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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论》：探寻社会自杀率背后的真正推手
铛铛铃2025-09-21【人文】546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做《自杀论》。
这是一本社会学的经典。它的作者是社会学三大奠基者之一——埃米尔·迪尔凯姆。
《自杀论》，顾名思义，是一本研究自杀的著作。但特别的是，这本书关注的不是一个个自杀者。作者迪尔凯姆认为，自杀者具体的动机，例如失业、失恋或者精神失常，这些个人的原因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应当从一个社会的自杀率去观察社会整体的健康状况。这个论点在当时可以说是独树一帜。
迪尔凯姆的所有证据，都来自于官方统计年鉴数据，例如1841年到1871年间的每一年，来自法国、普鲁士、英国、巴伐利亚、丹麦等国对自杀的统计数字，还有巴黎、柏林、汉堡等地区的统计年鉴。可以说这本书算是19世纪的大数据研究。
整本书的结构特别像一场辩论。迪尔凯姆开幕，首先驳斥了当时关于自杀的流行说法，然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先来看看这场辩论的主题。这个主题是：社会自杀率的高低和什么有关？社会自杀率指的是一个特定的社会，在一段特定的时间内，自杀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这个特定的社会可以是一个市，比如巴黎；也可以是一个国家，比如法国。
刚才说过，这本书就像是19世纪的大数据研究。这时候欧洲社会已经开始现代化，各类统计数字开始齐备。迪尔凯姆和他同时代的学者，对于这些数字非常熟悉。所以当时的学者们面对这些数字，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地方。例如经济文化水平差不多的国家，比如法国和英国，死亡率其实差不多，但是自杀率相差很大。所以就有人提出，自杀率是按照民族来分的。再比如大家发现，无论在欧洲哪个国家，都是夏天自杀的人最多，所以就有这样的说法：气温对自杀有直接作用，外部的热量对人的脑部产生某种刺激作用，导致自杀。
迪尔凯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一驳斥这些观点。
我们来看他的第一个辩论对手。这个对手主要是心理学家和医生，他们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心理生理论。这个观点认为，自杀是因为一个人得了心理疾病，或者他生理上有某种问题。例如，当时许多心理学家和医生认为，自杀者不是酗酒者，就是精神病患者。迪尔凯姆说，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个解释了为什么是这样一个人自杀，而不是他的邻居。但是要注意，我们这里辩论的是，为什么每个社会在一定时间里，有一定数量的人自杀。只观察个人是看不到这个原因的。如果非要说酗酒和自杀率有关系，那么我们需要看到，一个社会的酒精消耗量和自杀率之间存在必然联系，酒精消耗越多的地区自杀率越高。但是事实上从统计数据来看，找不到这样的证据。
那么自杀是不是因为精神错乱呢？迪尔凯姆把欧洲各国的精神病人和自杀人数进行比较，却发现疯子最少的国家，反而是自杀最多的国家。而且调查发现，大部分自杀的精神病患者，并不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也就是死亡。所以既不能把所有的自杀者当作疯子看待，也不能简单认为自杀就是心理疾病。
第二个辩论对手可以叫做民族种族论。这个理论认为自杀跟民族或者种族有关系。前面迪尔凯姆自己也说了，根据统计年鉴，德国和英国的自杀率比法国和意大利的高。其实这种言论在今天也还很有市场，例如大家都知道日本的自杀率很高，那这个现象，是不是和日本这个民族本身有关呢？迪尔凯姆认为这种观点似是而非，也经不起推敲。
首先，民族和种族的概念不同。种族是指遗传形成的群体，而民族是生活在一起形成的。欧洲有四大种族，根据统计自杀率确实有所不同，但是各种族内部的有很多民族，自杀率也非常不同。那么到底是民族还是种族决定自杀率呢？说不清楚。退一步讲，如果认为是种族决定自杀率，那也就是说基因起了作用，某个种族的自杀率应该是稳定不变的。但是从历史上来看，古代的柯尔特人中自杀是常见的，但是今天他们的后裔中，自杀人口的比例却很小。说自杀是因为民族性格也不成立。统计资料显示，在德意志的日耳曼人，和在奥地利的日耳曼人，自杀率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说，某一个民族的人迁徙去了其他地方生活，虽然他们还是这个民族，但是自杀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迪尔凯姆总结说，这类观点看起来很有道理，也有数据支撑，但实际上经不起仔细推敲，或者这些解释只是看到了最表面的东西。
第三个辩论对手叫自然环境论，主要是说季节和气温的变化导致自杀。这一派的主要论据，也是来自于各国的统计年鉴。有些科学家发现，无论是哪个国家，一年当中，自杀率的高低基本上跟春夏秋冬这个顺序来排序。所以就有人提出，温度越高越容易自杀，温度降低，自杀率就降低。从表面上看，季节是跟气温相关的，但是当迪尔凯姆真正把每个月的自杀人口与当月的平均气温联系起来，就发现12个月之间自杀率非常凌乱，根本不是按照气温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在法国一段时间内，气温每上升0.9度，自杀人数反而减少21%。意大利也有类似的情况。更何况意大利的冬季比秋季冷很多，自杀人数却差不多。这些通通可以证明，自杀率并不受季节和气温影响，所以自杀率与自然环境有关也是不成立的。
第四位上场的辩手叫做模仿论。很多人都听说过自杀圣地，比如美国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很多人都去那里自杀，自杀率提高。还有在2010年，富士康十位打工者接连自杀，这个悲剧震惊全国，这难道不是因为模仿吗？这个观点看上去很合理，其实是驴唇不对马嘴，跑偏了。
首先，模仿根本不算是自杀的原因。比方说看到别人跳桥，他也就跳桥；在农村喝农药是最普遍的自杀方式，自杀者模仿的其实是自杀方式，而真正导致他自杀的原因并不是模仿本身。如果自杀的冲动不存在，那么榜样就是没有力量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了解，为什么富士康发生了多起自杀事件，应该去了解这个工厂的整体环境，工人的劳动生活状况，模仿只是非常表面的因素。
其次，如果自杀是一种传染病，那么他应该是从中心扩散出去的，但实际上，迪尔凯姆把法国每个城市的自杀情况画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这种从中心向两边扩散的状态。所以说模仿导致自杀也是不成立的。人们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是被极其片面和偶然的事实蒙蔽了。
总结一下，通过第一回合的辩论，迪尔凯姆指出，社会在一段特定时间里发生的自杀现象，与个人心理、种族、遗传、季节、温度、模仿这些通常认为的原因都不相关。以上的各种观点虽然也有数据的支撑，但是因为犯了种种错误而立不住脚。但是统计数据又明明白白显示，例如英国、法国的自杀率就是高于意大利，夏天的自杀率就是高于冬天，这些到底应该怎么解释呢？
现在我们就来到辩论的第二回合。迪尔凯姆提出，与自杀现象真正密切相关的，是一个社会的整合程度和凝聚力。这个听上去有些玄乎，我们来看它是如何使用数据，如何论证的。
首先，迪尔凯姆找到了与自杀率真正密切相关的一个变量——宗教。经过统计发现，在整个欧洲都是新教徒的自杀率高于天主教徒，犹太教教徒最低。就国家来看，纯粹的天主教国家，例如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居民自杀率都低于新教徒多的国家，例如普鲁士和英国。而且这个比例并不受到种族和国别的影响。比如在德意志地区，所有大国中，巴伐利亚自杀人数最少，而这里的天主教徒最多。其他的各个地区，自杀人数也和新教徒成正比，和天主教徒成反比。而无论在哪里，犹太教教徒的自杀率都是最低的。以上的种种证据都表明，宗教的确是影响自杀率的重要原因。
这时候很多人或许觉得答案已经找到了，这就是宗教，而且会顺理成章地认为，一定是犹太教对于自杀的惩罚特别严厉，天主教次之，而新教教义最不在乎，所以才影响了教徒的自杀率。迪尔凯姆却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事实上，三种宗教都是反对自杀的，而且犹太教对于自杀，反而是三个宗教里最宽容的。真正的原因需要从宗教的本质当中来寻找。
迪尔凯姆认为，宗教的影响不在于宗教教义本身，而是宗教构成了一个紧密团结的社会。这里有必须遵守的信仰和教规，固定参加的礼拜和节庆。宗教社会这个集体越强大，个人生活的意义就越依附在集体中。只要集体不溃败，个体就不会溃败。所以足够强度的集体生活能降低自杀率。新教和天主教最大的差别恰恰在于，新教更强调个人自己的信仰与宗教实践。在宗教改革之后，新教提倡所有教徒自己阅读圣经，与上帝直接对话，废除教会的繁文缛节，实际上就是破坏了之前天主教社会中紧密联系的社会秩序。简单来说，一个天主教徒遇到问题，他习惯于找教会，也能很方便地找到教会，但是对新教徒来说，教会在他的生活里远远没有这么重要。
而在所有新教国家中，英国的自杀率是最低的。迪尔凯姆认为，这绝不是偶然，恰恰是因为英国的神职人员，在所有新教国家中，最多可以对教徒进行有效帮助。这意味着英国新教徒的集体感，在所有新教国家中最为强烈。当然，总体来说，天主教徒的宗教生活是最紧密的，所以自杀率最低。
集体感的理论，同样也能解释犹太教徒很低的自杀率。在欧洲各地，犹太教徒都是少数派，作为少数派，他们必须紧密团结起来，这样一来也是非常强的集体纽带连接着个体，发生自杀的概率也降低。
当然，只从宗教一个方面来说明集体生活与自杀率的关系，很多人可能不服气。那么再来看集体生活的第二个重要方面——家庭。很长一段时间内，统计数据都显示，已婚者的自杀率要高于独身者，专家们也觉得这很容易解释，因为婚姻生活压力大，上有老下有小。迪尔凯姆说，如果仔细看看这些数据，就会发现问题。在这些统计数据中，所谓的未婚者都包含了16岁以下的人，而大量的16岁以下的人根本还是青少年，相对于成年人，他们的自杀倾向小很多。所以这只能反映年龄与自杀率的关系，绝不能当成已婚者与未婚者的差别。
迪尔凯姆做了一个真正有效的统计，那就是在1863年到1868年间，平均每百万名16岁以上的独身者，有173人自杀，而已婚者自杀为154.5名。同时继续比较同年龄段的已婚者和未婚者，比如大家都是30~40岁，就会发现，已婚者的自杀率要低于未婚者。更加有意思的是，如果比较有子女的人与没有子女的，就会发现有子女的人更不容易自杀，而且孩子数量多的家庭，自杀率也会比较低。这就有效地反驳了生活压力大，人容易自杀的理论。这一切数据与迪尔凯姆上面提出的假设，集体团结的紧密程度高，则自杀率低都吻合。因为婚姻生活，尤其是有孩子的婚姻，其实也是一种足够强度的集体生活。
其实迪尔凯姆的发现的确与现实更加吻合。一个上有老下有小，还有伴侣的人，在产生自杀的念头，或者准备采取自杀行动时，会考虑诸多因素，比如如果我选择自杀，对伴侣和孩子是没有尽到责任，所以他们更不容易自杀。
到这里自杀率高低的问题就讨论完了。迪尔凯姆证明，社会自杀率高低的决定性因素，是这个特定集体的凝聚力强弱。无论是宗教还是家庭，本质上都是一种集体生活。真正与自杀率相关的是，这个集体的凝聚状况，以及个人参与集体的程度。
但是一定要注意，有凝聚力的集体生活可以降低自杀率，却不能完全取消人的自杀行为，这一点不能混淆。
接下来，迪尔凯姆指出，集体生活的状态不同，导致的自杀种类也大不相同。
第一种是集体生活的纽带太紧，导致的利他主义自杀。前面说过，凝聚力强的集体生活降低了社会自杀率，但他并没有取消自杀本身，他同样可以成为自杀的理由。集体生活的纽带太紧，也有可能崩断。集体的价值高于一切，特别是抹杀个人的价值的时候，极端利他主义的社会就出现了。迪尔凯姆说，利他主义的社会通常是比较原始的社会，社会非常一体化，这就是说所有人都比较相似，吃同样的东西，有同样的信仰，过同样的生活。在这种社会里，因为个人的价值感被压到最低，自杀也通常是为了集体。比如某些原始部落，上了年纪的老人变得无用，他们就会去一个特定的地点自杀，这看起来是自愿的，实际上是集体压力的逼迫。同样的，受狂热的宗教的指引，而自杀也是利他主义自杀。例如在印度教，有一处悬岩，宗教狂为了献身湿婆神，会虔诚地从悬崖跳下去，有的人还会边跳边唱颂歌。
在现代社会里，最接近利他主义社会的集体是军队，所以无论在哪个国家，无论何种文化，军队的自杀率都要高于社会整体的自杀率。
第二种自杀类型就是集体生活的纽带太松，导致了利己主义自杀。如果说利他主义自杀，根源是对集体有过于强烈的情感，无论是宗教热情还是民族荣誉，甚至仅仅不想让自己的家人受牵连，这些都是集体至上的。与之相对，利己主义自杀的根源则是对集体过于冷漠，在很多时候是集体丧失了团结个体的凝聚力。迪尔凯姆指出，他那个年代，也就是19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就是个体主义过于发达，每个人沉浸在自己狭隘的生活中，集体失去了号召力。但是利己主义自杀者，更多是个性突出的高级知识分子，这类人最容易拷问人生的意义，否定集体生活的价值。迪尔凯姆指出，人活着往往需要比个体更加宏大，更有价值的目的支撑，这个充满意义的东西，或者是传宗接代，或者是建功立业。一旦个人怀疑这些目的，就容易陷入极端的自我中心，失去生活的目标。这种类型的自杀叫做利己主义自杀。利己主义自杀者往往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找不到集体作为依靠，或者作为后盾。例如我们前面说的新教徒，往往没有教会这个依托，也没有集体感，遇到问题更加容易孤独无助，也就容易结束生命。
第三种自杀类型是集体生活彻底紊乱，这时候引起的自杀叫做反常的自杀。如果社会出现大的动荡，自杀率上升似乎比较好理解，但让人费解的是，当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自杀率也是上升的。例如1870年到1877年间的意大利，平均工资一直在上涨，小麦价格在下降，也就是生活成本下降了，但是自杀率反而上升。还有1878年德意志万国博览会期间，整个国家统一公共财富飞速增长，但是1874年到1886年期间，自杀人数增加了8%，甚至超过了股票行情暴跌的1882年。举办万国博览会的七个月，自杀人数增加将近10%。迪尔凯姆认为，无论是社会环境突然变好还是突然变坏，本质上都是对平衡状态的破坏，人的欲望因此无法得到合理的调解，因而失衡，这类自杀才被称为反常的自杀。例如在经济突然繁荣的时候，人的欲望被空前的刺激出来，那么大起大落的概率就大大增加。今天可能还是白手起家的暴发户，一夜之间又可能投资不当，倾家荡产。这些极端的体验带来的波动可想而知。因此集体生活的紊乱会导致反常的自杀。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一个社会中，利己主义、利他主义、反常三种因素一般都是同时存在的，就看是哪个占上风，所以三种自杀类型也是同时存在。但是一段时间内，或者一个社会，某一种因素会占上风，那么对应的自杀种类就会比较多。
那么现在可以来谈书中的第三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在不到50年时间里，欧洲许多国家的自杀率不断上升，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迪尔凯姆之前，很多学者发现，自杀最普遍的地区正是最发达、最文明的地区，例如当时的法国和普鲁士，所以有人提出说，自杀的增加是文明的代价。迪尔凯姆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认为自杀的增加不是因为文明程度的提高，而是欧洲的发展到了一种病理状态。这就像是一个认真工作的人生病了，不能简单地说，生病是她工作状态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按照迪尔凯姆的理论，欧洲近年来增加的自杀，主要是利己主义类型的自杀。说白了就是传统集体衰落，个体主义过于发达。例如新教徒人数不断增多，人们倾向于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虽然个体从集体中解放出来，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但同时当个体遇到困难也更难获得帮助。纠正这种弊病的唯一方法，就是使得社会群体有足够的稳定性，简单来说就是这些群体更加牢靠地留住个人，个人更加依赖群体。
但是什么样的团体最适合，不断地使人们恢复这种有益的团结一致的感情呢？迪尔凯姆认为，政治团体和宗教团体，都不能达到这种目的了。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政治离人们越来越远，逐渐变成了管理社会的官僚机构。很多人觉得恢复宗教的神圣地位就好了，迪尔凯姆说，这是开倒车。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宗教的权力，不是来自于崇高的思想和庄严的格言，而是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服从于强有力的纪律。今天我们已经信仰了科学，宗教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理想主义，成了一种哲学，它已经失去了权力来源，恢复宗教不过是一个空壳子。
最有可能把个体团结起来的，在迪尔凯姆看来，是职业团体或者行会。这是劳动者的同行聚会，是履行同样职责的人联合起来组成的集体。行会是一种真正平等的、民主的、劳动者的集会，可以设立互助基金、退休基金，而且行会也适合解决同一行业中不同部门之间不断发生的冲突，以共同利益的名义，防止强者过分剥削弱者等等。可以说，行会是在集体衰落、个体崛起的时代，迪尔凯姆找到的治病之方。
到这里，《自杀论》这本书就为你介绍完了。简单地总结一下本书的主要观点：通过分析19世纪欧洲各国的统计数据，迪尔凯姆指出，一个社会的自杀率是有规律的。无论每个自杀者背后有着多么不同的故事，他们选择自杀，都与社会的团结方式和凝聚程度有关。当社会纽带过于紧密，会导致利他主义自杀；当纽带过松，则导致利己主义自杀；当社会发生巨大动荡，则会发生反常的自杀。19世纪下半叶，欧洲自杀的增多，主要是利己主义自杀的增加，而这背后的深层原因就是传统集体的衰落，例如宗教、家庭、政治、团体，这些都不再为个人的生活提供有效的凝聚力。于是迪尔凯姆认为，在新的时代，最有希望成为有凝聚力的集体的一种形式，是行业工会。因此要大力发展和扶持行业工会和各类职业团体。
介绍完了这本书，我们最后来谈谈这本书，它为什么会成为一本经典著作。在迪尔凯姆的时代，社会学远远没有像今天这样，被看成是一个严谨的、专业的学科。知识界的普遍观点是，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所以研究人就可以了，不存在社会这种研究对象。在当时心理学和医学都已经发展起来，他们就是以人为研究对象，可想而知，对于自杀的研究，主要围绕着自杀者有什么问题上。所以流行的观点，都把自杀与人的心理生理状况联系在一起。
迪尔凯姆不同意这些观点，在这本书里，他开宗明义地说，所有从自杀者个体动机来讨论自杀的，都只是看到了表面的原因。关于一个社会里的自杀现象，有规律存在，尤其重要的是，这个规律是像地球围绕着太阳转的自然规律一样，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迪尔凯姆说，我可以证明社会中有这样的规律存在。更重要的是，一旦我证明这个规律，就可以说明社会这种东西是确实存在的。既然社会存在，那么社会中就有各种各样规律，跟自然存在万有引力一样，社会学就是一门科学，值得我们继续去探索、去研究。
也就是说，迪尔凯姆和他的《自杀论》，为社会学建立了合法性。所以《自杀论》中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还有他的成功，对社会学的贡献是巨大的，这一点远远超出了对自杀本身原因的解释，也是这本书经典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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