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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者，揭露二战日军暴行
铛铛铃2025-09-21【人文】732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活着回家》，副标题是“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巴丹半岛位于菲律宾吕宋岛西南部。二战时期，日本为夺取太平洋战场的胜利，发动了对菲律宾的进攻。驻守在菲律宾的美菲联军以巴丹半岛为依托，与日军展开了长达三个月的殊死搏斗，后因孤立无援而被迫投降。日军占领巴丹半岛后，为开展下一步军事计划，需尽快将投降的士兵与平民迁出巴丹，于是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巴丹死亡行军。
1942年4月，7万多名美国、菲律宾战俘被日军强行押解到120 km以外的战俘营。一路烈日当头，酷暑难耐，没有食物也没有水，还要遭受日军的虐待和枪杀。在长达六天的死亡行军中，约1万5000人死于路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把它和南京大屠杀、缅泰死亡铁路并称为日军三大战争暴行。
本书作者列斯特·坦尼就是这场暴行的亲历者。坦尼是参加菲律宾保卫战的一名美国士兵，被俘后，他经历了巴丹死亡行军，又辗转于菲律宾的多个战俘营，最后被送到日本福冈县的大牟田煤矿做战俘奴工。在长达3年零八个月的残酷监禁中，他遭受了非人的虐待，也目睹了残酷的杀戮，但是苦难没有把他打倒。他凭借自己的胆识和智慧在炼狱中艰难求生，最终活着走出了战俘营。凭借坚强的意志，他走出了战争的阴影，获得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博士学位，并担任该校的金融学教授。他花费了50年时间，以自己在战俘营偷偷写下的日记为线索，又向战友征集了大量原始材料，完成了这本约30万字的战俘生涯实录。
这本书以时间为轴，详细记录了坦尼从菲律宾保卫战、巴丹陷落到战俘营的亲身经历，向美国社会、也向世界讲述了在这期间日军违反国际公约犯下的残暴罪行。本书于1995年出版，在美国社会引起巨大反响。美国权威书评杂志《科克斯书评》认为，坦尼讲述了一个英雄从地狱中奇迹生还的传奇。美国历史学家史蒂芬·安·布罗斯称赞这是一部用美德战胜邪恶的出色著作，书中表现出的那种逆境之中的伟大人性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下面，我将分三个阶段带你亲历坦尼的地狱之行，感受坦尼所遭遇的苦难和展露的坚韧。
第一阶段：巴丹陷落与死亡行军
马尼拉时间1941年12月8日凌晨三点，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偷袭珍珠港后九小时，日军又对菲律宾发动空袭，一举摧毁美军在菲的空军基地。菲律宾是西南太平洋的战略要地，也是美国殖民地。二战爆发后，美国冻结了日本在美的资产，禁运了石油，而日本要获得资源，就要占领矿产丰富的殖民地，其中之一就是菲律宾。
同年12月底，菲律宾战役的指挥官本间雅晴中将下令日军从吕宋岛西岸的林加延湾登陆，并计划50天内拿下菲律宾。由于美军此前就计划把优势兵力集中在欧洲战场，而在菲律宾采取守势，自日军发动进攻后，美菲联军一直在进行战术撤退。到1942年1月中旬，联军退缩到巴丹半岛，在那里与日军展开了长达三个月的对峙。
巴丹半岛地形复杂，到处都是险峻的峡谷、山丘和山脉。那里潮湿闷热，植被茂密，毒虫遍地，疟疾在部队中蔓延。到3月底，美菲联军中每天都有1000人因为感染疟疾而倒下。配给的粮食和罐头肉早已吃完，士兵们只能就地取材，水牛、芒果、香蕉吃完了，他们就开始吃草、树叶，猎杀野猪、蜥蜴和巨蟒。到了4月，10万美菲联军死亡5000至1万8000人，存活的士兵中，有75%至80%的人都得了一种或几种疾病，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已经没有体力去战斗甚至奔跑。
为了挽救残存在巴丹半岛的伤兵和平民，4月9日，巴丹守军的指挥官爱德华·金将军带领部队向日本宣布了投降。此时，位于巴丹半岛南部的克雷吉多岛上依然有美军坚固的防御工事，日军需尽快将巴丹半岛投降的战俘转移到120 km开外的奥唐奈战俘营，以便开展对科雷吉多岛的总攻。投降的战俘多达7万7000名，其中有6万5000名菲律宾官兵，1万2000名美国士兵，此外还有近3万名菲律宾平民。本书作者坦尼也是投降战俘中的一员。
坦尼1919年出生于美国费城，1940年，时年21岁的坦尼报名参军，次年他所在的部队被调赴海外作战。坦尼告别了自己的新婚妻子劳拉，来到了菲律宾。在坦尼和他的美国战友看来，投降优越于死亡，投降只是被看作战争中的一种不幸。按照国际战争法，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尽到义务的战士，放下武器之后，应该得到战胜国的尊重和保护。而日本人视投降为耻辱，他们笃信宁可战死，绝不投降，投降者则被看成懦夫，可以被任意挑逗、任意摧残。
由于日军需要在尽量短的时间将俘虏赶出半岛，但投降的人数远远超过预估的3万人，后勤补给跟不上，也没有足够的卡车来运送战俘，因此日军高层下令，任何不能走到战俘营的美军战俘，在行军途中，都必须在离大陆200米以外的地方处死。这一命令等于默许甚至鼓励了之后日军的种种暴行。
1942年4月10日，行军开始了。转移队伍的车辆远远不够，大部分战俘四人一排，十人一列，每天从早上06:30一刻不停地走到晚上八九点，只有在日本看守换班的时候，才能获得几分钟的休息。从巴丹半岛到奥唐奈战俘营的路况很糟糕，由于战争缘故，路面已千疮百孔，路上铺满了各角的细沙、碎石子，还有随处可见的大块砾石，长时间行走在这样的路上倍感折磨。天气条件也很恶劣，行军时烈日当头，尤其到正午时分，地表温度极高，有时还有突然倾盆而下的阵雨和卷起沙尘的大风。而之前三个月的饥饿与疾病已经拖垮了大部分的士兵，20多岁的士兵有着80多岁人虚弱的步伐和憔悴的外形，他们拖着脚走路，路上气不接下气，皮肤松松垮垮地悬挂在骨头上。但再虚弱也不能停下脚步，停下意味着死。
行军第一天，坦尼的朋友汉克绊了一跤，摔倒在路边的灌木丛里，坦尼和战友们向汉克大声地喊道：“赶快站起来，快点站起来！”但为时已晚，一个日本兵高声叫喊着，把刺刀扎进了汉克的胸膛。在挨了五六刀后，汉克挣扎着站起来，蹒跚着加入了行军队列，鲜血顺着他的衬衫往下流。汉克没能撑多久，很快就因为流血过多倒在地上，被一个日本兵开枪打死了。
虽然日本人取得了巴丹战役的胜利，但这场战争日本投入兵力4万余人，伤亡人数过半，许多日本兵都在战争中失去了自己的朋友，所以他们抓住一切机会报复战俘，虐待与虐杀成了家常便饭。日本兵不允许战俘们携带水，也不许他们去喝泉水和自流井里的水。行军第三天，坦尼因为长时间没有喝水，喉咙刺痛，胳膊和腿也不听使唤。坦尼发现路边有一口自流井，就趁着日本士兵没注意，偷偷跑去喝水。喝水的人越来越多，引起了日本兵的注意，日本兵过来一刀刺死了一名战俘，鲜血染红了自流井，包括坦尼在内的所有战俘都被吓傻了，大家都赶紧跑回队列。坦尼的内心很无助，有一个无辜的年轻人葬送了性命，而这个时候上帝在哪里？
两个小时后，队伍经过了一个水牛洗澡的水塘，水塘表面泛着绿色的泡沫，一看就很脏，但战俘们顾不了那么多。在获得日本兵的允许后，好几十人疯狂地冲到水塘边喝水。待他们归队后，一个日本军官命令衣服上沾有水迹的战俘出列，排成一排，然后下令日本兵举起机枪向他们扫射，同时命令其他战俘在旁边观看，一旦其他战俘有反抗，也会被立刻枪毙。偷偷离队喝水是死，获得允许喝水也是死，更多时候即便没有做什么也是死。日本士兵手里拿着长长的绳子，会时不时地抽打战俘，有的士兵还会用套索套住俘虏的脖子，在地上拖行，直至俘虏被地上锋利的石块割得鲜血淋漓，遍体鳞伤。
一位骑马的日本军官在经过队伍时，顺手挥动着武士刀，朝当时位于队伍外侧的坦尼砍去，还好坦尼躲得快，只在左肩留下了一道很深的伤口。伤口造成坦尼大量失血，坦尼的两位朋友从行军队伍里找来一个医护兵，为他缝合伤口，还一直扶着他走了3 km的路程，避免他因为掉队而被日本兵杀掉。
日军还以砍头为乐，日本军官会向战俘们展示他高超的斩首技术，亲身示范如何让一个战俘干净利落地身首异处。在折磨和虐杀美军战俘的时候，日本兵还会强迫路过的菲律宾平民在一旁观看，男人、女人、小孩无一例外。这些菲律宾人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触目惊心的场面，泪流满面地默默祈祷。日本兵对手无寸铁的无辜者的屠杀一次次挑战着坦尼的信念，坦尼问自己：“我活着就是等着被屠杀吗？对于这样的暴行，我还能忍受多久？”绝望的情绪到达顶峰后，坦尼发现自己反而可以克服这种绝望，他的求生意识更强烈了，他要活下去，活着回家，见到思念的家人和心爱的妻子。
为此，他制定了几个原则。首先，要保持积极的态度，制定一些目标，行军路程再难熬，坦尼也坚持每走一段路就设置一个目标，路边的香蕉园、芒果树都是他短期的目的地。其次，他必须机灵起来，学会察言观色，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比如，他发现日本看守很少欺负看起来健康的战俘，于是决定今后走路要昂首挺胸，让自己显得精神一些。
在经历了六天的死亡行军后，原本7万多人的战俘队伍只剩6万多人，1/5的人死在了路上。坦尼和剩余的战俘到达了位于吕宋岛中部的奥唐奈战俘营，他的地狱之行进入第二阶段——挣扎求生。
奥唐奈战俘营建在茂密的丛林之中，年代久远，是一座废弃的战俘营，杂草丛生，蛇虫鼠蚁横行。营内的棚屋破旧不堪，很多已经没有了屋顶，还有的棚屋支架腐朽，随时有倒塌的风险。这些摇摇欲坠的棚屋就是战俘们的住所。日本看守把战俘分成不同的工作小组，来负责不同的日常琐事，比如搜集做饭用的水和木材，搜集治病用的药材等。由于疾病，战俘每天的死亡人数超过200人。坦尼被分配到掩埋尸体的工作组中，死者被赤身裸体地下葬，因为活着的人急需他们的衣物。很多时候由于地下水的渗入，尸体会漂浮在墓穴中，负责掩埋的人只能一人用竹竿使劲按住尸体，直到另一人用土把尸体掩埋起来。接着，所有参加埋葬的人都会为刚刚下葬的死者举行简单的哀悼仪式。
坦尼不想每天被死亡的气息包围，他想活下来，活着回家就是坦尼唯一的宗旨。为此，在进入奥唐奈战俘营的第七天，坦尼逃跑了。那时候日本人还没有给战俘编号，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有人跑了，日本人也不知道是谁，也没法对逃跑者身边的人实行连坐。刚到战俘营不久，坦尼因为身体强壮，报名加入了一个送水小分队。三天后，他在提水回来的路上找了个机会跑了，并意外遇到了当地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员多是在巴丹的战斗中与部队失散的美国人，也有一些是巴丹陷落后不愿投降的美国士兵，他们藏在丛林中，在亲美菲律宾人的帮助下继续与日本人打游击战，抢夺日军物资。
游击队的存在干扰了日本的战争部署，日本人开始对所有的游击队进行扫荡。他们在菲律宾的小村镇里张贴悬赏告示，只要告发参加游击队的人，或者提供游击队活动的情报，就能够得到一袋大米的重赏。更多时候，日本人会凌辱和虐杀无辜的村民，以获取游击队的下落。
在加入游击队的半个月后，坦尼被一个菲律宾小孩出卖，被日军抓获。被捕后的坦尼遭到了长达三天的严刑拷打，日本人用枪狠狠砸坦尼的脸，用竹竿重重地抽他的后背，用竹签扎他的指甲甚至下体，但坦尼知道，只有坚决不承认与游击队有瓜葛，才能活下去，回家见到妻子和家人。正是这一信念让他撑过了日本人的酷刑，他为自己编造了一个可信的身份，自称是在林加延湾作战时失踪的坦克兵，与队伍失散后辗转躲避在菲律宾的村庄和丛林里。为了增加可信度，他还描述了很多战争的细节，以及一长串躲避过的菲律宾地名。他说自己并不清楚什么游击队，只是路过一个村，借宿了一晚而已。日本人根本不相信坦尼的话，他们把坦尼带到了操场，在那里，另一名美国人正在遭受溺水的刑罚。言行之下，那名美国人求饶了，表示愿意说出一切，结果日本人毫不犹豫地掏出手枪打死了他。坦尼明白了，原来没有坦白从宽，拒不承认或许还能挣得一线生机。
几天中，坦尼在鬼门关走了好几个来回，日本人并没有多相信坦尼的说辞，但坦尼身体强壮，是日本人急需的劳动力。求生意志顽强的坦尼伤还没好，就报名加入了日本人的劳动队，去收集废旧金属。这时候日军已经给战俘们编了号，逃跑要连累任何人胆敢逃跑，他的号码前面和后面五个人都要被处决。坦尼知道逃跑的希望渺茫，但为了生存，他什么都愿意干，什么都愿意学。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学习日语。
坦尼在劳动队的时候，有一次和其他战俘们去猎水牛。废旧金属回收是重体力活，大多数战俘都身患疟疾，既虚弱又营养不良，所以日军指挥官允许战俘们捕猎两头野生水牛来补充体力。结果战俘们比原计划多猎了一头，坦尼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但日本指挥官很生气，认为坦尼违反命令，愤怒地训诫坦尼。坦尼听不懂日语，他学着日本士兵被长官训话的样子，低着头一口一个“哈以”，却受到了更严重的毒打和刑罚。坦尼的意识越来越模糊，突然，一个日本看守用英语对坦尼轻声说：“再坚持5分钟，你就可以回去了。”坦尼苦苦支撑，熬过了最后这300秒。
坦尼发现对日语的无知让自己和战友吃尽了苦头，因此他下定决心要学会日语。他找到那位曾经悄悄帮助过他的日本看守，表达了自己想要学习日语的意愿。那名看守很高兴地用英语对他说：“你们都很勇敢，是好样的。别担心，我教你。”坦尼从手边正在使用的劳动工具开始学起，几天时间，他学会了十几件工具的日语名字。每次日本兵命令他去拿一把工具，再也不需要费劲地手舞足蹈，大喊大叫。在接下来的3年战俘生涯里，尽管坦尼说的还是半吊子日语，甚至犯了许多语法错误，但他再也没有因为听不懂看守的话而受到惩罚。
坦尼在劳动队工作了三个月后，被转移到了一个东边的甲万那端战俘营，它是奥唐奈战俘营的加强版，战俘人数更多，病号更多，工作更辛苦，日本看守的凶残程度也更高。在甲万那端战俘营煎熬了几天后，1942年9月，坦尼连同其他499名战俘被日军挑中，经由货船运回了日本。日本为了弥补本国男性劳动力的不足，大规模征用战俘充当免费的奴工。仅1942年，日本就出动了54艘轮船，把近5万名战俘运送到日本工业巨头的工厂、船坞、矿场充当奴工，这些巨头包括三井、三菱、昭和电工、日本钢铁、川崎重工。
经过28天非人的海上航行，坦尼抵达日本。他和其他近500名战俘被分配到靠近大牟田煤矿的17号战俘营。1944年至1945年间，17号战俘营又陆续来了约1250名战俘。到日本的时候，坦尼的体重只剩下50 kg，比参战前瘦了40%。
大牟田煤矿又叫三池煤矿，1917年由日本三井公司在福冈县大牟田市开办，也是日本当时最大的煤矿，有九条隧道深入地下200多米的深处。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破坏了大牟田的岩层，三井公司被迫关闭一些底层深处的矿井和隧道。二战期间，面对强烈的战争物资生产需求，这些封闭长达两年的危险矿井又重新开启。三井财阀强征了大量盟军俘虏，又从中国、朝鲜等地掳掠大批青壮年劳力前往日本充当奴工。
在这里，坦尼的地狱之行进入最后一个阶段——隐忍筹谋。日本兵把战俘分成三队，一队负责勘探，在坚硬的岩石中寻找新的矿脉；第二队负责建筑，也就是打顶，在矿洞里搭建承受顶板重量的支撑臂或支撑柱；第三队负责采煤，在工作面上爆破挖煤。由于很多年以前，大牟田煤矿里的煤都被采空了，所以坦尼他们的任务是要在干草堆里寻针，也就是挖掘矿洞里支撑顶板的煤柱上的煤。这份工作十分危险，爆炸和塌方时有发生，很多战俘被埋葬其中丢了性命，还有很多战俘被落石砸中，身体伤残。但不管发生多严重的事故，只要矿井能正常运转，战俘的工作就必须继续。就这样，他们还要时刻提防日本监工毫无理由的殴打。
坦尼暗自下定决心，无论日本人如何殴打、折磨自己，剥夺自己的尊严，也要生存下来。他决心每天要保持思考，观察周围的一切事物来转移注意力，把自己的思维从无休止的机械劳动中解放出来。他还下定决心，不能坐以待毙，要争取微弱的发言权。坦尼开始用蹩脚的日语与日本人周旋。比如有一次，战俘们在井下建支撑柱，需要把大石头抬到柱子上，但是战俘们太虚弱了，搬不动又大又重的石头。日本监工嘲笑他们说：“瞧你们这些美国人，两个美国人搬不动的石头，一个日本人就可以搞定。”坦尼虽然很愤怒，但还是吹捧对方：“请让我们看看阁下是怎么做到的吧。”阁下这个尊称让日本监工非常开心，于是这个监工就帮战俘们把一块大石头举到了柱子上。另一个监工搬了一块更大的石头，也举了上去，坦尼他们热情鼓掌，向日本监工鞠躬，和他们握手，监工们很得意，竟然开始帮助坦尼他们一起建柱子。
另一次，坦尼发现新来的军官对采煤工作不熟，于是用日语跟军官讨价还价，降低了每天的工作定额。日语甚至能够帮助坦尼与日本人交朋友。与坦尼一起工作的一位日本平民佐藤很喜欢植物，他最大的梦想就是等战争结束，移民美国，成为旧金山州立公园的一名园艺师。于是他请求坦尼教他认识植物和花卉的英文名字。佐藤与其他日本监工不同，他对战俘很有礼貌，同情战俘们的悲惨遭遇，只要佐藤来找坦尼说话，全组人都可以沾光休息一下，少干点活。佐藤每次来学习英语时，还会给坦尼以及小组的其他人带东西，有糖果、鱼罐头、香烟，甚至坦尼生病的时候，佐藤还送给他一罐连自己都舍不得享用的炼乳。这段时光成为坦尼在大牟田苦难生活的美好回忆。
在大牟田煤矿，战俘们每天被强制要求工作12个小时，这种单调的重复性劳动令战俘们的身体极端疲惫。为了逃避工作，一些人会装病，甚至雇佣有经验的“敲骨师”帮助敲断身上的某根骨头，或者弄断手脚，伪装成工伤来换取休息的机会。故意受伤逃避工作的风险其实很大，更多时候，战俘们只能老老实实的工作。不过总有一些方法能令日子好过一些，像坦尼就利用他的日语能力和交际手腕，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地下交易网络，与日本看守和矿工做起了生意。
日本人用香烟换取战俘的牙膏和鞋子，这些东西大多来自于爪哇战俘，他们在被俘的时候收到了红十字会的包裹，而且日本人不像讨厌欧美人那么讨厌爪哇战俘，他们受到的折磨最少也藏了很多东西，有牙膏、牙刷，甚至还有罐装咖啡。坦尼的第一笔生意是为一个日本监工搞到一支未拆封的美国牙膏，爪哇战俘开价十包烟，坦尼向日本人报价20包烟，中间的差额就是坦尼的利润。接下来，一些日本矿工看守也来找坦尼做交易，用香烟交换美国鞋、美国手表等洋货。然后坦尼把交易获得的香烟贴在大腿内侧，用导火索绑紧，躲过了日本看守的搜查。
在战俘营里，香烟是主要流通货币，它一方面来自于那些地下交易，另一方面，日本人定期向战俘们发放香烟，每人一包。战俘们用香烟交换米饭，交换的米饭来自厨房每天的剩余米饭，另外，日本看守和矿工那里也有多余的米饭。地下交易风险极高，一旦发现会被处死，所有的战俘进出战俘营会被搜身，但是由于日本看守和士兵也参与其中，所以他们对相关的搜查管理也就例行公事，敷衍了事，从而为地下交易网络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随着交易活动的展开，战俘之间还出现了期货交易，很多战俘预付香烟换取米饭的期权，期权可以随时兑现，也可以转让给他人。不过米饭与香烟之间的汇率会根据当天的香烟流通量有所波动。日军发香烟的那天，市场上的香烟供应量大，一碗米饭可以换十支香烟，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绝大多数香烟都被抽掉了，市场上的香烟数量每日递减，一碗米饭只能换一支香烟。因为汇率波动很大，有些战俘能够通过汇率差赚取足够的食物，但是有些战俘是借香烟来炒米饭期货的，就有可能因为汇率波动而无法兑现期货。
举个例子，某战俘借了五支香烟换取一碗米饭，期望香烟流通量大的时候能换回十根香烟，这样自己还能净赚五根。但假如一段时间内，战俘营里卖米饭的人变多，一碗米饭可能只能换回一根香烟，那他就欠别人四根香烟，于是只能将自己每天的基本口粮交给债权人，自己饿着肚子下井。针对这种情况，坦尼与同为战俘的马梅罗少校商量，颁布了战俘营破产保护制度，向破产的战俘提供保护。他们定期在每个营房贴出告示，公布所有申请破产者的姓名和号码，然后安排债权双方谈判，对债务关系进行认定。债权人必须保证破产者每天的基本口粮，不得使用武力强行追讨债务，而破产者必须将今后获得的香烟偿还债权人，直至债务了结。
长期的战俘生活激发出了一些战俘心中的恶，从奥唐奈的时候，就有些人为了让自己日子好过，充当起日本看守的代理人，用日本人赋予的权力来惩罚战俘。还有很多军官成为日本人在战俘里的密探，在17号战俘营，一位海军少校曾告发七名美国战俘，导致三名被处死，四名受到严刑拷打。坦尼虽然会做一些事情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但他绝不会以伤害其他战俘为代价。
还有些人也在逆境中坚守自己的道德，比如马梅罗少校，他品德高尚，一直默默为战俘们提供帮助，是战俘们公认的头儿。但在日本人面前，他依然没有话语权，无力阻止日本人对战俘们的虐待和残杀。而另一位修利特医生则凭借高超的医术，多次与战俘营的日本指挥官和普通看守展开谈判，为战俘争取医药和休息时间。如果伤亡战俘过多，耽误到煤矿生产，日本指挥官也难辞其咎，所以往往会向休利特医生妥协。坦尼也坚持在每次交易中要一些能够写字的纸带给休利特医生，休利特医生用这些纸记录每一份战俘的伤病、诊断和治疗情况，做成病例，从而为战俘们战后接受治疗提供了有用的信息。
夜以继日的强制劳动也极大地损害了战俘们的精神，每一个战俘都身心俱疲，白天吃不饱饭，夜晚还总被噩梦惊醒，整个战俘营弥漫着悲观情绪。坦尼希望能把大家从这种压抑的环境中解脱出来。坦尼争取到了日本指挥官的同意，找了五个富于创建的伙伴，策划一出名叫《歌舞大王齐格飞》的讽刺滑稽剧，演出大获成功，日本人很满意，于是坦尼他们的剧团没有解散。在随后的14个月里，他们又上演了13部舞台剧，这些舞台剧给黑暗的战俘营带来了一缕阳光，让战俘们枯燥沉闷的劳动生活、无法预测将来的悲观情绪在这些瞬间统统被丢到了脑后。
尽管坦尼的生意和小剧团日渐红火，但随着1945年夏天战争形势的推进，战俘们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盟军在战场上每一次的胜利都会给战俘们招来日本人毫无缘由的殴打和虐待，但坦尼和兄弟们知道，胜利的曙光即将到来。8月9日清晨，美国投在长崎的原子弹加速了日本投降的脚步。8月15日，一位日本指挥官来到战俘营，宣布战争结束，美国和日本成为朋友了。这意味着战俘营的战俘们自由了，他们可以回家了。
日本人撤离后，美国军机为战俘们空投了大批衣物、药品和食物等物资，战俘们可以就地休养，等待下一步安排。而像坦尼这样想要尽快回家的战俘已经迫不及待出发去寻找美国大部队。坦尼辗转陆乌、冲绳和马尼拉，当年10月，终于乘坐一艘美军运输船踏上了返回美国的路途。
回到美国，坦尼见到了日夜思念的家人，但是给予他精神支持的妻子劳拉却没能等到他的归来。3年来，坦尼音讯全无，被政府列入失踪人员名单，劳拉承受着家里的压力，苦苦等待他未果，最终改嫁他人。战俘经历令坦尼的身体和精神饱受创伤，美国社会对战俘们的淡漠态度也令坦尼伤心。菲律宾保卫战中的1万2000名美国人只有1500人活了下来，回国时他们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欢迎。坦尼想，原来美国人民也是以成败论英雄的。而且战时美国高层为避免扰乱民心，并未将这场暴行公之于世，美国民众对这场菲律宾保卫战知之甚少，甚至早已淡忘这场战争。
意志坚强的坦尼最终走出了战争和感情的阴影，取得了博士学位，并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担任金融学教授。退休后，坦尼成为出色的社会活动家，他四处奔走，呼吁向日本财阀讨回公道。坦尼痛恨那些殴打他的日本人，但他并不仇恨所有的日本人民和整个日本民族。他决定向世人讲述他的故事，希望美国人民能够知道这场战争，记住他们这些人为了捍卫美国的自由而付出的沉痛代价，而不是任由它被历史湮灭。
这段经历虽然惨烈，但也给坦尼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意识到那些和他一样幸存的战友们都有着积极的人生态度，他们都相信自己能活着回家，因此而不懈努力，让梦想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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