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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丸的诞生》：避孕药的传奇历史：小药丸搅动大世界
铛铛铃2025-09-20【生活】514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为您解读的书，是《魔丸的诞生》。
书名中的“魔丸”指的是避孕药。
它诞生于1960年。
曾有人说，避孕药是继亚当和夏娃被放逐以来，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进步。
在避孕药发明之前，无数女人被束缚在一张生育的铁网中，一辈子就在不停地生孩子和养孩子中度过。
横空出世的避孕药就像是一颗魔丸，它把女性从生育的重担中解放出来，让她们第一次可以像男性一样，掌握自己的身体和时间，让女性可以一边享受亲密关系，一边自由地追求学业和事业。
就拿美国来说，在避孕药诞生的10年内，美国女性的平均生育子女数，就从3.6个降低到了两个。
再过10年，美国进入法学院和商学院的女性人数，分别增长了两倍和六倍。
1970年的时候，有80%的美国妇女留在家照顾孩子，只有20%外出工作。如今，这两个数据刚好互换了位置。
而在其他国家，这颗小小的药丸，也在改变着婚姻以及整个社会的面貌。
本书的作者乔纳森·艾格，是知名的畅销书作家，曾经担任《华尔街日报》的资深记者。
在这本《魔丸的诞生》中，艾格带我们追溯了避孕药诞生的全过程。
在这个故事里，一个节育运动的先驱，一个家族显赫的寡妇，一个怀才不遇的科学家，再加上一个挑战教会的医生，这四个人在机缘巧合之下结成黄金联盟，顶着触犯法律的压力，创造出了这颗改变世界的魔丸。
在进入到“魔丸”的故事之前，我先给你介绍一下避孕药诞生之时的社会背景。
避孕药诞生于20世纪中期的美国。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避孕并不为宗教和法律所容。
天主教强调性就等同于繁衍，唯有上帝有权决定哪个孩子应当出生，人为阻止生命的诞生，是撒旦的行径。
1873年，美国出台了严苛的反淫秽法，禁止出售避孕用具和传授避孕知识。
但进入到20世纪，整个美国社会对于避孕的态度都在逐步改变。
首先，在思想上，人们对性的态度更加开放。
1900年，奥地利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出版了《梦的解析》，指出性欲是人的正常愿望，应该得到满足。
这种思想很快就传播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社会，并得到认同。但人们恐惧意外怀孕，而当时的女权主义运动，也鼓励女性做自己身体的主人，自由地享受爱情，由自己来决定何时结婚和生育。
其次，在现实层面，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提高了出生率，让美国人口迅速增长，也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
一些多子女家庭的孩子被迫辍学出去谋生，有的流浪街头，有的变成不良少年。数以千计患有梅毒的男女还在继续生育，不断将先天患病的孩子带到人间。
因此，尽管教会、美国国会和一些州的立法机构还在抵制避孕，政客和专家对控制人口的呼声却越来越高，法律监管也有所松动，允许特定条件下使用避孕用品。
比如，如果夫妻携带性病，就可以找医生开避孕套作为处方药。医生们还会告诫妇女们通过安全期避孕，但这根本无法满足普通民众的避孕需求，尤其是女性。
有的妇女才刚30岁就生了11个孩子，精力和体力都严重透支。可是购买避孕套必须要有医生处方，而且它的使用权在男性手中，而大部分男性并不介意多生几个孩子，也不在乎女性因为过度生育而苦不堪言。
女人自己能用的避孕手段只限于避孕膜，也就是一种临时置于体内的避孕用品，以及子宫环、冲洗阴道等。但这些方法一方面涉嫌违法，比如避孕膜要到地下黑市去购买；另一方面，它们的避孕效果也非常有限，比如阴道冲洗法的失败率高达90%。而且在没有抗生素的情况下，这些方法还经常会引起子宫、卵巢和输卵管发炎，甚至导致死亡。
贫困女性往往没钱购买避孕用品，除了堕胎没有别的办法。他们不惜吞食火药和毒药，把麻黄塞到自己的身体里，用毛线针或者斜钩插入自己的子宫，用碎砖块敲自己的肚子，甚至从楼梯上滚下来。
简而言之，他们宁可犯法或者死掉，也不愿意怀孕。
有些女人甚至故意嫁给传闻不育的男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故事的第一个主人公玛格丽特·桑格产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找到一种便宜的、易于操作的、万无一失的避孕方法，最好是一种药丸，让女人可以每天早上一边喝着橙汁儿，一边送服下去，而不需要征求另一半的意见，怀孕能力还不受影响。
这就是避孕药的最初构想。
桑格是美国妇女节育运动的先驱。她1879年出生在纽约州的一个贫寒之家，曾经当过护士。
桑格的母亲在婚后的22年里，18次怀孕，生下了11个存活的婴儿，年仅50岁，就因为身体不堪重负而去世。
母亲的遭遇让桑格深刻地认识到，没有生育自主权，女性就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平等。
桑格在做护士期间，目睹了另一场悲剧。当时她接待了一名女病人，这名女病人因密集怀孕而导致身体虚弱，医生警告她，如果再怀孕，她可能会丧命，却不给她提供任何避孕指导，唯一的建议就是让她远离丈夫，睡到房顶上去。
但是这个女人后来还是又怀孕了，而且死于堕胎。
正是这个女人的死，让桑格下定决心为女性争取避孕权。她写下这样一段话：“我要公开抨击，我要在房顶上大声呼喊，我要告诉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
1914年，桑格创办了一本杂志，叫《叛逆妇女》，指导女性如何避孕。
结果，联邦邮政署的检察员指控她触犯了反淫秽法，认为该杂志属于淫秽色情物品，一旦被定罪，桑格将面临长达40年的徒刑。
34岁的桑格当时已经结婚，有了三个孩子。她独自逃到欧洲。
两年后，她返回美国，公然创办了第一家节育诊所，提供避孕用品，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头一遭。
诊所才开了十天，就遭到警察搜捕。桑格以非法分发避孕用品的罪名入狱33天。
但是她越挫越勇，又于1921年创立了全美节制生育联盟。
来自天主教的抨击此起彼伏，说她的节育运动违反了生命的自然规律。
桑格反驳说：“教皇修剪胡子也是在违反自然规律。”
还有批评者指责她变相助长滥交。
桑格说：“汽车大亨福特跟自己也没什么两样，因为福特的汽车后座给男男女女们提供了寻欢作乐的新场所。”
尽管阻力重重，但整个社会对避孕的态度在变，桑格的支持者也越来越多，许多医生还自愿到桑格的组织里服务。
在众多的支持者中，有个人的作用至关重要，她叫凯瑟琳·麦考米克，是一个女富豪，也是我们故事的第二位主人公。
正是她的财力，支持了避孕药的研发。
凯瑟琳比桑格大四岁，她是首位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科学学士的女性，也是一名女权运动者。
毕业后，凯瑟琳嫁入豪门，后来又继承了丈夫的遗产。
但凯瑟琳的婚姻并不幸福，丈夫在婚后不久就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
凯瑟琳担心疾病会遗传给子女，发誓绝不要孩子。
家庭的悲剧促使她投入到避孕事业中，因为如果人们不能避孕，成千上万患有遗传病的家庭，将没有选择地把有病的孩子带到人间。
1921年开始，凯瑟琳不仅资助了桑格的杂志和诊所，还帮桑格从欧洲走私避孕用品。
比如在1923年，凯瑟琳来到欧洲，借口挑选时髦服装，悄悄购买了1000个避孕膜。她请当地的裁缝，将避孕膜缝到新买的时装里，塞满了八个大箱子，一路慷慨地给着小费打点，海关把这批避孕膜送到桑格手上，再秘密分发给妇女们。
桑格和凯瑟琳都期待着避孕药的诞生，能够彻底改革节育的技术。
然而，桑格接触过的科学家都告诉她，研发避孕药不可行。
技术难题只是一方面的原因，这个工作又麻烦，名声又不好，美国联邦法律依旧公然反对节育，即使攻克了技术难题，也没有制药公司敢生产。
1950年冬天，71岁的桑格已经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她终于找到了一个愿意一试的生物学家。
这位生物学家就是研发避孕药的关键人物，也是我们故事的第三位主人公——格雷戈里·平克斯。
平克斯当时47岁，他智商超群，但名声不佳，被媒体称作弗兰肯斯坦，也就是科学怪人。
平克斯原本在哈佛大学任教，完成了世界上首例兔子卵体外受精的实验，而他当时所使用的技术，基本上就是数10年后实现的体外受精技术，也称试管婴儿。
平克斯向记者们夸耀说：“人类繁衍的新世纪就要来临了，男女可以通过现代的方法来控制造人的过程。”
此话一出，麻烦可就大了。
平克斯立刻被塑造成了危险分子，哈佛大学将他辞退。
平克斯到处找工作，甚至还求助过爱因斯坦，可是没有学府愿意录用他。
平克斯全家一度穷到住进了公立疯人院，最后他自己成立了一个研究机构，用东拼西凑的钱在车库里搞实验。
桑格找来的时候，正好是平克斯最拮据的时候。
平克斯提出需要12万5000美金研发避孕药，相当于现在的108万美金。
女富豪凯瑟琳答应了。
平克斯没法拒绝桑格和凯瑟琳开来的支票，而且研发避孕药的工作，就像是为他量身定做的。
这是他最熟悉的哺乳动物繁殖领域，他迅速构想出了避孕药的设计原理，就是用激素来抑制排卵。
女性在怀孕后，身体会大量产生一种激素，也叫孕激素，它能调节子宫内膜的状态，当有卵子受精时，黄体酮就会让卵巢停止排卵，保护已有的受精卵安全成长，这简直就是人体自带的避孕机制。
平克斯想，能否用一种药给女性摄入黄体酮，让身体停止排卵，在下一个月经周期，卵巢又会重新排卵，不会影响生育能力。
到了1952年，平克斯开展避孕药的研发。
约两年后，他已经在兔子和老鼠的身上证明，口服黄体酮确实能抑制排卵，有效率高达90%。
其实这个技术并不难，真正的困难在于，需要进行大规模的人体测试。
可是避孕药的测试必须秘密进行，否则组织测试的人可能面临高额罚款，甚至牢狱之灾。
此外，如果测试的是治疗疾病的普通药物，患者还可能为了康复而尝试新药，可是要测试避孕药，志愿者必须是健康而且年轻的女性，万一吃完患病怎么办？万一永远不能生育怎么办？万一生出了畸形儿怎么办？
走到这一步，平克斯需要一位帮手，一位妇产科的医生，只有医生才能让参与实验的女性相信实验的安全性。
他找到了约翰·洛克，正是我们故事的第四位主人公。
洛克毕业于哈佛，是当时美国最著名的生育专家之一，他帮助很多不孕女性成功地怀上了孩子，很受同行和病人的尊重。
更重要的是，他是个赞同避孕的天主教徒。
洛克认为，母体的健康比胚胎的健康更重要，如果怀孕会威胁到孕妇的生命，就应当立即终止妊娠。
她同情那些饱受生育之苦的女性，很多女人生完孩子只有一个要求：做子宫切除手术，好确保自己不再生孩子。
他在自己的诊所里，指导女性通过安全期避孕，甚至他还和平克斯曾经的助手一起，完成了首例人体卵子体外受精实验。
1953年，平克斯和洛克开始在人体上测试避孕药的效果。
各种困难很快接踵而来。
最大的困难就是样本量太少。
同时进行的小儿麻痹症疫苗测试，参加的儿童有60万，但在避孕药测试的第一年，洛克和平克斯一共只找到60名女性参加，主要是洛克的病人。
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是在测试避孕药，甚至满心以为，实验可以增加自己怀孕的几率，因为隐瞒实验意图在当时并不违法。
但就这60人中，也有一半中途退出了测试，主要原因是测试过程太过繁琐，要每天测量体温、做阴道刮片测试，两天一次尿液测试等等。
不仅如此，女人们还要忍受恶心、呕吐、乳房疼痛等副作用，所以最后只有30多人完成测试。
样本太少，平克斯和洛克还试着用精神病人做过测试，在当时也不违法，但精神病会中断许多女患者的经期，也就是说，很难判断药物是否影响了排卵。
最后精神病院的实验也只能不了了之。
最后，平克斯终于找到了一个绝佳的测试地——波多黎各。
这是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小岛，贫穷且拥挤不堪，生育率比美国高出了34%，年龄在55岁以下的妇女，平均生育6.8个孩子。
女性尤其是贫穷的女性，对于避孕的需求很旺盛，她们知道自己一旦子女成群，就再也难以脱贫了。
当地一位妇女说：“也许很久以前，女人们会因为生不出孩子而感到羞耻，然而现在女人是宁死也不愿意多生孩子。”
很多妇女在医院生完孩子后，还会要求先做结扎再出院。
而且在波多黎各做实验，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避孕合法。
于是，1954年，避孕药的临床测试在波多黎各展开了。
平克斯挑选出100名妇女构成的测试组，以及另外125名妇女构成的对照组。
一开始实验还是遇到了一些阻力，平克斯并没有向当地卫生部门报备实验，当地的记者们听说后开始大肆报道，天主教教会也开始宣传，力劝妇女们不要参加测试。
结果起初招募的100名测试组妇女不断退出，最后只剩下了20人。
漫天的争议让测试简直无法进行，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转机出现了。
那些退出测试的妇女很快就怀了孕，她们挺着肚子出现在街头，简直就是为避孕实验做的真人广告。
一方面，怀孕是个可怕的结局，退出实验让她们后悔；另一方面，这也证明了停药后可以马上怀孕，药物是安全的。
教会的宣传也是适得其反，本来还没有那么多妇女知道避孕药的事，她们星期天在教堂听到神父痛斥一种禁药，星期一就跑到平克斯那里，询问到底有什么禁药，怎样才能拿到它。
于是志愿者开始增多了。
到了1956年底，已经有221位女性参与了测试。
虽然参与测试的人数增加了，但是麻烦又来了。
在首轮参加测试的221名女性中，有近一半人出现了头晕、恶心、呕吐等不适的症状。
平克斯认为，这些副作用很有可能只是心理作用，于是他设计了一个实验。
他让第一组女性服用避孕药，并告知有可能会产生副作用；第二组女性同样服药，并告知副作用，但实际给他们服用的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安慰性药物；第三组女性服用避孕药，却不给她们任何有关副作用的警告。
结果，第一组和第二组分别有23%和17%的人表示有副作用，而第三组事先不了解副作用的女性中，仅有6%的人表示有副作用。
这让平克斯确认，有一些副作用是假想出来的，是实验对象预期和恐惧的结果，这增加了他的信心。
但是这种实验，违反了现代医药研究的两条基本原则：既未告知研究目的，也未告知研究风险。
这种违规操作的实验，大概也只有在临床试验尚不规范的年代，才能够完成。
信心大增的平克斯又推行了第二轮、第三轮测试，并不断调整剂量和化学成分，以降低副作用。
测试的结果越来越好。
平克斯的一位助手记录了一名参加测试的妇女，她才34岁，却已经生了十个孩子，皮肤皱褶、瘦削憔悴，看起来就像是到了曾祖母的年龄。可是连续服用了一年避孕药之后，这名妇女就变得精力充沛。
当时人们对避孕药还有一种恐惧，就是担心激素会改变子女的性别，影响胎儿的健康，或者更糟糕的是生出畸形儿。
可是当测试者停药以后，生出的孩子不仅都很健康，而且男女比例相当。
就这样，在经历了重重困境后，避孕药终于被研制出来了。
它是由桑格创意、凯瑟琳资助、平克斯研发、洛克协助临床实验，四个人共同完成的结果。
可是光研发出来只是完成了第一步，接下来还有一个更加困难的事，就是找到制药公司进行批量生产，并推向市场。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避孕药是如何进行商业化推广，并为社会所接受的。
制药商的问题是平克斯解决的。
平克斯被哈佛开除之后，有一家名叫希尔公司的制药商曾经资助过他。
希尔公司的老板杰克·希尔是一个内心充满冒险精神的企业家，热衷于开发新药。
在他看来，一堆中规中矩的产品，并不能为企业带来效益，而只需要一个王牌产品，就能改变一家企业的命运。
他的女儿苏继承了父亲的自信和大胆，在平克斯研发避孕药时，苏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实验，是全美最先尝试避孕药的女性之一。
苏用自己的经历影响了父亲，杰克·希尔跟着平克斯和洛克来到波多黎各，亲眼看到了避孕药如何改变了妇女的生活。
而且凯瑟琳几乎承担了避孕药研发的全部费用，希尔公司不需要任何投入，这很划算。
于是，杰克·希尔决定赌上公司的声誉和资源，支持这个有史以来最大胆和最充满争议的药品。
他们注册了一个商标名，从此避孕药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恩纳维德。
现在制药商有了最后一个难题，就是获得药品监督部门的批准，这是整个过程中最困难的一关。
美国有30个州和联邦政府的法律反对节育，避孕药即使有公司敢生产，也没有医生敢开处方。
希尔公司决定分两步走。
第一步，他们并没有将恩纳韦德当作避孕药来提交申请，而是声称这是一款治疗不孕不育的药。
你可能糊涂了，这药效不是正好相反吗？
原来，洛克医生在进行临床试验时发现，如果是一些不孕的妇女服用了黄体酮激素，在引发生殖系统关闭后，会使子宫得到一定程度的休整和提升，那么停药之后，怀孕的几率反而增加了，这是一种反弹效应，妇科同行们称它为洛克式反弹。
希尔公司牢牢抓住了这一点，声称恩纳韦德是不孕妇女的福星，只字不提避孕的事，检察官就无法以避孕药的名义驳回这种药。
1957年6月10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恩纳韦德作为治疗不孕和月经不调类药物予以出售。
当然，每瓶药的标签上还打了一句警告：“此药的副作用是阻止排卵。”
但这才是恩纳韦德真正的主打用途，而对此，顾客们都已经心照不宣了。
全国各地的女性纷纷奔赴诊所，排起长队求购恩纳维德。
希尔公司通过隐瞒药丸的真实作用，完成了第一步，让药品成功上市。
接下来还要完成第二步，那就是让恩纳韦德名正言顺地以处方避孕药的身份获得许可。
这时，美国各州禁止避孕的相关法律正在被逐一废除，那些依然有此法令的州也都疏于执行。
不仅大多数美国人都赞成避孕，还有人呼吁政府应当接受并且正确指导避孕。
虽然舆论有利，可是避孕药却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审查难题。
因为避孕不属于致病范畴，美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种药是给健康人服用的，况且女性很有可能要长期服用20年，甚至更久，没人能评定它的安全性。
1959年，希尔公司提交了把恩纳韦德列为处方避孕药的申请。
申请书落到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一位年仅34岁的药检员桌上。
这名药检员名叫德菲利斯，他坚定地认为，安全性是药品的头等大事。
经过两个月的认真审查，德菲利斯提出了一大串质疑，比如明明参与测试的妇女只服用了一年，如何知道服用两年就是安全的呢？如果长期服用此药，妇女是否会提前进入更年期呢？会不会引发癌症等等。
德·菲利斯的质疑击中了要害，传统的药物都是帮助人们恢复正常，而避孕药却在改变正常的生理过程，这类药从未有过先例可以参考，因此它获得许可的标准就要比以前更高。
审查迟迟不能通过，桑格、凯瑟琳、平克斯和洛克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因为肯尼迪总统即将入主白宫，他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总统，天主教一贯反对避孕，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很有可能会收紧避孕药批准的规则。
如果这次申请被拒绝，以后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洛克医生还亲自去跟德菲利斯理论，可是德菲利斯不为所动，他需要更多的数据来说服自己。
于是他做了一件对于全美国的药检员来说极其罕见的事——自己开展研究。
他知道，恩纳韦德上市已经两年，数10万妇女都已经开始以避孕为目的服用她了。
全国数千名的医生越来越熟悉恩纳维德，如果他们都是尽职的，就会收集到很多关于这种药的信息。
如果药物对相当一部分人产生副作用，或是危害了他们的健康，医生应该会有所了解。
所以，德菲利斯在给美国一流医学院工作的61位妇产科医生发了一份调查问卷，请他们回答一系列有关药物情况的问题。
不出所料，医生们反映说，此药的确有不少副作用，比如恶心、水肿、更年期提前的症状，甚至有服用过避孕药后再怀孕的妇女生出的女孩有阴唇粘连和阴蒂肥大的情况。
但是医生们也同样指出，这些副作用给女性带来的困扰，远不及意外怀孕所带来的生理和心理上的伤害。
而且对于一些女性来说，即使是罹患癌症的长期风险，也比不上妊娠和堕胎的危险。
避孕药绝对不是完美的，但是它在避孕的效果上是惊人的。
综合考虑，医生们认为避孕药利大于弊，建议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予以批准。
谢谢。
1960年4月7日，恩纳韦德终于获得批准，作为避孕药投放市场，但服用期限要限制在两年之内，以免引起未被发现的长期副作用。
到此为止，避孕药终于正式问世。
这时的桑格已经80岁了，她终于在有生之年实现了毕生的梦想，帮助女性斩断了性爱与生育的必然联系，赋予女性更大的自由。
桑格去世时，马丁·路德·金在悼词中称：“他愿意接受嘲讽和凌辱，直到将自己坚信的真理揭示给众人。”
凯瑟琳也已经八十四岁了，她出资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女生们新建宿舍楼，希望在依旧重男轻女的校园里，为女学生提供更多帮助。
平克斯将余生的精力都用于改善避孕药，并向世界推广。
他从自己这项伟大的发明中赚到的钱微乎其微，但他毫不在乎，因为他完成了一项让自己流芳百世的壮举。
洛克医生则带头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节育运动，他相信总有一天，下一任或者再下一任教皇总会顺应历史潮流，赞同他的节育观点。
1967年，《时代周刊》让避孕药登上了封面，称它改变并解放了美国社会中一大群人的性生活和家庭生活，最终它将同样改变全世界。
如今，避孕药是全世界最广泛使用的处方药之一，全世界每天有超过1亿女性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吃避孕药，享受着这枚小小的魔丸给他们带来的爱、机会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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