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经济课》：透过生活账本洞察曾国藩，揭示“曾圣人”的真实灵魂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曾国藩的经济课》。

本书作者是历史学者、畅销书作家张宏杰。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既重要又复杂的人物。他出生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中，进士后留京任职，10年内平步青云，官至二品。因为母亲过世，他丁忧回到家乡，此时正逢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他奉命组建湘军，平定叛乱。因为平乱有功，曾国藩被朝廷封为一等毅勇侯，这也是清代以文人封武侯的第一人。此后，他更是官运亨通，历任两江、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受封，谥号“文正”。

作为清王朝由盛转衰过程中的代表人物，他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瞩目的影响。因此，对曾国藩的研究是一个热门选题，有关他生平、思想、言行，甚至日记、家书等方方面面，都已经有大量的出版物问世，可谓应有尽有。

然而，本书的作者依然能独辟蹊径，找到了一个空白的领域。他通过梳理曾国藩留下的日记、家书、日常生活账簿，从里面各种琐碎而分散的记载里寻找信息，大致勾勒复原出曾国藩一生的家庭经济收支情况，从一个鲜有人注意的角度，将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置于柴米油盐的生活场景之中，同时也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窗户，得以观察晚清社会生活一个特殊的断面。

正如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戴逸所评价的那样，本书不仅是一部曾国藩个人的生活史，也是一部晚清政治史、社会史。这部作品涉及清代京官的收入支出结构、湘军的饷缘与饷制、晚清都府衙门的运作、陋规的形成过程、清代乡绅阶层的社会作用等诸多问题。

张宏杰出版过《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等近20部专著。本书实际上是由作者在博士和博士后期间的两篇论文《曾国藩京官时期的经济生活》和《曾国藩湘军及总督时期的经济生活》合二为一、精简而成。尤其是书中揭示的清代低薪制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可以给今天的廉政建设，特别是廉政制度建设提供许多有益的参考。

接下来，我们就按照时间顺序，以京官时期、湘军时期和总督时期三个阶段，观察曾国藩及其家族的经济生活变化。让我们穿越时空，进入到百年前大大小小的衙门里，窥探晚清官场种种微妙而复杂的规矩。

曾国藩的家族世居于湖南湘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家世微薄，这倒不是自谦之词。根据曾家家谱记载，这个家族历元、明、清三代，在五六百年的时间里，连一个秀才都没有出过，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平头百姓。

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个家族想要跨越阶层、改换门庭，最主要的途径就是科举。那么，普通人参加科举到底有多难呢？我们不妨来看一组数据。以1850年为例，在200万名参加院试的读书人中，只有3万名成为生员，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秀才。所以根据计算，这个考试的录取率大概是在1%左右，远比今天的高考要难得多。至于更高级别的进士，据统计，明清两代进士人数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大致维持在5/100000左右。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今天中国取得博士学位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万分之六左右。也就是说，考取进士的难度比在今天读完博士要难上十倍。所以说，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要想爬上士绅阶层，甚至走得更远，绝非易事。有时候，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代甚至十几代人接力完成。学者宗韵在研究了明代的诸多案例后，得出一个结论，当时普通的农民家庭攀升成为官宦之家，平均要4~5代，也就是大致需要130年左右的时间。这一点在晚清的曾国藩及李鸿章家族身上都得到了验证。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简单来说，考试除了个人的天资和努力外，经济基础也是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毕竟供孩子读书、参加考试，特别是乡试以上级别的考试，士子需要长途旅行，还必须在省城、京城租住房屋等等。小说、戏剧里一句“进京赶考”，背后花费的银钱绝非普通人家所能承担的，起码也得是小康以上的家庭。

说回曾国藩家族，曾家的经济水平长期处于中农的阶层，直到曾国藩的祖父一代才稍稍改观。曾国藩出世的时候，家中大约有百亩田地，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曾家才有资本供应曾国藩父子踏上科举之路。幸好这个过程还算顺利，经过两代人40多年的努力，曾国藩终于在27岁的时候考取进士，完成了家族跃升的第一步。

中国人总是将金榜题名与改换门庭联系在一起，如果你以为改换门庭只是一个形容词，那就错了。在传统社会，前来报喜的人会真的手持一根短棍，从新进士家的大门开始，一路打进去，把所有的门窗都破坏掉，然后随行的工匠会立刻上前进行修补。这个颇具仪式性的行为也意味着这位新老爷家未来所有的装修活都会由这个工匠承包。这可不仅仅是讨一个彩头，实际上也是提醒所有人，主人的身份已经转换。

中国传统社会最大的特征是财富依赖于权力，没有功名的巨富依然只是一介平民。所以尽管还没有被授予官职，但是新科进士却已经晋升到士绅阶层。尽管未来的工资收入可能很有限，但是边际效应却非常大。

考试完毕，衣锦还乡的曾国藩可不仅是整修门楣、休憩游玩这么简单，他回乡最为重要的任务是为马上将要开启的京官生涯募集资本。这一点可能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虽然考试、高中、朝廷任命当了官儿，但是对于曾国藩来说，去北京的路费、未来的住房、官服、仆役等等都需要大笔的启动资金，这些国家是不提供的。即便未来到任，翰林等低级官员的薪俸也非常低，国家也不会给予相应的配套补给。所以要想做成这个官儿，这笔钱只能靠新进士自己筹集。比如戊戌六君子中的刘光第，就曾因为家境贫困差点当不成官。

曾国藩的京官生涯可以说是从长途拜客、打秋风开始的。他回到家乡之后，稍事整顿就开始四处拜客，从自己的岳父欧阳家开始，曾国藩前后出行四次，行程1500 km，几乎跑遍了大半个湖南。不仅是自己的亲戚家，他还前往祭拜了湖南各地的曾氏宗祠。旅途中，曾国藩还顺道结交各地官员，访问了湘乡老乡在各地开设的店铺。新科进士主要以修族谱、拜访、送卷、挂匾、收学生等等名义开展拜客活动，而接待方也会按照惯例宴请吃喝、游山玩水，最重要的是以贺礼钱、人情钱、轿钱等名目给曾国藩送上真金白银和各种礼物。根据作者的统计，曾国藩这一圈下来，收入大约合计有白银1495.17两。加上此后在进京沿路上以同样的方式筹集到的500多两银子，曾国藩拜客总收入达到2200两。

当然，这种拜客也不是完全没有成本的。显然，筹集的资金还不足以支撑曾国藩开展自己的京官生涯，所以他也按照惯例参与到地方纠纷的调解事务当中，来获取丰厚的酬谢。最终他还通过一部分借贷，才最终筹集够了入京所需的费用。

熟悉中国古典小说的听众，一定对“穷翰林”这个词不陌生。那么到底穷成什么样子呢？我们还是以曾国藩为例。清代文官的收入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银两，一部分是实物补贴禄米，也就是食用的大米。曾国藩入京后担任从七品的官职，工资总收入由正俸四十五两白银加上四十五两恩俸和45斛禄米构成，折算下来，一年大概是白银119.25两。另外，每个月会有数量不等的办公经费补贴，一年总额折合下来也就12两左右。当然，一年132两的银钱收入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可能已经是巨款，毕竟当时一个男仆一个月的工资不过一两。但是如果我们从北京的实际消费水平来看，可能就捉襟见肘了。

以居住问题为例，外省京官一般会选择宣武门外地区作为居所，一来是上班方便，二来是传说此地有旺气。官员租住房子还是要讲究宽敞体面的，不可能去和老百姓混居大杂院，所以一般来说，一套齐整的四合院是最受欢迎的选择。曾国藩初到北京的时候，因为孤身一人，所以没有租赁四合院，而是选择了菜市口附近的千佛庵，他选择了里面一个跨院儿，也就是偏院，四间房子，全年的租赁费用折合下来大致33.47两。不过很快他的妻小从湖南来到北京后，房子也升级成了四合院，全年房租翻了一倍，需要66.95两。单是这一项就已经占到他总收入的一半了。此后，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多和官位不断升迁，曾国藩将宅子迁移到内城的大宅子里，房屋租金已然达到252两以上了。如果再算上每次的搬迁装修，也要花费120两左右的银子。单只是住这一项，曾国藩那点可怜的工资就不够用了。

另外一项巨额支出是置办官服，这可不是今天我们认知当中的工作服。清代官员官服非常复杂，因为有面圣的需求，绝对是随便不得的。官服根据使用场景分为朝服和吉服，季节不同、材质不同，甚至外面的罩衣也按照质地、皮色等等分为八个等级，相应佩戴的帽子分为朝冠、吉服冠、常服冠、行冠、羽冠等，十分繁复。可以说在曾国藩的个人财产里，最值钱的就是这些衣服了。通常一年在这上面的花费也会达到32两以上。

作为朝廷命官，出行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总不能走着去上班吧。在我们的脑海中，大官儿似乎都是坐轿子的，威风凛凛。别的不说，单是雇佣轿夫这一个项目，一年下来工资都要接近120两，快赶上曾国藩自己一年的收入了。所以一般来说，大部分京官会选择经济实惠的私家车，无论是自备轿车还是雇车，每年保养马匹、雇佣车夫等大致也在120两左右。

除了这些以外，在京圈生活自然还有必不可少的随份子和请客吃饭等应酬开销。根据曾国藩自己的记录统计下来，一年也在120两以上。如果再加上家中仆役的日常开销、孝敬家乡长辈的营养品、买书、纸墨、笔、砚等文人的消遣爱好，凡此种种，单凭工资收入显然是赤字高悬了。按照张宏杰的计算，曾国藩当官的第一年就亏空了474.56两银子。这绝非个别现象，京官之穷实乃大清国的常识。书中还列举了刘光第、李慈铭等人的经济情况，几乎都是如此。

那么京官们如何来弥补这样的亏空呢？首先，作为京官，大多都身居清水衙门，哪怕想要像地方官一样贪赃枉法，机会也不多。所以除了前文所说的拜客打秋风或者依靠亲友资助外，有些人干脆坐馆授徒或者靠给人写字作画获得一些润笔费用来维持开销。当然这些都只能说是零散的补充。尽管改善经济情况最主要有两个途径：一、外官的馈赠，也就是俗称的冰敬和炭敬；二、出差，尤其是担任各地的学政或者考官，从而获得额外的大笔收入。

一、说起晚清的官场腐败，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地方官以冰敬和炭敬的名义向京官输送银钱。这类馈赠通常分为四类，夏天送冰敬，冬天送炭敬，离开京城的时候送别敬，如果给同乡和同年送叫团拜钱。金额则要看等级，如果是总督巡抚之类的军机大臣，最多320两，普通的官员之间大概就是八两到12两不等。晚清京官日益增多，地方官花费越来越大，就降到六两左右，而且普通官员也不再送冰敬，只保留了炭敬。这些馈赠是京官财政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慢慢成为像俸禄一般稳定的收入。因为总体上数目不多且范围较广，所以在那个时候人们并不认为这是一种腐败或者贿赂，而是作为一种平衡京官与外官收入差距的分配机制。以曾国藩个人在道光21年的收入为例，全年的俸禄仅129.96两，而外官馈赠则接近120两。

对于京官特别是翰林来说，另外一个重要的收入途径是3年一次的放差。差使有三等，最好的是到各省去当学政，一般一届学政如果在大的省份可以搞到34000两白银，小的省也有12000两左右；次等的差使是外放去做主考官，一次也可以有几千两的收入。这是翰林们京官生涯最重要的财政补给站。不过要担任乡试主考，翰林们是需要参加考试的。曾国藩在努力了两年后，于道光23年获得四川乡试主考的差使。四川一行仅是工项程仪就达到2420两，此外，国家规定的路费有420两，门生送的费用有520两，再加上官员个人的赠送等，曾国藩一下子获得了总额超过6200两的银钱，还不算大批赠送的名贵衣料、药材、土特产等实物。这次放差也彻底改变了他入京数年造成的财务窘境，曾国藩借此机会将在京城欠下的债务一笔还清，还第一次给家中寄回620两银子，帮助家里还清历年欠下的款项。他还十分大方地拿出420两赠送同乡和亲戚。

不过我们还是要注意，这样的差事并不常有，不能从本质上彻底解决曾国藩在京城的经济困境。距今13年，虽然官位不断攀升，外债却始终存在，直到曾国藩需要回乡奔丧之时，才发现连家属回乡的路费都没能凑齐。在北京留下的债务直到多年后他出山担任地方大员才彻底了结。

总的来说，曾国藩的京官生涯可以用一帆风顺来形容，10年七次升迁，从一个普通进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相当于今天的副部级官员。如果说他真要下定决心贪财好利，自然也是有路可行的，但是曾国藩在30岁的时候立下了学做圣人的大志，同时也抱定了不靠做官发财的宗旨，才最终将自己陷于债台高筑的窘境。由此可见，在清代扭曲的财政制度下，一个立志成为清官的人，一个遵纪守法的官员，要面临多么大的经济压力。曾国藩的京官生涯只能靠理学意志万能的理论来抵御种种诱惑，从而保持自身的清洁，这种磨砺也成为他此后一生为官生涯保持克制的关键所在。

咸丰2年12月13日，正在家中为母亲守孝的曾国藩接到了上谕，面对当时节节北上的太平军，朝廷命令他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搜查土匪等诸事务。曾国藩应命出山，由文转武，以团练为名创办湘军，开始了长达11年的军旅生涯。

如果说在北京时期所谓的不靠做官发财还只是嘴炮，那么身处以腐败闻名的晚清军队之中，能否抵挡住诱惑，才是对曾国藩真正的考验。

曾国藩虽然不是军人，但曾经兼任过数年的兵部左侍郎，对于清朝的武装情况还是十分了解的。他认为绿营腐败的习气已经深入膏肓，无药可救，只有自己动手训练出一支崭新的、有战斗力的队伍。他认为最为重要的就是改变清代低饷的制度，因而在湘军实行厚饷制度。湘军军官的收入由薪水银、办公银构成，统领3000人以上的将领还有职务加银。普通营官年薪1800两，统3000人以上的将官年薪3200两，统5000人以上的将官4200两，统万人以上的将官可以达到5400两。与国家正规军相比，统万人的湘军军官是从一品提督薪水的5.6倍，统5000人的湘军军官收入是正四品都司的12.8倍。这等高薪，连曾国藩本人都感叹过于丰厚。这笔钱怎么来呢？主要是通过强行摊派、向大户劝捐或者在沿路设关卡、收取礼金等办法筹集。

除了高薪，湘军在财政上另外一大特点是没有严格的会计制度和审计制度。实际上，在湘军建立之初，曾国藩一度曾经亲自审查各营的支出细账，但是他很快发现，除非专门建立一支审计队伍，否则几乎是没有办法完成这项工作的。于是，湘军最终采取了彻底的包干制，只规定了支出的上限，比如带千人者每月支银不准过580两，带万人者每月支银不超过5800两，只要在这个范围内，银钱都由军官来自由支配，可以说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灰色空间。特别是当兵员死亡、退伍或者被淘汰时，在衔接阶段难免有空饷截流，也成为湘军军官的一部分收入。

不过从结果来看，因为有了这么高的薪酬水平，湘军军官不用刻意贪污也可发家，这与清代正规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晚清军营的一大怪现状就是士兵普遍都有第二职业，经商、做买卖、种地、卖手艺各有千秋，明目张胆，毫不遮掩。通常只有轮到自己值班的时候，才去营里待上一天。如此下来，部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和文官实行薄俸制一样，晚清军队实行低饷制。清初物价低廉，绿营兵每个月收入白银1两2钱3分六厘，加上米三斗尚可勉强维持一家生计。然而到了晚清，物价飞涨，同样的收入的购买力已经下降了七八成，但是清廷死守遵守祖制、永不加赋的标准，军饷从未调整过。再加上军官层层克扣，导致士兵完全无法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只能另寻生路。军官忙于克扣军饷、吃空饷，甚至出租军事土地、走私互市，给清代军队带来了毁灭性的损害。

湘军军官都如此暴富，那么作为湘军的最高统帅，按万人级别的将官工资计算，曾国藩一年的收入也可以达到5400两，这是他做侍郎时候工资的7~8倍。曾国藩带兵十多年，仅合法工资的部分也不低于64800两。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灰色地带是湘军财物采用自筹的方式，也就是说湘军可以通过劝捐、厘金，就是设立关卡收取费用、以食盐专卖权抵饷银、要求各省协调等等各种方式来筹集所需的资金。这部分钱的财务收支情况曾国藩可以一手独揽，无需向户部汇报。经过统计，曾国藩在湘军前后十多年间收军费约3500万两，如果他稍有贪念，那么积累个百万家财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然而实际上是曾国藩在带兵之后寄回家的钱甚至还不如京官时期，我们不禁要问，大帅的工资去哪儿了？

首先，作为湘军的最高统帅，曾国藩深知廉洁对于战斗力的重要。既然出山之时，他就已经抱定了不靠做官发财的宗旨，那么自然不会克扣军饷、中饱私囊。某种程度上，曾国藩甚至将这个作为对自己的考验。其次，作为军队的最高长官，如果不能以身作则，是无法服众的。他不但自身廉洁，也对军中的贪污行为严惩不贷，一旦发现就会上奏朝廷要求正法。

那么或许你要问，作为湘军最高统帅，就算不贪污，丰厚的工资收入总还是有的吧，这部分钱又花到哪儿去了呢？实际上，曾国藩并没有像一般的将官这样领取固定的津贴，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资料可以证明，而是以实际的公务需要来支取费用的。在湘军当中，他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银钱所，用来管理自己军旅生涯的各项开支，相当于财务公开。这个银钱所充分实践了他以身许国、以军为家的诺言，对于剩余的经费，他也直接用于军队的开支或者地方的公益事务，并不占为己有。

曾国藩的湘军屡建大功，但他本人依然是帮办团练的钦差或者是办理军务的侍郎，始终名不正言不顺。咸丰7年初，他接到父亲的讣告，就暗质申请回乡，没想到皇帝居然顺势批准，实际上是解除了他的兵权。接下来的一年是曾国藩人生中最痛苦的一年，经过深刻的苦思和反省，当他再度出山时，行动做事的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用他自己的话说，经历了大悔大悟的一年。从此，曾国藩在官场上的形势更加圆熟变通，不再像此前那样死守原则，对于金钱、对于军队，他也开始强调宽严相济，不能尽人之苟取，但求自己不苟取，退回到了传统士人独善其身的底线。

随着曾国藩对金钱态度的改变，湘乡曾氏家族的境况也开始发生了质的飞跃。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也追随兄长开始了军旅生涯。曾国荃为人外向豪放、胆大性急，与曾国藩持重谨慎的性格完全不同。在大悔大悟之年以前，曾国藩对兄弟们约束比较严格，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他不再要求家庭成员和他一样过苦行僧的日子，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太过分。这可能也与他居家一年真实了解到家中经济的困难有关。曾国荃在曾国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默许下，越发放肆，他的军旅生涯每攻克一城便大肆劫掠，然后运送战利品回到家乡，以至于终其一生，曾国荃的贪名、恶名远大于功名。

丰厚的薪俸再加上巨大的灰色空间，使得湘军将领无论清廉与否都能迅速发家致富，湖南军工身世的迅速崛起甚至改变了长沙等地淳朴的民风。纵观曾国藩湘军时期的经历，作为统帅想要发财易如反掌，但他以身作则，带出了一大批廉将，也因此造就了湘军与众不同的风气。然而，在被解除兵权回家之后，曾国藩的思维方式发生重大转变，宽严相济成就所谓诸将皆负大帅独贫的局面。到咸丰8年年底分家的时候，曾国藩只分得黄金堂宅院和55亩田，比起因军功而迅速崛起的湖南新绅士，只有他真正守住了旧乡绅的道德体面。然而不得不说，湘军后期的军纪败坏与曾国藩由严到宽的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

咸丰10年四月，曾国藩终于当上了两江总督，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封疆大吏。清代的总督权力到底有多大，一言以蔽之，可以说总揽了一切权力，人事权、军事权、行政权、财政权、司法权是辖区内千百万人的土皇帝，几乎可以说一手遮天、说一不二，只对皇帝一个人负责。在所有的总督中，地位最高的有两个，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对于咸丰年间的大清王朝来说，两江总督的重要性可能还更高一些。辖区内文化发达、科举繁盛、人才辈出，地理上包括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处于中国南北结合部，军事战略地位重要。财政上，江苏是天下首屈一指的财富重镇，征收漕粮的重要基地，河工、盐务等无一不是肥差。

既然是如此重要的职位，两江总督的收入总该不低吧。这样说也对也不对。说起来可能令人难以置信，清代地方官只给俸银不给俸米，一品官每年的俸银180两，二品官一百五十五两，所以大清帝国总督的基本工资是一百五十五两，放到今天，如果我们大致按照一两兑换人民币200元来计算，那么曾国藩的月薪相当于2583元人民币。当然，大家可能也都知道，雍正年间推出的养廉银制度，这是朝廷根据督府地方政务的实际需要特别批给总督们一份额外的津贴。两江总督地位非常高，养廉银处于全国都府中的较高水平，每年能达到18000两。如果直接看数字，这与曾国藩在北京当侍郎时期相比，那可是提高了35倍之多。

然而有意思的是，两江总督居然是一个光杆司令，或者用大家都熟悉的话说，偌大的两江总督府里只有总督一个人有编制。作为一方诸侯，总督府衙门里需要有一个庞大的班子来保障正常的工作开展，包括幕友、书吏、仆役、家丁等等。难以想象的是，在清代，这些人的工资都需要总督自掏腰包。这种特有的现象沿袭自明代旧制，因为当时总督和巡抚原本只是一个临时派遣的官员。尽管自明末以来，都府已经逐渐成为一个常设的官职，甚至到了清代，总督、巡抚已经成为地方上最高权力的所在，但是在国家的制度设计上，从未改变过其原先临时派遣的属性。一方面，朝廷以此防止督府做大，便于随时调动，另外一方面，中央机构也能因此减少支出，只需要供给总督一人的薪俸即可。但在现实中，都府不仅要支付身边工作人员的薪水，还要支付省内绿营操练的开支，支持地方公益事业，比如水利、赈灾、扶贫扶持等等，连日常公文的来回传递所使用的马匹路费，也都是总督府来支出。光是听听这些开销，就已经数十倍于总督的薪俸了。

那么总督们如何应对收入与支出的巨大沟壑，这里就要讲到清代官场另外一个重要名词——规费，可能听众朋友们更熟悉的是陋规这两个字，加了这个漏字，似乎就在暗示着这笔费用往往都归于官员的私囊之中。事实果真如此吗？从前文已知，督府衙门要正常运营，光靠总督或者巡抚一个人的收入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知道的清官林则徐在都府任上也是需要收取规费的。规费产生的本质是各级下属官员和衙门给总督的进贡，主要用途就是在地方公务的实际开支。至于规费的组成，可以说是因地制宜，比如海关的叫官规，漕运叫漕规，像泰山、武当山这些著名的宗教圣地，因为向香客征收税费，就有了香规。鸦片战争前，广东还有土规，就是走私鸦片烟土的贩子给海关官吏和水师官兵的贿赂银。这些规费的数额也不是定额，比如说海关因为贸易的增长征收到了比国家规定更高额度的税费，出现了盈余，这部分的钱大多会留在省里，由各省自行处置，一般也会成为规费的一部分。

陋规除了规费，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礼钱，顾名思义，礼钱就是官员们用个人身份在各种节日里向督府赠送的银两。雍正皇帝开展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本来是为了补足地方官员的开支，杜绝收受归礼的借口，所以在当时吏治为之一清。然而养廉银毕竟大大少于陋规的数量，到嘉庆年间，养廉银还被不断扣发，使得一度削减的陋规不可避免地再度大面积复苏。根据资料，晚清两江总督的陋规收入可以达到30万两，近乎天文数字。

那么，曾国藩这个两江总督又是如何对待陋规这个官场顾及的呢？身为封疆大吏，曾国藩从到任伊始就开始践行自己从京官时代立下的志愿，他希望在可能的范围内解决陋规问题，澄清吏治。在赴任途中，包括到任之后，曾国藩首先就从来往迎送的惯例开刀，他拒绝接风洗尘的酒宴和官员赠送的礼品，甚至连沿途军营列队迎接、燃放鞭炮的做法都加以劝解。有地方官给他送来安顿家小的日用品，曾国藩只取了七张草席，其他一律退还。粗略统计，仅仅是上个任，他最少损失5万两以上的收入。

曾国藩不仅严于律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无论是幕僚、巡捕，甚至连门房常随都进行严格管理，为此后他开展的改革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太平军撤出两江之后，曾国藩开始在辖区内参照湖北、湖南的做法，裁撤陋规，整顿盐务，减轻两江地区的赋税。在曾国藩、沈葆桢、胡林翼等人的铁腕政策之下，这一严重损害官员阶层利益的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也有利于太平天国战争后江南地区的经济恢复。

纵观曾国藩12年的总督生涯，可以用一个单词来解释，既清也浊。按照张仲礼的研究计算，这个职位的总收入可以超过200万两银子，但是如果从个人生活而言，曾国藩活得甚至像一个穷人。因为不再需要出入宫廷，他衣着简朴，衣食住行几乎与普通人无异，请客用瓦盆盛菜，也不许用宴菜烧烤，也就是官宦人家一二等的排场。另外，家里木榻竹床，别无长物，整个总督府也只有两位女仆，家中女眷甚至包括夫人都需要下厨烧灶、纺纱、织布，日日忙得无暇休息。

另外一方面，总督府的巨额开支也令人咋舌，幕府的工作人员达到400多人，其中高级幕僚一人的年薪甚至超过800两，再加上带头参与各地的公益事业，曾国藩往往一掷千金，对于家乡的贤达之事也不时予以周济，官场上吃喝应酬、请客送礼等潜规则曾国藩也不能免俗，甚至为了报销太平天国的军费，还一次性给户部行贿8万两白银。可以说巨额的陋规大部分都消散殆尽了。不过根据曾国藩自己的测算，新俸加上养廉银，一年的正规收入也达到35200两之多，去掉每年的花费2万二三千两，他的小金库里每年也能结余1万多两，十几年下来，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额。原本这是名正言顺可以搬回家的财产，但是曾国藩选择将这些钱投入到育婴堂等公益事业中，或者直接散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正如他给曾纪泽信中所表示，于将来不积银钱留予儿孙，最终这位官至一品的封疆大吏只给自己留了1万多两的养老钱。从这个角度看，曾国藩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清官，尽管他自己并不希望有此名声。

曾国藩的一生唯恐得到清官的名声，他既清也浊，以浊为表，以清为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他选择了既清又浊的做官方式，这是他年轻时候立下的大志愿，也是他的出身和家庭所导致的。当然，不能忽视的是，曾氏家族由庶民到高级绅士阶层的成长过程与曾国藩的个人成长互为呼应，一清一浊，一内一外，一个赚里子，一个赚面子，共同推动着家族的兴旺发达。

通过对曾国藩整个官场生涯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清代官员俸禄体系的畸形结构。低薪制度不是清代独有的现象，但是明代以前官员俸禄不至于到了收支不匹配的程度，清代又出现的京官外官收入不平衡、正式收入与支出完全脱节、公费收入过低等等现象，可以说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

通关中国历代王朝的财政制度变迁，开国之后，往往非正式的财政制度会取代正式财政安排，成为官员主要的收入来源。为此，历朝历代在不同时期都曾进行过针对这种非正式财政制度的改革，但是结果往往反而导致民众的负担在短期下降后又猛烈上涨到更高的水平。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取得以下几点启示：首先，高薪不一定能养廉，没有很合理的俸禄水平，肯定会导致关系败坏、贪污成风；第二，有效的监督机制是吏治清明的保证；第三，解决廉政问题只有从制度上进行根本变革这一个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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