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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哭泣》：美国艾滋病爆发史揭秘：时代周刊经典再现
铛铛铃2025-09-20【人文】210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要为您解读的书是《世纪的哭泣》，
副标题是“艾滋病的故事”。
1985年10月2号，著名好莱坞男星洛克·哈德森去世，随即一个词在西方世界迅速传播开来，那就是艾滋病。艾滋病全称叫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尽管20世纪80年代，已经有不少人听过这种病，但在他们看来，艾滋病患者大多是那些让人难以启齿的同性恋者，和自己没什么关系。所以，当洛克·哈德森这位被誉为最具男子汉气概的演员，去世前出现在媒体镜头中时，他瘦骨嶙峋、行将就木的身影，让观众们震惊不已。
此时，全美有1.2万人已经或即将死于艾滋病，还有数十万人感染了病毒。艾滋病在美国肆虐，遍及北美大陆的每个角落，已然势不可挡。
艾滋病为何会在美国这个号称拥有世界上最成熟医疗技术和最广泛公共卫生体系的国家蔓延？作为20世纪80年代初第一批意识到艾滋病严重性的美国记者，本书作者兰迪·希尔茨进行了广泛、全面的调查，全景展现了1980年到1987年间美国社会对艾滋病的认知和反应过程。本作被誉为20世纪美国同性恋历史上最具预见性的编年史，还被《时代周刊》列为百大非虚构经典。
下面，我们将通过病毒的蔓延、应对的迟滞、往后的道路三个部分解读这本书，全面讲述艾滋病早期在美国流行的过程。
首先，艾滋病病毒究竟是如何在美国蔓延开的？让我们回到40多年前那个特殊的日子。1976年7月4号夜晚，美国纽约港中，高大的船帆在深紫色的夜幕下飘扬，烟花射向天空，在自由女神像上方散开，变化出红、白、蓝的图案。这天是美国建国200周年庆典，来自55个国家的船只把水手们运到了曼哈顿，与百万人一起欣赏这史无前例的盛典。
后来，美国流行病学家、社会学家们发现，最早一批艾滋病患者中，很多人是在这个盛大节日相遇的。热闹和喧嚣之后，他们各自分手，并把艾滋病毒带到了美国各地。由于艾滋病毒可以长时间潜伏，因此1976年那一年，美国国庆狂欢的病毒携带者们并没有感觉身体异常。
但在距离纽约上万公里的扎伊尔河，也就是如今的刚果，46岁的格雷特·拉斯克医生情况却很糟糕。这位来自丹麦的女医生长期以来都在医疗条件糟糕的非洲国家救死扶伤。这两年她急剧消瘦、衰弱不堪，更让人担忧的是，她的淋巴系统功能紊乱，全身性淋巴肿大，却查不出任何明确疾病感染的迹象。1977年12月，在病情持续恶化后，格雷特医生去世。尸检表明，她的肺部充满了成千上万被称为肺囊虫的微生物，但问题是，从没有人会死于肺囊虫肺炎。格雷特医生的死因存疑。
一位远在非洲的女医生因为罕见疾病死亡的消息，丝毫不会影响美国同性恋群体近年来不断升温的狂热情绪。但他们还不知道，同一种未知的可怕病毒已经从非洲大陆千里迢迢来到美国，并潜伏于人们体内。这种病毒可以潜伏数年之久，并慢慢等待一个爆发的契机。
现在，时间终于到了。从20世纪70年代起，同性恋解放运动的日益高涨，让美国的性产业蒸蒸日上。在北美各大城市，催生了几百家公共浴场和性俱乐部，这些商业机构总价值达到上亿美元。旧金山作为对同性恋最宽容的美国城市，在1980年6月29号举办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同性恋大游行，各大性场所也做好了开门迎客的准备。世界各地的同性恋群体涌入旧金山，其中一位是法裔加拿大籍空少盖坦·杜加斯。此时他耳朵下出现了一些隐约可见的奇怪疤痕，但他并不在意。
在这场游行中，有二三十名男性同性恋和盖坦一样，感到身体莫名的不舒服。游行过后，盖坦·杜加斯随着人流涌入了一场约4000人参加的盛大迪斯科派对。他一下泳池就脱掉了T恤，迅速而熟练地从牛仔裤口袋里掏出一瓶芳香催情剂。此时的她觉得自己强壮有力，充满生机，一点也不像是得了癌症。
盖坦·杜加斯估算自己有过2500名性伴侣，但这位同性恋界的万人迷当时得了一种名叫卡波西肉瘤的罕见皮肤癌。经后来的研究确认，这正是艾滋病毒感染的典型症状。盖坦自信能战胜这种癌症，所以并没有停止滥交，这也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截至1982年4月12号，在美国境内率先确诊的248名患有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的男子中，至少有40人要么与盖坦·杜加斯发生过关系，要么与曾和盖坦·杜加斯有过性关系的人发生过关系。也就是说，只要和盖坦幽会过一次，就会有11位患者彼此产生关联。盖坦·杜加斯成了艾滋病疫情的0号病人。
随着艾滋疫情的逐渐蔓延，同性恋群体中开始出现一个可怕的传言：一个带法语口音的金发男子正在浴场中传播艾滋病毒。不管传言中的主角是否真的是盖坦·杜加斯，但这位空少确实在被医生建议禁止性生活，以阻绝传染时，态度激动地说：“我的身体我做主，这是我的权利。”在身体出现状况4年后，31岁的盖坦·杜加斯去世。死前，他虚弱地说：“也许人们说得没错，我们就是遭了天谴。”
如果艾滋病毒仅仅只是在盖坦·杜加斯这样的同性恋群体中传播，其实对于整个美国的威胁还不会那么大，但这种病毒的传播途径出乎所有人的意料。1981年，一名男婴在输血后感染了念珠菌病。事后人们发现，他输入的血液来自一位47岁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另一家医院里，一位患有严重肺囊虫肺炎的西班牙裔男子躺在病床上，神志不清，嘴里一直胡言乱语。此前，他在接受手术时曾大量输血，使二个美国人的血和八个欧洲人的血液进入了他的体内，这些美国献血者均是艾滋病患者。
接下来，输血事故接连发生。一位需要定期输血维持生命的老年血友病人因肺囊虫肺炎去世，医生推测为他注射的凝血剂中存在艾滋病毒。同样是在1981年，一位女性吸毒者出现了艾滋病病症，而她的孩子也出现了相同症状。研究者推测，艾滋病病毒可以通过注射针头传播给吸毒者，同时母亲也会通过胎盘将这种病毒传给孩子。
以上种种病例证明，美国国家血库已经被病毒污染，病毒可以通过母婴传播带给下一代，病毒甚至潜伏相当长的时间。然而，面对这场危机，有效的应对措施却没有及时出现。到了1986年，媒体预测未来5年内，美国艾滋病患者将达到27万，死亡人数将升至17.9万。
那么，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有着最成熟的医疗技术和最广泛的公共卫生体系，为何会在艾滋病疫情发生时迅速失控，最终导致为时已晚的结局？下面我们来到第二部分，一起跟随本书作者寻找政府、科研机构以及新闻媒体在面对艾滋病疫情时滞后反应的原因。
在20世纪80年代初，尽管美国同性恋运动热火朝天，但毕竟只是少数群体的狂欢，主流社会厌弃同性恋群体的行为，特别是他们污秽的滥交喜好。无论是大众媒体还是研究机构，对同性恋相关话题都避之不及。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当时的知名公众人物中，宣布出柜者寥寥。我们开头所提到的好莱坞男星洛克·哈德森，至死都不愿意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同性恋。
随着艾滋病疫情初期在同性恋群体中悄然蔓延，1981年6月，研究者在美国疾控中心简报《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艾滋病的重要报告。这份简报被寄到全球数千家医院和卫生机构，任何在公共卫生或传染病领域工作的人都会阅读。但这一篇报告并没有出现在简报的第一页，而被放在第二页一个不显眼的位置。同时，凡是提到同性恋的字眼都从标题中删除了，最终它被简单地写成了“洛杉矶肺囊虫肺炎”。
即便在医学界，编辑本也明白同性恋这个词并不讨读者喜欢。一方面，大部分人天然排斥这一群体；另一方面，如果把一种疾病描述为同性恋疾病，很容易被认为是一种小众疾病，既不会引发关注，也没有研究前途。更何况还会刺激到同性恋群体本身的敏感神经。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不要激怒广大的恐同人士，也不要冒犯少数同性恋群体，做任何事最好就不要提到同性恋三个字。这种深度偏见和群体矛盾，就是美国在应对这场疫情时所要处理的头号问题，这极大影响了疫情应对措施的推进。
在科学研究方面，研究者们则一开始就面临着经费紧缺的困境。20世纪80年代，各种疾病的流行和国会的倡议促使美国国家卫生院每年发放40亿美元经费给下属各类研究机构，其中最负盛名的国家癌症研究所每年有10亿美元预算，是西方卫生研究机构中资金最雄厚的。然而，在1981年举行的一场关于艾滋病疫情的研讨会上，唯一进展只是癌症研究所含糊其辞的保证，表示他们会在未来某个时间点接受联邦研究基金的申请。
这种冷漠的态度和对研究经费拨付的拖延，让艾滋病毒研究者们充满疑惑，仿佛根本就没人在乎这件事，因为得病的都是同性恋，没人会愿意为了这样一小群不受欢迎的人劳民伤财。到了1982年，国家癌症研究所的10亿美元总预算中，用于支持艾滋病研究的相关支出是29.1万美元，约占总预算的四千分之一。美国疾控中心在艾滋病研究上的投入约为200万美元，而该机构的总预算为2.02亿美元。
资金的缺乏推迟了对艾滋病进一步的监测和流行病学研究，而这些研究中的任何一项都有可能成为解决疫病难题的关键。研究者们即便通过挪用其他预算、人员分流等各种方式解决问题，但由于经费严重不足，以致研究常常在紧要关头陷入僵局，难以前进。一位研究者曾这样说：“一家研究机构单个项目的拨款往往会超过1000万美元，现在联邦政府说要拿出100万美元给全国的艾滋病研究者分，这实在太可笑了。”
新闻媒体的报道也对公共政策产生深刻的影响。艾滋病疫情发生初期，美国的大众媒体并没有把它当回事，直到1981年12月末，《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才第一次出现有关疫病的报道。所有人都清楚，媒体不感兴趣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患者是同性恋。一位记者表示，编辑枪毙这类文章，是因为他们不希望报纸被同性恋以及他们令人厌恶的性行为污染。
美国《华尔街日报》第一篇艾滋病疫情报道的出炉同样艰难。这位记者一直在给编辑施压，希望刊发一篇关于同性恋疾病的报道。他之前写过一篇，但被编辑拒绝了。最后，这位记者把文章进行了改写，围绕23个异性恋并且大部分是静脉注射的吸毒者来写，这些人都被确诊为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患者。在文章被改写为异性恋主题后，终于以16段的短小篇幅登上了全美发行量最大的日报的某个角落，标题是“女性和异性恋男性也患上了致命的新型同性恋疾病”。有关艾滋病瘟疫的文章这次之所以能发表，只是因为连有身价的人非同性恋也无法避免感染。
在社会防控层面，各项措施的开展陷入尴尬境地，特别是在关闭同性恋浴场的问题上，倡议者就碰了一鼻子灰。在许多人看来，浴场是性解放运动的一种标志，因此即便是在浴场外放一块警示公告牌，都是不可容忍的。与此同时，由于早期艾滋病疫情不被广泛重视，很多反对者认为，在浴场感染艾滋病的概率非常小，完全不用小题大做。关闭浴场就成了一个民权问题，强制关闭会引起激烈的抵制，以至于那些投身于艾滋病防治的人也对关闭浴场的想法投了反对票。于是，这个敏感的问题在疫情蔓延早期很快就被搁置了。
令人讽刺的是，一些财力雄厚又享有社会声誉的浴场老板为囊中羞涩的艾滋病组织捧上大笔资金，通过持续的资助来表达对艾滋病疫情的关心，仿佛在说他们和所有抗艾人士都是一条船上的。
对于如何避免国家血库被艾滋病毒感染的问题上，各方因为不同的立场也争论不休。专家们给血制品行业提供了两种选择，要么禁止高危人群献血，要么开展检测血液，排除可能的艾滋病毒携带者。专家们警告血库管理者，艾滋病的潜伏期至少一年，无论血制品行业做出哪种选择，都不会对下一年产生影响，在此期间，只会有越来越多的血源性艾滋病病例出现。
但是这些建议并没有获得广泛支持。血库管理者担心钱的问题，因为增加检测程序而大幅提高招揽新献血者的成本是不可接受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代表则对流行病学专家公然插手他们管辖的事务感到恼火，而同性恋组织的代表同样坚决反对采取任何行动来筛查献血者，称筛查将会引发严重的人权问题。
最后，在这场艾滋病疫情中，美国政府充分展现了自身的无所作为。1984年11月6号，里根以50年来最大的压倒性胜利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然而，整个大选过程，迅速发展的艾滋病疫情从未被当作重要议题来讨论，两位候选人谁也没有公开讨论过这一头号卫生问题，记者们也不认为这个问题重要到必须提及。
在疫情重灾区之一的纽约，政府不仅不采取任何应对措施，还甚至极力掩饰疫情的严重程度，以证明他们的不作为是对的。政府的对外口径里充斥着“患者人数趋于平稳”“男同性恋正在产生免疫力”“艾滋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具有传染性”这样的论调。更有人权委员会主席直白地告诉媒体：“不存在疫情。”这种论断出于这样的一个逻辑，即一个有2亿人口的国家出现1600个艾滋病病例，意味着只有1/100000的美国人感染了这种病。这位主席说：“1/100000人得的病算不上有疫情。”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二部分。通过以上社会各界对艾滋病疫情蔓延的反应，人们意识到，自从1980年首位美国独居同性恋男性首次患上艾滋病之后的5年间，政府一直无视来自部分科学家的呼吁，没有为艾滋病研究划拨足够的经费，大部分研究机构认为研究这种同性恋疾病没有前途，没有在疫情初期予以及时关注。政治家们把选票的重要性凌驾于公共卫生之上，一味的粉饰太平，拒绝采取必要但艰难的措施来控制疫情蔓延。而大众传媒不愿报道同性恋新闻，对涉及同性性行为的报道谨小慎微，尽力避免讨论艾滋病。以上种种对于病毒的态度，最终导致了大量的死亡。
在最惨痛的教训面前，如何走好之后的艾滋病疫情应对之路，成为了被摆上台面的议题，这也将是我们今天要解读的最后一部分内容。
开篇我们提到，1985年著名男影星洛克·哈德森因患上艾滋病而去世的新闻，成为全美应对艾滋病疫情的一道分水岭。尽管这位明星始终极力否认自己得的是艾滋病，但当美国媒体了解到哈德森的病情后，关于他的性取向报道和生涯回顾便登上了报纸头版头条。
除了媒体以外，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似乎终于对这种疾病关注起来。白宫发言人称：“里根总统祝哈德森健康平安，请转告他，总统和夫人一直惦记着他，为他祈祷。”当艾滋病患者中出现了富人和名人这一新的高危群体，人们对艾滋病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向。一位研究艾滋病的医生曾称，哈德森患艾滋病是疫病史上唯一一桩重大事件。
随着艾滋病受关注的程度陡然提高，究竟该如何应对这场疫情，成为了政府、医疗卫生系统、科学研究机构急需面对的问题。这期间也有不少让人振奋的好消息，其中最重要的好消息是AZT的研究成果。这是第一种干预艾滋病病毒生命周期、延长患者生命的治疗方法。虽然还存在很多副作用，但它真的起效了。
与此同时，艾滋病研究预算也在增加。1986年的艾滋病研究经费比上一年增加了48%，达到了1.264亿美元。这在一定程度上兑现了政府将艾滋病作为头号卫生问题的承诺。
1986年10月，美国医务总监库普发表的一份报告引发了轰动，让艾滋病在1987年成为一个备受讨论的重要社会问题。这份报告号召人们行动起来，对抗这种流行病，同时提出了具体行动方案，并且第一次不带政治色彩，纯粹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讨论艾滋病问题。报告中提出，应尽早开始对儿童进行艾滋病教育，还直截了当地提倡广泛使用安全套。报告指出，强制鉴定病毒携带以及任何形式的隔离对抗击这场疫病毫无意义。这一点引发了社会广泛而激烈的争论。
库普认为，强制检测只会吓坏那些最易感染艾滋病、最需要检测的人，是他们对公共卫生机构敬而远之。他重申了卫生官员近两年来一直在说的一句话：在人们不必担心接受检测会失去工作或保险之前，大规模检测是不可行的。不同意见者之间争锋相对，各方都急切希望了解总统在艾滋病问题上的立场。
随着当年世界艾滋病大会的临近，里根总统宣布，他会按照参议院的意愿，任命一个由11人组成的总统委员会，负责就艾滋病疫情向他提供建议。同时，他将在大会前夕的艾滋病筹款晚宴上发表讲话。
不过，里根总统的这一次发言在同志群体中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因为在这篇精心设计的演讲稿里，里根虽然呼吁人们同情和理解艾滋病患者，对志愿者付出的努力表示敬意，还特别表扬了旧金山开展的艾滋病人关怀计划，但在讲话中唯独没有提到同性恋一词。而实际上正是同性恋群体在里根政府不作为的这些年里做出了不懈努力。
旧金山知名同性恋领袖比尔·克劳曾一度是同性恋政治抱负的象征。当疫情爆发时，他担负起同性恋社区的责任，寻求联邦资助、呼吁公共教育、争取更广泛的治疗服务。他是一座桥梁，帮助同性恋从疫情发生前过渡到疫情发生后。他也是第一个通过重新定义同志群体和同志运动的意义，阐明如何在疫情肆虐之际坚持信念的真作者。兰迪·希尔茨把比尔的离世作为本书的终止符。
令人唏嘘的是，当兰迪·希尔茨把书稿交给出版商的当天，他自己也被告知艾滋病病毒检测为阳性。撰写本书期间，兰迪·希尔茨接受了艾滋病检测，但他要求医生在自己写完书稿前不要告知结果，以免影响写作时的客观判断。在服用抗艾滋病药物AZT几年后，本书作者兰迪·希尔茨于1994年死于艾滋病并发症。
“活下去会发生什么？”这或许是无数因艾滋病患者离世前共同的话题。
《世纪的哭泣：艾滋病的故事》一书在1987年问世，一晃已经过去了30多年，而艾滋病的传播依然未得到有效控制。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自艾滋病毒流行以来，截至2021年12月，已有约842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约4010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艾滋病是人类历史上致死人数最多的流行病之一。
在中国，自1985年报告首宗艾滋病感染病例起，截至2022年底，共报告存活艾滋病感染者122.3万例，累计报告死亡病例41.8万例，感染率和死亡率均处全球较低水平。目前，随着抗艾滋病药物的发展，艾滋病感染者在得到妥善治疗后预期生存寿命已得到很大程度延长，但何时才能彻底根治艾滋病，这个目标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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