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下的巴黎》战火中的城市与人心之变

晚上好，听众朋友。

又一个周末之夜，又一期周末文萃，浪漫依旧，温馨依旧。

在今明两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介绍法国著名哲学家、作家、评论家萨特的散文《占领下的巴黎》。

巴黎，这个世界大都会，曾在二次大战期间，一度被德军占领。占领下的巴黎以及巴黎人，由此度过了一段绝望与耻辱交织的岁月。占领往往比战争更可怕，战争是痛苦的，而占领则是折磨。萨特以他的亲身体验和他的敏锐与睿智，指出了这一点。

好，下面就请欣赏萨特的散文名篇《占领下的巴黎》。

许多英国人和美国人来到巴黎时，发现我们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消瘦，无不感到惊讶。他们看见妇女穿着优雅的连衣裙，似乎还是新做的，男子的上衣，远看也不失气派。他们难得看见通常表明营养不良的苍白脸色和生机萎缩。对旁人的关怀一旦失望，便会变成怨恨，因为我们不完全符合他们事先设想的悲惨形象，我很担心他们会生我们的气。可能他们中间已经有人暗自思量，法国是否应该把战败看作一场好运气，因为战败当初使他脱身事外，日后又使他不必付出巨大的牺牲做代价，就重新取得强国的地位。可能他们和《每日快报》一样，认为比起英国人，法国人在这4年里过得不算太坏。

我想对这些人说几句话，我想对他们解释，他们错了。德国占领曾是可怕的考验，法国不一定就能复兴，而且没有一个法国人不经常羡慕他们的英国盟友们的命运。但是就在我着手做这项工作时，我感到它的全部困难所在。

我已经体验过一次这种困惑，那时我刚获释，人家就询问我当战俘的生活。我怎样才能使没有在俘虏营里生活过的人体会那里的气氛呢？只要加重笔触，就能描出一团漆黑，而稍加修饰，就能使一切显得欢笑、快乐。甚至人们所谓的一般情况也不代表真相，需要有许多发明，许多技巧才能表现真相，还需要许多善良的愿望和许多想象力，才能理解真相。

今天我面临一个相似的问题，怎样才能使一个始终未受奴役的国家的居民，懂得被占领意味着什么。我们之间横着一道不可能用言词填平的鸿沟。法国人之间谈论起德国人、盖世太保、抵抗运动和黑市交易时，一说就明白，因为他们经历了同样的事件，因为他们有相同的回忆。英国人和法国人没有共同的回忆，伦敦骄傲的经历的一切，巴黎却是在绝望和耻辱中经历的。我们需要在谈论自己时不带感情冲动，你们则需要学会听懂我们的声音，学会抓住那些不能言传，只能意会的事情，可以用一个手势或片刻的沉默表示的所有一切。

如果我还是试图让人家看到一点真相，我会遇到新的困难。法国被占领是一个无比巨大的社会现象，它涉及3500万人，我们怎么能用他们全体的名义发言呢？小城市、大的工业中心和农村的遭遇各不相同，某一个小村庄从未见过德国人，而另一个村里德国人却驻扎了4年。既然我主要住在巴黎，我就局限于描写巴黎沦陷时期的情况。

我撇开不谈生理上的痛苦，确实存在，但被掩盖起来的饥饿、生命活力的衰退、结核病的蔓延等统计数字，总有一天会告诉我们这些不幸曾达到过多大的规模。但是说到底，英国也有类似的情况，英国人的生活水平想必仍然比我们的要高得多，但是你们遭受了轰炸、无人飞机的袭击和军事损失，而我们却没有作战。然而，另有别种性质的考验，我想写的正是这类考验。我试图写出巴黎人是怎样体验沦陷生活的。

我们首先必须排除广泛传播的形象。不，德国人不是手执武器在街上溜达的；不，他们不强迫平民百姓为他们让路，给他们腾出人行道。他们在地铁车厢里给老年妇女让座，他们见到小孩会油然而生柔情，去抚摸他们的脸颊。他们接到命令要行为规矩，于是为了遵守纪律，他们就难为情地、专心地做到规规矩矩。他们有时甚至显示一种天真的，但是找不到用途的善良愿望。

你们也别以为法国人对他们总是投去某种充满蔑视的目光。诚然，绝大多数居民避免与德国军队有任何接触，但是不要忘记，占领是天天存在的事实。有人被问到他在恐怖时期做了些什么，他回答说：“我活下来了。”我们每个人今天都可以做同样的回答，我们活过这4年，德国人也活着，就在我们中间，淹没在大城市的统一生活里。

前几天，人家给我看登在《自由法国》上的一张照片，我不禁发笑了。照片上，一个榜元妖娆的德国军官在塞纳河畔一家旧书摊的书香里搜寻什么。那位旧书摊主，一个留着典型法国式胡子的小老头，用冷漠而忧伤的眼光看着他。德国人得意洋洋，他好像把他瘦小的邻人挤到取景框外面去了。照片下面有一行说明：“德国人亵渎了从前属于诗人和梦想家的塞纳河岸。”

我当然不认为照片是假的，不过这只是一张照片而已，而且是专断地挑选出来的。肉眼的视野更广阔，摄影师看到几百个法国人在几十只书箱里搜寻，同时看到一个德国人，在这个太大的布景里，他显得渺小。单独一个德国人在寻觅一本旧书，他是一个幻想家，可能是一个诗人，总之是一个无害的角色。在街上散步的德国士兵，无时不向我们显示正是这一无害的面貌。人群遇到他们的制服就自动分开，然后又合拢，他们褪色的绿制服在平民的深色便服中，形成一个浅淡的、谦逊的斑点，简直是期待之中的相逢的日子。

其次，相同的日常需要使我们与他们交臂而过，同一个人流把我们和他们一起卷在一起，颠簸，相互混杂。我们在地铁里挤着他们，我们在黑夜里撞到他们。当然，如果接到命令，我们会毫无怜悯的杀死他们。当然，我们没有忘记我们的敌意和仇恨我们，但是这些感情已经变得有点抽象。久而久之，我们在巴黎和这些实际上与法国士兵很相像的丘八之间，建立起某种可耻的、很难说清楚的休戚与共关系，一种不带任何同情心的相互依存关系，确切说是生理上适应后形成的相互依存。

也要验证他们是，最初我们只要见到他们便不舒服，后来我们逐渐学会对他们熟视无睹，他们已具有一种建制的抽象性质，最终使他们变得无害的，使他们不懂我们的话。我在咖啡馆里不下100次听巴黎人就在离一个孤独的德国人两步远的地方肆无忌惮地议论政治，而那个德国人坐在桌子边上，面对一杯汽水儿，目光茫然。他们对我们来说更像是家具，而不是活人。当他们彬彬有礼的拦住我们，向我们问路时，对我们中大部分人，这是唯一与他们说话的机会，我们更多感到的不是仇恨，而是不自在。说明白了，我们不自然，我们相信就是休假相亲，我们想起自己下给自己的不容改变的命令，绝不同他们说话。但是面对这些迷路的士兵，一种古老的助人为乐的人道主义精神在我们身上复苏了，另一个上溯到我们童年时代的命令，要求我们对别人的困难援手相助。于是我们就根据当时的脾气和情境作出决定，或者说我不知道，或者说走左手第二条街走。无论哪种情况，我们走开时都对自己不满意。

手工活力一，圣日耳曼大街。有一次，一辆军车翻倒在地，把一名德国上校压在车下。我看到十个法国人赶上去把他救出来。我确信他们都仇恨占领者，两年后，他们中必定会有几人成为法国国内力量成员，在同一条大街上向占领者开火。不过当时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压在自己汽车底下的人是占领者吗？该怎么办呢？敌人的概念，只有当敌人和我们之间隔着一条火线时，才是坚定的、明确的。然而，确实有一个敌人，而且是最可憎的，但是他没有具体的面目，至少见过这个敌人的人，很少还能回来为我们描述他的模样。我想把它比作一条章鱼，他躲在暗处，角逐我们中最优秀的人，使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一天，你给一个朋友打电话，电话铃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响了好久，你去敲他的门，无人应门。如果门房待你破门而入，你会在门厅里发现两把靠在一起的椅子，椅子腿之间满是扔掉的德国香烟的烟头。失踪者，如果是当着他的母亲和妻子的面被抓的，他们会证明把他带走的德国人很有礼貌，跟在街上向我们问路的德国人完全一样。当他们到伏羲林荫道或者柳林街时，人们彬彬有礼的接待他们，他们临走时，偶尔还能听到安慰的话。然而，在伏羲林荫道或者柳林街附近楼房的居民，整天直至深夜，都能听到惊呼惨叫声。巴黎没有一户人家，没有亲友被逮捕、流放或枪决的。似乎城里有好些看不见的窟窿，城市的生命就从这些窟窿里流失，好像他患了找不出确切部位的内脏出血症似的。何况人们很少谈论这些事情，人们掩饰饥荒，更掩饰这一不断的血液流失，这样做部分出于谨慎，部分是出于尊严。人们说他们把他抓走了，而这个他们就像疯子有时用这个代词来指他们想象中的迫害者一样，指的几乎不是一些活人，不如说是某种有生命的、触摸不到的焦油一般的物质，他染黑一切，甚至是光明失色。

夜里，人们听见他，此夜时分，街面上响起几个赶在宵禁前回家的居民急促的、相互隔开的脚步声，之后便是一片寂静。人们知道，这以后唯一能在外面走动的是他们的脚步。很难让别人也体会这个空荡荡的城市，这个就在我们窗户底下，唯有他们在活动的无人地带，带给我们的印象。住宅绝对不是可靠的庇护所，盖世太保经常在半夜到清晨五点之间出动抓人，好像房门随时可能被打开，放进一股寒气，一片夜色和三个客客气气的、带着手枪的德国人。即使我们不说出他们，即使我们不去想他们的时候，他们也在我们中间存在，我们感到它们的存在，只因为周围的物件以某种方式不像过去那样完全属于我们，他们变得古怪、冷漠，好像已成为公有的，好像有一个陌生人的目光破坏了我们家庭里亲密无间的气氛。

一到早晨，我们又在街上见到一些赶着终点上班的德国人，他们腋下夹着公文包，看起来不像军人，更像穿军服的律师。我们努力在这些不带表情的、熟悉的脸上找到一星半点我们想象了一夜的那种凶残和仇恨，但是找不到。然而，恐怖并不因此消散，这种抽象的、不能落实到任何人身上的恐怖，可能正是最难忍受的。至少这是占领时期的主要面貌。

请想象，一方面的是找不到对象的仇恨，另一方面是太熟悉叫人恨不起来的敌人，而这两者必须朝夕共处。这一恐怖还有许多别的原因，但是在进一步说清楚之前，必须避免一个误会。人们切不要把这一恐怖想象成一种强烈的、惊心动魄的情绪。我已经说过，我们活下来了，这就是说人们可以工作、吃饭、交谈、睡觉，有时甚至还能发笑，虽然笑声难得听到。恐怖似乎在外面，附在各种东西上，人们可以暂时不去想。被一本书、一场谈话、一桩事情吸引过去，但是人们总要回到他那去的，于是人们发现，他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他平静、稳定，几乎很知趣，但是我们的梦想和我们最实际的念头，无不染上它的色彩，它既是我们的良知的经纬线，又是世界的意义。

今天，这场恐怖已经消逝，我们只看到它曾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组成因素，但是当我们沉默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对他太熟悉了，有时把它当作我们的心情的自然基调。如果我说他对我们既是不能忍受的同时，我们又与他相处的不错，人们会理解我的意思吗？据说有些精神病患者总觉得有一个残酷事件打乱了他们的生活，但是当他们试图理解到底是什么事情，给他们留下如此强烈的印象，使他们的过去和现在截然断裂时，他们却什么也没有找到，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我们的情况也差不多，我们无时不感到与过去的一切联系被切断了，传统断裂了，习惯亦然，我们不太理解这个变化的意义，战败本身也不能完全解释这个变化。今天我看清这是什么了，巴黎死了，不再有汽车，不再有行人，除非是某几个终点在某几个街区，人们在石头中间行走，好像所有人都迁走了，而我们却被遗忘，留下来了。首都的边边角，还残留一些外省生活情趣，剩下的是一座大城的骨骼，气势不凡，但毫无生机，它对我们变得太大太空了。人们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街道显得太宽，距离显得太大，远景显得太开阔，人们在这座空城里会迷失方向，巴黎人于是待在家里，或者不离开他们的街区。这些庞大威严的宫殿，一到晚上就坠入绝对的黑暗之中，他们害怕在其间穿行。

说到这里，也应该避免夸张。我们中许多人曾经喜欢资产者的宁静生活，喜欢这个诗写的首都，在月光下古色古香的魅力，但是他们的乐趣也染上一丝苦涩，在自己的街上，围着自己的教堂和自己的区政府散步，感到的却是一种掺杂着忧伤的喜悦，与在月光下参观罗马古竞技场和雅典帕提农神庙一样。世间还有比这更苦涩的事情吗？一切都是废墟。

第16区无人居住的华屋关着百叶窗，被征用的旅馆和电影院前设置了白色路障，人们会突然撞上去，酒吧间和商店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关门停业，老板不是被流放，就是死了或失踪了。雕像只剩下底座，花园不是被七拐八弯的障碍物隔成两半，就是被钢骨水泥的暗堡弄得面目全非，还有楼房顶上所有那些灰扑扑的巨大字母，那不再点亮的霓虹灯广告。在商店橱窗里，人们看到的广告好像是刻在墓碑上的文字，随时供应酸菜肉丝、维也纳点心，请到图盖欢度周末，专修汽车。

你们会说，我们也经受了这一切，伦敦也有过灯火管制和消费限制，这我都知道，但是你们生活里的这些变化的意义，与我们的不一样。伦敦即使受到伤害，灯火不明，仍是英国的首都，巴黎却不再是法国的首都了。从前，条条公路、条条铁路都通向巴黎，巴黎人待在自己家里，等于待在法国的中心、世界的中心。巴黎人的野心和爱恋之情囊括世界，他们把纽约、马德里和伦敦尽收眼底，贝利、高尔博斯和阿尔萨斯的农庄，大西洋的渔场养育着巴黎。但是我们的首都与古罗马不同，它不是一座寄生城市，他调节交易和民族的生命，他加工原材料，它是法国财富的转盘。停战以后，一切都改变了，国土一分为二，割断了巴黎与农村的联系，布列塔尼和诺曼底海岸变成禁区，一堵水泥墙把法国和英国、美国隔开，还剩下欧洲，但是欧洲是一个令人发指的名词，它意味着奴役，历代国王的都城丧失了一切，连同他的政治职能，也被设在维西的傀儡政府夺走了。法国被占领军分割成互不来往的省份，他把巴黎给忘了，这座名城变成一个平淡无奇、不起作用的大量居民集中点，他只能凭吊昔日的光荣，人们不时给他打补丁，以维持他的生命，全靠德国人决定每周放入一定数量的列车，他才能苟延残喘。只要维西稍压顶撞，只要拉斐尔向柏林输送劳工时不够爽快，人们马上停止给巴黎打针。

啊，巴黎在空荡荡的天宇下憔悴，饿得直打哈欠，他与世隔绝，别人出于怜悯或者出于自己的打算才养活他，它只有抽象的、象征性的存在。这4年里，法国人无数次在食品杂货店的橱窗里看到成排的圣埃米里翁酒或莫尔索酒瓶，他们被吊起胃口，走进去看个仔细，却读到一条告示：空瓶仅供陈列。巴黎也一样，它只是一个空架子，一切都被掏空了。卢浮宫里没有画，国民议会里没有议员，参议院里没有参议员，蒙田中学里没有学生。德国人为了维持门面而组织戏剧演出、赛马和兴味索然的庆祝活动，这不过是为了向世界证明法国安然无恙。既然巴黎还活着，这是中央集权制度造成的奇特后果。至于英国人，他们用炸弹把洛里昂、卢昂或者南特夷为平地，但是决定不去碰巴黎。于是，我们在这奄奄一息的城市里，享受到一种象征性的死一般的宁静。在这块孤岛周围，钢铁和火焰如雨水从天而降，但是，如同我们未被接受参与我们的外省的劳作一样，我们也没有权利分担他们的痛苦。一个象征，这个勤劳爱动怒的城市，变得只是一个象征，我们面面相觑，自己问自己，是否我们本人也成了象征。

这是因为这4年里，人们抢走了我们的未来，必须依赖别人为生，而对于别人，我们不过是物。英国的广播和报纸，无疑对我们表示了友情，但是除非我们太自负或者过于天真，才会相信英国人为了解救我们，才打这场伤亡惨重的战争，他们英勇的手持武器，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我们知道，在他们的考虑中，我们不过是许多因素中间的一项因素。至于德国人，他们想的是怎样用最好的办法把这块土地并入欧洲整体，我们感到自己的命运从我们手里划走，法国向人家放在窗台上的一盆花，天气晴时拿出来，天黑了又搬回来，从不征求这盆花本身的意见。

大家知道，有一种所谓丧失自我意识的病人，他们突然认为所有的人都死了，因为他们停止把自己的未来投射到自身之外，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停止感到别人的未来。最令人痛苦的可能正是所有巴黎人都丧失了自我意识。战前，如果我们有时满怀同情看着一个孩子、一个年轻男人或女子，那是因为我们预感到他们的未来，因为我们从他们的手势、从他们脸上的皱褶，隐约猜到他们的未来，因为一个活人首先是一个计划、一项事业。但是占领剥夺了他们的未来，我们再也不能在目送一对情人远去时，试图想象他们的命运，他们不比一枚铁钉或门上的插销有更好的命运。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暂时的，它们的意义限于他们被完成的那一天，工人在工厂里干一天活算一天，第二天就可能断电，德国可能停止运来原料，人家可能突然决定把他们押到巴伐利亚或者帕拉丁那去做苦工，大学生在准备考试，但是谁又敢保证他们准能参加考试呢？我们观看自己看到的却像是死人，这种非人化，这种把人化为木石的现象实在难以忍受。所以许多人为了逃脱它，为了找回一个未来，就投入抵抗运动。

奇特的未来酷刑监，死亡挡在面前，但是至少这是我们自己用双手创造的未来。不过，抵抗运动仅是一种个人出路，而且我们一直知道这一点，没有抵抗运动，英国人照样能打赢战争，如果英国人注定要打输的话，有了抵抗运动也无济于事。抵抗运动在我们心目中，主要有一种象征价值。因此，许多抵抗运动成员是绝望的，他们也是象征的，在一座象征性的城市里发动的象征性叛乱，唯有酷刑是真实的。于是我们就被置身局外，对于我们不再打的这一场战争，我们还因不能理解他而感到耻辱。我们从远处看到英国人和德国人适应了德国的战术，而这期间，我们仍在回味我们1940年的失败，我们败得太快，什么也来不及学到。

今天不无嘲讽的庆贺我们躲过这场战争的人，不能想象法国人本来多么愿意继续战斗，日复一日，我们看到我们的城市被摧毁，财富被销毁，我们的年轻一代萎靡不振，300万同胞在德国受尽磨难，法国的出生率大为下降，还有什么战役的毁灭性超过这一切？我们本会乐意做出这些牺牲，如果他们能加快我们的胜利的来临，但是现在这些牺牲没有任何意义，毫无用处，或者说他们对德国人有利。

还有下面这一点，可能大家都能理解，最可怕的不是受苦，也不是死去，而是白白受苦、白白死去。在被绝对遗弃的境地中，我们有时看到头顶上掠过盟友的飞机，我们的处境实在古怪，以致警报器宣告这些飞机是敌人，命令毫不含糊，必须离开办公室，关闭店铺，躲进防空洞。我们从不服从，我们待在街上昂首望天，不应该把这一违抗纪律的行动看作徒劳的反抗或者愚蠢的硬充好汉，我们在绝望地注视我们最后剩下的友人，这个坐在驾驶舱里，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年轻飞行员，他以看不见的联系与英国、与美国拴在一起，它代表整个巨大而自由的世界，占满了天空，但是它带来的唯一信息却是死亡的信息。人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必须对盟友抱多大信念，才能继续爱他们，才能和他们一起，愿意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大肆破坏，才能不顾一切的把这些轰炸机当作英国的脸庞来欢迎。如果炸弹没有命中目标，掉在居民区里，人们就想尽办法来辩解，有时人们甚至指责是德国人扔下炸弹，以便挑拨我们和英国的关系，或者是德国人故意迟发警报。

大轰炸时期，我曾在勒阿弗尔一位战俘营的难友家里住过几天。头一天晚上，我们围着一台无线电收音机坐下，一家之主带着既天真又令人感动的庄严神情转动收音机的旋钮，他好像在主持弥撒。正当我们收到BBC的首次新闻节目时，我们听到远处传来隆隆的飞机声。我久不能忘，在场一位妇女既惊恐万状又大喜欲狂，她还小声说：“英国人来了。”一刻钟内，他们在椅子上端坐不动，不管爆炸声越来越近，全神贯注听伦敦的声音，他们觉得飞机里的声音更加实在，而他们头顶上的飞机编队赋予了这个声音以五官四肢。但是，这类笃信不疑的行为，要求精神始终处于紧张状态，还经常要求人们压下心头的愤怒。当洛里昂被夷为平地，当南特市区中心被毁灭，当卢昂的复兴受到轰炸时，我们强压下心头的愤怒，但愿你们能猜到，这样做需要多大的克制力。有时候怒火无法抑制，然后人们又说服自己不要听凭情绪冲动。

我记得44年7月，我坐火车从伤第一回巴黎时，遇到飞机上的机枪的扫射。这是一列与军事目标完全无关的郊区客车，三架飞机掠过几秒钟内，头一节车厢里就有三名乘客被打死，12名受伤。乘客们站在铁道上，看着死者和伤员被放在担架和绿色长椅上抬走，担架不够，人们把附近车站月台上的长椅也搬过来了。激动和气愤之下，乘客们个个脸色煞白，人们咒骂你们，人们责备你们野蛮不近人情，他们有必要袭击一列无力自卫的客车吗？难道莱茵河那一边的活还不够他们干的？他们最好到柏林去，可不是，那边的高射炮想必让他们害怕了，等等。然后突然有人找到了解释，听着，通常他们总是瞄准机车，这样不会伤害任何人，不过今天人家把机车编在最后，于是他们就朝头一节车厢开枪了，它们飞得那么快，没有发觉这个变化。大家立即闭口不语，人们心头轻松了，因为飞行员没有犯下不能原谅的错误，因为我们可以继续爱你们。

我们经常受到诱惑，很想恨你们，我们必须与这种诱惑斗争，在我们遭受的不幸中，这可不是最小的一项。我还可以作证，那一天，在我们的战胜者德国人讥讽的目光下，我们眼看你们在城市近郊造成的火场上冒起浓烟，我们那时候孤独到了极点。然而，我们不敢埋怨我们内心有鬼，这一隐秘的耻辱折磨我们。我首先在被俘期间体验到这种耻辱，战俘们是不幸的，但是他们做不到对自己生怜悯之心，他们说，想想我们将来回去了，人家会怎样对待我们，他们的痛苦又干又涩，令旁人不悦，还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理应受罚，这痛苦就像缠着毒药，他们感到自己愧对法国，但是法国愧对世界，为自己的不幸伤心落泪，也能带来安慰，但是，当我们到处受到蔑视时，我们又怎么可能怜悯自己呢？

和我同一个战俘营的波兰人，毫不掩饰他们对我们的轻蔑，捷克人责怪我们在38年抛弃了他们。有人告诉我，一个从战俘营逃出来的俄国人，躲在安如一名法警家里，他谈到我们时老挂着微笑，“法国人，兔子兔子，你们自己对我们也不是一直都很温和的。”我还记得我们听斯穆茨元帅的某次演说时，不得不强行保持沉默。这以后，当然，我们转过这样的念头，索性屈辱到底，再增添一些，也许我们本有可能为自己辩护，世界上三个最大的强国，花了4年才打败德国，当我们单独抵抗德国的攻击时，我们一上来就被打败，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吗？但是我们不想辩解，出于为国家赎回荣誉的需要，我们中最优秀的人投入抵抗运动，其他人迟疑不决，内心不安，他们反复咀嚼自己的自卑情绪。

有一种痛苦，人们必须承受，既不能认定自己不该遭此报应，又不能把他当作赎罪手段，你们难道不认为这是世上最难忍受的？但是，正当我们就要陷入不能自拔的悔恨之中的时候，维希政府成员和合作者们试图把我们推进去，结果反而使我们止步不前了。占领，这不仅是战胜在我们的城市里常住下来，这也是他们在所有的墙上、所有的报纸上愿意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龌龊不堪的形象。合作者们首先呼吁我们要正视现实，他们说我们打败了输，要输得漂亮，承认我们的过错吧。紧接着又说，应该承认法国人轻浮、冒失、爱吹牛、自私，我们一点不了解别的民族，战争是在我们国家分崩离析时突然袭来的。墙上的幽默招贴嘲笑我们最后的希望，面对如此卑劣的行为，如此拙劣的计谋，我们倒想为自己感到自豪了。可惜我们刚抬起头，就在自己身上重又找到了我们真正的悔恨理由，我们就这样整天六神无主，感到不幸，却又不敢对自己明言，蒙受耻辱，同时羞愧得无地自容。我们的不幸达到顶点，每走一步路、吃一顿饭，甚至吸一口空气，都不能不与占领者同流合污。

和平主义者们在战前一再向我们解释，一个被占领的国家应该放弃战斗，做消极抵抗，这话倒是好说，但是为了使消极抵抗有效，火车司机必须拒绝开车，农民必须拒绝离地，这样做的话，战胜者可能会感到不方便，虽然他们可以从自己国土上取得给养，可是被占领的民族，肯定过了几天就会统统死光。因此，必须为民族维持徒具外观的经济组织，不管经历多少毁灭和抢劫，为他保存最低限度的活力。然而，最微小的经济活动也会对敌人有利，敌人扑到我们身上，把他的吸盘紧贴住我们的皮肤，与我们同生共死，我们的血管里生成的每一滴血，都有他们一份。人们关于合作者谈论的很多，诚然在我们中间有真正的法奸，对他们我们不以为耻，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渣子，总有那么一批不得志、心怀怨恨的人，利用灾难或革命得逞于一时。一个民族组合中，总有吉斯林或拉法尔这样的人存在，本是正常现象，如同自杀率或犯罪率一样，但是我们感到不正常的是国家的处境，全国都在与敌人合作，游击队是我们的骄傲，他们不为敌人工作，然而，如果农民想养活游击队员，就得继续饲养家畜，而其中一半必定被运到德国。我们一举一动都有双重意义，我们永远也不知应该完全责备自己呢，还是完全赞同自己。一个微妙的毒汁使我们最好的举动也带上毒素，我只举一个例子，火车司机和司炉工是令人钦佩的，他们的冷静、勇气和经常表现的献身精神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性命，他们驶载着粮食的货车安抵巴黎，他们中大部分人是抵抗者，而且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他们热心保护法国铁路器材，却对德国有利，这些被奇迹般保存下来的机器，随时可以被征用，他们搭救下来的人中，也有前往勒阿弗尔或瑟堡的军人，运送食品的列车也载着军用物资，所以这些本心只想为同胞效劳的人，势所必然地站在我们的敌人一边，反对我们的友人。

嗯，每当把勋章挂在他们胸前时，实际上是德国向他们授勋。从战争开始到结束，我们没有承认自己的行为，我们无法要求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病毒无所不在，任何选择都是坏的，然而又必须选，并且对之负责，我们的心脏每一次跳动都加重一分我的犯罪感，我们为之毛骨悚然。维希政府一直要求我们团结一致，如果我们能团结起来反对维希政府，我们被迫过的这种卑污生活，可能会变得易于接受一些，但是不幸未必就能使人靠拢。

首先，占领使同一个家庭的成员散处世界各地，某位巴黎工厂主把妻子和女儿留在自由区，因此至少在头两年里不能见到他们，也不能给他们写信，除非寄明信片。他的长子关在被俘军官营里，他的幼子投奔戴高乐去了，不在巴黎的人似乎没有离开巴黎，我们整整4年沉浸在对远方友人的宝贵回忆里，在想念他们的同时，我们回忆着一去不复返的生的温馨和骄傲，不管我们多么努力，回忆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淡化，亲友的面目变得模糊不清，一开始人们经常谈到被俘的亲友，后来就越来越少了，并非人们不再想念他们，而是因为他们起先在我们心里有痛苦的明晰的面目，后来变成敞着大口子的空位置，逐渐与我们的贫血症混为一体，我们像缺少脂肪、糖或维生素一样缺少它们，其缺少程度同样彻底，难分轩轾，同样消失了巧克力或鹅肝酱的回味，对某些阳光灿烂的日子的记忆，对7月14日、80里广场的舞会与情侣的一次散步，海边的一个夜晚，以及法国的光荣的回忆。我们，我们的生理需要缩小了我们的记忆，因为人什么都能将就，我们又有了新的耻辱，凑合着我们的贫困，我们饭桌上无精打采的甘蓝和我们仍享有的少得可怜的自由，乃至我们干涸的内心活下去，我们变得日益简单化。

最后，我们只谈论实务，与其说这是出于饥饿或对明天的恐惧，不如说因为寻找食物来路是我们唯一能够得着去做的事。何况占领唤醒了古老的纠纷，加剧了法国人之间本来存在的不和，法国分成北区和南区，使巴黎和外省以及北方和南方之间古老的对立重新复活。克莱蒙、费朗和尼斯的居民指责巴黎人与敌人达成协议，巴黎人责怪自由区的法国人都是软蛋，说他们因自己未被占领盛气凌人地显示自私的满足心理。在这一方面，应该说德国人践踏停战条约，把全法国置于占领军直接控制下，倒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了，他们重建了我们民族的团结，但是别的冲突依然存在，例如农民与市民的冲突，农民长期以来一直以为自己受城里人蔑视，这下轮到他们报复，对城里人趾高气扬了，反过来，后者反过来指责他们为黑市提供货源，存心使市民挨饿。政府则火上加油，他发表的讲话一会儿把农民捧到天上，一会儿责备他们把收获隐藏起来。豪华餐厅的居傲气派，更是工人与资产阶级对立，说实话，光顾这类场所的主要是德国人和一小撮合作者，但是这类场所的存在，使社会不平等有目共睹，劳动阶级也不可能不知道主要是他们被征发到德国去做劳工，资产阶级没有或几乎没有被触动。据说这是德国人运用策略的结果，他们有意挑起不和，或者这是因为工作对德国更有用，我不知道该怎么想，但是这也是我们不能有明确见解的一个标志，我们不知道应该为大学生中的大多数免于流放而庆幸呢，还是应该出于患难与共的精神，希望这一厄运不区分别的打击所有社会阶层。

为了面面俱到，需要指出，战败加剧了两代人之间的冲突，4年内，1914后的老兵责怪1940年的士兵打输了战争，而后者又指责他们的前辈丢失了和平的机会。不过你们不要想象法国陷于四分五裂，真相没有那么简单，这些争执主要表现对一个巨大的、笨拙的团结愿望的阻碍。可能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多的善良意愿，人们朦胧的向往着新秩序的来临，雇主就整体来说倾向于对顾源让步，无论何地，每当两名地铁乘客在拥挤的车厢里互不相让，每当一个不够灵活的骑自行车者与一个躲避不及的行人发生争执，人群里总有人轻声说，这又何苦呢，法国人之间还吵架。当着德国人的面，但是占领造成的局面本身，德国人在我们之间树立的壁垒，以及秘密斗争的需要，使得这些善良意愿在大多数场合派不到用场，所以这4年是一个漫长的、无力实现的团结之梦。

当前局势之所以紧张，令人焦虑也在于此，壁垒轻撇了，我们的命运握在自己手里，是重又复苏的古老纠纷，还是这个巨大的团结愿望将取得胜利呢？你们从伦敦望着我们，请你们大家多少保持一点耐心。占领时期的回忆还没抹掉，我们刚刚醒过来，拿我来说，我在街角遇到一名美国兵时，会本能的突然一惊，我以为他是德国人。反过来，一名躲在校里的德国军人迫于饥饿出来投降，巴黎解放后半个月，他就可以骑自行车在香榭丽舍大街畅行无阻，人们太习惯德国人的存在了，以致对他们视而不见。我们需要许多时间才能忘记过去，而明天的法国还没有露出他的真面目。

但是我们首先请你们理解，占领往往比战争更可怕，因为在战争中，每个人都可以表现自己是男子汉，而在占领这一暧昧的处境中，我们真的不能行动，甚至不能思想。在这个时期，抵抗运动除外，法国大概说不上始终表现得很伟大，但是你们首先应该理解，积极的抵抗必定只能限于少数人。其次，我以为这一小部分人义无反顾的自愿以身殉难，他们足以补偿我们的种种软弱之处。最后，如果这篇文章能帮助你们衡量我们国家在羞辱、在极度厌恶、在愤怒中忍受的一切，我以为你们会和我一样认为他有权得到尊重，包括他的过失在内。

听众朋友，萨特的散文《占领下的巴黎》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作者低回婉转，三致其意，机遇心中的难言苦衷，终于一吐为快，洋洋万余言，只为了说出一句话：占领往往比战争更可怕，战争是痛苦的，而占领则是折磨。未身临其境者，若肯想想身边的人或事，但会有同感。

让·保尔·萨特，出生于1905年，1980年去世，出生于巴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中学时代除爱好文学外，还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4年，求学于巴黎著名的高等师范学校，1933年赴柏林的法兰西学院进修，在胡塞尔指导下研究现象学，并正式接受存在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应征入伍，1940年被德军俘，关进集中营，1941年获释后继续任教，并与人组织了社会主义与自由的反法西斯组织，1943年出版了《存在与虚无》一书，该书的出版，标志着他成为存在主义的最大代表。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萨特拒领诺贝尔奖。

好，今晚的周末文萃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淑珍、播音员刘慧，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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