一切对宗教的世俗化和科学化阐释，更仇恨自然科学中的进化论。比如《圣经》上说地球只有4000年的历史，基要主义者就无视一切现代地质学的证据，坚持信奉并传播这个观点。而对于《圣经》上其他近乎于神话的记载，基要主义者们也照单全收，认为《圣经》的所有故事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件，绝不是什么比喻或者象征。
基督教基要主义在美国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在19世纪之前，几乎所有美国人都虔诚地相信《圣经》所说的一切就是绝对的真理，所以也就不需要什么基要主义。但到了19世纪初，人类科学开始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科学发现不断对《圣经》造成冲击，也使得基督教的权威性迅速下降。这个时候，很多受到了现代启蒙思想影响的基督教徒就开始尝试调和宗教教义与科学知识，用一些更符合现代理性认知的说法来对基督教的教义进行解释。比如他们把4000年解释为上帝对文明史的界定，这就跟现代科学达成了一定的妥协。但是另外一些思想保守的基督教徒却无法接受这种历史变化，他们组织起来，用非常猛烈的方式对现代科学知识进行攻击，这就形成了基督教基要主义势力。
不难理解，在所有的现代科学知识中，基督教基要主义势力最为痛恨的就是进化论，因为它颠覆了《圣经》中上帝造人的说法，而这就等于是颠覆了《圣经》的根本。所以基督教基要主义势力最为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阻止学校教授进化论知识。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和美国独特的教育体系有关。比如说在欧洲，各国都有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所有孩子学到的都是同样的科学文化知识。但美国却不是这样的，我们之前在《如彗星划过夜空》这本书里讲过，美国人从建国开始就是一个中央权力相对有限、地方权力却非常强大的国家。在美国，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法律和司法系统，也有自己独立的教材和教育方针，这就让极端保守的宗教势力可以影响一些地区的公立教育，也造成了美国不同地区之间教育内容和教育水平的差异。
在美国经济发达的北方地区，教育系统主要是由具有启蒙思想的现代知识精英控制，孩子们学习的主要是现代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以美国南方为主的一些欠发达地区，原本教育和观念就相对落后，这就让它的教育系统更容易被思想观念落后的基要主义者所把持，孩子们学习的就包含大量的反科学、反理性的内容。19世纪30年代，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学院里，校长托马斯·库博就因为反对宗教化的教学内容，被当地政府安上了宗教异端的罪名，还被开除了。甚至直到20世纪20年代，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南方州仍然禁止教师在公立学校讲授进化论。1925年，田纳西州一位名叫斯科普斯的高中教师就因为讲授了进化论而遭到起诉，而在法庭上，由基要主义者组成的陪审团也认为他是有罪的。
在这样的情势下，200多年来，这些不发达地区的教育水平始终远远落后于发达地区，这就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使得这些地区形成了一种牢固的、反科学、反理性的社会氛围。对此，作者十分痛心地表示，从美国诞生起，反制势力就根植在了宗教和教育造成的裂痕中。
在20世纪30到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宗教问题似乎不那么受关注了，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基督教基要主义势力却再次在美国兴盛起来。因为从60年代开始，美国进入了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时期，大量美国人走上街头，要求实现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之间的权利平等，反对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中的行为，反对美苏冷战导致的军备竞赛升级，进而反对美国社会的一切主流文化等等。所有这些运动都有一个深层的共同点，那就是反对现有的权威，反对现有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这就让保守的基督教基要主义势力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因为他们所倡导的恰恰是要维护古老的权威，同时也要维护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也就是以宗教信仰为绝对中心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因此，基督教的基要主义势力再次开始了十分积极的扩张。
作者指出，60年代，基要主义势力在南方乃至全国悄悄扩张势力，并且逐渐建立起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基督教学校网络。而北方的精英们由于忙于民权运动，忽视了美国教育系统在南方乃至全国发生的重要变化。教育研究机构托马斯·毕福特·汉姆基金会在世纪之交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超过1/3的州不向学生讲授进化论的基本事实，这些州主要集中在南方和中西部。
此外，基要主义者几乎对一切现代科学知识都抱有敌意。比如他们坚持认为，安全套不能防止艾滋病传播，因为艾滋病是上帝对人类罪行的惩罚，所以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控制欲望，并且虔诚地皈依上帝。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很多美国人对于现代科学知识的学习是严重不足，远远落后于欧洲和亚洲的同龄人。《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03年的一项调查得出结论，在美国，相信处女生下了耶稣的人比相信进化论的人多两倍。该杂志评论道，这个结果对于同样有宗教传统的欧洲人来说都实在匪夷所思。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调查则发现，超过2/3的美国人都不知道DNA是关键的遗传物质，超过九成的美国人不理解什么是辐射。美国德克萨斯大学1998年的调查还显示，在美国的公立学校，都有1/4的生物老师认为人和恐龙曾经同时生存在地球上。所有这些调查都反映出了美国基础教育的落后和失败，而作者相信，这种落后和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宗教基要主义的广泛影响。
以上就是美国反智主义盛行的第一个因素，极端保守的基督教基要主义让很多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接受了非理性的教育，为美国的反智主义思潮打下了基础。
除了宗教上的极端保守势力之外，作者认为，美国还形成了一股极端保守的政治力量，他们与基督教基要主义相结合，为美国的反智主义思潮推波助澜。下面我们就来说说美国反智主义盛行的第二大因素，政治因素。
作者指出，倡导反智主义的政治力量主要就是共和党内部的极端右翼分子。在美国，共和党很多支持者来自南方和中西部地区，如果你关注美国总统大选，就会发现这些地区的很多州都是共和党的传统票仓。而我们前面说过，这些地方恰恰又更可能受基要主义影响，提倡反科学和反理性。所以，倡导反智主义能够帮助共和党的政客们更好地稳固他们的基本盘。更重要的是，很多基要主义者也会主动加入共和党，他们认为促使基要主义价值观在美国社会更广泛的传播是他们神圣的使命，他们希望能够通过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把自己信奉的极端保守的价值观逐渐转变成社会制度，让所有美国人都遵守、都信仰。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基督教基要主义势力就开始主动向共和党内部渗透了，基要主义的政治影响力大大增强。在80年代初，来自共和党的罗纳德·里根在竞选期间公开取悦保守的基督徒选民，这标志着保守政治力量和保守宗教力量合流的开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两种力量的合流进一步深化，而在21世纪初，也就是小布什担任美国总统的时期，保守宗教势力对美国政坛的渗透则达到了高潮。例如，小布什在任期间，任命了两位极度保守的基要主义者为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21世纪初，就在离华盛顿特区约80 km的地方，基要主义派别甚至创立了一所名叫帕特里克·亨利的大学，这是一所极端保守的基督教大学，它的宗旨就是培养基要主义的政治精英，训练符合政府工作需要的基要主义者。因此，帕特里克·亨利大学对于学生的宗教信仰有着严格的要求，这所大学的大部分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都没有进过正规的学校，而是由虔诚信教的父母在家教育，从小就是坚定的基要主义信徒。2004年，小布什连任竞选团队的很多工作人员都来自这所大学。
进入21世纪以来，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说，宗教倾向与政治倾向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一项研究就发现，一个选民越是虔诚地信仰宗教，就越支持保守的共和党政客。例如，在2004年的总统大选当中，那些每周至少去一次教堂的人，绝大多数把票投给了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而那些每年只去几次教堂的人，则绝大多数把票投给了民主党候选人克里。
在实际的执政过程中，小布什政府也表现出明显的反科学、反理性倾向。就在2001年小布什执政初期，美国公共电视网播出了一部名为《进化》的系列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宣扬科学内容的立场彻底激怒了基要主义者。在他们的干预下，这部片子不仅没能按照原计划进入学校成为教学配套资料，而且还招来了小布什政府的调查。荒唐的是，这些调查的理由是为了抵制公共电视节目对宗教信仰的偏见。这次调查后不久，小布什政府就削减了一项有关公共电视节目的政府预算。
到了2017年，就在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的第2年，他就倡议要取消国家人文基金会和国家艺术基金会。在美国，这两家基金会都是十分重要的政府机构，国家人文基金会主要致力于为研究项目提供助学金，为文化机构提供文教资源，而国家艺术基金则致力于为包括音乐会、读书会、演出和展览在内的各种艺术项目提供经费支持。可以想见，如果这两个机构被取消，将对美国社会的文化发展造成巨大打击。
为了攻击民主党候选人收割选票，一些极端保守的共和党政客还会故意利用南方底层民众受教育程度低、科学素养差的特点，煽动南方底层民众对知识分子的敌意，营造群体性的反智氛围。在这种反智的社会氛围中，民主党的候选人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也越来越害怕被贴上精英的标签了。例如，2004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克里为了掩盖自己的精英出身，给自己打造了一个普通人的人设。为此，他有意穿着迷彩服去狩猎，甚至还有意让自己的口音听起来像个粗人。可即便如此，他还是会被共和党形容为迂腐的、虚伪的知识分子，这也确实是他在2004年的总统大选中落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的，你没有听错，在美国反智盛行的政治氛围中，有知识、爱读书不再是值得夸赞的优点，而是变成了需要遮掩的严重缺陷，美国反制政治力量的强大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以上就是导致美国反智主义盛行的第二大因素，政治因素。作者认为，极端保守的政治力量与基督教基要主义相结合，把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推向了高峰。在这样一种倡导反智的人们趾高气扬、拥有知识的人反而要遮遮掩掩的社会氛围中，美国社会的公共文化环境也就变得越来越反智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导致美国反智主义盛行的公共文化因素。作者在书中回顾了美国近100年以来公共文化环境的变迁，她指出，从20世纪初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公共文化都是以中流文化为核心的。这种中流文化介于贵族文化与平民文化之间，既没有上层的贵族文化那么阳春白雪，也没有底层的平民文化那么接地气，它崇尚认真努力，相信个人奋斗，因此，它也崇尚和相信一切有利于努力和奋斗的生活方式，比如热爱书籍、热爱科学、尊重理性，养成不断自我教育、不断自我提升的日常习惯等等。
20世纪50年代之前，美国很多中产阶级家庭中都洋溢着这种中流文化的氛围，这些家庭通常拥有大量的书籍、报纸和杂志，所有达到14岁的家庭成员都办了图书馆的借书卡。在教育方面，中产阶级的父母们不仅非常重视让孩子们接受正规的教育，还会用心培养他们对历史、时事和古典艺术的兴趣，注重他们追求真理、追求更高品位的素质。
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种中流文化开始衰落了，而导致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电视媒体的普及。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美国家庭的电视机拥有率由9%上升到了90%，这就迅速地改变了美国社会的文化结构。因为电视节目大多数是娱乐性的，以宣扬流行的青年文化和名人文化为主，所以随着电视机的普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就越来越多的被这些流行的东西所占据，而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公共文化精神，崇尚努力奋斗的社会文化精神逐渐被边缘化，及时行乐却逐渐成为了主流。
在电视媒体刚刚兴起的时候，很多知识分子还认为借助电视媒体精英文化同样可以得到更多的传播机会，而且电视台可以把传播娱乐节目获取的利润拿来补贴严肃节目。但是后来的历史证明，随着电视娱乐文化的发展，整个社会阅读严肃书籍的意愿和能力都大大地下降了。为了应对电视的冲击，60年代之后，报纸越来越不愿意去做长篇的、严肃的报道，而是把更多精力放在去做一些篇幅短、娱乐性强的报道上，比如明星绯闻或者带有一定色情元素的八卦话题。
对此，作者颇为犀利地指出，平面媒体和电视媒体最大的区别不是内容，而是情境。因为在由电视媒体主导的情境中，图像和噪声几乎占据了人们全部的精神世界。过去，人们可以随意拿起报纸和书籍进行阅读，也可以随时放下，回到日常情境之中。但是在电视出现之后，电视带来了一种沉浸式的娱乐体验，使得人们再也无法从娱乐情境中摆脱出来。所以逐渐的，人们变得不再阅读，不再思考严肃问题，甚至彼此之间不再进行深入的交谈，这就是电视媒体彻底改变公共文化环境的过程。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公共文化环境不仅没有变好，反而再一次恶化了。这一次的主因是互联网媒体的兴起。在最近20年里，互联网虽然明显提高了媒体传播的效率，但也大大降低了媒体传播的质量。在互联网时代，媒体传播的篇幅再次被大大压缩，甚至缩短到了140个字符以内，也就是一篇推特文章的字数上限。在这种极端化的情形下，报道往往就只剩下了强烈的情绪和吸引眼球的观点，而详实的证据还有细致的论述过程却都变得可有可无。因此，可以说这种媒体形态本身就潜藏了反制的因素。
更糟糕的是，保守的宗教力量和政治力量已经意识到了互联网媒体所潜藏的反制因素，他们有意地对这些反制因素加以利用，甚至还进行催化和扩大。比如推特篇幅短小、可以随时任意发布的特点很好地满足了厌恶长篇阅读、喜欢凑热闹的非理性人群的需要。近年来，共和党中的保守力量就利用推特的这些特点，把人数庞大、观念狭隘的底层民众组织起来，为保守派、反科学、反理性的各种观点呐喊助威。而这也正是特朗普十分热衷于推特治国的根本原因。
作者认为，在使用推特的过程中，特朗普其实一次又一次地拉低了公共理性的下限。比如就在最近，特朗普在大选中输给拜登之后，就在推特上反复声称民主党在选举中存在作弊行为，甚至还号召自己的支持者来华盛顿游行表达对选举结果的愤怒。2021年1月6日，特朗普的号召终于酿成了一场针对美国国会大厦的严重骚乱。
在这样的一种公共文化环境中，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其实都在有意迎合日益粗俗的公共文化。这一点从政治人物的演说风格就能明显感受出来。在20世纪中叶之前，政治人物的演说通常是非常庄重严肃的，不仅语法优雅得体，而且还会常常引经据典。但是今天政治人物的演说已经越来越向底层民众的语言习惯靠拢，他们不仅会在演讲中插入一些来自底层的俗语，还会引用娱乐明星和媒介偶像的话。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取悦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高、对知识充满陌生感的民众。
互联网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深刻地改变了媒介环境，也让美国人越来越不愿意将理性视为一种美德，越来越不愿意认真思考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东西，越来越不愿意听取真正有价值的专家意见，也不愿意面对反制带来的消极后果。因为在传统的媒介环境下，以报纸和电视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十分重视知识来源的权威性，所以报纸和电视传播的知识几乎都来自于专业人士。但是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开办自媒体，都可以随意发表自己的观点。所以在今天的自媒体平台上充斥着大量的假新闻和后真相，也就是被筛选和加工过的所谓真相。在这种媒介环境下，越是受教育水平低的人，甄别信息的能力就越差，就越容易被谣言和阴谋论所蛊惑和误导，进而越来越固守自己的偏见，而不愿意相信专家的意见。
例如，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起的反疫苗运动，很多美国父母认为，给孩子接种麻疹、腮腺炎和风疹免疫的疫苗会导致孩子的自闭症，尽管科学研究从未发现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而2020年新冠肺炎流行以来，很多美国人不肯听从专家的建议，不愿意居家隔离，不肯佩戴口罩外出，甚至不肯相信新冠肺炎已经造成了数十万人死亡的事实。这些被反智主义占据了头脑的美国人宁可相信新冠肺炎是所谓敌人的阴谋，也不愿意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到了这里，《反智时代》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为你解读完了。本书作者认为，美国在宗教上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势力才是反智主义思潮背后真正的推手，电视媒体和互联网媒体的普及也加速了这种反智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潮流。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反智时代》中有些观点也显得有些过分的精英立场了。比如作者对娱乐文化就怀有一种总体上比较强烈的负面看法，似乎流行文化的传播带来都是消极的后果，只会造成民智的倒退和社会精神的沦丧，即所谓的娱乐至死。这种看法其实是值得商榷的。电视媒体和互联网媒体上的娱乐文化一方面确实在中间阶层造成了阅读率的下降，但另一方面，它们其实也为中下阶层提供了更多、更容易获得的精神文化产品，这就使得中下层民众的娱乐权利得到了更大程度的保障。因此，判断这个问题的得失必须要综合考量。
还有评论者认为，本书对于宗教在当今美国依然能够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原因解释得还不够深入。例如《纽约时报》的书评人角谷美智子就指出，这本书没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堕胎、同性婚姻、干细胞研究以及进化论教育等方面，为什么美国社会的意见会如此撕裂，而欧洲社会就显得平静得多、容易接受得多。其实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很大程度还在于美国南北方根深蒂固的分歧上。我们在《我也有一个梦想》这本书中曾经讲过，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南方各州一直就存在一种被北方各州欺负了、打压了的深层社会心理，这就造成了南方社会在对待北方社会出现的新观点、新立场时总是抱有十分强烈的敌意，因为他们总是担心进一步被北方同化和控制，试图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南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而美国南北方这种重要的社会心理差异，是《反智时代》这本书中缺乏的一个视角。
《纽约客》杂志评价本书时说，作者预见了一种绝望的未来，若不提高教育水平，美国人将知道的越来越少。作者认为，要扭转这个局面，除了需要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勇敢地站出来发声，更需要一个契机，让普通美国人也认识到问题的严峻性，因而愿意基于事实和逻辑，而非立场和情绪做决策。作者在书的最后写道，是否要让无知去压制知识，是当前每个美国公民都必须面对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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