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自传》：文学才子的半生追忆，展现残酷世界中的人性光辉与温暖

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书叫《从文自传》。

这本书是作家沈从文在30岁的时候写的回忆性自传，主要写了他20岁之前，具体地说是1902年到1922年之间在湘西的生活。

沈从文只上过小学，却在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任教。他出身行伍，却写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他的故乡湘西，因为他的妙笔，变成了炙手可热的旅游胜地。《纽约时报》曾经把他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福克纳、俄国文学巨匠契诃夫相提并论。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说：“如果不是恰好去世的话，沈从文会是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从文自传》出版之后广受好评，周作人和老舍都说它是1934年他们最爱读的书。

沈从文说，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其实有两个：第一，回顾一下自己生命发展的过程，让读者明白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第二，对自己进行反思，借着这种勇气打开通向未来的路。也许啊，是这种对过去的反思起了作用，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也紧跟着自传发表了。谈《边城》时，沈从文说：“我要建一座希腊小庙，里面供奉的是人性。”为什么成长在战乱年代的作家想要去供奉人性呢？一个乡下孩子又是怎样一步步成长和走出湘西的？听完《从文自传》的解读，你会找到答案。

在这本书中，沈从文主要讲述了他的五次重要的人生启蒙。

第一次是自然的启蒙。1902年，沈从文出生在湘西的小城凤凰，也就是今天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湘西文化属于楚文化，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没有汉族那么多的道德规范，人民淳朴啊，就像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沈从文写得最精彩的故事几乎都发生在湘西，他曾经说过：“我的前半生活在湘西，后半生活在对湘西风情的美好回忆中。”

沈从文的家是一个军人家庭，兄弟姐妹九个。祖父曾经是湘军的一员，当过贵州总督。祖母呢，是苗族，父亲也是一名军官，曾经在天津大沽口抵抗过八国联军的入侵。六岁时，沈从文上了小学，从此开启了他的逃学生涯，因为他觉得学堂里的东西太简单，太没有意思了，总想逃开书本与教员，和大自然亲近。湘西的自然景色非常美丽，沈从文就在漫山遍野中游玩。在大自然中，沈从文学会了很多技能，比如爬树、游泳、钓鱼。白天他到各个地方去看、去听、去闻，他去听黄牛临死时发出的叹息，听藏在土洞里的大黄喉蛇的叫声，还去听黑暗中鱼在水面“波呲”的声音。他去闻死蛇的气味、腐草的气味，还有稍晚的土窑淋了雨之后散发出来的气味。这些气味让沈从文夜里做出无数稀奇古怪的梦，20年后仍然常常让他在半夜里无法安眠。沈从文说：“这些气味把我带回到那个过去的虚空里去，也把我带往空幻的宇宙中去。”

沈从文说，自己一生都不喜欢看印刷出来、弄虚作伪、千篇一律用文字写成的小说，他喜欢读生活这本色香俱备、内容充实、用人事写成的大书。所以啊，他抓紧一切机会观察生活。上学路上，他总是绕遍半个城才去学校，兴致勃勃地看屠夫杀牛、铁匠打铁、苗族人打豆腐、皮匠上鞋子、工匠造瓷器。下雨的时候，到横跨大河的桥上看人跳到河里捞被水冲下来的值钱东西。秋末冬初，他跟着猎户去打猎，捉野猪、黄脊和狐狸。他也看监牢里的犯人带着脚镣劳动，从杀人的地方经过，看被野狗扯得稀烂的尸体。但这些还不能消耗掉沈从文的全部精力，他又偷偷跑去赌场玩耍，学会了赌博，还学会了不少下流的野话。这些东西都沉淀在了他的记忆中，后来被他写进了湘西的故事里。

这段自由自在的生活对沈从文影响很深，成为他一生性格的基础。沈从文说：“20岁后，我不安于当前事物，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这份性格的形成，便应当溯源于小时在私塾中的逃学习惯。

尽管沈从文从大自然中获取了无穷无尽的知识，他的父亲对逃学这件事还是非常生气。父亲说：“你要再逃学再说谎，就砍掉你的一根手指头。”不过幼小的沈从文没有被这些话所吓到，回家被罚跪，身体动不了了，想象力却长了翅膀，想着河中的鳜鱼是怎样被吊起来，天上怎样飞满了风筝，在空山中唱歌的黄鹂鸟，还有树上累累的果实。对沈从文来说，这种处罚好像不怎么痛苦，反而给他提供了练习想象力的机会。

快乐的童年很快结束了，沈从文的父亲因为谋刺袁世凯失败，逃亡到关外，家境陷入了困顿。母亲呢，又难以管教他，就把他送进了军队。在那里，沈从文接受了第二次启蒙，也就是人性的启蒙。

沈从文当兵时才13岁，小学就成为了沈从文的最终学历。沈从文那么想去当兵，有一个重要的背景不能不提，就是凤凰当地的习武传统。凤凰这个地方的形成，和清朝政府对边疆民族的控制相关。康熙年间，因为当地人起义，清政府派军驻扎在这里，实行屯田养兵制度，也就是一种全民皆兵的状态。在沈从文生活的年代，这里的居民不过五六千，却有7000多座碉堡。随着时间的流逝，碉堡废弃，营房成为民居，军人和当地人也已经同化了。不过呀，当兵吃粮这种观念却深入人心了，当兵一直是当地年轻人的一条不错的出路。

进入部队之后，沈从文接受的是预备兵学校的训练。八个月之后，因为教官的调动，学校解体了。沈从文短暂回家之后，又以补充兵的名义第二次加入部队。那时候啊，他只有14岁。他加入的军队叫湘西靖国联军第二军，虽然号称是革命力量，实际上呢，就是当地武装组成的乌合之众。当时啊，整个湖南都是乱糟糟的，隶属于十几个派系的军阀部队在这里斗争激烈，矛盾复杂。不久呢，当地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重新划定部队的防区，留一部分部队沿着河驻扎，其余的到指定的县城去清乡。哎，什么是清乡呢？表面上的意思是清查四乡，剿灭盗匪，但实际上呢，清乡被这些部队拿来当了敛财的借口。

沈从文跟着部队到了原州所属的东乡榆树湾，那里呀，就此变成了人间地狱。军队杀人非常随便，人犯由各地的团总或者地主送过来，交钱的就释放，没钱的或者仇家花了钱买命的，就随便加一个罪名，牵到城外砍头。部队有时候还利用乡绅之间的矛盾弄钱，随便指认良民是土匪，把他牵到闹市砍头，流下一滩血之后，大家竟然还能欣赏一番再走。

四个月之后，沈从文又跟着部队到了怀化镇，住了一年零四个月。这个地方啊，给沈从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多次说过，怀化镇的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感情。这是因为沈从文在怀化镇亲眼看到了很多无辜的人被杀。怀化镇非常小，只有百十户人家，但军队在这里杀了将近700个人。沈从文目睹了许多的人间惨剧，他看过士兵们用火烧犯人的身体，把犯人的脚放在铁块上，打20下左右，就能把脚的骨髓敲出来。他还看过士兵用铁棍“噗”的一声把犯人的脚折断，第二天再拖出去砍头。还有一次，他看到一队士兵带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孩子挑着自己父亲或者叔伯的人头。沈从文在这里见识了人性最残暴、最血腥的一面之后，他的心灵产生了极大的震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看了些平常人没看过的蠢事，听了些平常人没听过的喊声，且嗅了些平常人没嗅过的气味。这份经历在我心上留下了分量，使我永远不能和城市中读着子曰诗云的人爱憎一致。”

在怀化镇，除了看杀人之外，沈从文也见识了人性的丰富。比如一个烟馆前面坐着一个40来岁的女人，打扮得很妖娆，士兵经过的时候呢，女人把脸转向里边，表示自己很正派，军官经过的时候，女人把脸转到外面抛媚眼。沈从文说：“这一点富于人性的姿态，我当时就很能欣赏到。”他注意这些时，始终没有丑恶的感觉，只觉得这是人的事情。

完成了人性的启蒙，沈从文又在无意中接受了第三次启蒙，也就是现代文明的启蒙，让他抬起头，打开了双眼。这主要是因为部队里调来的一个姓文的秘书。文秘书个子不高，皮肤白，穿着马褂，和穿着灰布军装的军人不一样，让沈从文觉得很稀奇。部队里的人不太讲究礼节，吃饭的时候呢，还把脚踩到板凳上，说话的时候啊，喊别人是“杂种”啊，自称“老子”。有一次，文秘书问沈从文有没有看过报纸，沈从文回答：“老子从不看报啊，老子不想看什么报。”文秘书就从随身携带的瓷源上翻出关于“老子”的一条来，沈从文这才知道啊，“老子”就是太上老君。从那以后啊，他再也不自称“老子”了。

很快，文秘书和沈从文成了好朋友，沈从文给文秘书学狼叫，学老虎叫，告诉他野猪脚印和山羊脚印的区别。从文秘书这里，沈从文知道了鱼雷艇、氢气球等种种现代文明的东西。后来沈从文又跟着文秘书定了《申报》，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在《长河》这篇小说中，沈从文多次写到《申报》，他说这是给湖南乡下带来新东西的窗口。沈从文从文秘书那里接触了现代文明，揭开了新世界的一角。

后来他又遇到了文学和历史上的老师，完成了第四次启蒙。沈从文所属的部队因为杀人如麻，军纪败坏，被迫退出湘西，在四川边境同当地军队交火，全军覆没。沈从文当时在后方留守，逃过了一劫，领了遣散费回家去了。在家里住了四个月左右，他到湖南沅州投奔了舅舅，当了一名警察所的小办事员。这一份差事啊，让沈从文认识了自己在文学上的老师——狄更斯。

在沅州，沈从文有一位喜欢文学的姨父，他家里有两大箱商务印书馆的书，里边有狄更斯的三本书：《冰雪姻缘》《滑稽外史》和《贼史》。沈从文花了两个月的时间看完了这三本书，喜欢上了狄更斯。狄更斯是19世纪英国最伟大的作家，代表作有《大卫·科波菲尔》《雾都孤儿》等，在世界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擅长反映现实生活，喜欢通过英国底层小人物的遭遇反映复杂的社会现实。这种视角和创作方法，对沈从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沈从文说：“狄更斯的书不像别的书光说道理，他只是记下生活中的现象，把道理包含在现象中。”沈从文剖析自己说：“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

终其一生，沈从文都不怎么带入时代、道德和伦理层次的评判，不用社会规范去要求作品中的人物，也不当道德君子。这种价值观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有充分的体现。比如说在小说《边城》中，沈从文描写了一对看守渡船的祖孙，爷爷活了70岁，一直当摆渡人，从来不思索职务对自己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再比如在小说《萧萧》中，童养媳萧萧和长工发生了私情，并且怀了孕，可是呢，孩子生下来，婆家人还是把萧萧照顾得好好的。和笔下的人物一样，沈从文的读者对象也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所谓精英，他多次说过，自己的读者对象是真正关心中国现状、关心民族未来的仁人志士。

在谈到《边城》的创作时，沈从文说：“写这些美丽而悲伤的故事和故事背后永恒不变的山川河流与人性之美，是为了支持那些在社会的动荡与堕落中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相关的人，给他们一种勇气和信心。”

后来，沈从文又辗转去了湖南保靖，找到了一个部队文书的职务。他非常珍惜这份工作，常常深夜还在煤油灯下写字。沈从文后来说，自己写作的时候能在桌边一坐就是八个钟头，不明白什么叫疲倦。这份耐力和习惯都是文书工作培养的。

《从文自传》里有许多线索，后来都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比如说宝镜河边的码头，有一只方头平底渡船，渡船每天往返于河的两岸，把士兵、马夫、商人来回运输。在《边城》中，爷爷和翠翠经营的也是这样一条渡船。后来沈从文随部队离开宝镜，他们是从保靖的一个叫茶洞的地方出发的。部队开拔那天下了小雨，沈从文听到杜鹃鸟的声音，这一点印象无法磨灭，所以他就把《边城》的故事也安排在茶洞。

在四川待了半年之后，沈从文又回到了湖南。在这里，他又完成了一次历史的启蒙。当时啊，沈从文住在部队的会议室里，那里有100多幅宋朝至明清的旧画，几十件铜器和古瓷、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和一部《四部丛刊》。《四部丛刊》呢，是商务印书馆编辑的一套丛书，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古代经史著作、诸子百家代表作、历朝著名学者、文人的合集应有尽有，大约有3000多册，是20世纪初期中国出版规模最大的丛书。

因为工作需要，沈从文很少离开住处，空闲的时候呢，他经常一个人去看古画、乱翻书，遇到不知道的作者就去翻《四部丛刊》。他成天在这些故纸堆里翻腾，把那些旧书也慢慢看懂了。可以说，这些古董给他打开了一个新窗口，让他把目光从现代转向过去，打通了现实与历史的连接，让一个乡下人对人类智慧的光辉产生了兴趣。这个时候啊，可以说小学学历的沈从文已经不知不觉地完成了知识储备。他年富力强，却又茫然无目标。

正在这时，一个转机出现了，让他完成了一次革命性的启蒙。不久，沈从文调到报馆工作，和一个印刷工住在一起。那个印刷工呢，是一个进步工人，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买了很多新书和新杂志。沈从文从他那里看到了《创造超人》和《创造周报》等等进步作品。这些东西啊，像一道光，带着五四运动的风雷，深深地击中了沈从文的心。他就此知道，有一些人正在别的地方为构建未来的美好社会而奋斗。这种精神深深感染了沈从文，他不再看《花间集》、写《曹娥碑》了。看了新书、新杂志之后，沈从文的思想发生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改变。他说：“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做，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了。”所以他决定去北京读书，向更远的、更广阔的世界走去。

就这样，20岁的沈从文离开了家乡。沈从文到了北京之后，一边去北大旁听，一边学习写作。因为才华横溢，很快被北大教授林宰平注意到。林宰平帮他找到了一份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又介绍他进入了京城的文艺圈，认识了徐志摩、闻一多、丁玲等人，从此踏上卖文为生的道路。

沈从文非常勤奋，他的写作速度也很惊人，几年之间写了上百部作品，蜚声文坛。后来，沈从文在中国工学、辅仁大学、青岛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等学校当过老师，一边教课一边写作。进入城市后呢，沈从文的创作风格慢慢多样化，写了不少都市和战争题材的作品，但是啊，它们都没能超越沈从文的湘西系列。

好，我们总结一下开篇提出的问题：沈从文是怎样走出湘西的，他又为什么要心心念念地要去追寻最真最美的人性呢？

沈从文走出湘西，可以说是一个意外，一个平凡的乡下青年在社会剧烈动荡的背景下，因为家乡的参军传统，一步步走出了故乡。但是他能够走出来又是一个必然，沈从文有不安分的血液，少年时代逃学的经历让他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后来他跟着土著部队目睹了人性的残暴，又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这些看似偶然，却又和时代发展密切相关的因素，给一个懵懂的灵魂提供了养分。五四运动给沈从文带来了重要的影响，正是五四运动的革命性，让沈从文从蒙昧的状态中清醒了过来，争取到了命运的主动权。

沈从文去世于1988年，时年86岁。据说沈从文的遗言是：“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但如果你读完《从文自传》，会发现早在30岁的时候，他已经意趣盎然地说了太多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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