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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害人家属》：杀人犯的孩子，是否注定走上犯罪之路？
铛铛铃2025-09-21【人文】632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加害人家属》。
加害人家属是一个时常被人忽视的群体。当罪案发生，人们往往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加害人的动机，或者受害者及其家庭的遭遇上。而其实，很多加害人家属也因为亲人犯案，生活陷入困境。
2019年，一部名叫《我们与恶的距离》的电视剧，就探讨了加害人家属的现实际遇。剧中，杀人者李晓明在电影院枪杀了九个素不相识的人，不仅让受害者的家属陷入崩溃，也让自己的家人面临舆论的公开处刑。李晓明的父母为了赔偿受害者，卖掉了全部家当，他的妹妹被迫改名换姓，一家人离开老家，生活在被别人认出的恐惧中。
我们今天讲的这本书，将把镜头拉到日本。根据日本官方公布的犯罪白皮书，2008年，日本共发生了253万余起案件，这些案件背后存在着大量的加害人家属。他们中的很多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些因为家人犯案而失去工作，他们不停搬家，以避免无休止的电话骚扰和网络暴力，还有些人因为熬不下去而自杀。
2010年4月，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播放了一期节目，名字叫做《加害人家属的自白》。本书就是以这期节目为基础，并补充了大量节目中没有的内容。本书作者铃木深，是NHK电视台的节目导播，负责NHK特辑、《今日焦点》等节目。他曾两次获得日本银河赏的奖励赏，这是日本电视广播行业的一个重量级奖项。
本书共有五章，作者铃木以一位化名为浅野洋子的加害人家属的故事为起点，回溯了约30起案件中被害人家属的经历和心理状况。他也在书中探讨了日本社会严厉对待加害人家属的原因。铃木说，他写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高声呼吁加害人家属的权利，但他认为，让大众了解加害人家属的遭遇是有意义的。通过本书，也能让我们对日本社会和民众的想法多一层了解。
是“养不教父之过”，还是“罪不及妻儿”？下面我们将通过两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的主要内容。第一，在日本，加害人家属面临哪些困境，他们的心里是怎么想的？第二，为什么一个人犯罪往往会累及家人？
先说第一部分的内容，我们将从前野洋子的故事说起，看看受害者人家属都面临着哪些困境。
对于洋子来说，生活是在2006年一个寒冷的冬夜发生巨变的。在那之前，洋子的生活可谓波澜不惊。年过35岁的她在一家出租车行工作，丈夫在公共经营的小工厂里做事。洋子和丈夫有一个儿子熊泰，那时已经上小学，喜欢踢足球。洋子眼中的丈夫是一个性格温和的人，几乎从不大呼小叫。可就在当年2月的一天，丈夫被叫去警察局配合审讯。洋子听说林镇有一个人被杀了，她怎么也想不到，凶手竟是自己的丈夫。
配合审讯的第十天，洋子的丈夫坦白自己就是杀人凶手，警方正式逮捕了他，并发布了新闻通告。而洋子作为加害人家属的生活就此开始。和其他很多加害人家属一样，洋子首先要面对的第一重困境，是来自媒体的压力。
丈夫被逮捕的第一天，洋子的家就被媒体围得水泄不通。由于事先得到了警察的告知，洋子提前把儿子熊泰送去了住在隔壁市的好友家，又带上了换洗衣服，住进了公司的休息室。当天晚上，她想回家拿熊泰的健保卡，这类似于我们的社保卡，也是一种身份证明。当洋子把车开到自家前方的小巷子时，发现自家附近异常明亮，电视台采访车的车灯明晃晃地开着，还不时有闪光灯亮起。她悄无声息地开车走了。从那天起，她只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回家取换洗衣服。
没逮到家人，媒体就把采访范围扩大到了洋子家周边的区域。由于日本警方一般不会提供嫌疑人的照片，记者挨家挨户敲洋子邻居的门，想拿到洋子丈夫的照片，报个独家新闻。儿子熊泰的学校附近，也出现了三四家报社的记者。当时熊泰已经跟学校请了假，没去上学，记者们就在上下学的路上拦住小学生问：“你认识浅野雄太吗？”
媒体的骚扰，让邻居和其他学生的家长愤怒不已，他们把矛头指向了洋子。丈夫被捕数天后，洋子趁着夜色回家拿换洗衣服，在家门口被邻居叫住。一位面熟的主妇告诉洋子，自己和家人被记者敲了门，“给我们添了很多麻烦”。他还让洋子半夜再回家，免得引起别人的注意。另一位主妇则告诉洋子，好几个孩子上学路上被记者吓得哭了出来。洋子只能拼命道歉，心想这个家恐怕以后是再也回不去了。
在丈夫被逮捕一个月后，洋子和丈夫离了婚。无法原谅丈夫是一方面原因，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改回娘家姓氏，好减少被人发现的可能。她带着儿子搬了两次家，转了两次学，但来自普通民众的骚扰和网络暴力，还在持续着。而这正是加害人家属要面临的第二重困境。
自从丈夫被捕，洋子就开始收到骚扰电话。之前她把家里的座机设置成了自动转接到手机上，人们通过查号，或者从熊泰同学、家长那里得到洋子的座机电话，骚扰电话不分昼夜地打来，其中多半是无声的，还有些语气激动，有的人大吼一声“杀人犯”就挂掉了电话。
洋子家门上的门牌被人摘下，摔成两半，墙上被人用喷漆胡乱涂鸦，还喷上了“杀人犯的家”的字眼，这些都让洋子十分恐惧。她不敢看电视，也不敢读报，但警察告诉她，要小心信息被泄露在网上，所以她不得不时常关注网上的信息。她发现很多有关自己夫妻感情的文章，内容多半是造谣或者断章取义的。
洋子供职的公司信息也被披露在网上。在浏览某个论坛时，洋子发现有人发帖称：“杀人犯的小孩以后一定也会杀人，应该趁还小的时候就抹杀他。”帖子下面的留言一边倒地表示赞同。攻击加害人家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网络在日本还没有如今普及的时候，针对加害人家属的网络暴力就开始了。
在日本，攻击加害人家属最出名的论坛之一叫第二频道，很多案件在这个论坛上都有专门的板块儿，不少帖子直接公开了加害人以及加害人家属的个人资料，网友们在网上肆意狂欢，洋子则心惊胆战。即便在孩子转学搬家后也是如此，她每天晚上都要花两个小时浏览论坛，这样熊太的名字和学校如果遭到曝光，她能及时通知警方删帖。帖子看得越多，伤人的信息就越多，她却不能停下来。她对作者说：“我那时候真的很讨厌上网，但想到可能会发生什么措手不及的事，只好每天晚上查看，实在非常痛苦。”
但实际上，相比其他加害人家属，洋子的遭遇并不算是最糟糕的。她供职的公司，并没有因为她丈夫的事情迁怒于她，老板爽快地把公司休息室借给洋子，同事也没有因为不断接到媒体的采访电话，对洋子表达不满。这让她在丈夫案发后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维持她和儿子的生活。但很多加害人家属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往往还面临着第三重困境，即因为家属的罪行而失去工作。
比如名古屋的一位父亲，书里没有写他的名字，为了讲述方便，我们就叫他山田先生吧。山田15岁的儿子伙同其他少年敲诈勒索同学，八个月里勒索到总计5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0多万元。案发时，山田先生是一家普通企业的管理层，因为还有妻子和女儿要抚养，他不敢轻易辞职，但每天都夜不成眠、食不下咽。拜访客户的时候，生怕对方知道自己是勒索犯的父亲，时时刻刻都如坐针毡。
为了赔偿受害人，山田先生取出了家里的存款，解约了寿险，还抵押了房产去贷款，但他依旧遭到了其他同事的非议，原本关系不错的同事讥讽她：“还真有脸来公司上班。”2001年1月，山田先生辞去了工作，原因是公司收到了两封匿名邮件，质问公司怎么还能接受主犯的父亲供职。此时山田先生已经无法再领导下属了，只能辞职。
可悲的是，山田家丢工作的还不止山田先生一人。山田先生的女儿，也就是犯罪少年的姐姐，原本在健身房工作，弟弟事发，有次来上游泳课的小孩突然问起了山田小姐的家庭住址，山田小姐怀疑自己身份泄露，提交了辞呈。失去工作后，她搬回家和父母同住，每天家里都要接到骚扰电话，经常有人按了门铃就跑了。山田小姐被陌生男子跟踪过，网上还出现了绑架强暴主犯姐姐的言论。当时的山田小姐无处可去，也不想见任何人，连打电话给朋友都做不到，觉得和别人见面都非常可怕。弟弟被捕的那一年，她每天都哭泣不止。
山田小姐的情况并非个例，面对来自媒体的采访、民众的谴责以及失去工作这三重困境，导致很多加害人家属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却又无处诉说，无法宣泄。2010年4月，日本公布了一份针对犯罪加害人家属的问卷调查结果，有67%的人表示自己没有倾诉的对象，这导致他们非常痛苦和苦恼，还有52%的人因为介意外界的眼光而无法出门。请注意，这些答复者的家人多半犯的还只是轻罪。
事实上，这个问卷共调查了150个加害人家庭，但只有37个家庭做出了回复。问卷组织方之一的阿布公子认为，这么低的回复率，是因为加害人家属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发言。在作者的采访中，几乎每一位加害人家属都提到自己不能哭，也不能笑。前野洋子说：“无论我怎么解释，都无法改变我是加害人家属的事实，想到被害人与被害人家属，我们无论多么悲伤痛苦，都无法开口。”
丈夫入狱后，洋子要一个人养家、还房贷，还要偿还丈夫欠下的债务，她只买最必需的生活用品，为了多赚钱，还拜托公司老板让自己多加班。即便如此，洋子还是一度穷到儿子熊太生病了没钱上医院。
你可能要问了，她不能找亲朋好友帮忙吗？洋子的父母早就过世了，丈夫案发后，她曾把熊太托付给高中好友A照顾了一个月，但是下班回家还要照顾杀人犯的小孩，引发A的丈夫的不满。除此之外，A也十分恐惧，倘若洋子母子的信息被曝光，自己会因为包庇受害人家属而受到社会大众的制裁。最终，照顾熊太导致A与丈夫关系破裂，两人离婚，A也得了抑郁症。得知此事的洋子十分后悔把A牵扯进来，再也不敢找任何人商量了。
孤立无援的洋子因为独自还贷和还债，健康受到了影响。而对于丈夫为什么杀人，她始终不清楚，每当问起丈夫总是含糊其辞，庭审的时候，为了让审判快速进行，很多信息也没有对外披露，她只知道丈夫和被害人有金钱纠纷。这让洋子觉得自己也是丈夫罪行的受害者，但慢慢的，她的心又在隐隐发问，为什么丈夫非杀人不可，她杀人前自己是不是忽略了什么征兆，她开始觉得自己因为没有阻止丈夫犯罪，所以也必须承担部分责任。
同样的，懊悔也出现在山田小姐身上。她回忆弟弟勒索事件曝光之前，自己有好几次发现弟弟持有贵重物品，可每次她质问弟弟，弟弟的回答是打游戏赢来的，或者干脆恼羞成怒，总之就是不肯说实话。山田小姐懊恼自己没有更严厉的追问下去，没有发现弟弟犯罪的征兆，懊恼得甚至想要自杀。
但加害人家属懊恼也好，道歉也罢，公众对他们的态度依旧严厉。家属道歉时遣词造句不够严肃，要被批评；如果家属的发言条理分明，滴水不漏，则是让人感受不到歉意；连道歉时的穿着打扮，也会成为被攻击的原因。很多加害人家属因为扛不住负罪感和社会上的压力而自杀，这其中就包括宫崎勤的父亲。
1988年8月到次年6月，宫崎勤在东京和埼玉诱拐并杀害了四名女童，其中最小的四岁，最大的也才七岁。宫崎勤把犯罪声明寄给了媒体，还把被害人的骨灰寄给了家属，可以说手段非常恶劣了。作者在书中记录到，宫崎勤被捕后一个月，他的父亲已经变得形销骨立，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他对来访的记者说：“我每天如坐针毡，我好想死好想死，但是考虑到那些遇害女童的父母们，又只能忍耐到现在。”宫崎勤的母亲则劝说道：“要是死了又会成为笑柄。”
庭审时，宫崎勤的父亲拒绝为儿子请律师，因为觉得请律师保护自己的儿子，对不起被害人和他们的家属。但这一举动遭到了作家佐木龙三的批评，佐木在著作《宫崎勤审判》中说：“这等于在浪费国家的资源，因为如果家人不给被告请律师，那么被告就得使用公社辩护人，费用由国家承担。公社辩护人真正的目的是援助没有经济能力的加害者，像宫崎勤父亲这样有经济能力的人，是在利用这项制度。”
1994年11月，审判开始4年半后，宫崎勤的父亲跳河自杀，临死前他设法卖掉了房子，以补偿受害人的家属，但自杀也遭到了佐木的批评，佐木认为宫崎勤父亲自杀是为了逃避现实。反观被害人家属，他们却无处可逃，必须接受宝贝女儿被极其残忍地夺去生命，还要强忍悲伤活下去。
宫崎勤的两个妹妹因为哥哥的罪行被迫离开家乡，其他亲戚也受到牵连，两个叔叔案发后辞去了工作，其中一个和妻子离了婚，好让女儿跟着妻子姓，切断和宫崎家的关系。宫崎勤的两个表弟是公务员，因为身份被记者曝光，也不得不辞职。
对于被害人或者他们的家属来说，在遭受巨大的伤害之后，选择不原谅，痛恨加害人或者加害人的家属，完全可以理解。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中，痛失爱子的女主人公宋乔安对着加害人家属有过这样一段台词：“其实我心里一直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希望你们这辈子都走不出这个阴影，可是另外一种声音不停不停地告诉我，你们也是受害者，原谅跟惩罚之间，有时候很难抉择。”
那么，与案件不相关的其他人，又是抱着怎样的心态去针对加害人家属，乃至把他们逼入绝境的呢？为什么在日本，一个人的罪行会连累这么多人？接下来在第二部分，我就来分析这背后的原因。
本书作者认为，不可否认，有一些加害人家属的做法是有问题。比如有些未成年罪犯的家长，根本就不想了解孩子做了什么，即便案发前发现了不好的征兆，也视而不见，或者轻易相信孩子的搪塞之词。比如有一个少年勒索犯的母亲，发现了别人写给儿子的借据，金额高达100万日元，也就是5万多人民币。她问起此事时，儿子伙同其他人逼迫受害人说，这是自己为了修车主动借的钱。听到这话，这位母亲也就不再追究了。还有些家长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己孩子犯下了错，他们不断为孩子找借口，觉得孩子都是被人教唆连累的。
但也有很多加害人家属，像前面说到山田先生一样，努力的想要弥补家人犯下的过错，弥补受害者家人，但大众依然把他们逼入绝境，这是为什么呢？作者认为这和人世间有关。人世间由社会学者阿布锦也提出，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简单来说，它指的是与自己有着利害关系的人的总和，比如大学里的同窗会，公司里的人脉关系等等。在日本人的人世间中，不存在西方人所谓的个人的概念，生活在人世间的日本人，必须压抑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己的行为，以维护集体的秩序和规则。
人世间的概念也延伸到了犯罪领域，作者指出，日本社会就连犯罪也不存在个人。在西方刑法中，人是依据个人的意志去犯罪的，但在日本，加害人是受到周围的气氛影响，在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中走上歧途的。那么与加害人关系最密切的家人，自然也是有过错的。不仅普通民众这么想，很多加害人家属自己都这么想。一名杀人犯的妻子就在法庭上说：“丈夫犯罪就等于我犯罪。”
一方面，人世间让加害人家属与加害人同罪，另一方面，他也为攻击加害人家属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这些人混在人世间中，和集体采取相同的行动，不会被人单独揪出来，网络的匿名性更是助长了对加害人家属的抨击，但很多攻击者只是从众而已。书里提到一个投毒案，主犯被捕后，其家宅外墙就不断遭人涂鸦，后来这个房子还被人放火烧了，连带周围的邻居都苦不堪言。前去涂鸦的大多是成群结队的年轻人，有些人甚至专门从外地跑去涂鸦，而他们的理由仅仅是觉得有趣，自己也想画画看。
此外，作者认为，日本社会注重整体和平的传统，也影响着日本人对于加害人及其家属的态度。书里举了一个挺匪夷所思的例子，1961年，日本中部地区一个村子的村民们在参加聚会后，纷纷腹痛病倒，最后五名女子丧生。案发四天后，村民欧承认自己犯罪。不可思议的是，村民们非但没有苛待欧的家人，反而向他们提供帮助。一名被害人家属在村里的广播中呼吁村民们向加害人家属伸出爱的援手，被害人子女甚至还带着欧的小儿子一起上学。这些事情都被记录在当时的新闻报道中，报道没有提及被害人家属的动机。不过，鸥在开庭后否认自己有罪，村民们的态度旋即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欧越是坚持自己清白，村民们就越生气，他们不再理会欧的家人，还朝欧的家人身上丢石头，所有相信鸥的人也被村民视为敌人，最后鸥的家人只能逃离家乡。但这还不足以平息村民们的怒火，他们把鸥的祖坟扒开，迁到了别的地方，这在日本传统社会，可以说是最最严厉的制裁了。
村民们的表现为什么这么匪夷所思呢？日本著名记者江川少子做出了解释，他认为欧认罪，村民就不需要再怀疑邻居了，又可以回到原本平静的生活，所以他们才会宽容地对待欧的家人。但当欧翻供，他就成了破坏村子和平的人，村子里好不容易重新建立起来的秩序，又被打破，而且人们就得怀疑其他邻居是凶手。江川指出，比起追求个人的权利与真相，这群人更重视聚落整体的和平，个人的悲伤与愤怒，都压抑在聚落的和平之下。
总之，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不少加害人家属陷入困境。调查显示，34%的加害人家属在家人案发后有抑郁倾向，还有一些人表示考虑过自杀或自杀未遂。本书指出，让加害人家属能和被害人家属一样得到援助，才是社会成熟健全的标志。但在日本，如何对待加害人家并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因为采访加害人家属，作者自己就经常遭到斥责：“你把被害人家属置于何地？”
其实，在西方国家，援助加害人家属的组织早就出现了。比如英国，1988年就有了援助受刑人与家属组织，该组织总部位于曼彻斯特，有100名员工和30名义工，一年援助的加害人家属高达25万人。这个组织援助的重点之一是加害人的子女，因为该组织发现，成员入狱的家庭中，有22%的夫妻会离婚，45%的家庭成员会与加害人断绝关系。加害人年幼的子女处于这样不稳定的环境中，很容易导致酗酒、吸毒或盗窃等问题，通过犯罪来逃避愤怒感或羞耻感。为此，该组织会在监狱设立访客中心，安排专属社工安抚受刑人子女的情绪，安排他们与父母见面，组织也会提供可行的建议，让儿童正确理解父母入狱的原因。
而在美国，一些监狱会开设育儿课程，指导受刑人与子女交流，这不仅能预防受刑人出狱后再犯罪，同时也能帮助受刑人子女。日本于2008年成立了援助加害人家属的民间组织世界敞开心扉，原文叫做word open heart。这个组织每月召开一次分享会，为加害人家属提供相互交流的机会。分享会有几个原则，比如不批评发言者，不打断发言等等，好让参加者能有更多的勇气开口诉说。与会的加害人家属也不会追问彼此的身份，或者家人犯罪的细节。一些参加活动的加害人家属表示，参加这样的聚会向别人说出心里话，能帮自己暂时稳定情绪。
不过，有人认为，在日本讨论援助加害人家属还为时过早，毕竟援助受害人家属也就是最近十几年的事。就算是被害人，也会遭到媒体和公众无端的指责。比如1999年，21岁的女大学生猪野诗织在去往桶川站的路上被人捅死，雇凶者是诗织的前男友，这就是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但是媒体却以贬低的态度报道诗织的私生活，民众也往往抱有“被害人肯定有错，所以才会遭遇坏事”的想法。
此外，如果被害人家属得到了高额的赔偿，民众又会批评被害人家属用家人的命换钱、打电话、发匿名骚扰被害人家属，邻居也会对被害人家属冷眼相待。这些受害者因为害怕公众与媒体投来的好奇与充满偏见的眼光，只能保持低调过日子。直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才开始出现保护被害人和家属的呼声。2004年12月8日，日本通过了《犯罪被害人等基本法》，指出必须为实现保障被害人权利与权益的社会踏出新的一步。如果就连被害人都要耗费漫长的时间才能争取到权利，想要建立援助加害人家属的制度，道路只会更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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