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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帝国主义》：文化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共谋：从简·奥斯丁到现代媒体
铛铛铃2025-09-20【人文】512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文化与帝国主义》。
对于“帝国主义”这个词，我们可能都不会陌生。中国自鸦片战争起到新中国成立，进行的都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这个概念中，帝国主义指的是一种政治军事威胁，约等于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中学课本还教会我们，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是一种西方对全球的经济掠夺行为。
但是，这本《文化与帝国主义》会告诉你，帝国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军事或经济行为，它也是一种文化行为。这可能会让你有点吃惊，因为在通常的理解中，文化相对独立于经济、社会、政治领域，是一种比较美好的存在，怎么会和帝国主义这么讨厌的东西扯上关系呢？
文化并不是一个雅致平静的桃花源，它其实是一个战场，各种力量在上面互相角逐。强大的文化与强大的力量，这两者之间基本能划上等号。西方的文化，曾经深深地卷入过西方的殖民历史和海外扩张，成为一种帝国主义的存在方式，帮助和维持宗主国对于遥远土地的统治和控制。
《文化与帝国主义》这本书的作者爱德华·萨义德，是二战后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也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和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萨义德具有多重而复杂的身份，他是阿拉伯人，但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因此不是穆斯林。他童年在埃及和巴勒斯坦度过，中学以后就到了美国，从此接受西方精英教育。他长期为阿拉伯民族的权力高声疾呼，却又表示自己是最后的犹太知识分子。他是美国公民，但同时又是美国最激烈的批判者之一。
1978年，萨义德出版了著名的《东方学》，我也曾在喜马讲书中讲过。在《东方学》中，萨义德指出，西方为了实现对东方的控制，创建了东方主义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模式。这套话语体系，充满了对于东方及东方人的各种刻板印象。
在《东方学》出版的15年后，也就是1993年，萨义德发表了《文化与帝国主义》这本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东方学》的延伸和发展。在这本书中，萨义德指出，西方的文化深深卷入了帝国主义在全球的运作，成为西方在世界上维系统治和霸权的主要方式。
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了解《文化与帝国主义》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西方文化在帝国主义的海外殖民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第二，二战之后，文化如何维持住西方在全球的帝国主义统治；
第三，世界如何反抗文化帝国主义。
先来看第一个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西方文化在帝国主义的海外扩张与全球殖民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这段内容，可以说是全书最有学术价值和思想创建的部分，因此我们讲得详细一点。
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开始，西方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利用各种手段占领、控制相对落后的国家，使他们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属国。19世纪，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西方瓜分世界的速度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中国也是在这段时间沦为半殖民、半封建地的。1914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前，欧洲在全球所占有的殖民地、保护地、附属国、自治领地和联邦成员国，占到了地球陆地总面积的85%。
这种要瓜分世界、统治世界的意识形态，鲜明地体现在那段时期欧洲的文化作品中。需要注意的是，在萨义德看来，这种体现不是被动的、不自觉的，恰恰相反，它是西方作者们有意识的表达，甚至就是他们创作的主要目的之一。通过这种主动的表达，这些作家和知识分子参与了自己的国家在海外的扩张。
比如说，殖民主义催生出现代欧洲小说一个常见的文体，那就是航行及探险的叙事。在这类文体中，殖民和掠夺被包装为探索和开拓，还被赋予自由和勇敢的道德光辉。
来看一下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这个小说讲述了一个叫鲁滨逊·克鲁索的白人男子，在一次去非洲的航行中遭遇风暴，只身漂流到一个无人的荒岛上。他凭借强韧的意志与不懈的努力，在荒岛上顽强地生存下来，还驯服了一个名叫星期五的土著。
萨义德指出，《鲁滨逊漂流记》就是一个关于帝国主义的寓言，讲的就是一个欧洲人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封地。鲁滨逊所代表的西方白种男人，是新世界和新秩序的创建者，而那个被他命名为星期五的土著，是土著的化身。土著的世界在被殖民者发现后才正式存在，他们的生命只有在依附西方主人之后才有意义。当读者被鲁滨逊的形象与故事打动，其实就已经认同了殖民主义的思想和逻辑。
这种航行探险的文体，从《鲁滨逊漂流记》一直绵延到好莱坞的《夺宝奇兵》系列电影。这些电影的主题就是一个白人到落后地区寻找宝藏。而在这个脉络中，萨义德让我们特别关注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的创作，因为他的作品是最深刻、最复杂的。
康拉德的代表作是《黑暗的心》。在这个小说中，一个叫马洛的白人船长，向他的英国同胞讲述了自己去非洲的刚果河的探险经历。如果你没读过《黑暗之心》也没关系，因为这本小说曾被好莱坞著名导演科波拉改编翻拍成电影《现代启示录》。科波拉将英国探险者替换成美国的军人，将刚果替换成了越南，但故事本身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在《黑暗之心中》，康拉德一方面借主人公马洛之口，赞颂了英国殖民者在刚果殖民统治的高效和崇尚理性；另一方面又通过书中重要反派人物库尔茨，提醒人们要警惕非洲的黑暗力量，能让来自光明之地的欧洲人堕落。库尔茨原先是一个理想者，想要将文明之光带进非洲这片黑暗之地，然而他自己却被黑暗吞噬了，堕落为一个毫无人性的殖民者。
康拉德对于库尔茨这个反面人物的塑造，表现出他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高明之处。但需要注意的是，康拉德写库尔茨在刚果的堕落，并非是对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本身的反省，而只是一种自我警告：小心点，那里太黑暗了，会把我们好好的英国人变成坏人。换句话说，康拉德所指出的是，英国可能无法实现对于非洲的征服，但这种想要战胜对方、征服对方的心愿是没有错的。更何况，在康拉德的笔下，库尔茨即使已经堕落了，却依然牢牢地统治着当地的土著。
话说回来，许多欧洲现代小说并没有讲述发生在某个遥远地方的探险，他们的故事都发生在欧洲本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和帝国主义没有关系。小说家会通过某种编排，将某个殖民地带入到故事的发展中。比如犯了错误的年轻人，会被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接受锻炼，就像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中的马格维奇；又比如贵族会时不时到海外殖民地去转一圈，就像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托马斯·波特兰姆爵士。
简·奥斯丁的《曼斯菲尔德庄园》是本书中的一个重点案例。从表面上来看，《曼斯菲尔德庄园》是一本典型的奥斯丁小说，讲述的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中上层阶级青年男女的情感纠葛。但萨义德提醒我们，这本看似人畜无害的文艺作品，也是大英帝国主义的一部分，与一段肮脏的殖民历史有深刻的联系。
小说女主人公范尼寄居的曼斯菲尔德庄园，属于她有钱的姨夫波特兰姆爵士。波特莱姆爵士在安提瓜有一个奴隶种植园。与之相关的历史背景是，安提瓜在1632年被英国占领，1667年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当地的经济生产方式是让从非洲贩来的黑人种植烟草和甘蔗。
《曼斯菲尔德庄园》对于波特兰姆爵士在安提瓜的种植园，没有任何的正面描写，但是那个种植园显然界定了波特兰姆爵士的地位和价值观，保证了他的财富，也是他在故事中时不时要出门远行的原因。在萨义德看来，奥斯丁在书中不动声色地表达了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只有控制好安提瓜的种植园，曼斯菲尔德庄园才能保持住静谧和迷人。沿着奥斯丁的思路，我们会得出结论，无论英国某个庄园多么与世隔绝，他都需要来自海外的支撑。
那么，类似《曼斯菲尔德庄园》这样的小说，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呢？它会让英国人相信英国需要海外殖民。如果说航行探险类的欧洲小说描述的是帝国殖民的正当性，那么这一类的小说描述的就是帝国殖民的必要性。
要知道，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行为，他需要得到国民的支持和认同，而西方的文学作品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不断为宗主国补充意识形态上的能量。
当然，帝国在海外的殖民与统治永远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作品会对帝国在殖民地的统治进行背书和粉饰。来看一下英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的代表作《吉姆》。萨义德指出，吉卜林在印度创作这本小说期间，印度社会正发生着各种各样反殖民的运动。然而吉卜林在小说中完全回避了那些动荡，将印度写成了一个宁静的、传统的、似乎永远都不会改变的社会，其目的显然是想告诉他在英国的同胞，印度的过去不包含任何社会变革的因素，现在也没有政治威胁的因素。
《吉姆》这本小说的主人公吉姆是一个在印度长大的白人孤儿。有一天，她遇到一位从西藏来的喇嘛，这位喇嘛要寻找传说中可以治病洗罪、摆脱轮回的剑和弓箭。吉姆成为了喇嘛的弟子，陪伴她踏上寻找剑河的旅程，并在这个过程中遇见形形色色的英国人和印度人。故事的最后，吉姆被一位名叫克莱顿的英国上校说服，同意成为一名间谍，参与到英国对于印度社会的监控之中。
故事中的克莱顿上校出场的次数并不多，但在萨义德看来，这个人物非常重要，因为他是英国殖民者理想化的人格化身。克莱顿上校是一个殖民官员，同时也是一个人类学家。这一双重身份的设定很有意思，因为在历史上，人类学是与殖民主义关系最密切的学科。克莱顿上校对印度社会充满兴趣，似乎也熟悉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他看来，如果英国人不了解印度，就不能治理印度。了解了印度之后，英国人要做的就是去容忍印度社会内部各种矛盾和问题，不去改变等级制度、种姓制度等传统。这种看似尊重的态度背后，其实是一个残忍的真相，殖民者想要的只是统治而已。
这位克莱顿上校非常看重吉姆，因为吉姆天赋异禀，像变色龙一样善于伪装，可以天衣无缝地融入不同群体。他和一群印度孩子在一起，这些孩子因为宗教和种姓不同，彼此间有各种矛盾，而吉姆却能和他们每一个人都玩得很好。他还是一个语言天才，会说英语、乌尔都语、喀什米尔语、阿卡利斯语、锡克语，甚至对喇嘛的藏语也能无师自通。为什么一个无人教养的孤儿，会有如此不可思议的语言学习能力呢？吉卜林没有说明，这大概只能算是一种白人的迷之自信了。
故事的最后，吉姆决定效忠于克莱顿上校。这位有着神奇天赋的白人男孩，成为了英国殖民权力的一部分。这种权力一方面致力于对印度进行监视和控制，及政治上的掌控；另一方面又对印度的每个细节表现出热爱与痴迷，从中获取美学上和心理上的愉快。
萨义德指出，正是帝国主义使这两者的重叠成为可能。《吉姆》这部小说仿佛在告诉英国的读者，印度是我们的，尽管它很大、很丰富多彩，但被我们稳稳地保有着，我们能以最轻松、最愉悦的方式去看待它、享受它。
好，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萨义德认为，在西方全球殖民的过程中，西方的作家和知识分子用作品参与了自己国家在海外的扩张。这种参与也许不是主动的，但正如萨义德所言，作家所处的历史和社会也在不同程度上塑造了他们的历史和社会经验，进而影响到他们的作品。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在客观上用文化的力量说服读者去认同和支持帝国主义。
接下来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当殖民时代落幕之后，西方如何依靠文化来维系他们的帝国主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的全球殖民在形式上结束了。这意味着，西方帝国主义对于世界的很多地方不再进行直接的控制。但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和意识形态领域，帝国主义依然存在，而文化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统治工具。
此时的西方也已经经历了很大的变化，老牌帝国主义英国和法国的实力都大大削弱。有一个国家从两次世界大战中积累了巨量的财富和资源，成为了新一轮的全球霸主，这就是美国。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和此前的欧洲帝国主义不太一样。首先，他不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之前的英国和法国对自己是帝国主义这一点都是承认的，英国对此还特别骄傲，而美国不，他不喜欢“帝国主义”这个词，而喜欢说自己是“上帝保佑的国度”，自己对于世界的控制是在人间实行上帝的旨意。这可能和美国的建国历史有关，他的独立战争就是为了摆脱英国的控制，因此他一直想要强调自己和欧洲大陆的区别，喜欢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新兴的、充满开拓精神的民族，没有继承任何罪恶的历史遗产。
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写关于航行及探险的故事，美国的小说和此前的欧洲小说很不一样。比如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创作的《白鲸》，讲述的是亚哈船长在海上追逐一条白色抹香鲸，一路遭遇各种危险，最后和白鲸同归于尽。萨义德指出，这是典型的美国式探险故事，主人公所要征服的领域不是具体的某个地方，而是一片充满了象征性的荒野。亚哈船长是美国征服世界的化身，他征服世界似乎并没有什么实际的目的，但是像着了迷一般无法停止、不可阻挡，完全沉浸在自己行动的理由及其广阔无边的象征性中。
当然，不管美国人自己怎么说，美国就是一个帝国，而且他的表现和此前的英法帝国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萨义德指出，美国政府关于世界新秩序的修辞，他在冷战后难以掩饰的骄傲情绪，英法这些老牌帝国也都曾经出现过。最终他想要说的就是，我们是老大，我们注定要领导别人，我们代表着自由和秩序，这些都是西方帝国主义的陈词滥调。
其次，和之前的欧洲帝国主义相比，美国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化力量异常强大。这倒不是说他的文艺创作水平有多高明，而是说他文化的扩张能力和影响力是史无前例的。得益于传播与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美国用影视、音乐、戏剧、文学和新闻传媒打造出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帝国。
如果说此前的英法帝国主要是在用政治、军事、经济方式控制他的殖民地，文化只是一种辅助手段，那美国就主要是在用文化帝国主义控制全球。而在所有的美国文化产品中，最重要的不是好莱坞电影，不是流行音乐，而是传媒。一小撮美国跨国媒体公司控制和生产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消费的新闻内容。由此，美国牢牢地掌握住了整个世界的信息权和话语权。要知道，最厉害的统治就是思想的统治。
在本书中，萨义德重点讨论了美国媒体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的表现。为了让民意支持美国政府攻打伊拉克，美国媒体开始塑造萨达姆恐怖而令人生厌的独裁者形象，说他是中东的希特勒、巴格达的屠夫。这样一种抹黑很快就从领导人身上拓展到了整个伊拉克，乃至整个阿拉伯地区。美国媒体借用了此前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的东方主义话语，说阿拉伯人只懂得武力，野蛮与暴力是阿拉伯文明的一部分，伊斯兰教是一种种族隔离主义的狂妄、残忍的中世纪宗教等等。
然而问题在于，即使那些都是事实，美国原先是有机会去改变那一切的。在海湾战争之前，美国插手中东事务已有两个世纪之久，但是他从未支持过中东国家的民主、妇女权利或少数民族的权利，也没有试图推行过政教分离。相反，他扶持起一个又一个独裁者，鼓励和参与对中东地区大规模售卖军火。这种行为和小说《吉姆》中英国殖民者对于印度的治理方式是不是非常相似呢？
让萨义德最难忍受的是，那些比较专业的美国媒体在当时也彻底沦为政府的打手，刊登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内容。比如1991年的冬天，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出版的著名双月刊《外交事务》，刊登了一篇题为《令阿拉伯人不满的夏天》的文章。文中写道：“萨达姆·侯赛因作为美国新的竞争者，是一个暴君，一个大监狱的残酷无情的监狱长，而它来自于一块脆弱的土地，那里没有什么文化书籍和伟大思想。”文章的作者似乎完全不知道，巴格达是九世纪与12世纪之间阿拉伯文明的顶峰，是伊斯兰艺术的诞生地之一，更不用说他与苏美尔、巴比伦、亚述以及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之间的联系。事实上，把伊拉克说成是脆弱的土地，哪怕从字面意义上来讲也是说不通的，因为在中东所有的国家里，伊拉克的土地是最肥沃的，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青翠的河谷就在那里。
等到战争正式打响，美国的新闻媒体把这场战争描绘成一场毫无痛苦的电子游戏。电视机前的美国观众毫不怀疑自己看到的就是事实，然而他们看到的是历史上掩盖得最厉害、报道得最不详细的战争。所有新闻报道的信息来源都来自于美国政府，主要的媒体还互相抄袭这些内容，随后又被世界各国的媒体抄袭和播报。于是人们对于1991年海湾战争的印象几乎就凝结为一个影像：美军的爱国者导弹一次次成功拦截伊拉克的飞毛腿。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萨义德特别提到，连萨达姆本人也看CNN。而在海湾战争的前后将近10年时间，好莱坞的大片都在重复同一个故事：一个高大健硕的美国白人孤胆英雄，或者一个技术高超的美军突击队，对抗和打败阿拉伯的恐怖分子或亡命之徒。美国文化作品中对于阿拉伯世界的描述是如此粗暴、如此简单、如此种族主义，以至于在那些作品中，整个阿拉伯似乎只有三种人：独裁者、恐怖分子和赶骆驼的人。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文化与帝国主义》出版的时间是1993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萨义德所描述的内容已经有些过时。比如今天的美国已经不再把阿拉伯地区视为主要的对手或敌人，而美国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已经有明显的下降。然而，萨义德所指出的问题在本质上并没有变化。今天的美国正利用他的文化帝国主义抹黑和诋毁他目前认定的主要对手，其方式方法和他在海湾战争时用的那一套如出一辙。而当美国传统媒体的影响力下降后，取而代之的以推特、谷歌、脸书为代表的跨国互联网公司，他们在全球的影响力持续增强，在国际舆论场上几乎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利。
也就是说，在萨义德这本书出版的将近30年之后，整个世界依然生活在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威权之下。
好了，简单小结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在二战之后，文化成为帝国主义的主要存在方式，美国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的代表，利用影视、音乐、戏剧、文学和新闻传媒控制和影响着全世界。
最后在第三个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三世界国家对于这种文化帝国主义的反抗。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如果说19世纪是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狂潮，那在20世纪，世界见证的就是一场席卷全球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那些曾经被殖民统治的国家纷纷追求独立和解放，以各种形式反抗西方帝国。
在文化领域，第三世界国家反帝的主要方式是重写那些充满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西方著作。我们刚才说到过，欧洲现代小说中那些航行探险的文本和殖民主义是紧密相连的，其中英国作家康拉德的作品具有代表性。于是许多非洲的作家就通过重写挑战康拉德的作品，尤其是他的代表作《黑暗之心》，来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黑暗之心中》，刚果河是一条神秘叵测的河流，主人公马洛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船长，但在刚果河上需要一直摸索航道，因为那条河好像是一个迷宫，你一心想要驶到水深处，却总会一头撞上沙洲。更可怕的是，那条河似乎有一种超现实的力量，在那里航行，你会觉得自己疯了，过去认识的一切永远都回不来了。很显然，康拉德是在用刚果象征非洲大陆的野蛮、危险和神秘。
于是，非洲作家詹姆斯·努基在他的作品《界河里》一上来就写了一条令人喜悦的河流，那条河叫做霍尼亚，意思是“痊愈”。霍尼亚河永不干涸，它似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傲视干旱和天气变化。萨义德认为，作家用这样一种对于河流生机勃勃的描述，反抗的是康拉德笔下的非洲河流，以及欧洲文学中关于探险或航行的传统主题。
另一位非洲作家塔伊布·萨利赫则在小说《向北迁徙的季节》中描绘了非洲的另一条大河尼罗河，它的流淌使生活在沿岸的人有了活力。事实上，《向北迁徙的季节》就像是《黑暗之心》一个颠倒的版本。在《黑暗之心中》，主人公马洛在英国的一个码头讲述他南下非洲的航行，而在《向北迁徙的季节》中，主人公在苏丹的一个村庄讲述他北上欧洲的旅程。他得出的结论是：那边和这里一样，既不更好也不更坏，但我是这里的人，正像长在我家院子里的椰枣是在我们家，而不是别人家长大的一样。
萨义德非常欣赏这种文化反抗。在他看来，这些作者是在重写原先被西方定义的历史，发掘本土的传说与故事，由此创造人们对于历史和文明的想象。
你可能会有些困惑，为什么这些非洲作家要花那么大力气去重写西方的文本，好好讲自己的故事不就行了？这点啊，非洲和我们中国非常不同。我们虽然也经历过被西方殖民的历史，但我们的文明是非常完整的，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文字去讲述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然而，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都没有这样的奢侈，他们连使用的语言都是西方殖民者留下来的。因此他们只能用重写西方文本这一种方式去表达他们的反抗。可以想象，这些国家想要抵抗帝国主义的影响是多么的艰难。
萨义德指出，首先，第三世界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重建一个破碎的社会，而被赋予这一重任的往往是此前的殖民社会所产生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各个行业内的精英，比如律师、医生、作家等等。这些人使用的是西方的语言，从小接受西方的教育，也就是说，他们在思想上就是西方权威的依附者。而且他们在重建一个社会的过程中非常需要来自外界的支持和帮助，谁能帮助他们呢？站出来的往往是那些西方国家，于是他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与这些国家达成某种协议，最后成为了西方的传声筒和应声虫。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表面上把权威让给了原殖民地的民族资本阶级，但实际上依然维持了自己在当地的霸权。
而即使第三世界的领导者表现出对于西方帝国主义彻底的、完全的抗拒，情况也不乐观。因为他们对西方的抗拒越是坚决，越证明他们已经接受了西方那种二元论的思维。比如一位叫霍尔索因卡的黑人知识分子就指出，一味强调黑人文化自豪感会让整个非洲陷入被动，因为沉溺于自身的身份认同，以自己的身份为荣，只会让人们陷入情绪化的自我陶醉。更重要的是，这本质上还是接受了欧洲那种对立的意识形态结构，那种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斗争思维。
这到底怎么理解呢？举个例子，我们大家都知道西方文明提出了人种论，在这个理论中，白人最聪明，黄种人次之，黑人最笨。那么今天我们中国人表示，你说的不对，我们黄种人最聪明，你们白人比我们笨。这看似是一种反抗，但其实呢，还是接受了人种之间存在差异这样一个判断，接受了人种学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框架。换句话说，你还是被西方那一套思想体系洗脑了。
就像意大利文化学者葛兰西所说，让被统治者用统治者的眼睛看待世界，是统治者实行统治的方式。
那么究竟该怎么办呢？萨义德在书中重点推荐弗朗茨·法农的一系列著作。法农是近代以来最杰出的黑人作家、思想家之一。在萨义德看来，法农的反帝国、反殖民思想远远超越了二元对立的思想，指向真正的胜利和解放。在其著作《被毁灭的大地》中，法农指出，在全世界范围内，抵抗帝国主义的运动往往是依靠民族主义实现的，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正因为有了民族主义，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才成为可能。然而，如果民族主义不在某个时刻经历某种意识上的转变，他的前途将不是解放，而是帝国主义的扩展。比如，民族主义很可能转化为一种本土主义，随后又带来沙文主义、极权主义和原教旨主义，重复原来的帝国统治和控制行为。
这大致上可以用尼采的一句名言来解释：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
萨义德指出，法农所担心的情况其实已经在很多地方都变成了事实。在阿尔及利亚或肯尼亚这样的国家，来自民间的英勇抵抗打退了原先盘踞的西方殖民统治，然而国家转眼间又落到了一个独裁政府的手里。这里没有社会意识的转变，只有权力的重复。
因此，萨义德认为，在追求民族独立的阶段，民族主义是反抗帝国主义的重要途径，但是，这种独立并不意味着真正的自由与解放。狭隘的民族主义只能给人非常有限的安全感，要让全人类摆脱帝国主义，我们需要新的方法和路径。我们需要去相信，一个普遍的、多元化的、不具胁迫性的世界是可能存在的。
好，小结一下这一段的内容。为了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第三世界的人们努力重写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这是一种有效的抵抗。然而，民族主义是一种需要警惕的反抗力量，第三世界需要用民族主义的力量去争取独立，但也需要超越民族主义，去追求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说到这里，《文化与帝国主义》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们基本上已经讲完了。你可能会觉得萨义德分析了那么多，批判了那么多，但最终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因为他没法给出，因为面对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影响，这个世界迄今为止就没有出现过一个真正成功过的解决方案。但是他的思路无疑是有启发性的，那就是被西方统治过的国家和民族需要反抗的不仅仅是西方本身，还要警惕那些思想上、文化上、意识形态上的西方影响。我们需要超越的是那种一个民族比另一个民族优越，一个国家可以控制另一个国家的思维意识。只有当这种意识彻底消失，帝国主义的影响才会真正结束。
萨义德在书中反复引用了非洲诗人西塞尔的诗句，这首诗是这样的：
工作刚刚开始，人类还要挣脱无数的禁锢，没有一个种族能独霸美好、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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