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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应当行走》：小儿麻痹症的往事回顾：普利策奖获奖作品
铛铛铃2025-09-20【人文】571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为您解读的书《他们应当行走》，副标题是《美国往事之小儿麻痹症》。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后，新冠疫苗的研发工作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半年的时间里，全球已经有100多款新冠疫苗在研发中，十多款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新冠疫苗有望在年底上市。但是在大半个世纪前，另一场相似的瘟疫——小儿麻痹症肆虐的时候，疫苗的研发工作要艰辛得多。
小儿麻痹症又名脊髓灰质炎，在今天的世界已经几乎灭绝，它曾经是一种让人闻风丧胆的传染病。这种疾病由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症状包括发热、头痛、呕吐等等，乍看之下很像流感。在少数情况下，病毒会破坏运动神经系统，影响肌肉发育。大部分患者的肌肉萎缩发生在腿部，他们没有办法正常走路。本书的书名《他们应当行走》，正是源自于此。如果萎缩发生在头颈部或者横膈膜的话，患者就会失去自主呼吸的能力，严重的可致死亡。
20世纪上半叶，脊髓灰质炎横扫全球，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日本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小柴昌俊，都是脊髓灰质炎的受害者。直到50年代，疫苗问世，局面才渐渐得到了控制。八零后、九零后的朋友可能还记得小时候吃的糖丸，那就是口服的脊髓灰质炎减毒疫苗。
本书就是以疫苗的研发为线索，串起了人类战胜脊髓灰质炎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这段历史对于我们今天抗击新型传染病具有借鉴意义，比如如何克服恐慌心理，如何进行疫苗试验等等。
这本书的作者戴维·M·奥辛斯基，是美国纽约大学医学人文部主任、历史系教授，专门研究20世纪的美国政治与文化史。这本书在2006年获得了普利策奖，书中记载了美国乃至全世界战胜小儿麻痹症的曲折历程，以时间为序，这段历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脊髓灰质炎的第一次大流行；第二，误入歧途的早期研究；第三，疫苗研发的路线之争；第四，史上规模最大的公共卫生试验。
首先，我们说说故事的开始——脊髓灰质炎的第一次大流行。人类罹患脊髓灰质炎的历史很可能相当久远，已知最早的证据是公元前1500年刻在古埃及石板上的一位右腿萎缩的男性形象。1789年，英国医生首次确诊了脊髓灰质炎。从历史上来看，这是一种很普通的传染病，在19世纪末，美国就有零星的脊髓灰质炎病例，但是并未形成流行趋势，所以也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在1916年，美国出现了第一次脊髓灰质炎大流行，大约有2万7000名美国人因此丧命。要知道，那时候整个美国的总人口只有1亿左右，也就是说每1万人里就死掉了三个。光是一个纽约市，就报告了约8900例病例，2400例死亡，其中80%是五岁以下的儿童。而且奇怪的是，它侵袭的往往是那些干净整洁、生活优渥的中产阶级社区乃至富人区。在人们的常识中，贫穷和脏乱是滋生疾病的温床，传染病通常和不讲卫生、环境恶劣等因素联系在一起，比如说霍乱、伤寒、肺结核和鼠疫，但脊髓灰质炎却并非如此。最容易得病的是中产家庭中最受呵护的孩子，留下的后遗症又十分触目惊心，有的孩子双腿瘫痪，终身无法行走，还有一些患者无法自主呼吸，只能依靠一种叫做铁肺的辅助设备维持生命。
铁肺看起来就像一个密封的铁罐子，它会推拉病人的胸腔产生压力，迫使横膈膜收缩和舒张，帮助横膈膜麻痹的病人换气。这种设备本来只适合短期使用，但在脊髓灰质炎肆虐的年月，它却成为了一些患者终身的依靠。
面对可怕的传染病，人们第一时间采取了常规的措施：取消公众活动、保持社交距离、加强动物检疫、改善公共卫生、隔离患者，但这些措施似乎都收效甚微。整个夏天，医院人满为患，医护人员严重不足，报纸上的讣告长得看不到头。当时的人们不知道这种疾病来自哪里，它的传播途径是什么，为什么会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害，更不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和孩子，恐慌的情绪在全社会蔓延。
对脊髓灰质炎的恐惧成了最棒的促销工具，洗衣店信誓旦旦地宣称他们每次洗衣之前都会消毒设备，洁厕剂的广告催促人们更细致地擦洗马桶，保险公司推出了脊髓灰质炎保险，脊椎按摩师宣称推拿可以预防脊髓灰质炎。面对陌生的瘟疫，一个世纪前人们的反应和今天的我们没有太大区别。
当时的医学还不发达，虽然人们已经发现了细菌和病毒的存在，但青霉素还没有问世，当时最先进的显微镜也看不到病毒的踪影，因为它实在太小了。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研究者想方设法从病死者的脊髓中提取出脊髓灰质炎病毒样本，并将这种疾病传给了猴子，这样，医学研究者就可以在实验室中研究这种病毒，寻找对付它的办法。
要战胜脊髓灰质炎，疫苗是最大的希望，但疫苗的早期研究却误入了歧途。今天美国医学的发达举世皆知，他们拥有世界一流的医院和医学院，这些医疗机构和研究机构背后又有强大的财力支持。但在20世纪初，情况完全不同。当时美国医生的薪酬相当微薄，医学院对学历的要求很低，没有本科学位的学生也可以参与到科研项目，学校没有足够的实验室，硬件条件十分简陋。那个年代的医学突破都出现在欧洲，有志于医学研究的美国人通常会去欧洲求学，并且留在欧洲工作。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出资在纽约建立了洛克菲勒研究所，为医学研究者们提供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研究所提供的薪水很高，实验室设备一流，尽量不让研究者承担教学工作，美国的医学研究者第一次得到这么高的礼遇。但这家机构的第一任所长西蒙·弗莱克斯纳却将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究引入了歧途。
早在1796年，人类已经接种牛痘来预防天花，这是疫苗在人类历史上的首次亮相。疫苗的原理并不复杂，病原体第一次进入人体后，免疫系统会制造出一支细胞组成的军队来对抗入侵者，等到下一次遇到同样的病原体，这些训练有素的老兵就会重新激活，迅速消灭敌人。这里头的关键在于，疫苗能刺激免疫系统在血液中产生抗体来对抗病毒。
那么，脊髓灰质炎病毒是如何进入血液的呢？弗莱克斯纳对此展开了研究。弗莱克斯纳把病毒喂给猴子吃下去，但猴子都没有生病，然后他把病毒送入猴子的鼻腔，发现猴子很快就患上了脊髓灰质炎。事情看起来似乎很清楚，脊髓灰质炎病毒通过鼻子进入体内，直接沿着神经通路穿过脑部进入脊髓。弗莱克斯纳认为，脊髓灰质炎病毒既不会沿着消化道下行，也不会在血液中循环，这就带来了一个大问题，如果这种病毒根本不用进入血液就能抵达中枢神经系统，那疫苗又有什么用呢？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基于病毒通过鼻子直接进入神经系统的判断，弗莱克斯纳对疫苗失去了信心，他开始转而寻找某种保护鼻腔以阻断病毒进入人体的预防方式，针对脊髓灰质炎的医学研究工作走入了死胡同。
直到20世纪40年代，有好几位科学家分别做出了独立的研究，最终确认脊髓灰质炎病毒通过口腔进入人体，然后沿着消化道下行，最终还是通过血液进入神经系统，疫苗的研究才算重回正轨。只要能及时消灭血液中的病毒，阻止它破坏神经系统，患者就不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仅仅一个病毒怎样进入神经系统的问题，就拖累了几十年的研究进程。在这几十年里，美国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感染脊髓灰质炎，因病致残的患者数量不断增长，治疗和康复工作消耗的社会财富更是天文数字。
当时的人们为什么会犯下这样的错误？研究者可能被20世纪初一连串的医学突破冲昏了头脑，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也有可能迫于外界的期望和压力，忽略了对研究结果的严肃验证，这是脊髓灰质炎之战留给我们的重要教训。
病毒最终还是通过血液进入神经系统，那么把疫苗研发出来才是正途。接下来就说一说疫苗研发过程中的路线之争。大体来说，脊髓灰质炎疫苗分为两种：活病毒疫苗和灭活病毒疫苗。活病毒疫苗又叫减毒疫苗，它的原料是活体病毒，但是毒性已经减弱了，弱化版病毒的毒性足以激发人体免疫系统产生抗体，但是不会引发严重的症状。八零后、九零后小时候吃的糖丸，现在的孩子吃的口服滴剂都是这种类型。
你可能会担心，把活病毒吃下去是不是很危险呢？活病毒疫苗确实有极小的几率引发真正的脊髓灰质炎，但是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以美国的统计数据为例，从1990年到1999年，活病毒疫苗引发严重后遗症的几率是每290万剂里有一例。所以说，虽然病毒是活的，但这种疫苗的安全性还是很高的。而且人们服用了疫苗以后，他们排出的粪便里会携带毒性减弱后的脊髓灰质炎病毒，这些病毒又会自然传播，没有接种过疫苗的人也能通过这种途径获得免疫力，这就是所谓的被动免疫。所以，活病毒疫苗特别适合一些条件有限，无法及时给所有人接种疫苗的国家和地区。
相比之下，灭活病毒疫苗就很简单明了了，它是将病毒杀死以后再制作成疫苗，优点在于绝对不会引发脊髓灰质炎，缺点则是死病毒引发的免疫反应相对比较微弱，所以免疫力的持续时间不如活病毒疫苗，而且价格昂贵，灭活病毒疫苗的生产成本是活病毒疫苗的百倍以上。
顺便一提的是，最近几十年来，医学界又发展出了一些制备疫苗的新方法，比如正在研发的新冠疫苗，除了活病毒疫苗和灭活病毒疫苗以外，还有核酸疫苗、重组蛋白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等，这些疫苗采用的技术各不相同。核酸疫苗是将编码抗原蛋白的核酸片段直接导入人体细胞内；重组蛋白疫苗则是通过基因工程的方式获得抗原蛋白，再利用这些蛋白来制造疫苗。面对病毒这个古老的敌人，我们手里的武器也在不断进化。
说回到1940年代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研究，在两条科研之路上都聚集了大量的研究者。研究活病毒疫苗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萨宾教授和美国病毒学家科普罗夫斯基，灭活病毒疫苗研究的领军人物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科学家索尔克。这三位研究者你追我赶，竞相追逐，其中以萨宾和索尔克的对抗最为精彩。
以萨宾为首的活病毒疫苗研发之路非常艰难，因为活病毒疫苗的研发更难，研究者需要一代又一代地培养病毒，不断挑选出毒性比较弱的毒株，最终得到适合制备疫苗的温和的病毒，然后才能大规模生产，而且还得保证在大规模繁殖的过程中，病毒的毒性不会重新变强。这是一个精妙的过程，也是当时医学精英眼中的正途，他们认为只有活病毒疫苗才能提供足够的免疫力，彻底根除脊髓灰质炎。而灭活病毒疫苗引发的免疫反应可能过于微弱，无法有效保护接种了疫苗的人群。
作为活病毒疫苗研究路线的领军人物，萨宾背负着医学界的希望，他的身份也配得上这份期待。萨宾毕业于纽约大学医学院，曾在伦敦一流的李斯特研究所进修，他先后就职于洛克菲勒研究所、辛辛那提医学院，又是美国国家科学院资深会员，可以说，萨宾是当时美国医学精英的代表。
在另一条赛道上，主攻灭活病毒疫苗的索尔克几乎处处都是萨宾的反义词。他的公开履历乏善可陈，没有进过洛克菲勒研究所，也没有去过国外的著名机构做过博士后，他研究的灭活病毒疫苗技术上相对简单，得不到主流精英的青睐，被视为工匠的活计，萨宾就曾说他的那些成果找个厨房就能鼓捣出来。
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索尔克就展现出了实验室以外的才能，这样的基调也贯穿了他的一生。除了科研工作以外，他频繁接受媒体采访，是当时著名的明星科学家，他和基金会官员往来密切，常常听取对方的意见，这些举动严重损害了索尔克在科研界的地位，有的同行指责他破坏原则，竟然让门外汉，也就是基金会的官员，控制研究工作的步调和方向；另一些同行则质疑索尔克疫苗的真正价值，他们认为灭活疫苗难以提供足够的免疫力，索尔克选择这个研究方向只是为了搞个大新闻。
两个研究方向都获得国家小儿麻痹症基金会的支持，这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成立的基金会，他们在全国设置捐款箱，号召每人捐出一毛钱，积少成多，基金会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几亿美元的善款，可以用来支持疫苗研发项目。表面上基金会在两头下注，不偏不袒，但实际上，基金会的官员更倾向于灭活病毒方案，因为这个方案相对简单，可能更快拿出成果。结果在这场拉力赛中，索尔克确实率先抵达了终点。
1952年，他研发的灭活病毒疫苗在小规模人体试验中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几十位受试者对疫苗中蕴含的全部三种病毒都产生了强烈的抗体反应，效果持续了好几个月。索尔克欣喜若狂，虽然在5年之后，萨宾也研发出了活病毒疫苗，但那时灭活病毒疫苗已经在美国全面推广，活病毒疫苗刚刚问世就处境艰难。
索尔克是如何推广灭活病毒疫苗的呢？接下来就讲一讲史上规模最大的公共卫生试验是怎么回事。索尔克疫苗问世的时机恰到好处，1952年是美国脊髓灰质炎疫情最严重的一年。根据当时的新闻，爱荷华州一户农民的14个孩子里有11个染上了脊髓灰质炎，所幸无人死亡；在密尔沃基的另一户人家，全家的六个孩子里有四个患病，最终全都死亡，无一幸免。这类报道充斥报端，愁云惨雾笼罩全国。经历几十年在希望和失望间反复震荡，民众的信心跌到了谷底。靠着征服脊髓灰质炎的诺言，多年来国家基金会募集了天文数字的善款，但如果疫苗的研究拖延太长，谁都不知道这样的局面还能维持多久。一旦募捐款项减少、资金来源枯竭，研究和救治工作都无法再继续下去，没有人想看到由此引发的雪崩效应。
尽管以萨宾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新疫苗应该观察五到15年时间才能展开大规模推广，但基金会和民众却等不了那么久，索尔克本人也认为12个月到15个月的观察期已经足够。在基金会的安排下，1953年3月，索尔克在一档全国性的广播节目中向民众通报了他的疫苗取得的进展，民众信心空前高涨。虽然索尔克只找到了100多名身体不健全的儿童参与测试，对于一种新疫苗来说，这个测试样本远远不够，但是美国民众对于疫苗的渴望超过了对疫苗试验的担忧，灭活病毒疫苗的大规模试验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国家基金会和索尔克的实验室必须自己确定试验的规模、形式、地点和参与测试的人选，并独立完成相关的所有组织工作和资金筹措。脊髓灰质炎疫苗公众试验这样万众瞩目的项目，政府部门几乎完全缺席，所有工作都由民间机构主导完成，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这样的情形简直不可想象。
现代疫苗在上市需要经过多重测试来确保其安全性，因为疫苗可能引发对应的疾病，所以有关部门对他的审查比对普通药物更为严格。按照目前全世界通行的标准，疫苗的临床测试分为三个阶段，也就是三期。一期临床测试评估疫苗在几十人中的安全性和免疫反应；二期临床测试的规模通常是几百人，目的是确定正确的疫苗剂量；三期则测试数千人，以分析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以美国为例，每一期临床测试都需要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就是人们常说的FDA的监督下进行，进入临床测试的药物中，最终能得到FDA批准上市的还不到10%。
而在索尔克疫苗接受测试的上世纪50年代，这一整套流程都不存在。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该如何设计实验，基金会领导偏爱志愿者观察对照组模式，这种方式相对比较简单，他们会给全国几万名小学生注射索尔克疫苗，然后将这些志愿者的患病率与未接受疫苗注射的同学们比较。这个方案看起来直接、经济而公平，不用花太多钱，数据记录相对简单，整个过程不需要保密，也不需要随机挑选。但有的科学家觉得这个方案并不完善，他们认为除了观察对照组以外，还必须有注射对照组，也就是说，有一部分孩子需要注射某种液体，但不是索尔克疫苗。此外，试验过程必须是双盲的，所谓双盲实验，就是不告知工作人员和受试者谁得到的是真正的药物，谁得到的是安慰剂，这样做可以尽可能地排除偏见的影响，得到最公正的实验结果。
这就意味着，接受注射的孩子和执行注射的医护人员都不会知道他们注射的是真正的疫苗，还是看起来差不多的替代剂，所有信息都要经过细致的编码，只有主持试验和记录结果的人才知道真相。这些措施可以降低外部因素对试验结果的干扰，提高试验的可信度，但劣势也很明显。首先，双盲实验需要接受注射的孩子数量比原版的方案翻了一番，数据记录评估的工作量也大得多。第二，这样做会带来道德方面的问题，简而言之，为了统计上的准确，而剥夺部分人获得救命疫苗的机会，这样做合适吗？成千上万的父母志愿让孩子参加试验，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注射脊髓灰质炎疫苗，而不是什么替代剂。
经过旷日持久的争论，基金会和科学家最终达成一致，同时设立观察对照组和注射对照组，也就是给一部分孩子注射替代剂。在科学和道德的争执中，科学胜了这一场。
这次试验为国家基金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因为增加了注射对照组，加上各个地区的基金会分会都不想被落下，失业人数就变得空前庞大。为了参与这项史无前例的全国性活动，基金会的地方分会需要说服数以百万计的父母，让他们的孩子参与一项可能有危险的试验，而且民众对这项试验所知甚少，要完成这项任务，宣传普及基本知识，减轻民众的恐惧非常重要。卫生官员、学校当局、医学协会、新闻报纸和家长教师联谊会全体出面来支持这项试验，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接受了训练。根据基金会的估计，他们大约征集了1万4000位学校负责人、5万位一线教师、2万位医生和4万名护士参与项目，此外，还有20到25万名非专业性的活跃志愿者。
1954年4月26日，这场史上规模最大的公共卫生试验正式登场。接下来的三个月里，130多万名儿童参与了这项试验，超过60万名儿童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这样庞大的数字就连统计学家都为之震惊。接种工作在夏天落下帷幕，事后的数据统计工作又花费了整整一年时间。
一年之后的1955年4月12号，国家基金会对外公布了这次试验的结果，索尔克疫苗预防瘫痪性脊髓灰质炎的有效率高达60%到90%，具体数据因实验组别的不同略有差别。随后，索尔克当场宣布，最近他对脊髓灰质炎疫苗做出了改进，从理论上说，他的1955年版新疫苗和新的接种流程也许能让所有接种者对瘫痪性脊髓灰质炎百分之百免疫。发布会结束后，索尔克疫苗在短短两小时内就得到了政府的批准，早已做好准备的六家疫苗制造商随即全力开动，脊髓灰质炎之战吹响了决战的号角。
就在发布会当天，纽约城一个九岁的小女孩躺在拥挤的病房里，前一年的10月，她染上了脊髓灰质炎，脖子以下彻底瘫痪了。小女孩的铁肺上方挂着一面镜子，透过镜子，她看到了电视里全世界的人们都在欢庆索尔克疫苗的问世。悲痛欲绝的母亲坐在她的床边哭泣：“七个月，”她说，“你怎么就不能再等七个月呢？”对很多这样的人来说，疫苗来得太晚。
1954年的索尔克疫苗试验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此之前，美国从未有哪个民间组织实施过这种规模的医学试验，国家基金会在这个项目中摸索出来的方法和流程，为许多民间组织和政府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样本。从那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在药物和疫苗的测试、审批流程变得越来越规范化。今天，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已经成为全球监管机构的风向标，我们可以说，这一切都是从1954年的夏天开始的。
索尔克疫苗大获全胜，而萨宾的疫苗也在一个出乎意料的地方首先得到了大规模推广，那就是美国的对手苏联。在苏联医学界向萨宾寻求帮助时，他无偿提供了疫苗。1959年，苏联迅速开启国家机器工业化生产萨宾的疫苗，并且完成了一场1000万人参加的大规模临床试验，验证了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从此以后，人类对付脊髓灰质炎的武器又多了一种。
疫苗大规模铺开后，脊髓灰质炎很快偃旗息鼓。到了1961年，美国全国报告的脊髓灰质炎病例还不到1000例，对比前些年动辄数万的新增病例，我们不难看出，这场战争已经走到了尾声。2017年，全球报告的脊髓灰质炎病例只有22例，如今，世界上只有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尼日利亚三个国家还存在脊髓灰质炎的传播。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人类已经消灭了三种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株中的两种。
我们能取得这样的成果，疫苗固然功不可没，但在疫苗问世之后，公众对脊髓灰质炎的关注迅速退潮，相关科学研究也停滞了。脊髓灰质炎曾经带来无边恐惧，但时至今日，关于它的诸多疑问却被人们置之脑后。脊髓灰质炎8月的发病率是4月的35倍，为什么具有这么强的季节性？为什么儿童特别容易被感染，尤其是男孩？为什么在其他传染性疾病逐渐得到控制的20世纪，脊髓灰质炎却盛行一时？为什么最严重的爆发出现在西方世界的卫生国家？这些问题直到今天都没有得到回答。
这和2003年SARS流行结束后疫苗研发的结局何其相似。在SARS爆发期间，曾有多家机构竞相参与疫苗的研发工作，但由于病毒来得快、去得也快，在大流行结束后就再无病例出现过。于是，进度最快的SARS疫苗研发项目仅仅止步于动物实验阶段，没有任何一种疫苗进行过人体实验，最终这些研发项目都无疾而终。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人就觉得脊髓灰质炎疫苗随时可能问世，但实际上，真正有效的疫苗直到30多年后才正式投入使用。在这场战争中，人类走了很多弯路，比如说弄错了病毒进入人体的途径，不过也有运气好的一面，例如百万人等级的大规模临床试验一次性获得了成功。
今天我们来回顾这段历史，似乎单个事件的成败完全出于偶然，结果证明，哪怕运气再差，只要试过了所有岔路，最终总会踏上通往光明的坦途。几千年来，人类文明就是这样在曲折中不断前进的，探索的过程中，每一个看似偶然的错误，都是通往成功的一级阶梯。在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的大背景下，这或许是脊髓灰质炎之战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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