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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沉年代》：美国梦碎时代：奥巴马治下的社会弊病与分崩离析
铛铛铃2025-09-20【人文】639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为您解读的书是：
2013年美国国家图书奖非虚构写作类获奖作品《下沉年代》，副标题是《新美国内史》。作者乔治·帕克，是美国以特稿著称的新闻杂志《纽约客》《大西洋月刊》的资深记者。
在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帕克长期在伊拉克报道。然而，帕克在伊拉克目睹的是：美国不但让伊拉克陷入了长期血腥内战，承诺的战后重建也完全没影儿。他感到美国不再是个强国了，美国的政治体制、政府机构出了大问题，美国不行了。到底是哪出了问题？美国的衰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帕克带着这些问题回到美国本土，开始从美国的众生相中寻找答案。
《下沉年代》这本书可谓是当代美国的万花筒，不但深入追踪了三名六零后普通美国人、两个美国城市从1978年到2012年底这35年的命运浮沉，在三位主角的故事发展中，还穿插着十位美国各界名流的人物小传，包括我们熟知的脱口秀女王奥普拉、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国务卿鲍威尔等。
帕克定义这35年是书名所称的“下沉年代”，是美国建制机构共有价值分崩离析的一个新历史时期，也可以说是美国梦逐渐碎裂的灰暗年代。我们的解读，也从这三位美国普通人的人生故事开始。这里面有两个原因：
第一，因为这三位美国六零后的人生遭遇，分别揭示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导致美国下沉的三个基本面：去工业化、精英阶层把持政策制定、大型企业对地区经济碾压。他们三人从一成年，就开始经历这种个人无力抗拒的下沉。
第二，这三个横跨35年的人物特写，也是最体现作者乔治·帕克非虚构写作功力的篇章。帕克数10年时政报道的积累，结合说客杰克·康诺顿的犀利内部爆料，让我们得以一窥美国政商权贵勾结、攫取资源和权力的内幕。
我们今天要认识的第一位主角叫塔米·托马斯，她是美国锈带地区的一名黑人女工。她的故事展现的是美国下沉最主要的原因——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去工业化。
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杨斯敦曾是辉煌的钢铁城市，几大钢铁厂养活着这里的数万居民，新移民也能在钢厂找到一份工作，安居乐业。二战后，工人的福利得到改善，工资体面也有养老金，本地工人也不再想着去找别的技术含量更高或者工作环境更好的工作。
1977年9月，当地最大的一家钢板钢管制造工厂突然关闭，一夜之间5000人丢了工作。自此以后，杨斯敦就像遭到了诅咒，经济一蹶不振，工作岗位一路削减。1975年到1985年的10年间，杨斯敦少了5万个工作岗位。陆陆续续，俄亥俄州的钢厂搬迁到航运更便利的州，甚至搬到了墨西哥边境，留下的工厂里，越来越多的岗位被机械化取代。
我们的第一位主角塔米，是跟着外婆长大的黑人姑娘，15岁怀孕，20多岁的时候，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单亲妈妈。塔米高中毕业，走进社会时，杨斯敦的传统钢铁行业已经不复存在。所幸她有高中文凭，在通用电器的一个分包工厂里，当上了流水线女工。
塔米童年记忆中的杨斯敦有商场、学校、游乐场和教堂，钢厂倒闭后，这些都不复存在。小时候去摘桃子的公园，如今狂草丛生，变成了垃圾场。曾经的中产阶级聚居区沦为贫民窟，一半的房子和2/3的居民都消失了。当地人说，这场大失业后，城市开始衰败，仿佛癌症正在慢慢杀死它。
杨斯敦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我们来看看在快速下沉的锈带生活会变成什么样。
首先是毒品。杨斯敦当然从来不是净土，塔米的妈妈就是瘾君子，但是大失业后，毒品交易在绝望的居民中更加猖狂起来，吸走了家家户户最后一点积蓄。杨斯敦各个社区被不同贩卖毒品的帮派交替控制，塔米的几个弟弟也纷纷卷入帮派，有的受伤，有的被捕。
其次是火灾。钢厂倒闭后的20年间，杨斯敦的人口从14万锐减到9万5，无人照管的空置房屋不断发生火灾。整个80年代，每天都有至少两起火灾。更离谱的是，负责拆迁的市政官员也会找不法分子纵火烧掉原本需要拆迁的房子，因为费用能省下一半。
最可怕的是暴力犯罪。八九十年代，杨斯敦一直都是美国犯罪率排名前十的城市。塔米拿起中学毕业照，会一个个指给记者看：这个同学被捅死了，那个被流弹射中。她有一半的同学死在各种飞来横祸中，司法部门鲜有作为，没逮捕过几个犯罪分子。
1995年，29岁的塔米终于等到一个可以和她分担艰难生活的人，男朋友向她求婚了。她没当场答应，和好友们甜蜜地讨论着，可就这么一会儿，回来时发现男朋友在酒店死于枪击，没人知道为什么。
你也许要问，这种地狱生活，塔米怎么不离开呢？当然想过，每个杨斯敦的人都想过。钢厂倒闭后，白人很快都走了，但是黑人新移民没有多少社会支持，换个地方并不容易。留在杨斯敦，塔米在流水线打工，能养活三个孩子，走出去很可能她得带着孩子们吃福利救济，不靠政府救济生存是塔米最后的尊严。
谈到锈带居民的困境，常常有人指责是当地人不求上进，所以深陷困境。那我们来看看塔米的例子，是不是努力就能有出路，社会地位提升主要途径是靠找一份好工作。杨斯敦这类老工业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钢厂倒闭后，除了工厂生产流水线，塔米能找到的工作岗位非常少。哪怕流水线装配工这种岗位也是供不应求，导致工厂敢钻制度空子剥削工人。工厂常常在试用几个月后炒掉员工，避免给工人转正后提供医保、养老金。
公司于1993年与美国国际电子工人兄弟会717号分会签订合同，工人的待遇进一步下滑，他们永远无法获得全额工资和福利。管理人员对这些1993年之后雇佣的员工态度有所不同，用更严格的工作准则要求他们，禁止他们与塔米在流水线交谈，站在他们身后盯着工人工作。合同还鼓励12小时轮班，对塔米这样有家庭或有健康问题的人，这种工作制度无异于逼老员工退休，然后用1993年的合同雇佣更多新员工。塔米原来只要操作一台机器，现在要操作两台，而薪水削减了四成。长期过劳的流水线操作，塔米的手臂落下了病根。
在同辈女工里，塔米运气还算好的。尝试了多家工厂后，塔米终于在一家工厂转正，有了医保。她幻想着再多努力几年，也许能拿到退休金。他们也尝试过从公司内部通过工会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可是很快她发现工会早就向工厂妥协了。随着更多工厂转移到墨西哥边境，工人找个工作难上加难，工会更没底气和工厂交涉，愈发无所作为。
塔米想过工厂会继续缩小规模，但是没想过会关门大吉，就像30多年前的钢铁工人那样。噩梦终于来临，2006年，公司宣布将关闭或出售其29个美国工厂中的21个，削减2万个小时工职位，工厂不会关闭，但工人会减少2/3，留下的工人将减薪四成。塔米的工资将从每小时25美元降到13.5美元，工厂希望在剩下的3000名小时工里保留不到650人，因此鼓励员工买断工龄。买断工龄意味着他们将失去大部分养老金，塔米也选择了买断，她失去了一半以上的养老金，最后拿到了14万美元的补偿，这差不多是两年半的工资。为自己的买断报酬交完税，手里还剩下8万2000美元。
早生个10年、20年，像塔米这样的女工可以在通用电器这样的大厂里顺利退休，靠稳定的退休金度过余生。美国去工业化开始后，塔米再也没了这样的幸运。
杨斯敦继续衰落，好的工厂公司都走了，有出路的人也走了，公共财政来源锐减，地方政府都快运行不下去了，公共设施不断破败，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也越来越差，当地社区进入了一个不断下沉的恶性循环。这就是帕克要在这本书里揭示的下沉，曾经美国梦里承诺的经济增长、体面工作、保护工人权益的工会、当地社区、警察，种种这些曾经保障美国人体面生活的建制，在70年代末开始裂解。如果不幸像塔米一样生活在锈带，是新移民，是少数族裔，这一波痛苦来得非常早，也非常快。
听了塔米的故事，你可能要问民主，美国普通大众的利益在下沉年代一直受损，为什么没有新的立法来保护他们的权益？下面我们就进入第二个人物的故事，正好可以让我们看看美国的民主立法是怎么操作的。
第二个主角杰夫·康诺顿，是我们今天介绍的三位六零后里起点最高的一位。他出生在中产阶级双职工家庭，自己也是名校高学历。康诺顿曾是美国现任总统乔·拜登从政早期的幕僚，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白宫法律顾问助手，后来转型为华盛顿的一名职业说客。康诺顿后来和华盛顿的政治精英阶层决裂，这让我们有机会看看美国的政治精英为谁服务，为何普通人的声音无人听到。
康诺顿家里没有任何政治人物，他走入政坛只是因为机缘巧合。在大学时期听到了拜登激情四射的演讲，他迅速沦为拜登粉丝，一路追随，勤勤恳恳服务于拜登早期两次竞选。15年来，康诺顿为拜登筹集的资金比华盛顿的任何人都多，他是拜登重要的幕僚、称职的竞选团队成员。
康诺顿在华盛顿兜兜转转，37岁时转行，在1997年加入了一家游说公司。首都华盛顿有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其中有制定政策的议员，有需要为自己利益推动或阻挠法案的大企业，而说客就穿梭两者其中，把官和商连接起来，用金钱让这个利益集团运转起来。
90年代末是华盛顿游说集团的黄金时代，大公司付给说客的工资在1997年高达12.5亿美元，在此后的12年里又涨了三倍，这还仅仅是直接付给说客的公司工作里涉及的公关费用，还要另外付费。华盛顿说客的年收入往往能过百万美元。
可能你要问，说客不就靠一张嘴，凭什么能挣得盆满钵满？首先，他们有美国政府的高层人脉，很多说客是前任政府的参众议员或总统班底的核心成员，认识通天的，就可能为金主大公司说上话。1998年到2004年间，42%的前众议员、半数前参议员在离职后都当了说客，开始游说他们的前同事，数以千计的国会助理在离职后也当了说客。康诺顿在克林顿政府中的数百名前同事也是如此。
其次，客户会以为前任政府的高层官员发表的意见就是白宫的态度，据此来调整公司的策略。2000年，康诺顿的老板杰克·奎恩成立了一家新的游说公司，人人都知道奎恩是阿尔·戈尔的人，而戈尔在这年秋天很有可能赢得总统大选。奎恩在克林顿时期的白宫最高层工作了5年，经历所有危机仍能全身而退，当顾客与他坐下来交谈时，他们会相信，他所说的就是白宫对重大议题的看法。
第三，由说客公司打造了一个系统性的影响力产业，让客户不得不依赖他们，让对手往往是利益受损的老百姓无力与之对抗。影响力产业就是通过不同渠道影响不同听众，塑造媒体对议题的看法，在特定选区向立法者施加压力。早在20世纪90年代，康诺顿的公司在组建临时草根领袖联盟方面就十分专业，通过某种理念招募当地居民，营造一种由草根阶层自发支持某项法案的表象。传统的电视平面媒体更不在话下，服务于不同党派客户的说客不断上电视节目辩论，在报刊上发表评论，影响舆论观点。
华盛顿的说客比政客还多，整个华盛顿都在吮吸着大公司的奶头挣钱，就连跟拜登都直接说不上话的康诺顿，2000年时收入也很快超过了50万美元。
然而好景不长，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华尔街其他公司随时都可能一起破产，2万亿美元大崩盘发生的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快。次贷危机暴露了美国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法律制度和金融监管规则的崩溃。这些大银行怎么可能技术上无力偿债，泡沫问题仅有几个内部人士知情，唯一的可能就是银行高管们不受任何法制监管，进行金融欺诈。
次贷危机让康诺顿看清，半个多世纪以来维持美国银行业稳定发展的规则已经被暗中破坏。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维护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之间的壁垒，这条法案在1999年遭到国会废除，两党共同投票，克林顿签署。通过提价交易规则，曾要求投资者必须等到股票价格上涨才能卖空，这条法案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废除。康诺顿付了才没几天，就被金融危机一个大浪拍倒。
次贷危机爆发成了康诺顿的觉醒时刻，他惊讶地发现，美国政府已经被金融精英接管，他们本质上是在为大财阀代理政府。让康诺顿和很多普通选民失望的是，刚刚就职的奥巴马总统在金融领域任命了和老班底同一个派系的人，也就是说，这群金融家把普通人的生活搞砸了，让很多工作了一辈子的美国人退休金所剩无几，可是奥巴马还聘他们回来收拾烂摊子。结局不难预料，没人被指控要对次贷危机负责。
康诺顿跟着老上司考夫曼进了众议院，他俩想把金融危机的根源查清楚，让银行家负责。同时，他们的前老板拜登是副总统，美国的2号人物，他们原本以为有拜登这条人脉，他俩的调查推动起来会比较容易。众议员考夫曼起草了法案，要求政府拨专款追捕、调查次贷危机里有欺诈行为的人，包括在危机爆发前向立法机构和公众隐瞒真相的华尔街高管。
然而，调查金融欺诈案谈何容易，天价收费的会计师和律师一早就帮银行家抹去了诈骗的蛛丝马迹，还提供了巨量文件给调查人员，害他们查到蒙圈。司法部门一如既往的知难而退，一拖就是一年多。白宫也顺水推舟，想淡化金融危机的事儿，新总统奥巴马想的是立即开展自己的政绩工程——奥巴马医保，而不是替前任总统收拾烂摊子。何况政界资历尚浅的奥巴马不想得罪金融圈的大佬。
考夫曼只做两年参议员，他也到了不再需要为钱、为职业瞻前顾后的阶段。金融危机后，康诺顿对华尔街的愤怒无法平息，康诺顿和考夫曼不惜得罪华府各层关系，积极推动追查金融诈骗，推动拆分大银行、监管股市高频交易等法案，他们的这些努力要么惨败，要么无疾而终。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2010年，美国股市经历闪电崩盘，近1万亿美元灰飞烟灭。尽管这种种市场失败都证明了康诺顿等人推动金融监管、拆分银行的政策正确，可美国大银行利益巨大且盘根错节，已经变成了太大而不能倒的机器。奥巴马第一个4年任期结束时，共和党夺回了众议院，让银行家负责阻止下一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这么从民主党手里溜走了。
康诺顿对美国建制、对民主党、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信心彻底坍塌了，决定离开华盛顿。走之前，康诺顿做了一场无异于自我爆炸的演讲，在纽约，他当着300多人公开演讲，毫不避讳地揭露了美国金融机构欺诈、司法机构无能和华尔街对本质问题的逃避。康诺顿很清楚，这场演讲后，30多年来他在华盛顿铺下的所有路都被自己挖断了。康诺顿对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幻灭可想而知，选择了如此决绝的方式做最后的斗争和决裂。
我们现在来听听第三位主人公迪恩·普利在南方大农村创业的故事，这是美国下沉的另一个问题：大企业对地区经济的无情压榨，导致地方经济萎缩，地方社区缺乏活力。
迪恩是白人，但并非在美国处处受到优待、掌控精英阶层的东北部信奉新教的盎格鲁萨克逊裔白人，而是苏格兰爱尔兰裔，这个群体主要是美国南方的工人、农民阶层。这个族群在美国有很多不甚友善的称呼，比如红脖子、乡巴佬，甚至侮辱性极强的白垃圾。
20世纪70年代前，他们当农民工人，生活还比较有保障。迪恩的故乡北卡罗来纳州罗金厄姆县有三种传统行业，最大头的是烟草种植制造业，烟草业曾经让迪恩的爷爷辈在此成家立业，过上了中产生活。90年代初，因为吸烟引发的健康问题，美国国会不断对烟草行业提起诉讼，烟草业市场迅速萎缩。1998年，烟草业巨头被判向各州政府支付了2000多亿美元的赔偿金，此后，烟草种植业一蹶不振。
当地的其他两个主要行业是纺织业和家具制造业，在20世纪后期也受到制造业全球化的剧烈冲击。纺织业工厂从90年代开始不断倒闭，10年时间里，一个7万多人的城镇就失去了1万多个纺织业工作岗位。家具制造业在2000年以后受到了低成本中国竞争者的挤压，没能快速转型，服务美国国内高端市场的家具公司都相继破产。
和其他迫不及待逃离衰败南方的年轻人不同，迪恩在大城市工作了一年以后就回到了南方农村，他相信应该回到土地改变现状，重塑南方农村的荣光。
迪恩的第一个创业项目是开高速公路休息站，在220号公路边，他开了一家便利店、一家快餐厅和一个加油站。迪恩通过降低油价吸引卡车司机，而利润较高的快餐厅和便利店可以保持总体盈利。迪恩原计划在快餐厅、便利店里推出更多本地种植的食品，让当地农民也能受益，可很快他就发现，来来往往的卡车司机就喜欢垃圾食品的口味和便利，而且当地农产品的成本比他从半个美国以外运回来的垃圾食品成本还高出不少。
迪恩在大城市工作时发现大型连锁加油站薄利多销，他如法炮制，把这种薄利多销的模式带回了南方农村，可没想到，很快大型连锁加油站也要进驻他们这个南方小城，迪恩被迫进一步降价，勉强维持不亏。后来他才知道，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给连锁加油站的油价要比他付的低3~4美分，有250家连锁加油站的大集团把个体户迪恩逼得无路可走。
2005年发生的两件事更致命地打击了迪恩的卡车休息站生意，也推动他走向了一条全新的创业道路。首先，2005年9月，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了新奥尔良，220号公路上的商业运输几乎停摆，因为校车加不上汽油，卡罗来纳州公立学校关门，迪恩的加油站生意几乎破产。迪恩这时候才发现，美国的经济运行有多依赖中东的石油。同一时期，他读到了一种叫石油峰值论的说法，石油作为不可再生资源，任何地区的石油产量都会达到最高点，美国在70年代达到了石油峰值，其他国家大概在2005年左右达到石油峰值，等到了这一转折点，因为能源短缺，一个国家可能会面临交通瘫痪、社会停摆，甚至发生暴动。迪恩想，这不就是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后新奥尔良当地的社会现状吗？迪恩觉得，在能源问题上，美国人得想新办法，不能依赖遥远中东的石油供给。
另一件推动迪恩商业转型的事情是，不到一年时间里，只有9万人的贫穷农业县里开了三家大型连锁超市——沃尔玛。沃尔玛一出现，当地的杂货店、服装店、药店、食品店等小商铺被迅速挤垮。在沃尔玛，给车加油也更便宜，迪恩加油站的生意也危在旦夕。大超市沃尔玛的物价比当地商店略低一点，但这点差价足以吸引收入不高的本地人，但这正是陷阱，这蝇头小利其实会坑了当地经济。记者的调查发现，在沃尔玛这种大型连锁超市花一美元，最多只有十美分贡献给当地经济，大头都直接进了资本家的口袋，流向了华尔街或硅谷。沃尔玛会在当地雇佣一些雇员，但是只给最低时薪，一年加起来才1万6000美元。沃尔玛这样的巨头靠价格压榨，把当地的小经营者都赶跑了，问题是这些小商户还是当地社区的建设者，他们可能是当地社区的棒球教练、镇里的议会成员、德高望重的社区领袖，这些人一走，当地社区的运行也成了空壳。
大企业不光在经济方面损害了小型社区，也在社会、文化、政治方面重创了原来的美国社区结构。迪恩对美国很失望，不相信政府和媒体说的任何话，自己在互联网找一切需要的信息。就在这时，他读到一个完美契合他一直以来想振兴当地农业又解决美国能源问题的新概念——生物柴油。
生物柴油是指以植物油脂、动物油脂等为原料，通过酯交换工艺制成的再生性柴油燃料。生物柴油的原料来源丰富，油菜籽、大豆、动物油脂、地沟油都可以。生物柴油可以部分替代石化燃料，迪恩计划从菜籽中提炼植物油，再把20%生物柴油和普通柴油制成混合燃料，这个比例的混合燃料可以直接灌入卡车，成本低于纯柴油。迪恩找了两个合伙人，雇了25个当地农民，马上开了工厂，生产出来的生物柴油直接进了迪恩的加油站。对于迪恩，这近乎是一个完美的方案，当地种植、当地生产、当地销售，从农场到油泵，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也没有交通运输成本，时机也刚刚好，这使美国的油价飙到新高，而每升混合燃料能比普通柴油能便宜十美分。迪恩的美国首家生物柴油卡车休息站受到媒体、政客热烈追捧，一时间风头无两。
迪恩的生物柴油项目不光带来了更清洁的能源，还能把一块钱里的九毛钱回流到当地经济。好景不长，迪恩也没有逃过2007年金融危机的冲击。迪恩开的汉堡店生意最先受到影响，麦当劳的汉堡套餐比迪恩家的便宜一美元，经济拮据的居民宁肯多走一段路，去吃更便宜的麦当劳。不久，迪恩的汉堡店关门了，小本经营者再一次被连锁大公司打倒。
国际石油市场的行情瞬息万变，2008年，每加仑汽油价格降到四美元以下，迪恩的生物柴油没了价格优势，项目开始亏损，急需获得政策扶持。2010年，迪恩的生物柴油公司终于得到了75万的联邦刺激经济的补助金，无奈美国官僚程序无比繁琐，迪恩等了九个月才拿到了一半的补助金。同时，迪恩面对的阻力也很大，化石能源公司和保守派团体认为推广生物柴油的法案会抬高电费，减少煤矿业的工作岗位，频繁媒体曝光让当地官员盯上了迪恩，政府机关开始追缴公司的欠款、罚款，法院裁决、卡车休息站破产，迪恩一手打造的加油站被卖给了大型连锁加油站，又重新用回普通柴油，生物柴油失去了当地最大的市场，小创业者在国际市场波动和大公司的实力碾压下，最终倒下了。
迪恩在农村的探索甚至不为美国精英阶层所理解，精英们认为每一个想要实现阶级跃升的人都可以努力成为计算机程序员或金融工程师。迪恩呐喊，华尔街和硅谷有多少工作岗位呢？广大农民怎么办呢？美国的精英阶层已经无法共情工人、农民，也不能给他们提供任何解决方案了。
三位美国六零后的故事就是这样，帕克说的下沉不光是经济的，也是社会性的。以往美国社会中当地小银行、小商店、工会、工厂、教堂、学校等这些各种从事社会服务的类似俱乐部的场所变得非常弱，不再能凝聚美国人，提供他们需要的服务、保护和连接。随之而来的美国人变成了一个离散的、隔绝的人，失去了当地社区这个最基础、最具保护力的社会保障网络。
帕克这本书用各行各业的人物故事展示了美国建制逐渐裂解的下沉时代，他指出去工业化、金融法制监管缺失、大企业破坏地区经济等都是病因，但是帕克给出了解决当代美国社会危机的药方吗？没有。当然，提出解决方案不是记者的职责所在，记者重在准确、真实地记录社会现象和问题。然而，帕克选择的三位人物的命运走向一定程度上也提供了一些美国人认为的可能解决当下社会危机的方案。
在故事的结尾，塔米用买断工龄的钱读完了大学，成了一名社区工作组织者，协助当地政府清理空置房，恢复居民区活力，努力把杨斯敦在血腥暴力中的损毁恢复成她童年记忆里的样子。政客康诺顿在离开华盛顿后出版了揭露华尔街步法内幕的书，呼吁加强金融法制监管，警示可能卷土重来的金融危机。创业家迪恩屡败屡战，还在探索替代能源的生成方式，他尝试用公立学校饭馆的地沟油加工成生物柴油，进一步降低成本，为公立学校校车提供能源。
不管是这三个主角，还是梳理其他的人物，都把目光聚焦在了重视美国本土，恢复本地区经济，重塑当地社区，在美国家门口进行自救。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推动反移民政策、强调中美对抗、频繁退出国际合作组织的前总统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赢得广泛支持，而精英阶层出身、把选票目标集中在高级职业阶层的希拉里在大选中落败。
本书英文版成书于2012年，当时奥巴马治下的美国表面上还维持着世界霸主形象，积极介入中东、亚太地区事务，帕克却逆潮流而行，写书指出美国国内的社会问题已经积重难返，曾经的工人、农民阶层在下沉社会中艰难挣扎，可谓是对美国社会的当头一棒，逼着人们正视深层社会危机。如果你有幸在2013年时读到了这本书的英文版，那么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也许并不是那么令人震惊。当希拉里这样的精英阶层、建制派无法回应美国广大工人、农民阶级的需求，特朗普这样的民粹主义广受欢迎可以说顺理成章。帕克的洞察力和前瞻性也体现在他笔下描摹的美国普通人，他们对政府建制、社会价值、新闻失去信心，危机时精神无处可依，回归保守、宗教、邪教、网络、阴谋论等，对大公司、华尔街政治精英充满厌恶和抵触，很多人早就对中国抱有敌视。帕克这些洞见在2016年总统选举、特朗普当选、美国的反移民、反国际合作的民意中反复被验证，这些对抗情绪在两年多的新冠疫情里还继续被强化。
可以说，这本书英文版出版已经有9年了，帕克对于当代美国社会民众的观察依然犀利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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