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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们一样疯狂：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发疯世界”的相似性探源
铛铛铃2025-09-20【人文】902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像我们一样疯狂》，副标题是“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
说起全球化，大家肯定都不陌生。遍布全球的金拱门，随处可见的耐克、LV广告，都是全球化的象征。但你知道心理疾病的全球化是怎么回事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讨论。
本书的作者伊森·沃特斯，是一名美国的记者和作家，长期致力于精神医学和社会心理学方面的非虚构写作，著有《城市部落》《制造怪兽》等书。
沃特斯观察到，近些年来，由美国人所制定的疾病分类和治疗方法正在全世界扩散。比如美国精神医学协会的《心理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已经成为全球通用的标准。
沃特斯认为，心理上的痛苦虽然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但症状和人们对疾病的理解，却很大程度上由文化来塑造。而西方心理疾病观念的输出，尽管动机通常是善意的，却抹杀了心理疾病的文化差异性。这不仅导致了一些心理疾病在全球的蔓延，也最终让这个发疯的世界变得越来越相似了。
《像我们一样疯狂》这本书首次出版于2010年，沃特斯在书中通过厌食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四种心理疾病的相关案例，试图勾勒西方心理疾病观念对其他地区的影响，以及这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
下面我将分两部分为你解读本书的主要内容。
在第一部分，我们将主要通过厌食症在中国香港地区的流行，谈谈西方心理疾病观念的传播是如何反而造成了患病率的增加。在第二部分，我们将重点探讨西方心理治疗手段在其他地区可能存在哪些水土不服的问题。
好，第一部分，我们先来说说20世纪90年代神经性厌食症在香港的流行。
神经性厌食症是一种精神性的饮食失调症，患者由于怕胖、心情低落等原因而过分节食或者拒绝进食。根据美国精神医学协会出版的《心理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以下简称为DSM），判断是否得了厌食症的重要标准，包括对肥胖的恐惧，以及对自身体型的扭曲认知，也就是明明已经很瘦了，却依然觉得自己很胖。
西方人普遍认为，厌食症的诱因来自文化暗示。流行文化对于骨感模特和芭比娃娃身材的迷恋，导致人们尤其是年轻女性罹患厌食症。假如这个说法成立，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应该就是厌食症的温床。它接受并融合了很多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和西方文化一样推崇明星那种瘦削的身材。此外，香港的父母和老师也会给学生们制造很多竞争压力，这也很容易导致青少年借由拒绝吃饭来表达内心的苦恼。
然而，当时的香港人对厌食症几乎一无所知，本土的病例也非常少。李成是香港的一位厌食症专家，20世纪80年代，他在英国完成了精神科方面的学业后回国工作，开始针对香港本地的厌食症病例进行研究。
李成查阅了自己所供职的医院的患者数据库，结果发现，从1983年到1988年这5年，总共才有十个左右的病例。而当时中国两家主要的精神医学期刊上，连一篇关于中国女性厌食症的论文都没有。
李成推测，这一方面也许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中国人历来相信能吃是福；另一方面，中国女孩的青春期发育和生理变化比西方人来得要晚，这也让女孩有时间能发展出相对成熟的情绪来应对青春期的心理压力。
而那些为数不多的香港厌食症患者，他们所表现出的症状也与西方患者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并不恐惧肥胖，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很瘦。
31岁的销售助理阿娇是李成的首批厌食症病人之一。1988年，当李成首次见到阿娇时，被阿娇的消瘦程度震惊到了。阿娇身高1米60，体重才43斤，整个人看起来就像一具行走的骨架，对于人际交流也缺乏回应。她的体温低于正常值，血压过低，心跳勉强达到每分钟60次。
阿娇来自一个普通的香港工薪家庭，父亲为了养家糊口多年来在外打工，而他在家的时候会要求家人绝对服从自己，也会为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呵斥阿娇和他的妈妈。虽然这个家庭谈不上和睦，但也不存在虐待或是家庭暴力的情况，也没有什么家族病史。
直接引发阿娇患上厌食症的是失恋。1984年，也是阿娇去找李成医生看病的4年前，她的男友突然抛弃她移民去了英国。绝望的阿娇开始不吃东西，和家人推说是因为身体不舒服，肚子疼。与此同时，她的社交欲望也越来越低，还丢了工作。
当李成让阿娇描述症状的时候，阿娇并没有像典型的西方厌食症患者那样说自己怕胖，她也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吃得太多了。相反，她说自己的问题是太瘦了，情绪不高，但她完全不觉得饿，还常常觉得肚子胀。
这种不同于当代西方诊断标准的非典型性厌食症症状，不止阿娇一个人有。李成在那段时期治疗的大多数香港厌食症患者，都否认自己害怕变胖，拒绝进食也不是为了变美，他们常常说自己出现了躯体上的问题，比如胀气、喉咙里卡了东西，所以才不吃东西的。
有意思的是，这些香港女病人的症状和100多年前西方早期厌食症患者的症状很像。比如1823年，一个16岁的法兰克福少女在被父母棒打鸳鸯之后，开始感觉自己的食道有沉重的压迫感，这让她无法进食。显然，心理问题导致了女孩的厌食行为，但女孩体验到的却是躯体上的症状，她真的觉得自己喉咙卡住了。当时的很多病人都像这个女孩一样，报告有躯体症状，比如喉咙里有肿块了，或者自己根本无法咀嚼。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厌食症的正式诊断标准尚未出台。在19世纪后半叶，由腹痛、呕吐、喉咙阻塞等原因引发的拒绝进食，被认为是抑郁症的一种症状。抑郁症简单来说就是精神障碍，在19世纪被广泛地关注和讨论。直到1873年，神经性厌食才被正式承认为一种疾病。医生认为，典型的厌食症患者是15~20岁的女性，他们由于情绪问题开始拒绝吃东西，并把这种行为无限期地延长下去。
而随着厌食症有了正式的名称，它的发病率就开始急剧攀升。到了19世纪末，厌食症在西方全面爆发，当时的医学文献到处都有关于它的记载。一名医学博士生在论文中写道：“在所有抑郁症中，没有比厌食症更普遍的了。”
是什么导致19世纪末厌食症的激增？加拿大医学历史学家爱德华·肖特认为，神经性厌食症的确立和案例的增加之间是有关联的。人类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刻，都只能选择有限的症状来表达自己心理上的痛苦。肖特把这些可供选择的症状称为“症状池”，池塘的池。症状池里的症状是被文化所认可的，人们会从中挑选出症状来表达无法言说的情绪或者内心的冲突。也就是说，人们会受到文化的暗示，在无意识中努力创造出症状，以配合当下的医学诊断。当厌食行为成为一种正式的疾病，它就相当于被文化接受了，进入到了症状池，于是通过厌食表达痛苦的人也就多了起来。
有趣的是，症状池并非一成不变。在20世纪中叶，神经性厌食一度淡出了公众的视野，变得不为人知。当时一名叫布鲁赫的医生发现，厌食症患者不仅案例少，而且他们并不了解自己得了什么病，每个病人都有各自的症状。直到1983年，厌食症才随着美国流行歌手卡伦·卡朋特的又一次进入公众视野。卡朋特的代表作有《昨日重现》《世界之巅》等知名歌曲，她死于厌食症引发的心脏衰竭。之后的十来年中，厌食症在西方重新抬头。
对于厌食症在西方的演变历程，布鲁赫医生总结道：“心理疾病和脊髓灰质炎、腮腺炎这类疾病是不一样的，它不能脱离历史、社会背景而孤立地存在于自然中。”
那么厌食症又是如何入侵香港的呢？这和一个名叫夏琳的女中学生之死有关。
1994年11月24日，14岁的夏琳在回家的途中倒在了路上，从此再也没有醒来。在那之前的一周，夏琳因为节食晕倒过两次。夏琳本是个模范小孩，成绩优异，有朋友，课外活动也很积极。1994年8月，夏琳的体重开始骤降，性格也变得郁郁寡欢，不再和朋友们玩耍。她的妈妈不明白女儿为什么越吃越少。
作者认为，夏琳的变化和当时的社会氛围有关。在20世纪90年代，很多香港人移居国外，这对香港人原本的人际关系网产生了冲击。而对于本就处于迷茫期的青少年来说，人际纽带的破裂对他们的影响尤其大。夏琳的一位同龄人写道：“同学突然转学和匆匆告别，让人感到恐慌。”
夏琳虽然从没有被诊断为厌食症，但她的的情况引起了学校老师和社工的注意，他们鼓励夏琳多吃些，要她去看医生，但她还没来得及去医院就倒下了。尸检发现，夏琳几乎没有皮下脂肪，肾脏和胃等都出现了严重的萎缩，心脏只有85克重，而一个健康的两岁儿童的心脏重量就应该达到60克了。
由于夏琳倒下的地方是闹市区的商业街，她的死讯立即成为各大媒体的头条。李成医生认为，夏琳之死是香港厌食症现象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那之前，大部分香港人对这种疾病知之甚少，但从1994年开始，主流媒体不仅关于厌食症的报道数量巨大，对于厌食症的解释，也主要套用了西方的观点。媒体和专家把她和年轻女性、压力、减肥和爱美联系在了一起，他们反复告诉公众，厌食症的易感人群是容易焦虑或者抑郁的年轻女性，她们在家庭或者学校中可能遭遇困难，厌食症的核心是肥胖恐惧，来自对瘦和美的强调。
为了避免夏琳的悲剧再度发生，香港的学校启动了针对厌食症的教育项目，还设立了24小时热线电话，为青少年提供咨询和辅导。但作者认为，这反而让香港的青少年知道，厌食症不仅是个西方的舶来品，她们自己也是罹患这种疾病的高危人群。
随后发生的事，也许你已经猜到了。在夏琳去世后的几年中，就有好几位香港女演员和歌手说自己也得了厌食症。曾经，李成医生一年只能接到两到三个厌食症病人，现在却是每周都有新的患者。病例的增多又制造了更多的媒体关注和报道。有研究发现，到了20世纪90年代晚期，3%到10%的香港女性出现了进食紊乱行为。
香港的厌食症不仅病例数量激增，症状也和同时代的西方人越来越像。李成医生早期的病人不太在意自己的外在形体，但到了1997年，80%的厌食症患者表示，自己厌食的主要原因就是怕胖。到了2007年，几乎所有患者都说自己有肥胖恐惧。
社会对厌食症理解的变迁，影响着患者对于疾病的体验和表达方式。这并不是说，导致香港人罹患神经性厌食症的根源全部来自西方。我们前面说过，这些患者也都面临着时代所带来的压力，有着各自的情绪问题，只不过厌食症为她们的心理问题提供了一个出口。每一篇有关厌食症的报道，每一次对这个概念的重复，都会加重人们头脑中无意识的信念，让人们更容易用节食这种手段来发出信号，告诉别人自己的内心正在遭受巨大的痛苦。
这种情况也并非只出现在西风东渐的过程中。作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另一种进食障碍——暴食症在英国的爆发，就和戴安娜王妃的暴食病症史有关。暴食症也多见于女性患者，由于怕胖等原因，会在独处或者感到沮丧、愤怒等情况下暴饮暴食，然后又出于自责或者罪恶感等，通过催吐和其他方式把食物排出体外。
1992年，当戴安娜王妃得了暴食症的传言刚刚出现，英国的暴食症发生率就急剧上升。1995年，戴安娜公开证实自己患上暴食症已经4年多了，她告诉公众：“你折磨自己是因为你的自尊太低了，你不认为自己有任何价值。”英国的暴食症发病率当年达到顶峰。顺便插一句，香港也受到了影响，催吐、使用泻药等行为在青少年中流行。很多香港病人告诉医生，自己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读到或者听到别人也这么做。
1997年，戴安娜王妃去世，英国的暴食症发病率开始下降。专家们推测，有可能是本来得暴食症的人就很多，只不过戴安娜的个人挣扎引起了医生和心理健康从业者的关注，让他们更有可能留意和认出病人身上的暴食症症状，而患者也更有可能承认自己的问题，所以发病率就上去了。而王妃的去世，可能致使更少的人愿意承认自己得了暴食症。作者认为这些假设都是合理的，但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还有一个可能性，那就是戴安娜公开的自我剖析和求助，鼓励了其他人无意识的模仿，也就是说，是暴食症进入到了症状池，从而引发了发病率的上升。当王妃去世，这种模仿就逐渐减少了，发病率也就降了。
好，以上我们说了20世纪90年代厌食症如何在香港流行，症状如何与西方趋同。如果说这是由偶然事件引发的，那么日本在2000年前后对抑郁看法的转变，就是经过策划的了。
作者指出，长久以来，日本人对抑郁的理解和西方人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这个民族赞美悲伤，认为深深的悲伤是一种自然的、日本的、甚至是觉悟的状态。日语里也不存在一个与英语的depression，也就是抑郁内涵对等的词。虽然有一个有关抑郁的精神医学术语“忧病”“忧郁”的忧，但那指的是那种让人完全不可能正常工作和生活的疾病，而且是非常罕见的。而那些日常生活中的不舒适、不幸福，比如离婚或者自杀，和精神健康问题是扯不上关系的。
但通过聪明的市场营销手段，制药企业告诉人们，抑郁就是心理上的感冒，它很常见，没有“忧病”那么严重，可以通过药物治疗，就像买咳嗽糖浆一样，不必多虑。
此时的日本，一方面经济已经开始衰退，社会压力增加，高自杀率也引发了民众担忧；另一方面，1995年坂神大地震后，西方和日本的精神卫生专家又让民众相信，美国人在抑郁症、焦虑症等领域上的研究远远领先于全世界。日本很快成为抗抑郁药物的一个重要市场，2008年，一款名为塞勒特的抗抑郁药物在日本的销售额就超过了每年1亿美元。日本的精神科医生报告，从2001年起，突然多了很多病人带着杂志、文章或者广告单子到医院，要求和医生讨论自己的病情，她们的抑郁症状如此轻微，以前根本不会觉得这是病。一位名叫小野的日本医生告诉作者，那句“抑郁就是心理感冒”的广告语，说服了不知多少人为了可能往往算不上疾病的问题去寻求医疗干预。
以上就是第一部分的内容，我们说了西方的心理疾病观念如何输出到其他地区，并影响该地区民众对于这些疾病的认知，这可能会导致某些心理疾病在其他地区爆发，患者的症状也与西方患者趋同。
除了这些问题，西方的心理诊疗理念在其他地区也可能遇到水土不服的情况。接下来第二部分，我们就将进入印度洋海啸后的斯里兰卡，看看对西方诊疗理念的生搬硬套都带来了哪些问题。
2004年12月26日，印尼苏门答腊岛以北海域发生9.3级地震，地震引发的史上伤亡最惨重的海啸灾难，印尼、斯里兰卡、印度、泰国等总计22.6万人遇难。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些受灾国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国际心理干预运动，来自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的创伤治疗师和研究者如潮水般涌入，把创伤后应激障碍，也就是PTSD输出到这些东方国家。
PTSD简单来说是指人在遭遇创伤事件，比如目睹他人死亡、受到死亡威胁、身体严重受伤等等之后所出现的精神障碍。它的主要症状包括患者长期极力回避与创伤经历有关的情境，不由自主地涌现与创伤有关的情境或内容等等。
PTSD这个概念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它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越战老兵的反战组织提出。那些老兵由于感到被军方和整个社会欺骗、利用和背叛，而感到愤怒和心理受创。短短二三十年间，PTSD已经成了西方人在面对各种自然灾害、恐怖袭击和战争的时候会首先想到的东西。
在印度洋海啸发生后，西方的心理健康从业者立即发出警告，很快会有上百万的人遭受PTSD之苦。路透社的一篇报道指出，高达15%到20%的幸存者会得PTSD，如果没有专业的心理辅导，这些患者中有16%的人会自杀。美国杜克大学的一位教授则告诉记者，基于以往的经验，估计将有高达50%到90%的幸存者感受到PTSD和抑郁，如果不治疗，这些症状可能会长期持续。
尽管专家们预估的患病比例不同，他们一致认为，受灾民众立即需要救助，等得越久，创伤面就越大。而当地原有的心理健康资源根本不足以应付这么大的需求。源源不断的心理援助团体和创伤研究者们来到斯里兰卡，他们带来了西方的症状清单、诊断量表和治疗方法，但很快就出现了水土不服的征兆。
首先是语言与沟通的不畅。海啸过后，斯里兰卡的翻译短缺，很多治疗师和研究者只能通过那些能讲点半生不熟英语的人来和灾民交流，比如做游客生意的司机，对于心理治疗来说显然是不够的。比如经典的PTSD临床诊断标准中有一个问题是：“你有没有侵入性的记忆？”你怎么跟这些蹩脚的翻译解释什么是侵入性记忆，再让他们正确的翻译成当地的僧伽罗语或泰米尔语？等到你花了好多时间好不容易解释清楚这是什么，灾民就会觉得非得回答自己有侵入性记忆才行了。而这样的诊断结果有可能是不准的。
其次，斯里兰卡灾民的反应也不符合这些西方心理援助者的预期。一名创伤治疗师告诉BBC的记者：“这里的孩子对回学校更感兴趣，而不是谈论自己的海啸经历。”还有成千上万的灾民在海啸才过了几天后就想离开难民营回家或者投奔亲友。根据西方的诊断标准，这些人显然是活在否认中，而只有打破沉默，复述对创伤的记忆，才有益于心理健康。在西方人看来，这些准则应该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因为人在面对创伤时的本能反应，比如分泌肾上腺素、感到恐惧、触发战斗或逃跑反应，都是最基本和原始的，所有人都一样，所以治疗方法也是普世的。
当那些提供基本生活物资的援助团体积极地了解灾民到底需要的是帐篷、食物还是药品时，心理援助团体却很少去问问本地人她们到底需要什么，她们更没有时间去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宗教、信仰和传统等等。
然而，加州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副教授雅伊瑞特·费尔南多认为，无视本地的文化传统，把心理治疗轻易地从宗教、民族、文化中剥离开，用一个所谓的普世方法去治疗心理创伤，是难以理解的。费尔南多是土生土长的斯里兰卡人，21岁时移民美国，研究斯里兰卡连年的内战对人的心理的影响。
很多西方人猜想，长期处于内战和贫困中的斯里兰卡人内心一定更加脆弱，因此更容易在海啸过后患上PTSD。费尔南多的研究却发现，斯里兰卡人有着了不起的心理韧性，有自己的一套文化和传统来应对苦难。比如，对很多斯里兰卡人来说，宗教信仰是她们生命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基石。占斯里兰卡总人口74.9%的僧伽罗人信奉佛教，占比15%的泰米尔人信仰印度教，摩尔族人信仰伊斯兰教，剩下的人信仰基督教。费尔南多发现，一样是经历了战争、目睹了暴力，信奉佛教和印度教的儿童比在基督教传统中长大的儿童更少产生抑郁。这也许是因为佛教和印度教的一些信念能起到保护作用，比如要主动接纳痛苦和苦难，相信重生和轮回转世，这些信念在创伤事件后稳住了这些孩子的心理。
斯里兰卡科伦坡大学的教授们也在一份备忘录里指出，创伤反应并非大脑中的自动反应，受害者会从社会和文化中汲取创伤的意义，用来帮助她们处理创伤事件。如果治疗师对文化没有深入的体察，可能会削弱本土疗愈方式的效果，也很容易对当地人的创伤反应产生误读。
费尔南多针对海啸幸存者的进一步研究也证实，斯里兰卡人体验创伤的方式和美国人有显著的不同。首先，由于斯里兰卡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把身体和心灵视为相互分离的两部分，她们更多地体验到了躯体形式的症状，比如关节疼、肌肉疼，仿佛身体也遭到了直接的冲击。其次，海啸对斯里兰卡人产生的破坏不是发生在头脑中的，而是体现在社会环境中的。她们几乎没有报告出现内在心理状态的创伤反应，比如焦虑、恐惧、麻木或其他情绪，相反，她们更容易看到海啸对自己的人际关系的负面影响，比如使得自己脱离了原本的社会人际网，或者在家族中不再充当原先的角色，这让她她们饱受折磨。
创伤事件对人际问题的影响在西方的PTSD患者中也很常见，但在西方人的思维里，是创伤造成了焦虑、抑郁这些心理上的症状，让一个人无法如常地履行社会功能，比如不能继续充当大家长的角色了。也就是说，对社会功能的影响是结果。但对于斯里兰卡人来说，对社会功能的影响不是结果，而是痛苦的主要症状。
如果无视这种文化差异，生搬硬套西方的心理诊疗方法有可能适得其反。西方人把焦虑、抑郁、过度警觉当作PTSD的主要症状，所以西方的治疗模式通常是：你去请个病假，远离现实生活的压力，好好治疗。但对于斯里兰卡人来说，她们的首要症状是社会性的，这时候你再让人请个病假，远离社会生活，去寻求私人辅导，尤其是和陌生人一对一的辅导，就可能使问题恶化。
香港的厌食症专家李成医生也表达过类似的忧虑，他认为一个统一的诊断标准可能会遮蔽本地患者所面临的现实和压力。李成医生有一个名叫玲的厌食症患者，和阿娇一样，玲并不符合西方厌食症诊断标准。虽然她瘦的只剩63斤，远低于标准体重的91斤，但从玲自己的角度来看，她的厌食行为和食物、身材没有一点关系，她就是单纯的觉得活着没什么意义，至今也不清楚是什么导致自己这么想的。当玲从报纸上读到厌食症的时候，当她看到其他病人有意的去节食、减轻体重的时候，她觉得这真是又奇怪又可怕，她还觉得自己得的一定不是这个病。而这让李医生不得不问一个问题：把玲这样的病人归到一个统一的诊断标准下面，在治疗上是否有异议？
还有学者担忧，这种植入西方心理治疗观念的做法会削弱本地文化。东帝汶的两位学者走访过首都地利周边地区，这个地区也饱受战火蹂躏，她们发现，绝望的当地人不再按照自己的文化来行事，而是转而按照有科学依据的稀释方法做事，她们也会装出一副合作的、接受外来方法的样子，以图获得外国的资金或者食品援助。两位学者观察到，植入西方心理治疗理念会传递一种信息，那就是本地的观念和做法是落后的，这会让当地人自认软弱无能，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建设家园的美好未来。
而且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发生在斯里兰卡和东帝汶，在发生着种族大屠杀后的卢旺达，在经历了严重山体滑坡和洪水的委内瑞拉，在坂神大地震后的日本，都存在着PTSD理念的输入。这背后的逻辑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对心理健康没有足够的重视，也根本不晓得这些事件对人的心灵会有怎样的影响，她们都缺乏美国人在这个领域拥有的知识。
对此，哈佛大学的医学人类学家阿瑟·克莱曼指出，世界上大部分灾难都发生在西方之外的世界，我们跑过去说：“你们不晓得怎么应付这样的情况，我们把人家的文化叙事抢走，把我们自己的硬塞过去。”这根本就是侮辱对方人性的最糟范例。
以上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审视了西方的心理疾病观念在全球的传播，它如何影响了患者，影响了疾病本身，最终让世界发疯的样子变得越来越相似。书中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和对西方诊疗手段的反思，为本书赢得了喝彩。
不过，批评的声音同样存在。有心理专业的读者撰文指出，作者在描写第三世界人民如何看待精神疾病时，他通常是从慷慨的、积极的视角来写的，而西方的方法往往读起来是负面的。但我们不应忘记，很多西方的心理健康工作者都在以更为清醒和稳健的态度来对待西方之外的患者。
此外，本书也无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们很难接触到专业的心理治疗，很多病人根本得不到必需的照看和帮助。作者在书中惋惜西方诊疗文化削弱了其他文化中本土疗愈的方法，但他并没有提及，很多本土的治疗方法是残酷的、非人道的。如果作者在本书中的观点被照单全收，这个情况可能会变糟。
也许李成医生在面对香港厌食症患者时的态度可以给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新思路，他指出，对于厌食症这样的心理疾病来说，并不存在什么特效药，治疗中唯一有意义的部分就是理解病人的生命，为她创造改变的动力。如果心理健康工作不过于轻易地接受西方对心理疾病的假设，那么她们也许就能听见每名患者真正想要表达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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