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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活》：为被噤声的打工人立传：美国社会学者的温情书写
铛铛铃2025-09-20【人文】466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为您解读的作品是《脏活》。
作者是美国作家、记者埃亚·勒·普雷斯。
他是《纽约客》《纽约时报》等知名媒体撰稿人，曾荣获詹姆斯·阿伦森社会正义新闻奖。
《脏活》这本书获得了2022年美国谢尔曼新闻图书奖，并被列入《纽约时报》年度百大图书。
在这本讲述职业与不平等的纪实著作中，作者援引了“脏活”的概念。脏活儿指的是社会中不可或缺，但被视为肮脏下作的底层工作。具体来说，做脏活的人通常会使用暴力，对他人、动物和环境造成实质性伤害。他们一边遭遇外在的羞辱，一边饱受良心的折磨。然而，这样的不体面却是公众默许存在的，因为这些工作维护了社会秩序的运转。
《脏活》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必要工作的道德伤害”。九·一一事件后，“道德伤害”一词频繁在关于战争、精神、创伤的文献中出现。任何人在工作中实施、未能阻止，或目睹了违反内心深处道德信仰的行为，都有遭受道德伤害的职业危险。
在《脏活儿》这本书里，作者埃亚·勒·普雷兹提供了一系列案例研究，阐明脏活在美国生活不同领域中的表现形态，描述了看不见的工作背后资本如何与权力、技术共谋，揭露了工作中隐藏的道德成本。作者用温情的书写，为那些被遮蔽和掩盖的打工人立传。
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本书的解读。解读共分为四个部分，前三个部分将分别介绍来自美国监狱系统、精神病房、无人机定点清除以及工业化屠宰场的脏活儿，第四部分则要告诉你，在席卷全球的数字革命背后，还隐藏着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脏活。
在第一部分，先让我们了解一下美国监狱系统的精神病房里发生了什么。
2012年6月，在佛罗里达州的戴德惩教所，50岁的囚犯达伦·雷尼在牢房里大便，还拒绝打扫。她因为持有可卡因入狱服刑，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狱警们把达伦锁进淋浴间，从外面用软管往他身上喷射80多度滚烫的水。达伦90%的身体都被烧伤，皮肤一接触就会脱落。夜里十点，达伦·雷尼死在淋浴间里。
然而，戴德惩教所的管理层、狱警和精神健康工作人员都保持了沉默，没有人上报这场谋杀，其中就包括担任精神健康顾问的哈利特·克日科夫斯基。
哈里特2010年刚来戴德惩教所工作，就有好几个骨瘦如柴的犯人告诉她，他们被惩罚挨饿，餐盘经常空空如也。哈利特找到负责管理住院部的医生，反映这件事，结果遭到狱警的刁难。
在戴德惩教所里工作，目睹了多起虐囚事件，再加上见证了达伦·雷尼惨死，哈利特食欲不振、情绪紧张，年纪轻轻一把一把地掉头发，上班之后只能戴着头巾上班。这样的工作每小时只有12美元的微薄薪水，可丈夫失业了，还要抚养两个年幼的孩子。哈利特尽管痛苦不堪，但怕被报复，怕被解雇，所以在达伦·雷尼死后选择沉默。
2013年，哈利特晋升为正式治疗师。在对病人哈罗德进行单独治疗的时候，哈罗德说自己对达伦·雷尼被杀一直不能释怀。当时哈罗德的牢房就在淋浴间的正下方，他听到达伦反复尖叫：“求你们让我出去，我再也受不了了。”哈罗德把自己的见闻说给了多位医生听，哈利特是唯一没有对他施压，让他保持沉默的一生。在哈利特的鼓励下，哈罗德就达伦·雷尼被谋杀提交了申诉报告。
2014年5月，《迈阿密先驱报》刊登了戴德惩教所虐待精神病囚犯的文章。当时哈利特已经辞职，戴德惩教所的典狱长被勒令停职休假，两名带雷尼去洗澡的狱警却被升职。多名狱警威胁要报复把秘密捅给媒体的哈罗德，哈罗德被转移到了哥伦比亚惩教所。
据本书作者调查，至少有八名患有精神病的囚犯遭遇过至少一次滚烫淋雨的虐待。但在2016年1月，迈阿密的尸检官递交了达伦·雷尼的尸检报告，认为戴德惩教所的狱警无意伤害，雷尼死亡属于意外。
2017年3月，迈阿密戴德县的检察官宣布调查已经结束，不会对任何涉案狱警提起刑事诉讼，达伦·雷尼的死亡不是由虐待或犯罪过失造成的。
像哈利特这样，在监狱中负责犯人精神健康的工作人员，做的就是一种脏活。那么这种工作是怎么产生的呢？
首先要介绍问题背后的社会环境。过去几十年，美国大量关闭州立精神病院。在美国的很多州，监狱或看守所中的精神病房已经取代医院，成为当地规模最大的精神卫生机构。另一方面，近年来美国惩戒性的行使司法措施激增，导致监狱中在押犯人数量空前膨胀。美国有1/2的严重精神病患者因为病态下所犯的轻罪而遭到逮捕。在美国，监狱和看守所中积压的精神病患者人数是公立医院中收治病人数量的十倍。导致的后果包括过度拥挤、过分依赖单独监禁、囚犯遭受虐待、缺乏照料、健康状况持续恶化。
其次，要了解监狱中的精神健康工作人员饱受良心折磨的原因。一项2015年的调查显示，纽约超过1/3的监狱精神健康工作人员承认，他们在工作环境中经常无法坚持职业道德，如果报告狱警虐待病人，可能面临报复。从事犯罪矫治的精神健康工作人员经常感受到双重忠诚，他们既要服从监狱官员的要求，又有为病人提供照护的责任，两者存在紧张的关系。所以许多精神科医生不愿意进入监狱和看守所工作，认为这里的工作有失身份。矫治精神病学在美国不是值得称赞的社会工作，而是一种枯燥、不体面的工作，是一种脏活。
明确了监狱中精神健康工作人员所做的脏活后，我们也不能忽略同一场所中狱警的特殊存在。犯人被狱警虐待致死并不是偶然事件，狱警所做的同样也是一种脏活。
2015年，人权观察组织发表的报告披露，美国超过36万名患有精神疾病的囚犯经常遭受过度暴力，催泪剂、电击枪、延长单独监禁等手段的使用频率令人不安。
以佛罗里达州为例，2016年，佛罗里达州狱警的起薪是2.8万美元，最后一次加薪在2005年。2010年，佛罗里达成教署的预算削减40%，监狱实现私有化，州立监狱的狱警被裁到只剩骨干，轮班时长从八小时延长到12小时。这极大地提高了监狱工作人员的流动率，还导致暴力事件和犯人死亡率的急剧上升。在一个缺乏培训、薪水低、人员配备和康复计划的体制下，即使是体面的狱警也会做坏事。
在达伦雷尼去世后的7年里，佛罗里达州的监狱系统一直资金不足，狱警滥用暴力的事件增加了五成以上。狱警们通常不会去告发同事，因为那样会导致被孤立、被陷害甚至失业。而且狱警的残忍行为在监狱系统里通常都会被原谅，还经常能得到奖励。
和监狱里的精神健康工作人员一样，狱警也遭受了严重的道德伤害。2012年，3000多名狱警参与了调查问卷，34%的受访者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相关症状。其他的研究表明，狱警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58岁，自杀风险比其他劳动年龄人口高39%。
在美国监狱系统的精神病房里，经常发生令人毛骨悚然的虐待行为。虽然这些行为很容易被归咎于残暴的低级警卫，但监狱和看守所的警戒人员只不过是社会的代理人。在将精神疾病定为犯罪的美国社会中，残酷的暴行不可避免。放眼整个西方世界，文明的监狱变成了隐形的监狱，从而隐藏了系统的暴力，使好人更容易忽视或忘记高墙后发生的事情。
如何安置社群中得不到护理的重症精神病患者，美国社会选择将成千上万这样的人关进监狱和看守所，好人也很快将他们忘在脑后。无论是美国的狱警，还是监狱里的心理健康工作者，都是社会中不可或缺但蒙受污名的职业，但他们的工作内容对大众来说还算有一定认知基础。
在第二部分的解读中，我们要了解一个被重重秘密包裹，又存在严重道德伤害的新兴职业——无人机图像分析师，他们干的是定点清除的脏活，了解这项工作的人并不多。
2005年，克里斯托弗·亚伦响应美国国防部击败基地组织的号召，进入美国反恐空中飞机中心，成为一名图像分析师。克里斯托弗每次值班12个小时，他的面前是挂满平板显示器的墙，显示器里实时播放在阿富汗战区上空盘旋的无人机拍摄的秘密视频。无人机上安装了红外传感器和高分辨率相机，但监视器上的画面却是颗粒状和像素化的。像克里斯托弗这样的操纵杆战士很容易把一个拄着手杖在路上艰难行走的平民误认成携带武器的叛乱分子。要确定谁是无人机打击的潜在目标，难度很大。
当了5年图像分析师，29岁的克里斯托弗处于崩溃的边缘。他头疼、关节疼、皮肤溃疡、打寒颤，每隔几周就会复发一连串类似流感的症状。一到夜里，克里斯托弗就会梦见自己近距离看到无辜的人被残害、杀戮，看到他们的身体被肢解，他们的脸在痛苦中扭曲变形。
克里斯托弗花了几年的时间接受治疗。几年后，他回忆起那些无人机拍摄的图像太过粗糙，也不连贯，他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看到的到底是一群孩子，还是一窝小鸡。即使已经离开图像分析师的岗位好几年，克里斯托弗还一直在自杀的边缘挣扎。他认为无人机项目是一场无休止的战争，短期的成功只会在长期播下更多的仇恨。
克里斯托弗成为少数几名愿意公开谈论自己经历的前无人机操作员，但他的电子邮箱遭到黑客入侵，还受到了人身威胁。
克里斯托弗·亚伦当年投身无人机项目是出于理想主义，希瑟·莱恩伯的入行理由则更为实际。这位小镇姑娘恋情受挫，想去破败小镇之外的世界看看，就参了军，成为美国空军可部署地面战的图像分析师。希瑟来到德克萨斯州的比尔空军基地，负责分析无人机传来的信息。
在希瑟目击的一次袭击中，目标原本是一名携带迫击炮的男子，受害者却是一名怀抱小孩的妇女。希瑟找到部队的心理医生，说自己怀疑工作的意义和道德性，心理医生建议把希瑟调去做文职，却被上级拒绝。希瑟只能继续当图像分析师，她的情绪持续低落，完成任务后会躲进卫生间痛哭，下班后总是喝得酩酊大醉，最终被部队列入自杀观察名单。
服役3年后，希瑟回到老家，她的妈妈和双胞胎妹妹几乎认不出她。希瑟勇敢地站出来，在报纸上向公众揭露无人机项目的黑暗一面，希望能够引发思考和对话，但最后只引来了指责。有读者说：“希瑟，感谢你的诚实，但你应该被抓起来等待审判。”
对于在万里之外执行任务的操纵杆战士来说，杀戮绝不可能像玩电子游戏那么轻松。在141名参与远程作战行动的美国军人中，有3/4的受访者出现了与杀人有关的消极情绪——愤怒、悲伤、悔恨。无人机图像分析比地面作战的特种部队接触了更多可怕的暴力，他们目睹房屋和村庄被摧毁，看到人被活活烧死。无人机飞行员和图像分析师最沉重的负担不是创伤后应激障碍，而是内心的冲突让他们的良心沉重，这就是一种道德伤害。
曾由美国空军退役飞行教官断言，无人机行动虽然不会使战士死亡和受伤，但会将他们变成暗杀者，这是一种被剥夺了荣誉感的战争形式。
从2013年到2017年，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开承认的导弹袭击数量大幅上升，但无人机部队的规模保持不变，他们要做出生死攸关的决定的数量增加了十倍，也就意味着要面临更沉重的道德负担。
然而，无人机战争几乎没有在美国公众的讨论中出现过。一是因为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人距离以他们名义进行的战争越来越远，如果在冲突肆虐的遥远战场上存在任何道德问题，公众很容易就会忽视。二是因为无人机项目被重重秘密包裹，死者身份并未向公众公开。无人机暗杀项目中的战斗人员履行政府职能、遥控杀人的行为获得了来自美国公众的无意识授权。公众希望军事行动造成的本国人员伤亡和经济成本最小化。与入侵伊拉克这样的损耗数万亿美元和数千美国人生命的地面战争相比，无人机营造出一种诱人的前景，只要按下某个按钮，矛盾与冲突就可以彻底被消灭。
美国的狱警、心理健康工作者和无人机项目参与者大都出身本地，家庭条件不是很好，也没有其他职业选择。而接下来第三部分的解读中，我们将了解另一种主要由外国移民来做的脏活，那就是美国工业化屠宰厂里的工作。
非法移民弗洛尔·马丁内斯就在美国边境州提供着廉价劳动力。这位墨西哥姑娘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是在桑德森农场的家禽屠宰场卖命。这里的工人时薪在11美元到13美元之间。弗洛尔一开始被分配到活体调刹车间，把活鸡从板条箱里吊出来，再把鸡脚勾在金属钩环上。肉鸡一旦被送上传送带，就会被电流击昏，被自动割喉器割断脖子，再进入滚水中完成脱毛。如果有鸡活着从热水池里挣扎出来，工人就用刀子手动割断鸡脖。弗洛尔第一次看到这一幕就哭了起来，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吃鸡肉。
活体掉沙流水线上每分钟通过的活鸡数量是65只，对工人的体能消耗极大。几天后，弗洛尔的前臂疼痛麻木，晚上要靠吞服止疼药来减轻脖子和肩膀的抽痛。之后她提出调岗去了双包装流水线，负责把鸡肉塞进生产线上的塑料袋里。这项工作不需要使那么大劲，但重复性劳损更严重，她的手腕和手指也开始疼痛。
美国屠宰场工人的肉体都饱受折磨，他们面临着刀具割伤、肌肉撕裂、手指肿胀等工伤威胁。在许多屠宰厂，每年的员工流动率超过了100%，因为不少工人是非法移民，主管会定期警告他们，如果胆敢抱怨，就把他们交给移民局。
比这更屈辱的折磨是去洗手间。除了30分钟午休和轮班时的短暂调休，如果工人要在其他时间去洗手间，就会挨骂。一些工人在工作服下面多穿一条裤子，忍无可忍就在生产线上排尿。
政治学家蒂莫西·帕希拉特为了调查被他称为禁区的工业化屠宰场，曾申请去生牛屠宰场工作。在那座工厂里，劳动力主要是移民和难民，工厂每周屠宰超过1万头牛，差不多每12秒钟一头。要用这么快的速度杀死那么多头牛，工作过程必然是肮脏又污秽的。牛的粪便、血液、呕吐物和内脏会喷溅到工人身上，还需要他们对牛使用极其野蛮的暴力，场面残酷，令人惊骇。蒂莫西发现，他在生牛屠宰场的许多同事吸毒或酗酒，试图使自己麻木。
202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肉类加工业一线工人中，白人仅占19%，有色人种超过80%，这些工人中近一半生活在低收入家庭。
为什么很少有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在屠宰场里工作？美国大量的肉类消费意味着就业机会，但宽松的移民政策导致外国人夺走了为数不多的工作，这对这个行业所有员工的薪酬和议价能力进一步施加了下行压力。2002年，美国家禽屠宰场工人的平均工资比制造业工人低24%，到了2020年，这一数字变成40%。经济学家菲利普·马丁认为，比起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这些移民劳工能够逆来顺受，雇主也就不会改造工作环境、升级工作待遇，使得这些工作对低技能的美国人来说失去吸引力，他们自然被移民排挤出局。
因此，部分美国人觉得这些脏活变得更加肮脏了，移民也因此蒙受了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社会污名。人类学家把家禽业描述为种植园资本主义体系，劳动力由有色人种主导，他们在剥夺人性的环境下工作，而这些公司的老板和高级管理人员绝大多数是白人。
艰苦的工作给工人的身心都留下了创伤，不仅会引起身体的疼痛、上司的长期虐待，也会伤害员工的精神，威胁员工的尊严、自我价值和正义感。
其实，这些肉体和精神都饱受折磨的屠宰场工人也是公众的代理人，他们所做的脏活履行的不是公共职能，却迎合了公众的消费习惯。
其实，不仅在美国，全世界范围内都普遍存在着大家日常难以关注到的脏活。
2010年4月，墨西哥湾的海上石油钻井平台“深水地平线”发生大爆炸，使一名工人遇难。事故的直接原因是钻探过程中发生甲烷泄漏，更深层的原因是项目主体缺乏对风险的关注，过度追求利润，刻意搁置了有可能减缓钻井速度的事项，比如固井和防喷器的缺陷。井喷发生后，英国石油公司没能有效控制，2.1亿加仑石油泄漏，油袋被冲到美国多个州的海滩上，所有接触的东西都被漂浮的重油污染，虾和牡蛎的捕捞作业被迫停止。
但在“深水地平线”灾难发生后不到一年，瑞士岳洋钻探公司向几位高管发放了巨额奖金，作为对公司历史上安全绩效最佳年度的奖励。因为这件事，斯蒂芬愤而辞职，他觉得这个行业深深背叛了自己，不仅摧毁了他的安全感，也颠覆了他的道德观和信任。
斯蒂芬和妻子萨拉还对环保组织感到愤怒，事故发生后，这些组织更关注因石油泄漏而中毒的提壶和海豚，而不是死亡的钻井工人。
就拿斯蒂芬本人来说，他从事故中幸存，成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精神恍惚，大量饮酒，酒后驾车造成脊椎骨折、肺部破裂。他还对巨大的噪声很敏感，容易产生妄想、惊恐发作。尽管如此，作为石油钻井工人，斯蒂芬的年薪超过6万美元。环保主义者对享受如此福利的工人毫无同情心，他们更关注化石燃料工业造成的水污染、土地退化、碳排放等肮脏事实。
从事石油开采行业蒙受的污点主要是道德上的，石油工业的管道和工程威胁到脆弱的生态系统，越来越多知名机构从化石燃料领域撤资，关心地球命运的人都站在了石油工业的对立面。但实际上，谴责石油公司很容易，不再依赖他们的产品却很难。尽管人们都在谈论风能和太阳能发电，但2019年，化石燃料仍占世界能源的84%，美国占世界人口不到5%，却消耗了世界能源的1/4，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领导人的政策。许多人将钻井工人视为肮脏事实的共谋，却非常乐意给自己的大排量私家车灌满汽油，丝毫不觉得灵魂受到玷污。这个行业满足了美国对廉价石油无止境的需求，就像畜牧公司满足民众对廉价肉类的需求一样。
接下来，再让我们把视线投向地球另一端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全球一半以上的钴产自这个国家，钴是为笔记本电脑、手机和电动汽车供电的可充电离子电池的关键成分。在刚果的矿井中，矿工们忍受着可怕的环境，每天工作12~14个小时。他们不戴手套和口罩，大量吸入有毒化学物质，可能会患上硬金属肺病等致命疾病。许多矿工是儿童，他们家庭极度贫困，无力支付上学的费用，只能被迫进入矿山工作，并随时可能为此丢掉性命。
刚果的矿工们用原始工具挖出的岩石被卖给了跨国矿业公司，最终进入微软、三星和苹果等科技公司销售的电子产品中。一份题为《我们为此而死》的报告在2016年发表，报告中说，苹果和微软并没有直接卷入刚果残酷剥削的采矿业，而是依赖于下游的中间商。在一段令人窒息的视频中，一名刚果士兵脚踩着一名矿工，还用鞭子抽打矿工，矿工滚来滚去躲避，满身都是泥浆。原来，在光纤的数字革命背后，同样隐藏着这种绝大多数世人都不知道的脏活。挥舞着鞭子的士兵和袖手旁观的旷野官员都不是殖民政权的使者，而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代理人，他们也为这个世界干着脏活。
最后来总结一下，我们正面临着这样的现实：公众往往会忽视甚至无视社会中的脏活，而干脏活的人也很难得到公众的同情。实际上，在当代美国及其他地区，不平等不仅体现在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也体现在脏活的委派上。享有更多特权的，不必弄脏自己的手，他们可以将脏活外包给选择和机会比较少的人。结果就是道德伤害也更容易集中在相对弱势的人群中。作者共情干脏活的隐形劳动者，希望他们能得到更多关心和理解，处境也能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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