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时代周刊》《财富》背后的传媒巨擘，引领大众传媒时代的领航者

今天为您解读的书是《出版人》，副标题是《亨利·卢斯和他的美国世纪事迹》。

说起亨利·卢斯，可能很多人都感到陌生，但若提到他先后创办的《时代周刊》《财富》《生活》《体育画报》等杂志，你肯定有所耳闻。亨利·卢斯被誉为上个世纪西方媒体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出版巨人，他一手创办的杂志帝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在20世纪的形象。卢斯自己也毕生致力于通过媒体来改变当时的世界格局以及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词就是卢斯首创的。20世纪40年代初，卢斯通过自己的多本杂志不遗余力地推动美国加入到国际战事中去，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二战”这个词得到了普及。而“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这句话也来自卢斯，他1941年为《生活》杂志撰写的一篇社论，标题就叫《美国世纪》。在文中，卢斯表达了对美国主导世界格局的期许。这一篇社论的发表，一方面让“美国世纪”这个概念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也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思维中国际主义全面超越了此前的孤立主义，这在整个20世纪下半叶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卢斯曾在中国农村度过了整个童年，这让他毕生都抱有一种中国情结。他竭力推动美国加入二战，很大原因就是希望美国能够改变中国战局。然而，尽管卢斯在媒体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他的个人生活却并不幸福。他的两段婚姻都不美满，他与编辑部始终关系紧张，而他推动美国改变世界格局的种种努力也几乎都徒劳无功。

我们今天讲的《出版人》就是卢斯的传记。本书出版于2010年，作者艾伦·布林克利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美国史教授，此前还著有《未完成的国度》和《抗议的声音》等书，后者荣获美国国家历史图书奖。布林克利善于挖掘历史人物被遮蔽的维度，使他们的故事更加丰满和立体。在《出版人》一书中，他用严谨、公正、令人信服的细节记录了卢斯在中国的幼年时代、打造媒体帝国、仕途参政等传奇经历，并将卢斯的个人生涯与当时的世界格局交织穿插在一起。《纽约客》对这本传记的评价是：“它超越了一个人的人生故事，堪称一部现代政治史。”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三个部分带你走进亨利·卢斯的传奇人生。

第一部分，从中国农村走出的媒体大亨：亨利·卢斯的早年经历。

第二部分，卢斯的杂志帝国如何影响了美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

第三部分，卢斯推动美国改变世界格局的努力为何大多都以失败告终。

首先第一部分，让我们来看看亨利·卢斯的早年经历。卢斯1898年出生在中国山东蓬莱，他的父亲老卢斯是耶鲁大学高材生，毕业后受到基督信仰的感召，自愿来到中国传教。老卢斯认为，自己的使命是教育和提升中国人，使他们达到西方的文明标准，这样他们就会发自内心地皈依基督。为此，他在20年时间里辗转世界各地，不遗余力地筹集资金，试图改善中国信徒的生活。小卢斯从小耳濡目染，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种严肃认真、追求自我圆满的精神特质。尽管身处赤贫的蓬莱农村，卢斯一家却维持着英美中产阶级的生活。他们和另外几个传教士家庭合住在一个小院儿里，院中有精致的花园，房间里摆满西式家具，家里最多时有六位仆人。作为长子，小卢斯受到了父母无微不至的照料和良好的家庭教育。一家人会仔细阅读英美报刊，在美国国庆日张罗盛大的宴会，每年夏天还会去青岛避暑，那是小卢斯童年最快乐的时光。

十岁时，小卢斯第一次离开父亲，被送往知府，也就是今天山东烟台的一所寄宿学校读书。这所学校由英国人创办，教育方式极为严厉，食物也很恶劣。小卢斯作为一个美国人，与同学们格格不入，甚至染上了结巴的毛病，但这都没有让他气馁。他总是竭力追求考第一，不厌其烦地写信向父母汇报自己的各种成就，展露出了一种争强好胜、追求功名的性格。

在山东的岁月里，卢斯一家亲历了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两个历史时刻：1900年席卷山东的义和团运动和1911年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发生时，在知府读书的小卢斯既好奇又兴奋，在一封给亲友的信中，他写道：“这场革命证明了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度不仅有着伟大的历史，也有着更伟大的未来。”

1912年，14岁的卢斯独自回到了美国，父亲设法把他送进了康涅狄格州的霍奇基斯学校。那是一所精英学校，学生在毕业时差不多全都会进入耶鲁大学。老卢斯为儿子争取到了一笔奖学金，才付得起学费。在霍奇基斯求学是卢斯回到美国后的第一段重要经历，在这里，他第一次感受到了美国社会的阶层分野。这里的大部分学生来自条件优越的贵族家庭，而靠奖学金的卢斯住在附近农庄，穿着在中国置办的廉价衣服。由于不懂同学们的惯用语和运动场上的规则，还得到了一个带有侮辱性的绰号“中国佬”。这一切让他愤愤不平，但卢斯很快靠勤奋脱颖而出，多次被评为班上的最佳学生，还赢得了炙手可热的校刊主编一职。

然而，这段求学经历还是带给少年卢斯一种强烈的局外人的身份感，这种感觉自此伴随他终生，哪怕在他事业巅峰时也挥之不去。也是在霍奇基斯，卢斯遇到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位朋友兼对手，与他同龄的布里顿·哈登。哈登出生于纽约的一个富商家庭，生活优越、才华横溢，玩世不恭与严肃、拘谨、虔诚的卢斯简直处在性格的两极。但两人却共同钟爱文学和写作，他们各自领导一本校园文学刊物，展开了激烈又友好的竞争。这种竞争既成全了他们维系终生的友谊，又奠定了他们永远在暗中较劲的交往模式。

18岁那年，卢斯和哈登从霍奇基斯毕业，双双进入耶鲁。卢斯不再依赖奖学金，但仍是班上最拮据也最优秀的学生。与哈登的交往让他见识了有钱人的世界，他开始更加向往富有精英阶层的生活。此时的卢斯和哈登对于主办刊物热情依旧，等到毕业时，他们不约而同地认定自己将要投身新闻事业。两人先是各自尝试了一两份记者工作，后来又一同加入了巴尔的摩的一份晚报，马上就成了那里的特稿写作明星。然而他们很快就不再满足于为他人工作，开始酝酿一件大事，那就是合伙创办自己的杂志。

卢斯与哈登都蔑视当时的主流媒体，认为他们语言沉闷、文体臃肿。带着初生牛犊的激情，他们构思了一份全新的刊物。这本新杂志将从90种其他出版物上摘选并改写各类新闻，涵盖政治、书籍、体育、丑闻、科学及社会，每篇长度不超过200字。杂志的宗旨是为见识贫乏的上流社会、忙碌的商人、初入社会的豪门女子服务，为他们准备至少一周一次的桌边谈资。一开始没人看好这两位年轻人，他们只有24岁，做记者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两年，几乎没有钱，而美国当时还处在一场经济衰退之中。但卢斯和哈登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了这项事业中，他们在耶鲁的同学网络和哈登的家族背景发挥了作用，为他们赢得了一大批权威人士的公开背书，还帮他们在几个月内筹集到了将近9万美元的启动资金。

围绕杂志的名称，两人颇费思量，曾经考虑过“事实”“命运”“机会”等名字，直到一天，卢斯看见了一句广告语，他灵光一现，立刻敲定了用“time”这个词，因为这个词能体现出这本杂志的双重目的：记录流逝的时间，并为读者节省宝贵的时间。1923年3月3日，《time》即《时代周刊》创刊号正式出刊，共26页，黑白两色小字印刷。它风格独特，新闻摘要简洁精炼，包含大量政治热点，语言生动随性，充满嘲讽和趣味。《时代周刊》在历经最初几个月的缓慢增长后，当年年底发行量就已翻番，第2年就实现了盈利。到上世纪20年代末，《时代周刊》已发展成为一份在美国乃至世界上都声名卓著且利润十分可观的出版物，发行量接近20万份，而广告收入又大大超越了订阅收入。

在这段事业的急速上升期里，卢斯也步入了第一段婚姻。他的妻子莱拉·霍茨来自芝加哥一个富裕且地位显赫的家庭。卢斯想要获得一切财富、名声和影响力，她也想借助这段婚姻进入自己梦寐以求的社交世界。尽管开始卢斯和妻子强烈地彼此吸引，但很快他就发现两人的世界观大相径庭。莱拉热衷于上流社会的飞短流长，追逐物质与时尚，而卢斯则深沉严肃，有着远大的抱负，这也预示着十多年后两人婚姻的终结。

也正是在《时代周刊》快速走向成功的日子里，卢斯与合伙人哈登的关系迅速恶化。多年来，他们维系着亦敌亦友的关系，而随着杂志的不断壮大，两人在性格和处事方式上的差异终于使得矛盾变得难以调和。与勤勉尽责的卢斯不同，玩世不恭的哈登逐渐远离编辑事务，终日寻欢作乐、酗酒成性。1929年2月，在《时代周刊》创刊六周年之际，31岁的哈登死于病毒感染。从那之后，《时代周刊》的封面顶只剩下亨利·卢斯一个人的名字。卢斯从哈登家人手中购得哈登遗留的股份，成了时代公司唯一的控股股东。在此后的不同时期，他在公司拥有过众多头衔，比如总裁、发行人和董事会主席等，但他从未将编辑权完全放手给其他任何人。卢斯开始独自打造他的杂志帝国。

接下来在第二部分，就让我们来看一看亨利·卢斯先后创立的几本杂志——《时代周刊》《财富》《生活》是如何改变了美国人消费新闻甚至理解世界的方式，又是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20世纪的美国的。

《时代周刊》作为卢斯的第一本杂志，有着几大创新之处。首先是它的文字风格，卢斯竭力避免当时严肃杂志冷静单调的语言，坚持使用充满趣味甚至不那么正经的字词。比如在描述一个人时，他会用“上下巴松弛的牙齿爆出的”这样的形容词，他喜欢夸张的比喻，比如说一个人气色红润，犹如一轮满月，连讣告这种文字也绝不能平铺直叙，而是要用上“死亡人皆不免”与“上周降临”这种煽情的开头。这种文风很快被人称为“时代体”，人们提起“时代体”时可能语带嘲讽，但不得不承认，这种文字极具感染力。

《时代周刊》的另一大特色是他对权势人物的痴迷。从创刊号开始，几乎每一期《时代周刊》都以一位社会名流的肖像作为封面，绝大多数是通常意义上的杰出人士，比如政治家、商界领袖、将军，以及艺术和体育界名流，偶尔也选择极具争议甚至被人唾骂的人物。在杂志的前50年里，斯大林12次出现在封面上，罗斯福、丘吉尔和墨索里尼分别出现了八次，希特勒七次。每篇封面人物故事都观点鲜明，丝丝入扣，极具可读性。直到今天，当选为《时代周刊》封面人物在很多人看来都是一项极高的荣誉。

《时代周刊》简洁易读的版式让它顺应了那个时代美国社会最重要的几种变化：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商业越来越本土化，中产阶级人士越来越需要了解国家和世界大势，却没有时间整理和辨别自己所需的信息。深刻洞察了这种趋势的卢斯于是喊出了自己的办刊理念：“我的这26页纸包含了你地板上所有报纸和期刊中的所有重要新闻。”而《时代周刊》最重要也最持久的影响力在于，它在新兴的美国中产阶级当中促成了一种统一的世界观的确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人生活和工作的许多方面都开始迅速的标准化，不同城市间甚至城乡间的面貌差距迅速缩小，新建房屋的式样、商店里商品的款式，甚至人们的衣着都日益趋同。现在《时代周刊》这样的刊物让美国人了解世界的方式也日益标准化。这种中产阶级世界观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更加国际化的视野，二是更为世俗的贪图享乐的新消费主义。《时代周刊》自豪地宣称，自己的订阅用户绝大多数都是具有现代意识的精英群体，既年轻又富有。在20世纪30年代初，在对全美各大杂志订户富有程度的几次调查中，《时代周刊》都排名第一。

首次创业就大获成功的卢斯到这时也只有30出头，他开始酝酿他的下一本杂志。老搭档哈登的离世让他可以毫无顾忌地放手一搏。就在哈登去世几个月后，1929年5月，卢斯向董事会提议创办一本全新的杂志，它将聚焦于商业世界，第一次真正的记录现代工业文明，这就是迄今仍在出版的《财富》杂志。卢斯认为，随着大企业日益主宰人类经济生活，新一代企业大亨们开始在社会和政治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他们理应得到媒体更多的关注，而卢斯决心对他们予以诚实的审视，既不贬低也不吹捧。这时已经是1929年，一场举世罕见的经济大萧条即将席卷美国，大企业的声誉也将一泻千里，卢斯那种跳出商业看商业的想法对《财富》能在艰难环境中存活并取得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财富》杂志的英文名“fortune”，卢斯非常喜爱这个名字，因为它不仅可以指财富，也可以理解为命运或天意。他对这本新杂志的热情超过了《时代周刊》。为《财富》聘用了最优秀的美编，选择昂贵的纸张，还委托著名艺术家为每期杂志单独设计封面。而最让《财富》与众不同的是它对摄影作品的重视，这在那个年代显得相当前卫。1930年2月的《财富》创刊号就刊登了女性摄影师伯克·怀特的一组照片，拍的是芝加哥的一家肉类加工厂。怀特与卢斯一样着迷于新兴工业技术的美和力量，照片用抽象的方式显示出一大群猪的脊背，强调那有序、高效、机械化的屠宰过程。通过这样的图片和同样冷静的文字，《财富》向他的读者传递出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即现代审美必须彻底拥抱机器。

对商业及资本主义的批评是《财富》的另一大特征，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作为出版人的卢斯和他手下的编辑团队出现了第一次深刻分歧。在当时，《财富》的大部分记者都对现代资本主义抱有怀疑，报道总是更同情劳工而非资本。卢斯一开始也倾向于这一立场，他对杂志的批评报道很宽容，尽管这些报道时常让他收到商界朋友的投诉。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杂志的论调日益左倾，对资本的批判越加无情，对开启国家干预经济的罗斯福新政又大加赞美。此时，不安的卢斯开始出手干预。这一方面是因为如果《财富》杂志一直把企业作为批判对象，当然就无法指望他们继续投放广告，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在内心深处，卢斯始终对商业世界抱有同情，而对社会主义抱有警惕。从那时起，卢斯与编辑部就一直维持着一种互相制衡的关系，而这也奠定了《财富》维系至今的中坚立场：既批判完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又避免对资本和商业表现出傲慢和轻视；既警惕强调平等的集体主义，又倡导企业家为员工提供更多福利保障。卢斯把这叫做“进步的新商业精神”，它顺应了福利资本主义思潮的兴起，深刻影响了美国人看待资本与商业的方式。

如果说《时代周刊》是为了服务繁忙的美国精英阶层，而《财富》是为了吸引生意人的兴趣，那么卢斯创办的第三本杂志《life 生活》从一开始就立志面向每一位美国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纪实摄影风潮在美国迅速发展，《生活》杂志呼应了这股风潮，采用大量的新闻图片来反映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面貌。卢斯的信念是，新杂志将跨越阶级、宗教、种族以及政见的不同，努力包容整个世界。每周的《生活》杂志会刊载超过200多张照片，不仅记录国内以及世界范围内的重大事件，也记录平凡小人物的生活细节，这一特色从《生活》创刊之日起延续至今，即使在2007年《生活》纸质版停刊全面改为电子版之后依然如此。

1936年11月的《生活》创刊号上刊登了一组蒙大拿州佩克堡大坝上的建筑工人的照片，照片显示出一个混乱又充满乐观气息的世界，肮脏的棚户区里，工人们在酒吧里开怀大笑喝酒调情。在当时的其他一些刊物上，纪实摄影被视作一种揭露社会不公、推动社会变革的政治武器，但卢斯坚持认为《生活》杂志的使命不是展示分歧和排外，而是歌颂美国人民所共有的价值观念，以及诚挚、包容、充满希望的精神特质。比方说，1937年《生活》刊登过一组关于中西部小城曼西的图文报道，这座小城尽管在大萧条中受到重创，但照片展示的仍是优雅的林荫大道、一栋栋整洁的中产阶级住宅、理发师微笑着给顾客刮脸、年迈的夫妇轻抚他们的狗，乐观精神更是体现在了《生活》杂志史上最著名的一幅图片中。1945年8月，二战胜利日，纽约时代广场上，一位身穿制服的年轻水手抓住从身边经过的年轻女子，投下热烈的一吻。洋溢着愉悦和希望的《生活》杂志很快成为广告主的宠儿，在创刊后的10年里，他的广告收入远超1亿美元，成为当时美国最赚钱的刊物。卢斯曾坦诚，人们可能会尊重《时代周刊》和《财富》杂志，但《生活》赢得了读者普遍的、发自内心的喜爱，将公司带入了他的黄金时代。

在读者中，《生活》杂志凝聚起一种普遍的国家认同感，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它以一种劝诱的方式成功创造出了富有感染力的中产阶级画面，在一个被经济萧条、社会骚乱和战争阴影笼罩的世纪中，展示了一幅美好的画卷，画上人们因一个相同的美国梦而被团结在一起。

在介绍完卢斯创办的三本杂志以及他们是如何描绘并塑造了20世纪的美国后，第三部分我们再来看一看卢斯在推动美国改变世界进程的时候因何不断受挫，而这又为他的人生抹上了几分悲剧色彩。

可以说，作为一个传教士的儿子，卢斯从小就具备一种超越国界的视野和使命感。他在耶鲁所受的精英教育以及他创立的媒体帝国更是让他有机会接触到美国顶级精英阶层。但从中学时代开始伴随他的局外人的身份感，让他始终难以完全融入这个阶层。他认为美国这个伟大的民族背负着解放全人类的使命，因此，卢斯寄希望于几位他觉得可以承担这一使命的政客，并以宗教般的热情推动美国介入到国际事务中去。但他的努力总是因为判断失误或者美国国内的政治风潮而受挫。但最为关键的是，他作为一个媒体人应当秉持的客观、中立、超脱的政治立场与他的政治野心存在着根本的矛盾，这让他既无法完全迎合政客，又经常失去他的编辑团队的支持，而落入孤独无助的境地。

比如卢斯一直不喜欢罗斯福，因为他对罗斯福新政的集体主义倾向十分警惕。后来到了1940年初，随着二战战火蔓延，卢斯觉得罗斯福在支持同盟国让美国参战方面举棋不定，认定罗斯福没有能力带领美国走出这一世界性危机。于是，194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卢斯全力寄希望于共和党候选人，一位叫威尔基的黑马，因为他觉得威尔基是唯一能纠正共和党内孤立主义倾向的人。为此，卢斯不顾大多数编辑的反对，坚持在杂志上以猛烈的火力攻击罗斯福，为威尔基造势。而结果是罗斯福第三次轻易当选总统，而威尔基则很快从美国政坛消失。这是卢斯寄希望于美国政坛错得最厉害的一次。

而卢斯媒体生涯中最大的一个争议是20世纪40年代他对中国解放战争的报道方向。童年在中国的经历让卢斯对中国怀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感情，这种热情一直持续到他离世。他不遗余力地推动美国参加二战，疯狂为美国援华联合会募集资金，很大原因是他认为美国应当解救中国与侵略者之手。1941年，卢斯离开中国多年后重返故地，第一次见到了蒋介石，立刻被后者折服，称其为自康熙以来亚洲最伟大的统治者。他让蒋介石十次登上《时代周刊》封面，比希特勒还多三次。他还一直对编辑部施压，要求他们在报道中尽量美化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选择性地忽略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二战后期，《时代周刊》驻华记者怀特基于对中国的近距离观察，已经认定蒋介石必将崩溃，但在卢斯的授意下，怀特的稿子只要稍微反映国民党的弱点就无法在杂志上发表，这让编辑部与卢斯几乎决裂，也导致怀特愤而离职。卢斯对蒋介石的无条件推崇延续到了二战后的中国解放战争阶段，他认为蒋介石的所有问题、腐败、暴行都是战争压力造成的，他建议美国政府派出麦克阿瑟担任蒋的战争顾问，但麦克阿瑟与当时的大多数美国高层一样，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利害关系没有大到值得美国出手干预，因而拒绝考虑。即使在几年后，当大多数美国人准备好了接受蒋介石政权的失败时，卢斯仍然顽固地继续他的挺蒋运动。

后来在冷战、越战等问题上，卢斯仍重蹈覆辙。也就是在这些年间，卢斯的第二段婚姻也陷入了危机。他的第二任妻子克莱尔·布卢斯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剧作家，卢斯对她一见倾心后迅速的结束了第一段婚姻并与克莱尔结婚。婚后最初几年，他们在事业上相互扶持，在卢斯打造媒体帝国的同时，胆识与野心与丈夫不相上下的克莱尔当选过国会议员，还担任过美国驻意大利大使。但这段强强联手的婚姻始终缺乏一种相濡以沫的深情，克莱尔和卢斯大部分时间过着各自的生活，两人都花边新闻不断，因为事业繁忙而渐行渐远。他们并没有离婚，而是维持着一种混乱、痛苦、时紧时松的关系。到了晚年，他们甚至为了挽救婚姻而尝试过服用迷幻药。最终，两人决定靠着一种基督徒的交情彼此陪伴到终老。

在早年经历个人危机时，卢斯会把公司和杂志作为避风港，但到了这时，他与编辑团队之间的分歧已经大如鸿沟，他已不再是时代公司的那个灵魂。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卢斯就开始物色下一任时代公司的总编辑。1964年，在《时代周刊》刚举行完40周年庆典后，66岁的卢斯正式宣布退休。退休后，卢斯的主要工作是撰写回忆录，里面再次提到他心中美国的使命，他写道：“美国曾经的任务，同时也是现在的任务，便是要带头打造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只是这本回忆录最终也没有完成。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卢斯在一封信中抱怨说，除了时代公司的同事，他没有真正的朋友。在纽约，从没人邀请我参加任何温馨的晚餐或聚会。1967年2月28日凌晨，一场突发心脏病让卢斯的生命定格在69岁。

卢斯的一生可谓毁誉参半，正如本书的作者布林克利所说，卢斯出了名的傲慢、武断、保守，并且固执地要求在杂志的社论中反映他的观点。曾为之工作的人时常恼怒于他的干预和指令，但他们又几乎全部承认卢斯才华横溢、富有创造力。无论人们对卢斯有什么看法，他从未向市场低头，每当他的杂志停滞不前时，他的做法就是让他们变得更好，而不是更民粹、更煽情或更愤世嫉俗。他的目标不仅仅是扩大他的读者群或摧毁他的对手，而是促进他所认为的国家的伟大。

在本书作者看来，卢斯最大的成就不在于他对美国政治带来了任何实质性影响，而在于他用他的杂志提供了一幅美国生活的图景，帮助一代美国读者相信美国文化那迷人且受到共同推崇的形象，它们就好像一种文化粘合剂，让美国人孕育出一种共同的国家认同和价值观。到卢斯1967年去世时，这种共识开始被打碎，卢斯的杂志要么走向了没落，要么走向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前途。《生活》杂志纸质版到2007年三次停刊，《时代周刊》《财富》出版至今，但也早已不再是一种共同文化的代言者，而只能做个记录者，记录下这个剧烈分化、充满冲突的世界。

很难想象，在今天的媒体环境中，有任何一家媒体还能像全盛时期的《时代》周刊或者《财富》一样具有那样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因此可以说，亨利·卢斯是大众传媒巅峰时代的代表人物。在他身后盈利取代了共识和使命，成为媒体业的首要目标，而社交媒体的兴起更是大大削弱了传统媒体为新闻确定优先次序的权威性。一代试图以一己之力影响世界进程、定义一个时代的媒体大亨已然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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