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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灰姑娘》：东南亚帮佣与台湾新富家庭的碰撞，她们的命运如何？
铛铛铃2025-09-21【人文】823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跨国灰姑娘》，副标题是“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
书名所说的“跨国灰姑娘”，指的是一群来自菲律宾、印尼、斯里兰卡等东南亚国家的女性跨国劳工。他们背井离乡，前往较为富裕的地区打工，在当地的中产阶级家庭里，承担原本属于女主人的家务劳动。我们常听说的菲佣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们的身影忙碌而又谦卑，在新闻报道里勾起我们对于精致生活的想象。然而，我们并不了解他们，不知道他们为何而来，也不了解他们的希望与痛苦。今天说的这本《跨国灰姑娘》，就让我们得以走进他们的生活。
本书的作者是中国台湾学者蓝佩嘉，她是美国西北大学的社会学博士，现任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在美国的时候，有一天她扛着一篮脏衣服走在芝加哥的街上，一个中年白人男性突然走过来对她说：“你有认识人，可以来当我妈的看护吗？”她当时瞠目结舌，知道对方可能把自己当成了某个菲佣。毕竟在白种人眼里，亚洲人都是长得差不多的。那次遭遇促使蓝佩嘉研究家务移工。回到中国台湾后，她花了多年时间做田野调查，从1998年到2005年，访谈了超过100位东南亚帮佣和他们的台湾雇主，并于2006年出版了本书。
蓝佩嘉给本书起了《跨国灰姑娘》这样一个书名，以此来彰显家务移工的处境。他们希望能通过跨国工作改变自己的人生，却发现自己坐困于雇主家中，被视为用完就丢的劳动力。灰姑娘的美满结局如同童话一般，虽然美好却遥不可及。
布朗大学美国文明学系教授帕雷尼亚斯认为，这本《跨国灰姑娘》为女性迁移研究贡献了极为重要的成果。而英国里兹大学中国学研究所荣誉教授德利亚斯·达文表示，这是一本独一无二的学术作品，论述圆融、研究透彻、理论扎实，不但具有高度可读性，而且蕴含深度人文关怀。
我们将从四个方面为你解读《跨国灰姑娘》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在台湾，谁是灰姑娘的雇主；
第二，东南亚帮佣为什么选择出国打工，他们的梦想和困境又是什么；
第三，台湾雇主与东南亚帮佣如何互动和相处；
第四，这种雇佣关系背后的跨国劳动市场是什么样的。
好，第一部分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台湾雇主。作者指出，当下在台湾雇佣东南亚帮佣的主要人群，是台湾地区的第一代职业女性，约莫出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她们的母亲或婆婆，往往在结婚或生了第一个孩子后，就辞掉工作，专心做个家庭主妇。但她们却不再和上一代一样，只想当一个贤妻良母，而开始追求性别平等、夫妻平权和工作成就。这样一种雇主身份的背后，是台湾地区过去这半个多世纪的变与不变。一方面，台湾地区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在过去的几十年持续增长，双薪家庭已成为主要的家庭形态。但另一方面，这个社会依然保持着东亚社会的父权制传统，认为女性应该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新一代职业女性就这样蜡烛两头烧，被夹在旧模范与新价值之间。白天她们要忙工作，下班回到家又要做繁重的家务。为了解决这种困境，她们寻求家务、托育、服侍公婆等责任的市场外包，也就是找一个帮佣，一个她们作为母亲、妻子、媳妇等女性角色与责任的代理人。而当具体找帮佣的时候，她们倾向于找外籍女工。
其实，台湾本地也有女性帮佣，俗称欧巴桑。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欧巴桑越来越少了。即使薪资提高，台湾本地的女性也不想和雇主同住，她们往往是工作日白天才到雇主家工作，而且只负责特定的工作内容，比如请来照顾小孩的保姆，通常不打扫卫生。在台湾雇主眼中，欧巴桑难相处、爱抱怨，对工时和工资锱铢必较，年纪也一般比较大。相比之下，外籍帮佣年富力强，一般都是二三十岁，工资更便宜，工作内容无所不包，态度还特别好，卑躬屈膝，随叫随到。
作者采访的女性雇主中，佩君的经历就很有代表性。她出生在台北，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跨国银行，是一个典型的职场精英女性。婚后她遵循了三代同堂的传统居住方式，和先生搬进了公婆家楼上的公寓，但坚持生完孩子后继续工作。然而经常要加班的她无法全身心地照顾女儿，婆婆自愿要帮忙带小孩，佩君却担心自己会因此失去照顾小孩的主导权，于是她想找到一名菲佣。家人一开始不同意，尤其是婆婆，直到佩君表示会自己掏钱支付女佣的薪水，家人才不再反对。
有了菲佣的帮助，佩君再也不用和先生争执“今天轮到谁洗、谁收衣服”这样的问题，也不用担心自己没有扮演好伺候公婆的孝顺媳妇角色。更重要的是，在下班回家后，她可以轻松躺在沙发上，等着菲佣帮女儿洗好澡，然后念一本故事书给她听，在睡前享受到高质量的亲子时光。
在这里请注意一个细节，佩君是自己掏钱来支付女佣薪水的。根据作者的调研，这与其说是特例，不如说是一种常规操作。台湾地区的许多职业女性在找帮佣的时候，都会自己来出这个钱。为什么？因为在贤妻良母的文化霸权、意识形态支配下，她们将照顾家庭视为份内之事。她们觉得那些活本来是自己的，是自己不想干，找人来干，因此自己应该出这个钱。
与之相应的是，男性雇主往往置身事外。作者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采访了100多位雇主和帮佣，这当中只有四位是男性。很多男性雇主表示：“我对这些事情完全不知道，你应该问我老婆。”就粗鲁地拒绝了采访。那仅有的四位男性受访者，在听到她的研究主题时，也会迟疑几秒后问：“你为什么做这个题目？”言下之意是，相较于生产发展等引人注意的议题，家务工作是微不足道的。
事实上，在家庭内部，一个帮佣做什么、怎么做，往往是女主人来操心。为了维持自己作为家庭女主人的权威，她们往往会比男主人更为苛刻，也会对佣人的工作有更细致的规定。比如她们会将例行的清理工作交给佣人，而自己依然负责那些联系家庭成员情感的家务劳作，比如给家人准备一日三餐。
雇主们还会有一些担忧。作者在采访中发现，如果男主人对于女佣过于友善，会引发夫妻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坊间关于东南亚帮佣的恶意评论，更是加重了她们的隐忧。作者指出，台湾媒体出于种族主义与恐外症，经常会渲染、夸大东南亚女佣生活作风不检点，说热带女人身体丰满、性欲旺盛，甚至将帮佣假日的集散地描述为户外的性爱淫窟。
事实上，很多女佣都能感受到女雇主对她们的敌意与隐约的竞争态度。比如一位菲佣曾告诉作者，有一次她们全家出门，女主人看到她涂了一点口红，在所有人都已经坐在车里的情况下，女主人还是跳出车重回家里，给自己涂上了口红，再重新出门。
比起对丈夫可能偷腥的担忧，女性雇主更在意的还是帮佣和自己孩子的关系，她们在这方面的想法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她们知道照顾小孩是一种爱的劳动，因此她们希望帮佣可以喜欢自己的孩子；但另一方面，如果帮佣和孩子的关系过于亲密，做母亲的也会感到一种痛苦、嫉妒和怅然若失。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许多母亲雇主将母职工作分为两部分，那些琐碎、麻烦的事情就交给女佣去做，比如替孩子换尿布、整理他们的玩具房，而那些可以强化母子间感情的事就自己来，比如亲子阅读、辅导功课和孩子一起睡觉。她们还会用“血浓于水”的说法进行自我安慰，好几位母亲雇主在接受访谈时表示，自己的母亲地位绝不会被外籍保姆所取代，因为母亲与孩子的纽带是天生的。而作者觉得，她们那些话与其是说给别人听的，不如说是说给自己听的。
好，来小结一下第一部分的内容：当下台湾雇主的主体，是台湾地区的第一代职业女性。为了能在旧模范与新价值之间找到平衡，她们雇佣帮佣，将家务、托育、服侍公婆等责任外包出去，但她们会采取各种方式维系自己作为家庭女主人的权威。
讲完了雇主这边，第二部分，让我们将目光转到帮佣身上。他们从哪里来，为什么选择出国，又有着什么样的梦想和困境？
台湾地区的大部分外籍帮佣，都来自于两个国家：菲律宾和印尼。其中菲律宾是老牌移工输出国，其移工数量在亚洲高居第一，在全球仅次于墨西哥排名第二。而印尼虽然比菲律宾晚了许多年才进入全球劳动市场，但在过去的30年里快速成长，目前已超越菲律宾，成为亚洲外籍女佣的主要来源国。
如果你去问这些东南亚帮佣，你们为什么要出国工作，那她们十个里有九个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为了赚钱呀，回国没有工作。”毫无疑问，经济原因是促使她们成为跨国移工的主要因素。不管是菲律宾还是印尼，都存在失业率较高的问题，即使人们能找到工作，那份工作也无法提供足够且稳定的薪水。比如一位名叫罗莎里奥的菲佣就告诉作者，她原先在菲律宾一家银行工作，每个月的薪水只有3000比索，也就是人民币400元不到，工作了12年之后，这家银行倒闭了，她只好出国当起了菲佣。
很多女性移工，也是为了孩子能有个更好的未来。比如一个叫娜雅的印尼女佣，她31岁，有两个孩子。娜雅告诉作者：“我很怕出国，我听说有些人遇到不好的老板被打，但是我想我还年轻，再过几年我就老了，所以我必须现在多赚一些钱，我想替孩子存钱，让他们上大学。”
不过，经济压力并不是让这些女性出国做帮佣的唯一原因。作者发现，很多东南亚帮佣希望能扩展人生的视野与经历，探索精彩纷呈的现代世界。殖民历史与全球化的大众媒体建构出了一种对理想生活的文化想象，而这种想象是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为范本的。于是许多东南亚贫困国家的女性，将海外务工视作是一场到先进国家与现代社会的冒险。
还有不少女性把出国工作当作挑战夫权的方式。她们在本国也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且拿不到半分钱，而在海外做家务，她们不但可以拿到工资，还可以凭借这种经济能力取得更高的家庭地位。有些已婚女性甚至没和丈夫商量，就决定出国工作。在一次团体讨论中，作者问女性移工为什么决定到海外工作，一位菲律宾大姐回答：“为了暂时休掉我的丈夫。”全场哄然大笑，许多人拼命点头。
然而，等她们真的到了向往中的发达社会，会发现一切并没有那么美好。在一个陌生的人家做事，意味着她们必须承受来自雇主的轻视、防范和监视。许多雇主会对帮佣采取一些空间隔离或生活管理的策略，比如有雇主会要求外籍女佣使用的餐具必须与家人分开，或者女佣的衣服要与家人的分开洗涤，有雇主甚至要求移工喝不同瓶子里的水，使用不同的浴室。
而如果这些帮佣自己也是母亲，她们还需要承担远离家庭和孩子所带来的道德罪恶感。为了弥补心中的愧疚，她们会努力地远程持家，用每天发短信、定期汇款、寄礼物等方式来克尽母职。她们经常会寄一大箱礼物回家，其中不少东西其实当地也能买到，但对于这些母亲来说，这是一种母爱的象征性展演。
研究发现，这种远离家庭和儿女所带来的负罪感，是一种非常女性化的特质。同样是在海外打工，父亲通常只要定时寄钱回家，就会被认为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家庭义务，而在海外打工的母亲，却必须付出大量的情感和金钱，让她的家人及其他人相信，出国工作、赚钱养家，是她们照顾小孩和家庭的最好办法。
当然，这些困难也许都是短期的，熬一熬就过去了。更深层的困境在于，海外打工的经历最终并不能让这些女性实现阶级的向上流动。由于跨国务工必须支付昂贵的中介费，许多跨国帮佣都在跨国第一步的时候，就已经负债累累。根据作者在2005年的调查，菲律宾家庭移工支付的中介费用约为9万到11万台币，也就是二到2.5万人民币，印尼的更高，要14万到16万台币，也就是3万多人民币。但她们的月薪一般在1万5000台币，也就是3400多元人民币。换句话说，这些中介费相当于她们在台湾半年到一年的薪水。大部分东南亚帮佣在台湾只能停留3年，她们往往是第一年偿债，第2年还本，第3年才可能净赚。当她们拿着这笔钱回到国内，首先要支出一大笔开销，以表现自己经济能力及社会地位的改变，比如改建老家的水泥房子、购买现代家电、让小孩读私立学校，亲朋好友也会上门来借钱，而她们碍于面子也不能不给。她们往往会选择在家休息一阵子，于是很快就坐吃山空。想创业，但能创的业，也就是经营一些传统小生意，比如买个三轮车，让老公开出租，或者开一个杂货店，这些都不会带来多少经济收入，甚至比不上在海外打工的收入。于是她们只好再次出国工作，陷入不断循环的迁徙之旅。唯一可能发生的阶层跃升，是在下一次去海外打工时，能去到更为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比如上一次去的是中国台湾，下一次能去美国或加拿大。
好，小结一下第二部分的内容：东南亚女性选择去海外工作，主要出于经济原因，但也为了扩展人生的视野与经历，探索精彩纷呈的现代世界。她们在雇主国工作，要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包括雇主的敌意和轻视，以及远离家庭造成的道德负疚感，但最终海外工作的经历无法让她们实现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跃升。
接下来第三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台湾雇主和东南亚帮佣之间的互动与策略。雇主和帮佣其实有不少相通之处，她们都是女人，都受到父权规范与职业性别界限的桎梏，她们似乎也应该很亲密，毕竟她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之下。然而，作者指出，女雇主和女佣虽然在一起生活，但彼此间却有许多有形和无形的分割，这种分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雇主的个人意愿决定的。对于雇主来说，她们所要做的事是既要在家庭中引入外人，又要防范这个外人，但具体怎么防，不同的雇主有不同的操作。作者将雇主的策略分为四大类，分别是疏离权威、家母长制、情感关系和生意关系。
其中采取疏离权威这种策略的雇主，往往是拥有较长雇佣历史的上层阶级。在这种用工方式中，雇主所购买的不只是佣人所提供的劳动，还有她们的谦卑表演，比如自己明明有钥匙，却要佣人来开门，自己明明在家却要菲佣接电话。作者采访的一位李太太，她在整个接受采访的过程中，都没有介绍过家里的菲佣，但屡屡用高昂的声调和略微夸张的英文召唤菲佣来添加热水。
再来说说家母长制，采取这种策略的往往是中小企业老板和家庭主妇。这些雇主会号称自己把帮佣看成是家人，认定对方是无助的、未成熟的、没有能力处理自身生活的弱者，而自己是慷慨、体贴、优越的监护者。比如一位姓胡的太太，有一位叫阿提克的印尼女佣，她号称自己对待阿提克就像带亲闺女一样，但这种亲密只是假象，阿提克在台湾的3年时间里，没有休过一天假，胡太太也不让她跟家庭以外的人接触，理由是担心她被带坏。胡太太还以强迫储蓄为名，扣留了阿提克的部分薪水，这笔钱要等到阿提克约满回国时才会归还给她。胡太太对此的解释是：“我好心帮她存钱，因为他们东南亚人没有储蓄的概念。”作者指出，这种家母长制看似是一片好心，但本质上是确认了雇主的阶级地位，也强化了她们的种族优越感。
当然，刚刚说的这两种方式都比较老派，新一代的中产阶级是不屑于用的。作者在调查中发现，当前大部分双职工家庭的中产阶级雇主会强调自己对帮佣的尊重，并采取情感关系和生意关系这两种策略。所谓情感关系，就是试图与帮佣建立个人关系，比如许多雇主会避免使用“女佣”这个称呼，而使用“保姆”“看护”“帮手”等较为中性的字眼，甚至用“姐姐”“阿姨”把对方当做家庭成员的称呼。如果帮佣的工作主要是照顾孩子，那女性雇主会更倾向于使用情感关系这个策略，经常与对方谈心，甚至诉苦。你可能觉得：“诶，这种方式不是在防范呀，都建立情感联系了。”但作者指出，这种情绪互动本质上是一种策略性、工具性的行为，目的只是确保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而通过这种方式，雇主还能享受到一种优越感，觉得自己有着自由开放的态度，是世界都市新贵中的一份子，而这种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显然是将帮佣排除在外的。
再来看生意关系，采用这种策略的中产阶级雇主强调，雇佣关系是以平等为基础，建立在需求之上的劳务购买关系。她们会刻意减少与劳工的个人互动，但对劳工的工作内容有明确的规定。比如说有一位叫佩奇的女企业家，就把帮佣当员工来对待，在她将帮佣接到家里的第一天，就递给对方一张工作表，上面罗列了每个时间段要做什么工作，每一天、每个星期、每个月的安排各是什么样的，如果帮佣在规定时间里做好了相应工作，就可以休息。
那么东南亚帮佣面对这些不同的策略，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呢？基本上她们会见招拆招。比如碰到家母长制的雇主，她们会表现出一种寻求施恩庇护的姿态，以求从雇主那里得到物质奖赏、零钱、分红等额外福利。如果雇主采取的是生意关系策略，帮佣也会和雇主刻意保持距离。总体来说，东南亚帮佣所倚靠的是一种前后台的生活方式。前台和后台，是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所提出的一个概念，他用戏剧学的比喻来描述人们的日常互动模式。所谓前台，指的是有观众在场进行特定表演的区域，而在前台受到抑制的行为会出现在后台。东南亚帮佣的前台是她们的雇主家庭，在这个充满区隔和监视的工作场所，她们努力让自己的言行举止都符合雇主的期待。而她们的后台是每周日的假期，她们会成群结队，通过打扮、消费和社交来获取独立感和尊严感。
一个典型的菲佣，她的星期天是这样度过的：一大早，她们为雇主做完早餐后，出门和朋友相约在教堂里参加弥撒，之后她们到菲律宾首都银行寄汇款给家人，或是托运要寄给家人的礼物，午餐通常是在菲律宾小吃店聚餐，或是带着自制的食物在公园野餐，之后她们会逛街购物，在观光景点照相，或是在卡拉OK和迪斯科舞厅狂欢到深夜。平常在雇主家中，她们会刻意扮丑，每天都穿着简单的T恤和宽松裤，而星期天是这些跨国灰姑娘华丽变身的时刻，她们会换上紧身T恤、迷你裙，戴上闪亮的金项链、摇曳的宝石耳环，踩着高跟鞋，刷上睫毛膏，再涂上口红和指甲油。有个叫路易莎的菲佣告诉作者，她在某个周日出门的时候，在电梯里遇到邻居，回家的时候，她浓妆艳抹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整栋楼，那位邻居跑去跟她的雇主八卦：“路易莎出门时像个电影明星，她身上还擦香水。”
在菲佣们聚会的时候，她们会交换有关劳工权益的政策资讯，或是与雇主斗智斗勇的日常策略，但更重要的是，她们会为彼此提供情感上的相互支持。在聚会中，最受欢迎的话题永远是雇主家庭的八卦，比如有人在洗衣服的时候，在男主人的衬衫口袋里找到一个避孕套，或者她们的女主人有多懒、多么没有安全感，嘲笑她们的雇主英语有多差，更是这些菲佣们最乐此不疲的一个话题。通过社交联动和嘲笑雇主，这些帮佣在反抗和翻转阶级的排序，在这一刻，她们不是社会边缘的沉默过客，而是有血有肉的骄傲个体。可惜就像灰姑娘的四轮马车会在午夜钟响后变回南瓜，肆意谈笑的菲佣也必须在周日晚上返回雇主家中，卸下化妆，换回围裙，重新扮演灰姑娘的角色。
好，小结一下第三部分的内容：雇主和帮佣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之下，彼此间却有许多有形和无形的分割。为了与帮佣划分界限，雇主会采取疏离权威、家母长制、情感关系和生意关系这四种策略，而帮佣则主要通过前后台的方式来消解工作与生活中的困境。
最后，我们来谈谈这种雇佣关系背后的跨国劳动市场是什么样的。亚洲移工体系有别于欧美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政府直接介入。像菲律宾和印尼政府，都已将劳工打造成他们国家重要的外销产品。她们一方面建立特别的机构，对劳工进行管理、招募和训练，并与输入国政府签署双边协议，另一方面又希望海外劳工继续保持原国籍，而不是规划为他国国民。她们还建立了特别的财务计划，吸引海外打工的国民向国内汇款，以求吸纳到稳定的外汇。
而这些劳力的输入国家和地区，则对外籍移工有着严苛的规范，这也是一种亚洲特色。在北美地区，外籍移工在工作若干年后便有移民的机会；在欧洲，移工可以享受到正常公民的经济权、社会甚至部分的政治权；而在亚洲，大部分移工只能在地主国短期居留，不得享有长期居留与入籍的权利，只能以个人身份来打工，不得接家人来地主国共同生活。比如说台湾地区，就极力避免外籍劳工成为永久移民。台湾地区政府限定，外籍劳工合约期限最长为3年，而且每位劳工只能来台湾一次，后来这个期限才慢慢放宽到了9年。每个移工在入境时都必须接受体检，内容包括肺结核、B型肝炎、寄生虫、HIV等等，女性移工如果在检查时被发现怀孕了，会被立即遣返。在台工作期间，这些帮佣在劳动市场上无法自由流动，合同签给谁就给谁工作，如果要转换雇主，则必须通过中介。
在这套严密的体系中，中介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她们向移工提供各种合法与非法的服务，包括安排交通或偷渡、与雇主配对、签约，办理或伪造文件与签证等等。具体到不同国家，中介的做法也会有所不同。比如，菲律宾的中介公司喜欢在城市里招募人手，因为城市居民往往有较好的教育水准，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不需要经过太多的指引和训练，就可以准备好前往一个海外家庭工作。而印尼的中介则偏好在乡村通过人际关系的纽带招人，所有招来的女工在经过审核后，必须花两到六个月的时间接受严格的培训。怎么培训的呢？本书作者特意造访了印尼首都雅加达的一所培训中心。中心一共有四栋房子，其中三栋是宿舍，住了450名学员，剩下一栋较大的建筑是上课的地方。在这里所有的学员必须早上四点起床，晚上十点就寝，从周一到周六都有课程，到了周日也不许外出训练。课程的内容包括孩童照顾、老人照顾、餐桌服务、烹调熨烫、清理房间等技能培训，还有中文课，其目的是让那些落后地区的女性学到必需的家务技巧与语言能力。在作者看来，这其中有些培训内容可能是必要的，比如学习使用洗衣机、微波炉等现代家用电器，但有些内容则虚有其表，比如非常正式的餐桌礼仪，相关课程会教学员如何将餐具、餐巾以及水杯放在桌上的正确位置，如何用剔透的水晶杯喝水，如何用雪白餐巾优雅地擦嘴，现实中，台湾人并不这样生活。
此外，培训课程中还含有大量的洗脑教育，美其名曰道德培训，将移工训练成具有生产力又顺从的劳工。作者看到一位讲师反复向学员灌输这样的道理：“你们要努力工作，感激人家给我们赚钱的机会，不要反抗你的老板，不要让自己受到不好的影响。”而将印尼的女佣打造成恭顺的女佣，是中介一项重要的市场策略，她们需要打差异化，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中谋得生存与成功。一般认为，想要人来照顾老人或病患的，最好选印尼女佣，而想要找人照顾自己小孩的，就首选会英语的菲佣。为了抢夺原本属于菲佣的市场，印尼中介会更为积极，她们会不断强调，菲律宾的女佣虽然聪明、西化、英语好，但是性格刁钻、不好管教，而印尼的女佣则听话温驯、吃苦耐劳，是天生的女仆。很明显，这种做法是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的。而更令人惋惜的是，连帮佣自己都受到了这种刻板印象的影响，在采访中，作者发现，菲律宾女佣和印尼女佣习惯于互相诋毁，比如菲律宾女佣会在访谈中表示，印尼人教育程度低、不讲卫生、不会讲英文、会和男雇主调情，还偷雇主的财物，而印尼女佣会说自己忠心、勤奋、合作，不像菲佣那样好斗、无情、自私。本应是处境相似的人群，却并没有联合起来，反而被资本所分化，彼此间充满恨意。
好，总结下第四部分的内容：女佣所处的跨国移工体系是一个充满了不平等的系统，有着国家、阶层、族群之间的种种差异与矛盾。
到这里，《跨国灰姑娘》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们已经讲的差不多了。我们会发现，人们穿越国界的行动并未导致地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消弭或缓和，反而加固了地区、阶级、族群之间的矛盾。而雇主与女佣之间的区隔与对立，也让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使是频繁密切的互动接触，也不能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亲密，甚至可能会引发更多的焦虑与不安全感。也就是说，人们虽然跨越了地理疆界，却往往跨不过阶层、族群及其他社会界限的无形藩篱。这个结论听起来有点令人失望，但正如作者在本书的前言里所说的那样，希望本书能透过社会学的滤镜，让这些东南亚帮佣的故事被看见和了解，也能让雇主和其他人看见自己，而这也许是改变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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