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波伏瓦》：《第二性》作者深度传记，重塑女性处境认知的新视角探索

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书是《成为波伏瓦》。

西蒙娜·德·波伏瓦是著名法国作家、存在主义哲学家，也是女权运动的标志性人物。说起波伏瓦，人们一般会想到两个事：一是她写的《第二性》，这本书被誉为女性的圣经，如今的人们谈到女权，《第二性》是一本绕不开的经典；二是她与法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关系，她和萨特是人生伴侣，他们之间的开放性关系至今都充满争议。但波伏瓦的人生远非“《第二性》作者”和“萨特的人生伴侣”这两个标签可以概括。我们今天解读的这本书，就将还原一个更真实立体的波伏瓦。她不仅仅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更是一个哲学家；她不仅是萨特的伴侣，更是一个有着独立思想和丰满个性的人。她从少女时代就开始思考，在一个男权的社会里，有没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去做女人，让她既可以享受成功，又可以享受自由和爱情。她一生的起起伏伏和饱含争议的情感经历，无不体现着她对这个问题的践行和思考。

本书被誉为迄今为止最好的波伏瓦传记，作者凯特·柯克帕特里克是一位波伏瓦和萨特的研究专家，现为牛津大学摄政公园学院哲学研究室的主任。凯特对大量的独家材料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呈现，其中包括波伏瓦学生时代的日记、2018年才曝光的波伏瓦的情书等等。本书在2019年面世，2021年有了中文版，分16章，共28.5万字，以时间为线索，梳理了波伏瓦一生的经历。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评价说，《成为波伏瓦》是一本值得慢慢品读的书，有太多细节引人入胜，让人恨不得一口气读完，但它值得我们花时间慢下去欣赏这个启迪了全世界女性以及改变了许多人思考方式的伟大女性。《爱尔兰观察报》则表示，这是一部值得赞扬的传记，它超越了之前那些带有厌女症情节的波伏瓦传记，向我们展示了这位不凡女性的激荡人生和复杂矛盾。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本书去了解波伏瓦努力求索成为波伏瓦的过程。她不同寻常的人生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求索期，她在成长的过程中将哲学思考确立为人生的目标，并以哲学的态度去探索爱与人际关系；第二个阶段是收获期，这时期的波伏瓦写出了她人生最重要的两部作品《第二性》与《名士风流》；第三个阶段是她的晚年，这时期波伏瓦积极投身政治与社会运动，践行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

首先，我们进入第一部分的内容，了解一下波伏瓦的求索期，也就是她的青春时代。

波伏瓦1908年出生于巴黎一个富裕的家庭。她的父亲乔治·波伏瓦是来自勃艮第的贵族后代，母亲弗朗索瓦斯·布拉瑟则来自一个非常富裕的家族。波伏瓦是这个家庭中的长女，从小就喜欢读书，父母也积极鼓励她阅读的兴趣。书籍不仅给波伏瓦提供了知识，也让她有了伟大的志向，希望自己长大后能有所作为。早在11岁的时候，波伏瓦就迷上了奥尔科特的名著《小妇人》中的女主角乔。她觉得乔在四个姐妹中不是最漂亮的，也不是最有爱心的，但是她对于学习的热情和写作的欲望简直像是灯塔一般照耀着自己。波伏瓦就像乔一样，把自己完全泡在了书堆里，阅读大量的宗教、历史、文学类书籍。

然而年少的波伏瓦渐渐感觉到了一种不和谐，一种性别上的不平等。在她12岁的时候，她的父亲曾经骄傲地说：“西蒙娜有一颗男性一样的头脑，她能像男人一样思考，她就像个男人一样。”波伏瓦反驳父亲说：“即便如此，人们还是都把我当做女孩对待啊。”就连表扬她的父亲，也一方面欣赏拥有智慧的聪明女性，另一方面又不喜欢女性成为知识分子，也不喜欢女性争取权利。这让波伏瓦面临一种两难的境地：作为一个女性，她想要成功，就必须受到良好的教育，有所成就，但同时受教育程度又不能太高，更不能太有成就。

十几岁的时候，热爱思考的波伏瓦顺理成章地迷上了哲学，然后她发现自己身为女性而要去追求哲学，所面临的两难局面就更为严酷。因为哲学的起步就是认识自己、成就自己，然而在波伏瓦生活的那个时代，作为女性，要做的是男人的配偶、孩子的母亲、家庭的女主人，而不是自己。如果说一个男人注定要成为自己，那一个女人就注定要感到分裂，一面强迫自己不断地奉献和牺牲，一面苦苦对抗自由被剥夺的痛苦。身为女人能避免这种分裂吗？一个女人可能既成功又有女人味儿吗？可能既有自由又有爱情吗？而对于波伏瓦本人来说，她可能做一个女性又成为哲学家吗？

年少的波伏瓦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她愿意去尝试。在19岁那年，波伏瓦在日记中写道：“学业上的成功让我感到非常孤独，也非常迷茫，仿佛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但我感觉到我是有价值的，我要说些什么，我要做些什么。”她对自己说：“要做你自己，不要去追逐外界强加给你的目标，不要去盲从既定的社会结构。”就在那一年，波伏瓦连续拿到哲学史和哲学概论的高等教育资格证，她也确立了自己的基本哲学立场，那就是存在主义。

在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看来，个体的存在即是世界的存在，人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但人有自我选择和自我控制的自由。波伏瓦延续了海德格尔的精神衣钵，认为选择和自由是至关重要的。她在日记中写道：“只有通过自由选择和随机应变，真的自我才能显现。”也正是出于对存在主义哲学的信仰，波伏瓦年纪轻轻就对婚姻和家庭持批判态度。在她看来，身边的姑娘们总会谈论着结婚生子，仿佛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后，就可以一劳永逸。然而，没有什么选择是一劳永逸的，相反，每一个选择都处在变化之中，人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必须一而再、再而三，每时每刻做出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婚姻是不道德的，因为今天的自我不应该为明天的自我做选择，而婚姻正是典型的今天为未来做选择。从这里可以看出，波伏瓦的哲学思考决定了她不会去走那条属于女性的传统道路。

1929年，21岁的波伏瓦成为法国史上第一个在男子学校教授哲学课的女教师。同年，她参加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并拿到第二名的好成绩，可以说，她的哲学研究有一个光辉的起点。值得注意的是，拿到那场考试第一名的是保罗·萨特。萨特是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也是一个和波伏瓦缠绕终生的名字。

相逢之初，波伏瓦对萨特一见倾心，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俩在智识和才华上旗鼓相当。波伏瓦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就认为最美好的关系应该与思考有关。她曾在日记中写道：“我唯一能想象的就是一种爱情兼友谊的关系，在我眼里，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儿只有彼此交换读书之后的思考，才能永远地连在一起。”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萨特是她从小就渴望的理想型。另外，萨特和其他男人不一样，他会鼓励波伏瓦要保持最珍贵的自我，保持你对自由的热爱、你对生活的激情、你的好奇心，还有你想要成为作家的决心。之前波伏瓦认识的许多男人，包括她的父亲都跟她说：“你讨论哲学的样子很不可爱。”而萨特会嘲笑那些男人有眼无珠，他跟波伏瓦只谈哲学，这让波伏瓦很开心。根据两人的好友奥德里的形容，当萨特和波伏瓦在一起时，他们的对话深刻激烈，简直让人沸腾。奥德里甚至极度地表示，他们之间的火花是如此强烈，有时候会让身旁的人因为没有这样的关系而感到失落。

就在两人相恋后不久，有一天，萨特和波伏瓦在卢森堡公园散步，讨论了建立一种开放性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除了彼此之外，可以有别的情人，但会和对方分享所有的一切。根据萨特对这种关系的描述，他和波伏瓦之间是本质的爱，但他们同时也可以体验偶然的爱。后来有很多评论者认为，波伏瓦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答应了萨特的要求，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为爱所做的牺牲。然而，本书作者认为这样的判断忽视了两点：首先，波伏瓦早在遇到萨特之前，就已经认定婚姻是不道德的；其次，波伏瓦从一开始就确认了萨特在自己生命中的位置，那是她思想上无可比拟的挚友，但在思想之外，萨特对波伏瓦远没有那么重要。

事实上，根据本书的看法，波伏瓦与萨特终其一生的亲密关系更像是一种伟大的友谊，而不是爱情。他们各自的生命中都有许多情人，但他们彼此间始终保持着真诚而热烈的精神交流。只要两人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每天都会花几个小时在一起对话或工作，而如果分居两地，他们之间就会频繁地通信，分享一切生活与工作上的细节。波伏瓦敬仰萨特的才学，但在对萨特的作品感到失望时，也会直截了当地批评，并提出修改的建议。萨特晚年在多次采访中表示，他的作品在出版前只有波伏瓦能读到手稿，而如果没有波伏瓦的批准，萨特永远不会允许自己的任何作品发表，甚至公开给任何人。

另外，波伏瓦在和萨特的交往之初就已经明确，萨特不会成为一个完美的爱人。萨特是一个严酷的人，或者说是一个要努力显得严酷的人，他鄙视人类的情绪，认为一个自由的人可以做到选择不去感受自己的情绪。而波伏瓦恰恰相反，是一个情感和情绪都非常丰富的人。每当波伏瓦陷入情绪的波动，萨特就会指责波伏瓦。有一次，萨特的这种态度终于激起了波伏瓦的愤怒。波伏瓦的好友扎扎去世了，葬礼前一天，萨特指责波伏瓦过于沉溺于自己的喜怒哀乐。波伏瓦哭了，但她在日记中写道：“这并不是苦涩的眼泪，而是孕育着一股力量的眼泪，从眼泪中我感觉到自己心里女神的崛起，那个从长眠中醒来的女神。”

在那之后，波伏瓦和萨特之间渐渐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每当波伏瓦情感上需要安慰的时候，她会去找别人，而不是萨特。她也意识到，自己对于人与人关系的感受和理解和萨特是很不同的。

1932年，波伏瓦被法国教育部分配到马赛去教书，和萨特分居两地。她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女教师，总是打扮入时，穿着丝绸衬衫，化着妆，常常不看笔记，直接脱稿讲课，对历代哲学家的思想轻车熟路，如数家珍。有时候，她会在课堂上说一些引起争议的话，比如养育孩子并不一定是女性的天命，引起了家长的投诉。但在大部分学生的心目中，这位老师实在是太酷太迷人了。结果是波伏瓦在马赛教书的10年间，至少和三位女学生发展出了亲密关系，而萨特也会去追逐这些女生，让关系变得更为混乱。

很多人都对萨特与波伏瓦这段时期的作为非常不满，比如法国女性主义者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就指责波伏瓦和萨特是维持自由论的恐怖主义分子，指责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和那些学生之间不平等的权利关系。不过，波伏瓦和萨特还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说萨特是带着一种强烈的征服欲，冷酷地追求和抛弃一个又一个女性，那波伏瓦则会在情爱关系中挣扎和痛苦。

举个例子，1938年，波伏瓦和一个名叫比安卡的女学生成了情人，萨特也加入了进来，和比安卡上了床。那是17岁的比安卡第一次和男人发生肉体关系，但比安卡爱的始终是波伏瓦。当她发现波伏瓦爱萨特胜过爱她时，就情绪崩溃，大哭大闹了一场。波伏瓦大吃一惊，试图鼓励比安卡把自己想象成自己生活的中心，变成一个与自我有联系的人。然而，这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的姑娘来说实在太难了。一年多以后，波伏瓦和萨特先后向比安卡提出分手，让比安卡的精神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波伏瓦承认，她和萨特给比安卡带来了太多的痛苦，她给萨特写信说：“我自责也责怪你，实际上，一直以来，我们对待他人的方式都是有问题的，我们不应该让比安卡如此痛苦。”

波伏瓦意识到，自己和萨特本质的关系伤害了他们偶然的恋人们，这让她在思考人与人关系的本质时，得出了和萨特不一样的结论。两人共享存在主义的基本观点，即人是在无意义的宇宙中生活，人存在的本身也没有意义，但萨特认为人在世上的存在是孤独的，而波伏瓦则认为人只有与他人在一起，我们才能实现某项事业、某个价值观，甚至改变世界。两人这种哲学思想上的差异，也体现在他们对待他人的态度上。萨特认为在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都是一个人扮演主体，也就是主导的角色，另一个人扮演客体，也就是被主导者的角色，人与人的关系永远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从来不会平等地和彼此互动。而波伏瓦却认为一个人如果想要真正的尊重自己的自由，那就必须尊重他人的自由，并且必须以道德的方式去行使自由。

萨特在晚年接受美国时尚杂志采访时表示，自己不会和人进行感情上的交流，而只和那些懂得思考和反省的人交流。而波伏瓦却能立刻和人进行情感上的交流，人们总是因为她说的话而和她在一起。可惜的是，这样一种自省和思考并没有改变波伏瓦在实际生活中的行为。1941年，她和一个名叫娜塔莉的女学生成了情人，被学生的母亲举报，教育部在一场持续了一年半的调查后，吊销了波伏瓦的教育资格证。那年，波伏瓦35岁，她的青春时代已经离她远去。

总的来说，波伏瓦在这段求索期的岁月并不太光彩，她是个默默无闻的哲学老师，教书之余，她完成了两部小说《女宾》和《他人的血》，但在当时都反响平平。尽管那段时期她读了很多书，进行了很多思辨，但最引人注目的事迹还是谈恋爱，与不同的男人和女人尝试不同的爱情方式。不过不久之后，波伏瓦就迎来了一个思想和创作的爆发期。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波伏瓦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她的收获期。那段时期基本上从1943年，波伏瓦35岁开始，到1955年她47岁时结束。这期间，她发表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两部著作《第二性》和《名士风流》。

1943年，被撤销教职的波伏瓦从马赛回到巴黎，从此开始专职写作。由于写作并不能保证稳定的收入，她还在一个电台找了份专栏制作人的工作，做一个关于中世纪音乐的节目。就在那一年，萨特出版了鸿篇巨著《存在与虚无》，一举奠定了自己存在主义哲学大师的地位。而波伏瓦也从那时起陆续发表了两部存在主义的哲学作品和一本小说，分别是《皮洛士与西涅阿斯》《模糊性的道德》和《人都是要死的》。这三部作品都颇受好评，波伏瓦也因此得到了存在主义女王的美誉。但客观来说，这些作品无法和《存在与虚无》相提并论，媒体对她的关注也多半是因为她和萨特的关系，一些小报甚至称她为伟大的萨特主义者或萨特的圣母。波伏瓦也没有更进一步去撰写深奥宏观的哲学大部头来证明自己，相反，她转而去探讨一个非常具体的和她自身处境密切相关的问题，那就是做一个女人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她从少女时代就开始思考的问题。成年后她又发现哲学家们总会在探究人类和人类的近况，却不去讨论女人和女人的近况，那么，身为女性究竟意味着什么？

1949年，波伏瓦出版了《第二性》，这本书被认为是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也是人到中年的波伏瓦像年少的自己交出的答卷。我们喜马讲书之前也讲过《第二性》，这是一部鸿篇巨著，也是波伏瓦个人的性格和经验的体现。《第二性》中有一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为的。”波伏瓦认为女人不是一个固定的现实，而是一种成为的过程，对于成为这个概念的强调，显示出波伏瓦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基本立场，即人是通过不断地选择和变化来塑造和成就自我的。

波伏瓦在书中探讨了一个现代女性注定要面对的分裂和矛盾，她写道：“职业女性往往会感到不如其他女性，因为觉得自己缺少魅力、不够敏感，但男人从来无需为了男性气质而牺牲自己的成功，也不必为了感到自在而放弃个人成就，女性所面对的这个矛盾可以说至今无解。”波伏瓦本人丰富的情感经历让有关爱情的讨论成为了《第二性》中特别精彩的篇章。波伏瓦指出男人在爱情中仍然是至高无上的主体，爱情是他们一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仅仅是一部分，但对女性来说，爱情就是生命，女人必须被男人爱才有价值，这种爱的谬论不断加固女性的从属地位。在本书作者看来，虽然《第二性》在描述爱情时用的是异性恋的框架，但波伏瓦的写作灵感更可能来自于她自己和女性的交往，尤其是她与比安卡之间的故事。比安卡曾经在一封情书中写道：“你是我的生命，我完全属于你。”这种表述让波伏瓦体察到女性在爱情中那种孤注一掷的奉献欲望。在波伏瓦的愿景里，女性能够作为一个主体去爱，她能在爱里展露自己的强而不是弱势，她不用再在爱里逃避自己，而是找到自我，无需再为爱放弃自我，而是肯定自我。

《第二性》对于两性关系和社会地位的颠覆性观点、对女性的性心理和性行为的坦诚讨论，为她招来了如潮的骂名，读者骂她饥渴淫荡，是个女色情狂，梵蒂冈将《第二性》列为禁书，有个专栏作家说波伏瓦恼怒于自己的自卑者情节，就连同为存在主义思想家的加缪都站出来指责波伏瓦让法国男人看起来很可笑。人们尤其愤怒于书中对于母亲的论述，波伏瓦指出女性不应沦为生育的工具，而当时正值二战后，法国人口急剧减少，正需要更多的公民，波伏瓦对于母亲的批评态度让她成为众矢之的。有批评者说：“波伏瓦，你自己都没有生过孩子，怎么敢谈论这个神圣的话题？”波伏瓦对此的回应是：“是不是母亲这一点从来没有阻止男人们讨论母亲这个话题。”

话说回来，批评和攻击对于一个西方知识分子来说也不算是坏事，相反只能证明其成功和影响力。《第二性》让波伏瓦名声大噪，和萨特一起成为当时法国最受瞩目的知识分子。在巴黎，人们在咖啡馆看到波伏瓦和萨特就会一直盯着他们看，大街上也常常有摄影师明目张胆地拍他们。但有意思的是，就在这对哲学明星红透半边天的时候，他们俩之间的情感关系却走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

1945年，萨特在访问美国期间遇见了一个让她惊为天人的女性多洛雷斯·瓦内蒂，她爱多洛雷斯爱得如痴如狂，还向对方求了婚。而波伏瓦也在1947年的一次美国之旅中遇见了美国作家纳尔逊·阿尔格伦，两人一见钟情，陷入热恋。阿尔格伦送给波伏瓦一枚墨西哥戒指，后来在一封信中向波伏瓦求了婚。然而波伏瓦最终没有和阿尔格伦结婚，许多人都将此解释为波伏瓦还是太爱萨特，但本书作者在研究了许多资料后指出，阿尔格伦才是波伏瓦一生中爱的最热烈的男人，但她依然不愿意为爱情放弃自我、离开巴黎。她写信对阿尔格伦说：“我不能只为幸福和爱而活，我不能放弃在巴黎写作和工作，因为只有在这里，我的写作和工作才有意义。”

波伏瓦太爱工作了，她经常会在白天连续阅读和写作八个小时以上。她写信告诉阿尔格伦：“也许她做什么事情都有点太疯狂了，无论是工作、旅行还是爱情，但那是我的方式，我宁愿什么事都不做，也不愿意温和地做事。”同样的，阿尔格伦也不愿意为了爱情跨越大西洋，他和波伏瓦之间的激情渐渐淡却。在结束了这段痛苦的爱情后，波伏瓦开始写一本长篇小说，这本小说的进展比她本人预期的要慢得多，写到后来，她甚至称这部作品为“怪该死的下流小说”。直到1954年，这部小说才交付出版，书名是《名士风流》。

这本书成为波伏瓦有生以来最成功的作品，不但在市面上非常畅销，而且在出版一个月后就获得了法国文学最高荣誉龚古尔奖。《名士风流》的成功也让波伏瓦的经济状况大大改善，她用龚古尔奖的奖金买了一套单间公寓。在很多人看来，《名士风流》是一部具有自传体性质的小说，小说描述了二战结束后的法国左岸著名知识分子的生活圈，其中安娜就是波伏瓦，罗贝尔是萨特，亨利是加缪，还有一个叫刘易斯的美国人，原型显然就是阿尔格伦。然而，波伏瓦本人却对这种简单的理解表示失望，她强调《名士风流》是一部真正的虚构小说，这本小说想要探讨的其实是一个哲学问题，那就是存在与虚无之间的基本冲突，波伏瓦想要借小说中的角色展示人们如何在怀疑和希望中挣扎，在黑暗中摸索和寻找出路。

至于为什么要用小说去展现哲学，而不是直接写一本哲学书，波伏瓦的解释是哲学作品常常过于抽象，会把作者的观点强加给读者，强迫他们去接受，而文学可给予人们一种想象的体验，邀请读者进入特定的情境，展开自由的理解和思考。从波伏瓦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她希望自己的作品和思想能够贴近读者，被普罗大众理解和接受。因此，《名士风流》的出版一方面是她事业的巅峰，一方面也标志着她的转变。在过去的12年，波伏瓦写出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著作，而在接下来的岁月，她会与公众走得更近。

最后一部分，我们来了解一下波伏瓦的晚年岁月。

1955年是波伏瓦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年份，它标志着波伏瓦从一个有些曲高和寡、高高在上的文化名流转变为一个全身心投入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公共知识分子。那一年，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爆发，想要挣脱法国的统治，波伏瓦旗帜鲜明地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并因此被指控为法国的叛国者。但在波伏瓦看来，知识分子要做的就是呼吁读者为自由和正义而努力。同年，波伏瓦与萨特一起前往中国，还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六周年的庆典。她的中国之行让她看到了西方人所拥有的特权，回国后，她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长城》。

随着年龄渐长，波伏瓦不再满足于在纸面上书写颠覆性的言论和理论上的自由，而是更多地转向现实中的女权运动。为了能更好地了解普通女性的想法，她规定自己每天都花一个小时来处理与普通读者的通信。在写给读者的回信中，波伏瓦鼓励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为自己的生活寻找有意义的事情。此外，波伏瓦还为女性合法堕胎的权利积极奔走，也呼吁法国进行离婚改革。她还在1974年创立了女性权利联盟，希望法国能出台一部反对性别歧视的法律。女性权力联盟的宣言声称女性的身体不应该被用作商品，身体上的愉悦和性的主动性不应该是男人的专利，广告、色情和文学中不应出现有辱人格的女性形象。

晚年的波伏瓦还有两段重要的亲密关系，其中之一是和犹太导演和作家克罗德·朗兹曼，另一段则是和女学生希尔维·勒邦。但在波伏瓦心中排第一的依然还是萨特。白发苍苍的波伏瓦在谈起萨特时，和她21岁初识萨特时说的话一模一样，她说：“萨特对我来说是无与伦比、独一无二的。”而萨特则不止一次在采访中强调波伏瓦在他生命中和思想上的中心地位，说波伏瓦不仅在哲学上和他处于同一个层次，还是唯一一个了解她、知道她想做什么的人。

随着波伏瓦和萨特逐渐老去，波伏瓦开始研究老年，再一次，她选择了一个和她的自身处境密切相关的研究对象。1970年，波伏瓦的作品《老年》出版，这本书迅速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她指出并非所有的衰老都是艰难而痛苦的，和成为女人一样，衰老也有很大的不同，它取决于个人的生理、心理、经济、社会等等因素。1974年，波伏瓦又参与拍摄了一部关于衰老问题的纪录片，在纪录片的最后一幕，波伏瓦在墓地里漫步，她说她已不像年轻时那样恐惧死亡了。30岁时，她无法平静地想象自己从地球上消失，在将近80岁时，她发现比起生命结束，自己更恐惧和厌恶未知的生活。

1980年4月15日，萨特去世了。波伏瓦闻讯赶到已经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的医院，要求众人让她和萨特单独待一会儿，之后她爬上了萨特的床，躺在他的身旁睡了几个小时。在萨特的葬礼上，波伏瓦被两个朋友搀扶着，尽管已经服用了过量的安定，她依然止不住汹涌的眼泪。一个星期后，波伏瓦因为悲伤过度住进了医院。悲痛欲绝的波伏瓦再次求助于写作来宣泄情感，她写了一本关于萨特之死的书，书名叫《告别的仪式》。她在书的前言写道：“这是我的第一本，毫无疑问是唯一一本在出版前你没读过的书，我把它完完全全奉献给你，你不受他的影响，我说的你只是一种假设，一种修辞手段，因为我只能对着空气说话了。”

1986年，波伏瓦去世，享年78岁。她和萨特一样，也葬在巴黎的蒙帕纳斯公墓，这是很多法国知识精英的安葬之处，诗人波德莱尔、作家莫泊桑都长眠于此。下葬时，波伏瓦戴着红色头巾，穿着红色浴袍，手上戴着阿尔格伦送给她的戒指。葬礼上，人们高呼着法国女权主义者伊丽莎白·巴丹在写给波伏瓦的悼文中的一句话：“女人们，你们欠她一切。”

好，到这里《成为波伏瓦》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们已经讲完了。我们了解了波伏瓦不同寻常的一生，作为一个女性，她不顾一切，不受任何成见和偏见的约束，按照自己的意愿过了一生，最终成为女权主义理想的榜样。也许波伏瓦的某些行为和想法会让你觉得太过先锋，不敢苟同，但要知道，波伏瓦本人也不觉得自己是个完美的人，相反，她厌恶完美，她总觉得正面的英雄令人心生恐惧，有正面角色的书没有意思，不管一部小说还是一场人生，就应该是有问题的。在波伏瓦看来，重要的是做自己，做自己意味着一种不可逆转的选择和成为的过程，这是她的理念，也是她的人生。波伏瓦将自己视为一种永不停止的蜕变，因为生命中没有那种与一切都和解的瞬间，所有的行动都有失败的可能，而有些失败只是在事后才显现出来，时间在流逝，梦想在变化，而自我总是遥不可及。当然，就像这本书作者所说的，我们其实永远都不会知道波伏瓦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但从外部来看，我们不能忘记波伏瓦努力成为自己的样子。

---

"感谢喜欢，赞赏支持是对我的鼓励。"

 

转载：感谢您对铃铛铃铛个人博客网站平台的认可，以及对我们原创作品以及文章的青睐，非常欢迎各位朋友分享到个人站长或者朋友圈，但转载请说明文章出处“来源铃铛铃铛个人博客”。

很赞哦！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