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是：网站首页>文学文学
《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爱如流星，遗忘却漫长如夜
铛铛铃2025-09-23【文学】822人已围观
简介
1971年，当67岁的聂鲁达终于摘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时，世界也随之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就像现在，村上春树每年都成为很多人心里的头号种子，但他一次又一次地和诺奖擦肩而过。如果有一天村上真正捧得这个大奖，那么我们这些陪着村上一起长跑的人，也都会喜不自胜、奔走相告吧。
对聂鲁达来说，获得诺奖并不会为他增添多少光彩，因为这个奖早该颁给他了。即使面对的是赫赫有名的诺奖，聂鲁达也属于这个大花园中晚来的诗人。因为早在获得诺奖之前的20年，聂鲁达就已完成自己的最好作品，而他的成名作《20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更是印行超过100万册，甚至他的名字已经变成了情诗的代名词。
其实，世人之外的聂鲁达还是一个共产党人，他的一生几乎都在与政治挂钩。1954年，聂鲁达邀请了众多世界名人来参加自己的50岁生日宴会，这些人有苏联的艾伦堡、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尔达、拉美的阿斯图里亚斯、西隆多、诺拉·兰赫等等。这次宴会，聂鲁达一方面是庆祝生日，以及纪念自己终于结束流亡生涯，另一方面也传递着诗人的政治意图，他想将这个宴会办成世界左翼界和知识界呼吁和平、保卫和平的聚会。因此，对于这次寿宴，中国政府也是非常重视，派出了以爱卿、萧三为首的代表团，而且备足了好几箱礼物。不过这其中的政治因素也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聂鲁达的立场和中国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
驻守期间，爱卿等人在智利待了一个多月，爱卿本人也和聂鲁达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聂鲁达最后一次访华时，爱卿就亲自去昆明接机，并陪同游玩了云南的滇池、石林，之后还去了重庆，游了三峡，到了汉口，最后才抵达北京。
聂鲁达曾先后到过中国三次。1928年，聂鲁达去缅甸就任外交官时，经停过上海，他说：“当时中国是一个被残酷地殖民化的地方，是赌棍、鸦片、烟鬼、老鸨、夜间出没的盗贼、假俄国公爵夫人、海上和陆上的强盗的天堂。”那是聂鲁达第一次到中国，可以看出他当时的体验是很糟糕的。聂鲁达第二次到中国则是解放后的1951年，他前来给当时的副主席宋庆龄颁发列宁国际和平奖。这一次新中国对他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此次访华之旅也是极为圆满。他后来这样写道：“中国人民是世界上笑容最多的民族，他们经历了无情的殖民主义、大革命、饥荒、大屠杀，却依旧保持着无人能及的笑容。中国孩子的笑容，是这个民族有史以来最美丽的收获。”就是这次访华，他认识了爱卿，并赞誉他为“迷人的中国诗人王子”。聂鲁达第三次来中国则是1957年，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访华，他在此次中国行中度过了自己的53岁生日。
1973年初春，聂鲁达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去世，拉丁美洲文坛上的一颗巨星陨落了。关于他的死因，至今仍有许多说法，比如癌症、心肌梗塞等等，当然也有人怀疑过他的死与政局动荡有关。不管怎样，聂鲁达的死既是他从政生涯的结束，也是他诗歌生命的终结。不过在他的身后，却给我们留下了两个聂鲁达，一个是政治家聂鲁达，另一个则是诗人聂鲁达。其实写诗的聂鲁达也有两个，一个是写政治诗的聂鲁达，另一个是写爱情诗的聂鲁达。其中写爱情诗的聂鲁达是最为人喜爱的。聂鲁达，一个能写出“爱是这么短，遗忘是这么长”的诗人，有谁不爱呢？“爱是这么短，遗忘是这么长”。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正是聂鲁达的情诗全集。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收录的是聂鲁达的成名作《20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当年一经发表就飞升文坛，声名鹊起。而这个时候的聂鲁达仅仅20岁。在中国古代，20岁的男人通常被称为弱冠，在这个时候行冠礼表示20岁的男子已经可以戴上成人的帽子，但那个时候还比较年少，身体也还未足够强壮，所以就在冠前面加一个“弱”表示区别。虽然在聂鲁达所处的拉丁美洲没有类似说法，但我们可以想见，刚刚20岁的聂鲁达，也可能就是弱冠的程度吧。不过，谁能否认，20岁正是再美妙不过的年龄界限呢？因为20岁预示着人生的一个新阶段，站在这个节点，一方面要向19岁的自己说再见，另一面又已经忍不住要向20多岁的自己说你好。20岁是身体最活跃，荷尔蒙最汹涌澎湃的时刻，爱情则成为最好的标靶和发挥的疆域。因此，这个时候的聂鲁达成为最出色的爱情歌手，他写下了《20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这21首诗，成为聂鲁达俘获人心的重要作品，他们让聂鲁达成为读者心中期待的聂鲁达。
不过，法国著名诗人里尔克曾这样劝解青年诗人：“不要写爱情诗，先回避这些太流行、太普通的格式，他们是最难的，因为那里聚集大量好的作品，从中再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则需要一种巨大而熟练的力量。”不过，青年聂鲁达不管这一套，他就是要写爱情诗，要成为一个人群中的令数。事实证明，聂鲁达确实是独一无二的，他的爱情诗已然汇入到历史最佳爱情诗队列。
《20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其实并不是写给一个人的，因为聂鲁达在20岁那样灿烂美好的年纪，不免与好几个女子上演了一幕幕关于爱情的悲喜剧，所以在一首诗歌中，会看到好几位女子的身影。在回忆录中，聂鲁达曾说：“《20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是一本令人痛苦的田园诗集，书里写的是青春期把我折磨得好苦的情欲，还交织着我国南方那使人不知所措的大自然，这是我珍爱的一本书，因为它在刺心的忧伤展现了生的欢乐。”年轻的聂鲁达对这几个女子用情至深，后来也不断有记者刨根问底，一定要聂鲁达解开这些女人的谜。聂鲁达本人被逼无奈，也透露了风声，20首情诗中的女子是谁，这是个难回答的问题。在这本既忧伤又炙热的诗集中，交替出现的两三位女子，我们可以说相当于玛丽索尔和玛丽苏布拉。玛丽索尔是迷人的外省爱神，有夜里闪现的点点繁星，和特木科湿漉漉的天空般阴沉的眼睛，几乎所有的偏夜里都能见到她的欢乐和名利的形象，围绕她的是港口的水域和路在山峦上的半归明月。玛丽苏布拉是首都的大学生，是灰色贝雷帽，是极度温柔的眼睛，是用情不专的大学生，是爱情忍冬花所散发的持久香气，是在城市隐蔽地点热情幽会后的肉体的宁静。
据说，《20首情诗》的开篇之作是写给玛丽·松布拉的，这首诗通篇遍布着灵与肉的气息，聂鲁达在诗中对女人的身体进行了大量的赤裸裸的描述，同时也把自己的迷醉和贪婪毫无保留地展开，使得最后甚至呼喊：“我的女人的身体，我将固守你的美，我的渴望，我无尽的苦恼，我游移不定的路。”显然，这是爱的迷狂，是已经深陷爱情的歇斯底里。置身爱情的人，谁不是充满了渴望和苦恼，而置身爱情的男人，谁又不是要固守自己女人的美？聂鲁达用抒情的笔调，将众生皆有的情绪诉诸文字，并打动了所有渴望爱、正在爱和即将爱的一切人类。
这组情诗的第20首传言是写给另一个女子玛丽·索尔的，这首诗一上来就是：“今晚我可以写出最哀伤的诗篇。”无疑这首诗也是哀伤的基调，甚至可以说这就是一首失恋诗。“我爱她，而有时候她也爱我，她爱我而有时候我也爱她。”这两句回旋的诗句，不正是恋爱中的另一种真实吗？这种爱的时间错位，让聂鲁达感到已经失去她，诗人的心在找她，而她已经离诗人远去。于是，领悟到爱之痛楚的聂鲁达写下了更加动人的诗句：“别人的她就将是别人的，亦如我过去的吻，她的声音，她明亮的身体，她深邃的眼睛，如今，我却已不再爱她，但也许，我仍爱着她，爱是这么短，遗忘是这么长。”
《20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是用前20首来抒写爱情，但最后一首绝望的才是重点所在，因为聂鲁达没有和这之中的任何一个女子结为连理，修成正果。更重要的原因是，绝望的背面才是爱情的核心，因为有爱，才有绝望。
“美人全部都是我的，我的美人儿”，这本诗集的第二部分被命名为《船长的诗》，它里面的诗每一首都有标题，而且他们的指向也非常明确，因为这些诗都是聂鲁达写给自己第三任妻子玛蒂尔德的。聂鲁达的情史极为丰富，据说聂鲁达15岁就在农场的麦秸垛里与一位妇人发生关系，随后聂鲁达终其一生，也没在女人的问题上消停过。如果是现在，聂鲁达从道德层面应该会受到不少责难，而且他本人也曾遭到第一任妻子的指控，其理由是聂鲁达的重婚，这其实已经是法律范畴内的事物，而不是单纯的感情纠葛了。除了《12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中的两三位女性之外，聂鲁达一生有过不少女人，而和他有过暧昧的就更不为人知了。不过聂鲁达的婚姻是可以确定的，一共有三段。他的第一任妻子叫马鲁卡，这个女人具有马来血统，是个荷兰人，她个子很高，不过对文字一窍不通。后来聂鲁达回忆说，自己和马卢卡结婚是因为当时太孤独，而且聂鲁达身边的绝大部分亲人都对这个女人不满意。聂鲁达和马鲁卡之间只有婚姻，没有爱情。聂鲁达的第二任妻子是比自己大了20岁的戴利亚，她是个画家，但是因为没有和第一任妻子离婚，所以马卢卡曾告聂鲁达犯了重婚罪。诗人的第三任妻子就是玛蒂尔德，玛蒂尔德与聂鲁达是形式上的白头偕老，因为诗人生命的最后20多年都是和玛蒂尔德一起度过的。
至于《船长的诗》，则正是写给玛蒂尔德的，但是这本情诗集最初的作者并不是署名聂鲁达，为了顾及自己第二任妻子的感受，聂鲁达直到1963年才承认自己是这本诗集的作者，但是那个时候，聂鲁达已经和玛蒂尔德结婚8年之久。正如有评论家指出，聂鲁达对于爱情一直很真诚，但并不忠实。写《船长的诗》的时候，聂鲁达和自己第二任妻子正处于婚姻期中，但戴利亚毕竟比聂鲁达大了整整20岁，所以当多情的诗人见到34岁闪耀着青春魅力的玛蒂尔德时，他再一次恋爱，于是《船长的诗》被催生了。相较于《20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这本诗集在风格上不再像自己20岁那样忧郁、沉默、无助，换句话说，聂鲁达也在爱情的滋养和杀戮中成长了，所以船长这个诗歌形象和此时的聂鲁达高度契合。不过，对于女人的痴迷，对于爱情的探寻追索，对于内心波澜的顺势宣泄，聂鲁达是一以贯之的。
在《船长的诗》的第一首《大地在你里面》中，聂鲁达依然延续了第一本情诗集中的热烈：“你长大了，你的肩膀上升如两个山头，你的乳房徘徊于我的胸膛，我的手臂几乎无法环抱你腰身，纤细的新月线条如海水般，你将自己舒放于爱里，我几乎无法测，天空最宽广的一双眼睛，我俯身向你的嘴，亲吻大地。”这就是此时的聂鲁达，除了保留早期对爱的执念、追求，以及对女人身体的迷恋，她还生长出了一种成熟男人的刚毅、强壮和占有欲，这显然不是弱冠之年的聂鲁达了，他是成熟的聂鲁达。所以他在《王后》这首诗将自己认定为王，而玛蒂尔德就是他的王后，所以这首诗一开头就是：“王的声音，我命你为王后，有人比你更高，更加高，有人比你纯净更纯净，有人比你更美更加美，但你是王后。”这就是写《船长的诗》的聂鲁达，与其说他是船长，倒不如说他就是一个王。无疑，这个王对自己的王后是深爱的，除了激情、疯狂和无尽的渴望，她还有温柔、细腻和充满爱意的抚摸，所以聂鲁达写出了“你的脚，你的手和你的笑”。聂鲁达就是这样的一位王，她不爱江山，爱美人，她的目之所及都是诗中的你，而不是其他。面对这样炙热的表白，玛蒂尔德又怎能不深陷呢？最后，我们这位特殊的诗人，就用《船长的诗》将自己的第三任妻子拉进了门，并和他共度余生。
在诗歌《美人》中，聂鲁达更是将自己对玛蒂尔德的爱一泄如注，“美人”在这首诗中一共出现了22次，这是诗人发自肺腑的呼唤和呢喃，她说：“我，美人全部都是我的，我的美人，你是我的美人，永远如是。”
因为《船长的诗》具有确定的倾诉对象，所以这些诗中遍布了第一人称“我”和第二人称“你”，这是聂鲁达对玛蒂尔德百分之百的心声吐露，所以这些诗一方面能够为我们所共识，另一方面他们又都是唯一的、私人化的情书。
其实，从《20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到《船长的诗》，相隔接近30年，在这段时间里，聂鲁达经过了一段非常痛苦的人生，他那时的作品，比如《大地的居所》里，就折射了诗人的无序、混乱甚至诅咒，但随着环境的变化以及马蒂尔德的相遇，聂鲁达又被爱情拯救了，《船长的诗》则是这次拯救的结果和见证。
“我要你活着，当我睡着等你。”政治和爱情对聂鲁达究竟有多重要，聂鲁达的挚友、智利女作家维吉尼亚·维达尔曾在聂鲁达传《闪耀的记忆》中如是写道：“对聂鲁达来说，政治信仰就像土著民族的挂毯或安东为震斗篷的纵横条纹一样，挂毯和斗篷都是双面绣，虽然采用的是同一绣法，但一面秀出了社会民生，而另一面嗅出了诗情画意。”诗情画意这四个字看似简单，实则包裹了无限可能，因为支撑聂鲁达在政治生活之余延续生命的，正是这充满诗情画意的爱情。聂鲁达终其一生都和政治与爱情挂钩，并且诗人也写了很多政治诗，比如长诗《伐木者醒来吧》等等，但是现在她的爱情诗显然收获了更高的声誉。
《20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的第三部分是《100首爱的14行诗》，这些诗也是写给第三任妻子玛蒂尔德的，同时他也可视为《船长的诗》的某种延续。其实，聂鲁达与玛蒂尔德的初遇是在1946年，3年之后他们在墨西哥重逢，彼时聂鲁达正在养病，但即使身在病中，诗人也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两人的秘密恋情。聂鲁达一边和自己的第二任妻子戴利亚保持夫妻关系，另一面又和玛蒂尔德秘密幽会，甚至1952年返回智利后，聂鲁达还为自己开辟了三处居所，专门用来周旋于戴利亚和马蒂尔德的三人关系，最后还是纸包不住火，聂鲁达和玛蒂尔德的感情被识破，70岁的老戴利亚愤然离去，这自然也成全了聂鲁达和玛蒂尔德在1955年的婚姻。这样的聂鲁达可谓是劣迹斑斑，他的这种忠与不忠就像一组悖论，贯穿在诗人生命的始终。中国古代有句话说“文如其人”，但条分缕析之下，“文如其人”并不是适用于所有写作者的金科玉律，因为很多人的文和很多人的人是割裂的，如果用一元论的观点去看待他们，就容易进入认识的误区。所以对于聂鲁达，我们也应该尽量文人分离，毕竟他的诗绝不是众矢之的。
《100首爱的14行诗》出版于1959年，这些诗全部都是14行诗，所有的格式都是4433式，这100首诗被诗人切分成四个部分：早晨、中午、傍晚、夜晚。由此可见，《100首爱的14行诗》是精益求精的结果，这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诗歌的建筑之美和结构之美。在这部诗集的开篇，印有聂鲁达对玛蒂尔德的献词：“我钟爱的妻子，为提现给你时我心中所感受到的喜悦，像大草原一样辽阔，我十分谦卑的以木头为质料，创作这些14行诗，赋予他们那不透明的纯粹，物质的音响传送到你耳边，在森林里、沙滩上，在隐蔽的湖畔、灰烬点点的地区散步时，你和我曾捡拾天然的材质，那些随流水和气候来去的木块，我以小斧头、弯刀和小折刀，用如此柔软的废弃，打造这些爱的柴堆，我将这个世界交付于你，木制的14行余烟兴起，只因你赋予了他们生命。”不得不说，聂鲁达真是极细腻的男子，这段献词也堪称优秀的情书，也难怪马蒂尔德对聂鲁达是那样爱慕钦羡，即使聂鲁达还未离婚，也甘做他的情人。
《100首爱的14行诗》相较于《船长的诗》更为炽烈，也更能看透出爱的致密。这部诗集的四个部分隐含着深刻的隐喻，首先，诗人把一天分成四个时段：早晨、中午、傍晚和夜晚，每个时段都有不同的呈现，就表示世人无时无刻在爱着自己的女人，而且这四个时段合在一起就是整整一天，因此他们也预示诗人对自己妻子的爱是周而复始、日日流转的。再往深处挖掘，从早晨到中午，再从傍晚到夜晚，这个过程既昭示了爱情的发展轨迹，也暗含了一个人的生命进程，这样就把诗人对妻子的爱和诗人自己的生命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由此可见，聂鲁达在构建《100首爱的14行诗》的框架时，一方面展现了自己天选的诗才，另一方面也熔铸了他内心无比宽广的爱。
在这100首诗中，聂鲁达变换着各种名词呼唤玛蒂尔德：“你、美人、我的爱人、玛蒂尔德·海的女儿、亲爱的”等称呼俯拾即是。当然，这也能看出诗人对自己妻子的宠溺。聂鲁达说：“两个快乐的恋人构成一块面包，草丛中的一滴月光。”他要看看在树之间的你，逐渐地变成了果实，他恳请妻子将两心相系，在梦中合力击退黑暗，甚至他还发出“有谁像我们一样相爱”的孤绝天问。对于马蒂尔德的爱，聂鲁达做到了极致，因为自己比马蒂尔德年老一些，为此他写出了这部诗集里最感人至深的句子：“我要你活着，当我睡着等你。”
无疑，《100首爱的14行诗》是当之无愧的马蒂尔德祖诗。在诗人先于自己离世后，玛蒂尔德致力于聂鲁达的自传以及为数不少的诗歌整理及出版。玛蒂尔德和聂鲁达一起度过了24年的幸福生活，而聂鲁达回馈给他的，除了《船长的诗》和《100首爱的14行诗》之外，就是这些诗句背后的爱，而她也用相等的爱回应着诗人。
聂鲁达对于爱的追寻，无异于对于一切美好事物的追认。曾三次到过中国的聂鲁达，对自己中文译名“聂鲁达”中的“聂”字产生了浓厚兴趣，因为繁体字“孽”字是由三个耳朵的“耳”组成，所以诗人本人这样解释：“我有三只耳朵，第三只耳朵专门用来倾听大海的声音。”确实，聂鲁达是和大海亲近的人，他像大海一样富有激情和想象力，因此她将自己认定为一个船长。在聂鲁达的故居，我们可以发现，诗人其实是一个精于生活和喜欢收藏与海相关的人，譬如，他一生收藏了1万5000个世界各地的海螺。对于海，聂鲁达是矢志不渝的，他说：“我希望我死后能埋葬在一个名字里，埋葬在某个精心挑选的响亮的名字里，这样他的音节便能在我海边的骨骼上方歌唱。”如其所愿，聂鲁达死后，埋葬在一个名叫黑岛的海滨村落，在这里，聂鲁达真正的于海比邻而居，而且聂鲁达和马蒂尔德在这里的房子几经改建，也做成了类似航船的模样。但是有人透露，聂鲁达其实很怕海，他所喜欢的主要是海的神秘性，正如他喜欢海螺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它们来自海洋，而是它们奇妙的结构：“月光般皎洁，像戏词一样美妙的内在质地，加上有厚实质感的哥特式的多姿多彩的外壳，令我心旷神怡。”理解聂鲁达对于海的情感，我们也就能比较容易理解聂鲁达为什么总是在婚姻和爱情中打圈圈了。在他的世界观里，对于爱的追寻，无异于对于一切美好事物的追寻，但是婚姻作为社会的产物，有时会呈现出爱情期待的反面，所以在婚姻与爱情的抉择中，爱情永远具有优先权。他每一次朝向诗歌的行进，都是他对爱的呼应和感激，正如他在诗中写的那样：“我的爱因你的爱而饱满，亲爱的，只要你一息尚存，它就会在你怀里，且被我紧抱。”
不过，如果我们只注意到写爱情诗的聂鲁达是不够的，因为作为政治家的聂鲁达和写作政治诗的聂鲁达同样令人着迷，就像一片冰，水面以上因为空气、阳光还有时间的打磨，呈现出一幅面孔，而水面以下的存又是另一副面孔，聂鲁达也是这样。关于他的另一重形象，我们可以想象，也可以通过传记、诗歌、甚至各种访谈进入，并慢慢破解它、重塑他。
聂鲁达在诺奖颁奖典礼上发表了一篇演讲，他说：“我认为诗歌是一时的、庄严的举动，孤独与生源、情感与行为，个人的苦衷、人类的私情、造化的暗示，都在诗歌中同时展开，而他的这些情感，正从世界的某个角落折射，并印证着诗人的这一判断。”对于聂鲁达以及他的情诗情史，我们应该视若宝藏，而他的读者，都将是不断循环的开采者和收益人。
好了，关于聂鲁达的情诗，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喜欢，赞赏支持是对我的鼓励。"
很赞哦！ (0)
相关文章
发表评论
点击排行
本栏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