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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瘾》：处方药如何让美国人陷入毒品深渊？揭秘药物滥用之害
铛铛铃2025-09-21【人文】222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为您解读的书是《梦：美国阿片类药物泛滥的真相》。
在本书中，为了表述方便，阿片类药物泛指一切直接或间接由罂粟而来的药物。这类药物既包括维柯丁、奥施康定这类处方止痛药，也包括海洛因这样的毒品。药品和毒品，一个救人，一个害人，却正在联手把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拉入深渊。
2008年起，药物过量超过车祸，成为美国人意外死亡的第一大死因。这些被滥用的药物大多都是阿片类药物，也就是处方止痛药和海洛因，它们都包含吗啡分子或其他变体，能消除身体的疼痛，也能创造强烈的快感，让人上瘾。
是什么造成了阿片类药物的滥用？这个问题引起了本书作者山姆·昆诺斯的注意。昆诺斯是一名美国记者及自由撰稿人，曾为《洛杉矶时报》进行移民、贩毒、帮派方面的报道。2013年前后，他开始就美国处方药和海洛因滥用的状况进行调研。他前往美国阿巴拉契亚山区的止痛诊所，深入墨西哥的海洛因产地，和瘾君子、医生、毒贩、制药业内人士和专家们做了大量访谈，用这本书揭开美国阿片类药物泛滥的真相。
本书共58章，出版后获得2015年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非虚构作品奖，也被《波士顿环球报》《英国卫报》等媒体评为年度图书。《纽约时报》书评称赞，本书仿佛一个复杂的拼图，为美国过去几十年中最重要的故事之一提供了一个令人大开眼界的描述。
接下来，我将从两个方面入手，为您解读本书的主要内容。第一，处方止痛药如何在美国泛滥起来；第二，处方药是怎样和海洛因扯上关系的。
第一部分，我们先来说说处方止痛药是如何在美国泛滥起来的。
因为含有吗啡因子或其变体，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人们对阿片类药物都是非常警惕的。医学院教学生们要小心开药，千万不要让病人药物成瘾。垂死的病人即便疼得打滚，要得到小剂量的药物，也常常需要好几个医生签字。但从20世纪70年代起，人们对止痛药的态度开始慢慢转变。英国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定期给终末期病人服用阿片类药物，他们的理由是，人都快死了，就算上瘾了，又有什么关系呢？减轻病人的疼痛，让病人有尊严地死去，难道不是更重要吗？
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医学界对阿片类药物的态度进一步解封，并逐渐把此类药物的应用范围从癌症患者扩大到了慢性疼痛患者身上。先是世卫组织出台了癌症止痛的阶梯方案，把吗啡列为缓解癌症疼痛的基本药物，还把摆脱疼痛列为一项基本人权。接着，美国一些机构把疼痛列为了体温、脉搏、呼吸、血压之后的第五大生命体征，需要进行积极治疗。
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两个关键因素起到了推动作用。第一个关键因素是一封写给编辑的信，俗称波特和吉克的信。这封信指出，使用阿片类药物的患者中，只有不到1%的人对他们上了瘾。吉克是一名美国医生，对自己医院里的阿片类药物的使用情况做了项调查，波特则是帮他做了些计算的研究生。波特和吉克的信于1980年在权威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随即被医学界和制药业大量引用，2001年，还被《时代周刊》誉为里程碑式的研究。这封信说明，对患者阿片类药物成瘾的过度担忧是没有根据的。
第二个关键因素是普莱斯·盖尼调查，这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开始推行的患者满意度调查。病人觉得自己有权解除疼痛，如果不满足他们，医生就有可能被打差评，给自己带来麻烦。既然阿片类药物上瘾概率只有1%，那为什么不开给病人呢？
但其实波特和吉克的信真的只是一封写给期刊编辑的信，而不是严谨的科学研究。信里那不到1%的成瘾率，也有着严格的限制条件。首先，吉克医生的研究病例是受到严格管控的住院病人；其次，针对这些病人的给药是在医生的监督下进行，给药的剂量也很小，绝不可能让病人带着一瓶瓶止痛药回家。此外，疼痛也不像脉搏这些其他体征能客观衡量，同样是割破了手，有的人疼得直跳脚，有的人却很淡定。面对背疼、膝盖疼等等慢性疼痛患者，给不给病人开阿片类止痛药，开多少，需要医生对病人的病史有深入的了解。
然而，当时美国的医疗改革导致基层医生要看的病人数量激增，医生有一句口头禅：一位疼痛病人会毁了你一整天的工作。阿片类药物就成了医生们的福音。1996年，奥施康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的。
奥施康定是一种面向慢性疼痛患者的处方止痛药，生产商是美国制药商普渡公司。奥施康定的成分很简单，只有一种药物成分羟考酮，从分子上看与海洛因相似。公司宣传奥施康定是定时缓释的，这就不会造成突如其来的亢奋或者低落，也就没有那么容易让人上瘾。从一开始，普渡制药就把奥施康定的目标受众从癌症患者扩大到了慢性疼痛患者身上，它可以用来治疗背部不适、膝关节疼痛、牙痛、头疼以及各种运动损伤造成的疼痛。这个市场是巨大的，美国仅背痛患者就有3500万人，是癌症患者的五倍。
为了说服医生们采取积极治疗，奥施康定在全美展开营销攻势。它举办疼痛管理方面的研讨会，资助了2万多名医生们的继续教育项目，公司给医生们送去各种礼物，还为病人们提供优惠券，凭券在参加活动的药房兑换免费的处方药。从1997年到2002年，用于治疗癌症疼痛的奥施康定处方从25万份上升到了100多万份，为慢性疼痛开的奥施康定处方则从67万上升到了620万份，增幅高达825%。到了2001和2002年，奥施康定每年的销售额都达到了10亿美元。
不可否认，一些开奥施康定的医生确实想要缓解病人的病痛，但也有很多医生从中看到了巨大的商机，开起了一家家药丸工厂。简单来说，一家药丸工厂就是一家合法的止痛诊所，但里面的医生除了开止痛药的处方外，不提供其他任何治疗方案。
1996年，一个名叫大卫·普罗克特的医生在肯塔基州南部开了全美第一家药丸工厂。在那之前，普洛克特医生就以处理工伤保险速度之快而出名。与南岸隔河相望的是俄亥俄州曾经的工业重镇普茨茅斯，但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普兹茅斯经济滑坡，工厂关闭、外迁、商店关门，几千个就业机会消失，人口流失了一半，锐减到了2万。失业让普兹茅斯及周边地区申请联邦伤残保险的人数激增，有些人确有伤残，有些则不适，但这些都需要医生的诊断。普洛克特不仅处理工伤保险速度非常快，开止痛药的时候也很大方，不管病人是说自己脖子疼、腰疼还是腿疼，他都会开阿片类药物。
1996年问世的奥施康定是药丸工厂的理想药品，它不仅是合法的，还能让人上瘾。尽管普渡公司宣传奥施康定的缓释配方让血液中的强睾酮水平，也就是类似海洛因的物质，不会出现十分明显的高峰和低谷，因此不会造成突然的新快感，让人上瘾，但后来联邦调查人员发现，服用奥施康定后，人体血液中强睾酮的峰值实际上高得令人难以置信。
总之，不管是本来就想嗑药的人，还是确实想要缓解疼痛的人，只要吃了奥施康定，就很可能再也离不开它，这就为药丸工厂带来了滚滚财源。管制药物的处方每月只能开一次，开的时候病人必须亲自到场，也就是说，每个月病人们都要支付一笔约250美元的诊金。普洛克特的候诊室里总是座无虚席，病人很快上瘾，然后说自己的疼痛越来越严重，普罗克特就会加大剂量。
1996年，俄亥俄州的狱警兰迪找到了普罗克特。兰迪在和一名囚犯打斗的过程中背部受了重伤，普罗科特给兰迪开了半年的病假，以及30天量的奥施康定。事后兰迪回想起来，那点伤根本不需要那么强效的止痛药，但在当时，他只觉得奥施康定这药真好，吃了之后背一点儿也不疼了。30天之后，以为自己已经痊愈的兰迪没有回去开药，但很快他就生病了，他浑身都疼，上吐下泻，根本下不了床。兰迪以为自己得了一次严重的流感，但有人告诉他，他可能是药物的戒断反应。兰迪又回到了普罗克特的诊所问诊，3分钟支付200美元，得到了一张奥氏康定的处方。他回忆，当时的诊所里人满为患，人们争先恐后的排队，但大多都是在假装疼痛。兰迪还在候诊室里见到了自己的六名同事，他压低脑袋，带着处方离开了。
随着药瘾越来越大，兰迪已经等不及每个月去诊所开药了，他开始找街头药贩买药。幸运的是，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向身边人求助，在踏进普洛克特的诊所3年半后，兰迪才彻底摆脱了药瘾。
20世纪90年代，普洛克特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投诉，也受到了有关部门的调查，他出了一起车祸，导致无法行医，但从他的药丸工厂里走出来的医生把这个商业模式复制到了其他地方。在肯塔基州东部，一个名叫科恩的医生事先打印好处方，不管病人号称自己有什么病，都开同剂量的同样药物。一年中，他开了270万片的奥施康定和其他处方药，而科恩所在的城市居民才3400人。另一个名叫威廉斯的医生有段时间每90秒就看完一个病人，他在九个月里开了230万片药。更要命的是，这些药丸医生不仅开奥施康定，还喜欢同时开苯二氮卓类药物，用来治疗失眠的，安定就是一种苯二氮卓类药物，它和奥施康丁一起服用很危险，但特别带劲。因为苯二氮卓药物似乎增强了阿片类药物带来的快感，所以也更容易让人上瘾。
到了新千年，药丸工厂在美国中东部的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南部的西弗吉尼州等地遍地开花。有段时间，在普茨茅斯每1800个居民就有一个药丸工厂，瘾君子们穿着睡衣在诊所外抽烟，等披萨外卖大打出手，全然不顾公共形象。普通人也从药片中找到了生财之道，最早发现商机的是老年人，他们开了药卖给年轻的瘾君子，然后专业药贩子就出现了。金发女郎玛丽安·亨森就是一个药贩子，玛丽安是个七零后，高中时就开始嗑药，染上了毒瘾，成年后生活很拮据，奥施康定给了他发财的机会。他买下了一位腰部扭伤病人的核磁共振结果，扫描进电脑，更换上面的名字，反复使用。他还招募了一批瘾君子，让他们拿着被篡改的核磁共振结果去看医生，通常每个瘾君子一次能在诊所开到90粒80毫克的奥氏康定，或者其他羟考酮仿制药，其中一半归瘾君子，一半归玛丽安。按照市价，一毫克的奥氏康定可以卖到一美元，一粒就是80美金，去掉250美元的诊金和其他成本，一个瘾君子能让玛丽安赚至少3000美元。当然，他也可以直接用奥施康定买东西。20世纪90年代有段时间，普茨茅斯的很多商品和服务都能用药片来交换，玛丽安用奥施康定买了辆车，他看牙医、装有线电视，买牛排、尿布、洗衣粉、香水，支付的都是药片。
在俄亥俄、肯塔基等地，成千上万人像玛利安一样赚到了钱。后来，当肯塔基等州率先建立处方追踪系统，追踪哪个患者开了什么药，以及是哪位医生开的处方，药贩子和瘾君子就开始往其他州找药，甚至不远千里到佛罗里达州开药。2009年，佛罗里达才安装了处方监控系统，是全美最后安装该系统的州。
作者认为，如果规定奥施康定必须用现金购买，那么黑市不可能蔓延成今天这样，但是一些地方的就业机会太少，很多人每个月只能领到500美元的社保补助金，还又用这笔钱来养活一大家子，于是他们打起了医疗补助卡的主意，只要申请到医疗补助卡，再找到愿意开处方的医生，一个瘾君子就能用三美元的治疗补助金获得上千美元的药，然后在街头用1万美元的高价脱手。从1998年到2008年，仅在俄亥俄州的塞奥托县，申请补助金的人就翻了一番，从870人增加到了1600人。还有些瘾君子去沃尔玛偷窃，用偷来的东西换药片。一般来说，标价100美元的商品，可以换来价值50美元的药片，但瘾君子如果急着嗑药，就可能把赃物贱卖，玛丽安曾用15毫克的药换来一双偷来的耐克篮球鞋，还用90毫克药片买来了一台冰箱。沃尔玛的员工拿着出了名的低工资，并不太在意防范偷窃，有些员工自己也吸毒。
在这片乱象中，城镇衰落时期出生的一代人成了药物的奴隶，甚至连法官、市长、警察局长的孩子都药物上瘾。奥施康定上市10年之后，已有610万人滥用，占美国总人口的2.4%。乍一看，这个数字也不算大，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快克可卡因，也就是一种高纯度毒品，在美国蔓延的最严重的时候，全美每年的吸食者也才不到50万人。2007年，普渡制药及其三位高管针对不当营销的指控表示认罪，并被处以6.34亿美元的罚款。2010年，普渡制药公司更改了奥施康定的配方，增加了抑制滥用的成分，使该药更难以分解和注射，此举得到了效果，但晚到了20多年。奥施康定已经在全美各地制造出了数量庞大的成瘾者，而当一个人奥施康定上瘾，很有可能会转而吸食海洛因。一项政府调查显示，2006年，美国有37.3万人报告使用海洛因，2010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62万人，5年间几乎翻了一番，其中80%的人是从使用处方类止痛药开始的。一名海洛因毒贩对作者说，海洛因和奥施康定是一样的，瘾君子们从我们这里弄到货，要比去医生那里开药容易得多。
为什么弄到毒品会比开药还容易？这和一群北上寻找美国梦的墨西哥人有关，他们采取了全新的毒品零售模式，用便捷周到的服务，将一种廉价但强劲的海洛因，黑胶油海洛因送入美国的主流社会。
下面第二部分，我们就来讲讲黑椒油海洛因在美国泛滥的过程。
黑胶油海洛因是一种半加工海洛因，呈黑色粘稠状，可以吸食也可以注射。它的产地位于墨西哥太平洋沿岸一个名叫哈里斯科的小地方。哈里斯科是墨西哥的甘蔗产区，出过不少甘蔗大户，但种地太苦了，孩子们不想重复父辈的生活，贩毒赚钱则容易得多。哈里斯克的山里种着大量的罂粟，当地人掌握了把罂粟花的枝叶熬成黑椒油海洛因的传统工艺，熬出来的海洛因被藏匿在手提录音机或者背包里，送去美国。
20世纪80年代初，哈里斯克的首批移民开始在洛杉矶贩卖海洛因，这些人被叫做哈里斯科男孩。按照墨西哥农村的标准，他们都是中产阶级或者富农的孩子，也只有他们才有足够的钱支付给蛇头，北上美国讨营生。哈里斯科男孩并不是美国的第一批毒贩，作为后来者，他们对自己有着清晰的认知和定位，他们避开了传统的海洛因市场，费城是黑手党的地盘，纽约有持枪的帮派，海洛因之都巴尔迪摩也不考虑，哈里斯科男孩的目标是中等规模的城镇，那里有着富庶的社区，不断变大的吸毒人群，还不存在竞争。
哈里斯科男孩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们创新地发展出了一套零售体系，用送外卖的方式把海洛因送到客户的手里。把这个体系想象成一个快餐连锁店，每个海洛因窝点都连通一个在墨西哥哈里斯科的店主，源头直供到美国。每个窝点管理人手下有一个接线员，负责待在公寓接瘾君子的订购电话，然后接线员把订单和交货地点转给手下的司机，由司机们开车在城里送货。一般一个窝点有3~4名司机，他们把约0.1克的黑椒油海洛因塞在一个小气球里，再像花栗鼠一样把25~30个气球塞进嘴里，另外几百只气球藏在车里，一旦遇到警察盘查，他们会立刻喝水把气球吞下去，之后气球会随着排泄物一起排出。司机抵达指定地点，比如某家麦当劳或者某个购物中心的停车场后，瘾君子跳进车里，司机吐出嘴巴里的气球，交易完成，司机带着现金离开，一切就像买块披萨一样简单。
司机们也都来自哈里斯科，是那些早期移民的更穷的亲戚，他们在美国睡在地板上，连买张床垫都舍不得，唯一的梦想就是赚一票回老家炫富、盖房子、资助老家的运动队。后来随着贩毒网络的扩张，哈里斯科男孩也扩大了用工范围，但他们的零售模式没有变。不同的窝点存在竞争关系，但由于司机们都是老乡，所以他们彼此之间从不动用武力，也不带枪。更何况美国市场非常广阔，成千上万的白人正在对处方阿片类止痛药上瘾，他们都是黑椒油海洛因的潜在客户。哈里斯科男孩不会卖毒品给黑人，因为他们害怕被黑人抢劫，他们几乎只做白人的生意，这种非暴力的特性构成了哈里斯科男孩的主要竞争力之一。那些白人瘾君子，尤其是中产阶级白人的孩子，可不想去贫民窟或者肮脏的巷子里向穷凶极恶的毒贩买东西，哈里斯科男孩彬彬有礼，送货上门，让客户轻松便捷地获得海洛因。
哈利斯科男孩的另一个主要竞争力在于毒品的纯度和价格。联邦调查局检测后发现，黑椒油海洛因的毒品纯度高达80%，而传统的街头毒贩卖给吸毒者的海洛因纯度大约只有12%，这是因为在典型的海洛因供应链中，从批发商到中间商再到街头毒贩，海洛因要被转手五六次，每次都会被稀释，但哈里斯科的司机们都是领工资的，他们不会对毒品动手动脚，反正不管卖多少工资都不会变。尽管纯度高，黑椒油海洛因的价格却非常亲民。保罗·斯通是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在波特兰负责调查贩毒组织。斯通告诉作者，一公斤黑椒油海洛因的生产成本为2000美元，在波特兰能卖出15万美元，去掉司机的食宿、工资等成本，每公斤黑椒油海洛因的利润远超10万美元，高利润让哈里斯科男孩有了让利的空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这个行当，利润开始变薄，黑椒油海洛因的价格一路走低，一开始是20美金一个气球，到了2011年，在一些地方已经降到了6.5美元一个，大约是一包万宝路香烟的价格。而对于吸毒者来说，他们在传统的海洛因上面一天要花200美元，现在只要花1/5的价格就可以一整天都状态不错。为了招揽生意，司机们被授权给顾客们优惠折扣，比如连续六天购买，第七天可免费获得一个气球。各个窝点也意识到了品牌和营销的重要性，大力比拼服务和体验，他们紧盯优质客户，以防流失。一位女士三天没有打电话买毒品，就接到了哈里斯科男孩的电话：“女士，你最近为什么不买海洛因了？”这名女士回答：“我没钱。”毒贩就开车送来了价值50美元的海洛因，告诉这名女士这是免费的。另一名吸毒女出狱的时候收到了哈里斯科男孩的爱心大礼包，礼包里装着几颗黑椒油海洛因，这名女士复吸了。毒贩们还会通过电话回访进行客户满意度调查，毒品的质量还好吗？司机有礼貌吗？北卡罗来纳州的卧底警察詹米在一次毒品交易过后，接到了窝点老板的电话，电话那头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向他询问毒品的质量如何，当詹米表示出不满意后，则下次交易时，哈里斯科男孩多给了詹米一个气球作为补偿，还向他表示歉意。
凭借黑椒油海洛因物美价廉的特性，优质的营销和服务思维，哈里斯科男孩从洛杉矶向东一路扩张，到了21世纪初，他们在美国至少17个州建立了窝点，尤其是当黑椒油海洛因来到一个奥施康定已经征服的地区时，不费吹灰之力就俘获了那些嗑药成瘾的人。瘾君子一天奥施康定的用量超过100毫克，按市价那就是100美元，当他们经济能力不能承受时，他们自然转向了便宜但更强劲的黑椒油海洛因。那些原本吸粉末状海洛因的吸毒者，也被纯度更高的黑椒油海洛因吸引。迅猛扩张的同时，哈里斯科体系也给美国的执法者们提出了挑战，因为哈里斯科男孩只做小本生意，即便司机们人赃并获，他们身上携带的毒品量太少了，被抓了也只会被驱逐出境，不会被起诉，而总有年轻人过来顶他们的位置。2000年，美国缉毒署和联邦调查局展开“焦油坑行动”，在美国十几个城市抓捕了182名毒贩，但只缴获了约27 kg的海洛因和20万美元。2006年，缉毒署又展开了“黑金热行动”，可和6年前一样，哈里斯科男孩还是春风吹又生，窝点的主人留在墨西哥，重新规划他们在美国的生意，经验丰富的司机则借机开始建立自己的窝点。
与此同时，美国疾控中心发现，从2010年到2013年，海洛因过量致死的案件增加了三倍。2014年，因出演电影《卡波特》而斩获奥斯卡影帝的演员菲利普·西摩·霍夫曼死于药物过量，血检显示，他的体内含有海洛因、可卡因、安非他明和苯二氮卓类药物。霍夫曼的死引起了人们对阿片类药物泛滥的关注。
如今，美国警方开始积极地处理吸毒者死在加油站卫生间的案子。根据联邦法律，提供致命的、过量毒品的人可能会被指控致人死亡的共谋罪，这就意味着，警方如果顺藤摸瓜找到司机，司机面临的将不是驱逐出境，而是20年刑期。而每一个司机被捕，每一个窝点被警方突袭，都意味着窝点老板必须另买一辆车，再找间公寓。哈里斯科男孩都是小生意人，对成本非常敏感，提高他们的成本也许是一个方法。
同样开始行动的还有父母们。美国的这波阿片类药物滥用潮呈现出了年轻化的趋势，根据2004年的一项调查，美国滥用止痛药者的平均年龄是22岁。一些孩子曾是学校里的体育明星，迫于伤病和赢得比赛的压力，从教练那里拿到了维柯丁、扑热息痛、奥施康定，最后吸上了海洛因。还有些孩子嗑药吸毒纯是出于好玩儿，海洛因满足了他们的宁静生活中从未有过的冒险之梦。一个瘾君子说，买毒品和用毒品会同样让你上瘾，你感觉自己就是詹姆斯·邦德，这种感觉太奇幻了。普茨茅斯一家成瘾治疗诊所的创始人埃德修斯指出，这些孩子在20世纪90年代的消费主义热潮中成长起来，许多人从小娇生惯养，对什么都厌烦，对生活中的危险和困难更是毫无准备，父母给他们提供了独立的卧室，给他们买车，结果他们开着车去买毒品，躲在自己的卧室里吸毒而死。作者也认为，要是没有大批有车的中产阶级孩子，哈里斯科男孩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而当孩子的生命被海洛因和奥施康定吞噬，他们的父母往往缄默不语。这些父母往往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海洛因是贫民窟才有的东西，怎么会和自己的孩子联系在一起呢？羞耻感让他们选择沉默。直到2009年，一位名叫乔安娜·克罗恩的母亲率先打破沉默。乔安娜来自普斯茅斯，他的儿子韦斯利把父亲奥施康定卖了，买了把枪，一次嗑药后，韦斯利鬼使神差地把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扣动了扳机。儿子死后，乔安娜成立了一个名为solace（安慰）的组织，让父母可以哀悼死于阿片类药物的孩子。另一个率先发声的家长是韦恩·坎贝尔，他的儿子泰勒在大学的橄榄球队里药物上瘾，转而吸食海洛因。2011年，韦恩和妻子把泰勒送进了一家昂贵的戒毒中心，30天后，泰勒被接回家，他戒了毒瘾，乐观向上，可是到家的第二天一早，泰勒就被发现死在了卧室里，他很可能在进戒毒中心之前就把黑椒油海洛因藏在了房间里，毒品最终要了他的命。韦恩和妻子决定对孩子吸毒的事情不再沉默，他成立了一个名为泰勒之光的非营利组织，定期去学校做有关阿片类药物的演讲。还有更多的父母加入到他们的行列，在经历过悲伤、困惑、不解后，这些父母决定用自己孩子的故事来警示世人。一位名叫艾伦的母亲说，这件事里有太多的邪恶，我们将让他向好的方向扭转，我们可以接纳他，并让孩子的死变得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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