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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劳悲歌》：996现象下的美国梦危机：社会学家揭露过劳真相
铛铛铃2025-09-20【人文】636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为您解读的书是《过劳悲歌》，副标题是“996正在毁掉美国梦”。
1930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预测：在未来一个世纪内，生产力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将使每周工作15小时成为可能。将近100年过去了，每周15小时工作制非但没有到来，很多人连正点下班都做不到，美国人就是如此。如今，将近40%的美国全职工作者每周工作50个小时甚至更久，约18%的工作者每周工作60小时及以上。一般来说，一个国家越富裕，国民工作时间就越少，但美国是个例外。2018年，美国人每周平均比法国人多工作六小时，比德国人多干八小时，整整多了一天。按照一周40小时工作制来算，美国人一年要比德国人多工作约两个月。就连以工作狂著称的日本人，人均年工作时间都比美国人要少。
今天的美国人不仅面临996，还失去了对工作时间的掌控。技术的创新帮雇主用最少的人力成本达到了最优的产出，这就把工作者置于更严密的监控、更快的工作节奏和更不稳定的工作时间之内。超过1/4的美国人在晚上十点到早上六点之间上班，很多劳动者不仅排班极不稳定，而且排班安排往往提前三天才通知。至于以配送员为代表的零工经济从业者，更是在算法的驱使下疲于奔命，所谓的“做自己的老板”只是浮云。
美国人是怎么陷入过度工作的？技术创新如何助推过劳现象？这是本书将要解答的问题。
本书作者杰米·K. 麦卡，是美国明德学院的社会学教授，主要关注劳动领域。她的处女作《全球工会，地方力量》获得过美国社会学协会的最佳劳工议题读物奖。《过劳悲歌》是她2020年的作品。为了撰写本书，麦卡伦采访了大量的员工、经理、政策制定者和工会领导人。她和网约车司机交谈，也亲自当过配送员。她采访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感觉自己工作过度，工作变得越来越紧张，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受到工作的影响，尤其是大量的低收入工作者。美国梦曾向他们许诺，只要努力工作就能获得成功，但现在由于工资待遇太差，他们明明已经过劳了，却不得不工作更长的时间才能勉强糊口。因此，低收入工作者也是本书关注的重点。至于白领和专业人士，他们虽然薪水相对更高，但也被大环境裹挟着，被不安全感驱使着拼命工作、过度加班。正如一名硅谷科技公司员工所担忧的：“如果没在工作，我们就可能会错过一个机会。”
在麦卡伦看来，过度工作是对我们个人尊严和自由的严重侵犯。她在本书中一方面描述了工作者的过劳状态，另一方面也阐述了导致美国人过度工作的原因，并试图找出解决方法。
下面，我将通过三部分解读本书的主要内容：第一，美国人为什么会陷入过度工作；第二，雇主如何控制劳动者的时间；第三，政客如何让人陷入穷忙。
好，先说第一部分：美国人为什么会陷入过度工作之中呢？
美国人并不是一直都这么过度工作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美国劳动者的平均工作时间随着生产率的大幅提升而减少。然而，这个发展方向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扭转。从1975年到2016年，美国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增加了13%，相当于每年多工作五周。作者认为，从70年代起，美国人收入分配不平等日益突出，贫富差距变大，导致劳动者不得不增加工作时间。
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逐渐兴起。新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反对政府对经济的不必要干预，认为不平等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自然结果。美国自里根1981年担任总统起，税收政策开始向富裕阶层倾斜，财富向富裕阶层集中。另一方面，美国的工会也在走下坡路。工会成员原本就以制造业工人居多，随着美国产业转移、制造业衰退，工会的力量逐渐式微。其标志性事件是1981年的空中交通管制员大罢工，罢工者要求每周工作四天，这不仅没被满足，1.1万名参与罢工的交管员还被解雇了。
作者认为，从19世纪中叶开始，美国人的工作时间之所以急剧减少，主要归功于工会。此外，工会通过与企业的谈判和博弈，来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资水平，遏制高管过高的薪酬方案。当工会强大时，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就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而当工会的力量被削弱，利润就被更多地分配到了一小部分精英的口袋里。在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在过去40年中涨了1070%，普通员工的时薪却只涨了12%。而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以及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数据，同一时期，美国的平均房屋售价上涨了约400%。这就意味着，低收入工作者不得不靠增加工时来提高收入、维持生活。
来自佛蒙特州的阿曼达和她的父亲一样，职业都是家庭保健护工。不同的是，阿曼达要工作更长的时间才能像父亲一样养家糊口。保健护工的平均时薪多年来徘徊在11.12美元左右，很多看护人员的年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阿曼达每周工作60小时，晚上还在旅行社做兼职，为客户预订国外旅行。她的丈夫汤姆在农场做施肥工，除了下雨天，几乎天天都要工作。他们刚十几岁的儿子也跟着汤姆去了农场，利用周末和课余时间打工补贴家用。很多美国家庭都像阿曼达一家一样努力工作，财富却没有增加。他们不是工作不努力，他们只是赚得更少了，延长工作时间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
有时候，过度工作是致命的。2018年，34岁的食品配送员巴勃罗·阿文达在工作途中被汽车撞死。根据摩根大通的一项研究，2013年以来，大量的打零工人员涌入食品配送平台，导致配送员的收入下降了50%以上，很多配送员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巴勃罗被撞的那天，他已经在恶劣的天气中骑行了好几个小时。而哪怕他们在危险的条件下过度工作，也很少有配送员能真正赚到钱。
除了工作时间被延长，很多低收入者还要面临不断变化的工作日程和缺乏足够的工作时间这两个问题。特伦斯·威金斯在塔吉特百货公司的杂货铺工作，他什么时候上班、每次上班几小时都由公司的一套调度算法决定。算法的目标是找出实现销售目标需要员工出勤的最少小时数，并据此排班。结果就是大多数员工都被安排了短班，而且在轮班的前几天，他们的排班还在不断调整。有时候，特伦斯一周只被排了20小时甚至更少的班，这意味着他的收入少了一半，他必须再打一份工。可他刚找到别的零工，塔吉特又把他的排班增加到了一周40小时，他只能在两份工作中二选一。
不稳定的时间不仅意味着不稳定的收入，也意味着你无法好好地照顾家人或者预约医生去看病。心理学家还发现，这种不稳定的工作状态会对工作者造成心理困扰，导致他们睡眠质量差和幸福感降低，其影响甚至超过了低工资的影响。而在美国，像特伦斯这样的工作者有640万，他们主要在零售业、快餐业、家庭保健业等行业做小时工。40%的小时工提前一两周才被通知日程安排，将近1/3的人是在三天甚至更短的时间内才收到的通知。他们的收入也非常糟糕，行业平均时薪徘徊在13美元左右。特伦斯说：“我们都希望有规律的工作时间表、一份更好的日程安排。我的一些朋友甚至连房租都付不起，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被缩短了。”
到这里，简单小结一下，作者认为，经济上的不平等是导致过度工作的主要原因。此外，很多低收入工作者不仅工作时间过长，还面临着排班时间不稳定等问题。
你可能要问：不对呀，那些收入高的美国人工作时间也很长，很多超级富豪不都是工作狂吗？比如特斯拉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就在采访中自曝每天工作17个小时。从绝对值来看，美国收入前20%的人每年的工作时间确实是最长的，但作者指出，他们的工作会产生非凡的回报，而对于低收入者来说，他们增加工作时间只能使收入略微提高。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1979年至2014年，美国前20%的家庭收入增长了95%，而最末20%的家庭收入只增长了26%。2017年，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酬更是达到了员工的312倍。用作者的话来说，他们一天中甚至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平摊他们的收入。
此外，这些高收入人群，如律师、证券交易员和企业高管，对工作时间有更多的控制权，相比低收入者，他们更能决定什么时候多工作、什么时候不工作。虽然高收入人群也要在休假时回复工作邮件，但至少他们是有假的。美国前10%的工作者几乎都有带薪假期，而低收入者中只有1/3的人有带薪假期。
此外，当有钱人也在过度工作时，他们就会裹挟其他人一起过度工作。首先，工作者不敢比老板走得早，以免影响升职加薪，尤其是在经济衰退期间，人们更是担心自己落在同事之后，成为裁员的首要目标。这种恐惧就转化成了越来越长的工作时间，也是我们俗称的“卷”。当然，“卷”在经济上是有回报的。经济学家彼得·库恩和费尔南多·洛扎诺的研究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每周工作55小时的工作者比只工作40小时的工作者收入高了10.5%。20年后，这一差距就扩大了一倍多，达到了24.5%。也就是说，比同事多干将近四成，多拿两成半的收入。
其次，有人不舍昼夜地工作，就意味着有人要不舍昼夜地满足他们的需求，比如给他们送外卖或者提供全天候的儿童保育服务。吉娜·斯费拉在拉斯维加斯经营一家24小时儿童保育中心，负责照顾80来个孩子。吉纳的客户包括律师、空姐、护士等等。当这些父母得知有人可以全天接收孩子时，常常流下欣慰的眼泪。而提供服务的吉娜自己呢？她每个月回家24小时，其余时间都住在保育中心里。
好，以上是第一部分内容：经济上的不平等导致美国劳动者越来越“卷”。不过，作者认为，仅仅是经济不平等不足以解释过度工作的问题，因为大多数劳动者并不想要越来越长的工作时间、越来越快的工作节奏，他们是被管理者驱赶着过度工作的。
那么，管理者通过哪些手段来控制我们的时间呢？接下来第二部分，我将重点从技术和文化这两个方面来讲。
先说技术。如果说100多年前，雇主是靠监工手中的皮鞭来确保员工不偷懒，那么如今的技术手段让这截皮鞭变得更隐秘，也更有威力。作者把这类技术称为“电鞭”，电子皮鞭的意思。
妮可·卡尔霍恩曾是电商巨头亚马逊的一名夜班配货员。当收到订单时，妮可的手持扫描器就会开始倒计时，妮可要按照指示找到商品、扫描商品，然后把它放在正确的箱子里。妮可每周工作55～60个小时，还常常在休息室里被保安叫醒，让他提前回去工作，这在旺季尤其常见，员工们不得不经常改变日程安排、取消病假。妮可一整晚要步行约24公里，扫描上千个条形码。她说：“扫描器是你的主人，它会检测员工的工作效率。”而挂在员工脖子上的白色徽章则会追踪员工的位置，每个配货员都在和时间赛跑。工作时，他们常常会把扫描器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假装扣动扳机，因为跑不过计时器的人会失去工作。
史蒂芬·达拉尔在为亚马逊工作六个月后，由于未达到生产目标被解雇了。他告诉媒体，工作的要求一再被提高，起先是每小时检获75件，然后变成了100件、125件。很多时候，当公司的监控系统发现员工的生产效率低于基准时，员工就被自动解雇，管理人员甚至不需要和员工交谈。妮可是仓库里最有效率的配货员之一，她轻而易举地超过了每小时检获125次的要求，被晋升为公司的大使，这不仅给她带来了更高的报酬，还让她承担起了培养其他配货员的职责。尽管如此，她还是在某年圣诞节后被解雇了，又在第2年夏天被重新招了回来，旺季过后，裁员很常见。
当妮可在亚马逊的仓库中与计时器赛跑的时候，伊莎贝尔·巴雷在迪士尼乐园的洗衣房里挥汗如雨。2008年，迪士尼乐园建立了一个系统，用来跟踪员工的生产力。洗衣房里放置了巨大的屏幕，每个员工的名字都在上面。当员工与预定的生产力目标保持一致时，他们的名字闪烁着绿色，如果员工速度放慢或者远低于迪士尼的生产力标准，他们的名字就会变成黄色或者红色，管理者会看着屏幕来监控员工和团队的行为表现。后来就连洗衣机也受到监控，以确定哪些员工在使用哪台机器时落后了。跟不上速度的员工将受到厉行的纪律处分。不久，员工就开始相互竞争，以达到新的生产力目标，他们有时还会相互指责对方拖慢了团队的节奏。员工们不敢上厕所，也不敢随意休息，工伤开始增加，团队士气暴跌。
伊莎贝尔不喜欢迪士尼的“店鞭”，她发现其他员工也不喜欢，于是决定联合同事，忽视屏幕上的闪光，放慢每天的工作节奏，以减少工伤事故。最终，迪士尼让步了，不再把生产力下降作为处罚员工的理由。然而，“店鞭”依然随处可见，它让员工精疲力竭、倍感压力，也会导致健康恶化等问题。而且它不仅针对伊莎贝尔这样的体力劳动者，也针对白领。比如有一款名叫Terry Mind的程序，它可以远程访问员工的摄像头，每10分钟拍一次照，再把这些数据和员工敲击键盘的次数、发送电子邮件的数量、屏幕截图、生产率指标等等相结合，绘制出每个员工的生产率图表，并附上照片证据。这类的监控软件多得数不胜数。
1930年，当凯恩斯提出一周工作15个小时的展望时，他认为技术的进步能帮人类实现这点。可从前面的例子不难看出，技术反而造成了对工作者的压迫。此外，随着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人们更是担心被抢走了饭碗，从而彻底陷入贫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作者认为，本质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驾驭技术的进步。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自动化提高了生产力、减少了劳动时间，受到了大量产业工人的欢迎。此外，当时的工会也能保证工人对创造的利润有更多的分配权。而现在的问题，是工作者对技术变革缺乏控制权，不能分享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所以技术进步对他们而言反而看起来是负面的。
机器人专家德特维勒博士就认为，机器人仅仅是人类控制下制造出来的设备，它不会让人类失业，只有雇主才可以。德特维勒说：“我们唯一要担心的是让做决定的权利从我们身边溜走。”而实际上，当工作者有权决定技术如何被使用时，工作者和雇主都能从中受益。美国医疗服务提供商凯撒医疗就在引入技术时和工会领导人达成协议，保障员工的工作和工资，让失业员工为新职位做好准备。这个模式在全美的执行力度并不均衡，在执行力度大的地方，往往技术革新发展的最为顺利。
以上我们说了技术进步如何帮雇主控制劳动者的时间，接下来我们来说文化的改变如何让劳动者甘于更长的工作时间。
我们前面说过，收入在美国排进20%的人是工作时间最长的人群，这个现象在人类历史中是很新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休闲而不是工作才能让人们实现真实自我、追求完美。长久以来，富人都是以炫耀丰富的闲暇时间为荣。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一种新的理念诞生了，那就是努力工作，让我们的时间变得充实，我们要在工作中寻找个人价值。这种理念的诞生与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思潮有关，当时的人们主张把自己从工作的异化中解放出来，要审视自我，寻找反映真实内心的职业机会。这种思潮的兴起恰好遇上了工会衰落、工作者的议价能力变低、工资停滞不前。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精英们开始呼吁“做你喜欢的事情”，因为在以前从事艰苦且无聊的工作时，劳动者可以从金钱中获得补偿，而现在雇主们要帮员工找到新的动力，于是人们对真实内心的需求就被包装成了一种新的工作理念：在工作中发现个人价值和成就感就变得很重要了。
1962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6%的受访者认为要在美国取得成功，你得有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到了1982年，这个比例提高到了49%。很多职场人把自我发展看成了工作的主要动机，心理学研究还发现，人们愿意接受比毫无意义的工作低2万美元的工资，只为了做一份有意义的工作。还有一家实验室在2018年发现，超过90%的员工会放弃部分收入，好去从事更有意义的工作。此外，那些认为自己的工作有意义的员工会更少请假。
这种理念在硅谷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硅谷人鼓吹努力工作和长时间工作是对自己的回报。2009年，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在接受采访时说：“Facebook的使命不是为了赚钱，我们赚钱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也就是说，工作已经不是工作了，而是为了慈善。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则在一次演讲中说：“做伟大工作的唯一方法就是热爱你做的事。”而在谷歌采访的时候，作者反反复复听到的一句话是“做你喜欢做的事”。谷歌还向员工提供了20%计划，员工有权花1/5的工作时间从事副业，做自己喜欢的事。类似的做法随着硅谷科技公司的成功，作为好的范例被写进了各种管理类书籍中，也的确受到了很多员工的欢迎。不过也不是每个人对此都买账，比如一位名叫迈克的谷歌工程师。麦克对作者说：“谷歌人喜欢讨论意义，但他们不是哲学家，不是心理学家，他们就是个卖横幅广告的，他们知道什么是意义呢？我喜欢这份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需要他来拯救我的灵魂。”而对于公司的20%计划，迈克觉得这是哄年轻人的玩意儿，她说：“你知道我想做什么吗？我想提前20%的时间回家。”不过迈克强调，公司里像她这样的人只是少数。
以上是第二部分的内容：科技进步让雇主更容易控制员工的工作内容和时间。此外，在工作中寻找意义的全新理念又让人们心甘情愿地过度工作。当然，对有意义的工作的追求并不仅仅是商业精英们的阴谋。我们之前讲过《毫无意义的工作》这本书，其作者，已故的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就认为，人类对影响世界的需求是根深蒂固的，毫无意义的工作会让人深陷痛苦和绝望，感兴趣的听友可以找来听听。本书作者也认为，如果我们必须为了生活而工作，有意义的工作就应该成为我们的基本权利。然而，当美国的贫富差距不断加大，普通人的福利和工资几乎没有变化，工作时间安排也越来越糟糕时，大肆鼓吹我们的工作很有意义，我们应该热爱它，这真是一种可笑的悖论。
但是，即便你是人间清醒，不上雇主们的当，美国的政客也会迫使你无论如何都要去工作，而他们的政策并不利于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最后在第三部分，我们就来谈谈美国政府如何让穷人越忙越穷，以及作者有什么建议。
在书里，作者主要讲了美国的福利性工作，简单来说就是要求人们用工作换取福利待遇，以免人们懒于工作。例如，1996年，时任总统克林顿签署了《个人责任和工作机会协调法案》，该法案大幅提高了穷人获得现金援助的门槛，还把严格的工作要求作为提供援助的条件。这项政策被克林顿之后的几届政府所延续。作者说，如果这项政策的目的，是结束美国的福利制度，那他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但如果他的目的是减轻贫困，那他是失败的。2015年，美国领取福利金的人数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300万下降到了400多万，降幅近70%，官方统计的贫困率却一直徘徊在13%左右，尤其是每日生活费不足两美元的极端贫困人口，其数量自1996年以来翻了一番。
有句老话叫“不劳动者不得食”，让领取福利的人参加工作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福利性工作的增加并没有降低贫困率呢？因为美国的福利性工作不是为穷人提供就业培训，帮助他们正常就业，而是通过低薪的工作来填补穷人的时间。例如，20世纪90年代，纽约市推行了一个名叫“工作经验计划”的福利性工作项目，简称WEP，为福利受助人提供工作。当时的纽约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讨厌福利，认为这不利于保持市民的勤勉，也剥夺了受助人通过工作来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然而，作者指出，这个项目的目的不是为了让穷人摆脱贫困，而是为了约束工作者，因为更多的工作时间意味着工作者没时间去吸毒或者发展其他不良嗜好。WEP工作者被视为二等公民，他们要穿特殊的制服，有时候他们甚至不能使用正式员工的食堂和卫生间。
泰勒·沙·萨缪尔是一名WEP工作者，负责接听电话以及帮助医疗补助人员提交文件，他每两周领取一张68.5美元的福利支票，外加食品券和住房补贴。而坐他旁边的同事和他的工作内容完全相同，却领着不菲的工资。政府为福利受助人设定了严格的工作规定，从1995年到2005年，纽约领取福利救济的人数从116万下降到43.75万，减少了63%。尽管工作的人变多了，纽约的贫困人口比例在那段时间却并没有下降。2003年的一项调查研究了参与过WEP项目的家庭，结果发现，调查对象每周工作34小时、时薪9.8美元，折合成年薪约为1.7万美元，这让大多数家庭的收入都低于联邦贫困线，有些人穷得连卫生纸都买不起。更糟的是，美国一些州还对享受医疗补助也设置了最低工作标准，对于那些因病无法工作的人，这无异于雪上加霜。还有很多人即便达到了最低工作要求，也很难享受医疗补助，因为他们得上网记录自己的工作时间，有些人没有网上政府的在线表格也时常出问题，导致人们无法记录。
面对福利性工作的问题，作者认为，纽约市的改革能给全美带来启发。2016年，该市取消了WEP计划，用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取而代之。新计划与纽约城市学院合作，扩大了就业培训的范围，而且受助者还能在不损失福利的情况下进入4年制大学学习。也就是说，政府要帮人们找到并保住工作。虽然有人担心福利性工作的取消会导致领取福利的人数上升，但实际数据显示，纽约市每年的福利登记人数几乎持平。新计划的负责人班克斯说：“人们对惩罚和制裁的反应不好，如果你想让人们重新站起来，那就应该帮助他们，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以上我们说了福利性工作如何让人陷入穷忙以及解决办法。那么针对过度劳动的问题有什么对策吗？作者认为，针对时间应该如何分配和控制，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过度工作不是个人的失败，这个问题也不可能通过个人的改变来轻松的解决。所以作者的第一个建议是联合起来，扭转雇主对我们生活的控制，重新掌控自己的时间。本书提供了一些劳动者联合起来抗争的案例，比如那个为迪士尼洗床单的妮可，她联合工友反抗不合理的生产目标，让迪士尼松了口。再比如我们前面说的特伦斯，他在塔吉特面临不规则的排班，这让他既赚不到足够的钱，也很难照顾家人。特伦斯加入了一个社区组织，积极帮零售业工人争取公平的日程安排。特伦斯的要求并不高，他只是希望能提前两周得知自己的排班，这样她可以在需要休息的日子休息，可以预约看医生，也有时间去照顾家人。后来，特伦斯的一段演讲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走红，特伦斯本担心塔吉特报复，结果恰恰相反，塔吉特开始给他安排更合理的排班了。2018年，特伦斯所在的费城通过了一项法令，要求大型零售、酒店和餐饮机构为员工提供更固定的时间表，包括要提前两周通知到员工等规定。费城是全美第八个通过排班法的城市，仅在费城，这个法令的出台就将影响13万劳动者。
除了工作者联合起来，作者也提出了其他建议，比如工作分享计划，这一直以来都是维持或提高工作者收入、减少失业的有力政策工具。例如，1938年，美国政府颁布《公平劳动标准法》，强制大多数非农产业每周只工作40小时，且允许加班半小时，以此来扩大就业。奥巴马政府也在2012年推出过一项联邦工作分享计划，确保每周工作时间减少10%的员工能拿到一定比例的失业补偿金，这会鼓励雇主缩短员工的工作时间，而不是裁员。此外，作者还提出提供全民基本服务，也就是向民众提供免费的、无条件的医疗保险、教育、儿童保育、住房、交通和成人社会护理服务，这些都是我们生存所需的基本服务。假如这些需求能得到基本保证，人们就有机会减少工作时间。
好，以上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作者认为，一个社会是否伟大，可以用他是如何对待工作者的方式来衡量。我们的工作时间如何度过，事关金钱，也事关权利和正义。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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