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爱与呼啸山庄》爱情与命运的交织碰撞

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出生于伦敦一个文学世家。她是意识流文学的开创者之一，着重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感受，笔法抒情细腻。伍尔夫还是优秀的散文家、文学评论家，她善于用活泼轻快的笔调，写出她对于自己所喜爱的作家作品的印象。

下面请听众朋友欣赏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散文《简·爱与〈呼啸山庄〉》，翻译：瞿世镜，朗诵：严敏求。

夏洛蒂·勃朗特诞生至今已有100年之久，现在她已成为那么多传奇、爱戴和文学的中心。然而在这100年中，她只不过活了39年。如果她能活到普通人的寿命，那么关于她的传奇将会大不相同。此时想来真是不可思议，她或许会像她同时代的某些名人那样，成为人们在伦敦或者别处经常遇见的人物，成为无数画面和轶事的主题，成为许多小说，也可能是回忆录的作者。

当她离去之时，我们沉浸在对于她中年时期显赫声誉的回忆之中。她或许会生活富裕，一帆风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我们想起她时，我们不能不想起在我们现代世界中，时运不济的某一个人。我们不得不回顾前一世纪50年代，想起荒野的约克郡沼泽地带，一所遥远的教区牧师住宅。在那教区牧师的住宅里，在那荒野的沼泽地带，她不幸而又孤独，永远处于贫困和精神奋发的状态之中。这些情况既然影响了她的性格，很可能在她的作品中也留下了它们的痕迹。

我们设想，一位小说家，必定会使用许多很不经久耐用的材料，来建立他的小说结构。这些材料起初给他以现实感，最后却使他被没用的废料所拖累。当我们又一次翻开《简·爱》，我们无法压抑那种怀疑，我们将会发现她想象中的世界，和那荒野的教区牧师住宅一样，是古老的维多利亚中期的、不合时尚的那种地方，只有好奇者才会涉足，只有虔诚者才会保存。

我们怀着这样的心情，翻开了《简·爱》。仅仅读了两页，所有的疑虑就从我们的头脑里一扫而光。“猩红色的帘幕的褶，阻挡了我右边的视野，左边是明亮的玻璃窗，它虽然保护着我，却不能把我和11月的那个阴暗的日子隔离开来。”当我一页页地翻阅我的书本，我不时地停下，思索那个冬日下午的情景。在远方是一片白茫茫的云雾，在近处是湿漉漉的草地和风吹雨淋的灌木。下不完的雨水，在一阵长长的狂风哀嚎声前，疯狂地掠过。再没有什么比那荒野的沼泽本身更不经久，再没有什么比那阵长长的狂风哀嚎声更赶时髦，也再没有什么比这种兴奋状态更加短命。它促使我们匆匆忙忙、浮光掠影地读完了整部作品，不给我们时间去思考、琢磨，也不让我们的目光离开书页。我们是如此的专心致志，如果有人在房间里走动，他的行动似乎不是发生在房间里面，而是在遥远的约克郡。作者攥住了我们的手，强迫我们沿着她的道路前进，迫使我们去看她所看到的东西。她可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我们，或者让我们把她给忘了。

最后，我们终于沉浸在夏洛蒂·勃朗特的天才、激情和义愤之中。不同寻常的面容轮廓、扎实的人物性情、乖僻的容貌，在我们的面前一闪而过。然而那是通过她的眼睛，我们才看到了他们。她一旦离去，我们就休想再找到他们。想起了罗切斯特，我们就不得不想起简·爱；想起了荒野沼泽，简·爱又浮现在我们的眼前；想起那个会客室，甚至那些似乎印上了色彩鲜艳的花环的白色地毯，那个灰白色的巴黎式样的壁炉台，它上面镶嵌着波西米亚玻璃花时发出的红宝石颜色的光彩，还有那房间里雪和火交相辉映的混合色彩。要是没有简·爱的话，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

作为一个人物而言，简·爱的缺陷并不难找。她总是当家庭女教师，又总是要坠入情网。在一个毕竟大多数人既非教师又非情人的世界里，这可是一种严重的局限性。和简·爱这个人物的这些局限性相比较，一部简·奥斯汀或者托尔斯泰作品中的人物，就会呈现出许许多多不同的方面。他们活着，而且通过他们对于真实的反映出来，许多不同人物的影响，使它们本身又复杂化了。不论他们的创造者是否守护着他们，他们到处走动，而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对我们说来，既然他们已经创造了它，这就似乎是一个我们自己可以去拜访的独立的世界。

托马斯·哈代在其个性的能力和视野的狭窄方面，和夏洛蒂·勃朗特更为相近。然而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差异是巨大的。当我们阅读《无名的裘德》之时，我们并不匆匆忙忙地把它看完，我们沉思默想，我们离开了正门，沿着织万的思想线索漂流开去，在人物的周围建立起一种急问和建议的气氛，对于这一点，他们自己往往是意识不到的。既然他们是简单淳朴的农民，我们就不得不让他们去面对着命运和那具有最大内涵的疑问。结果在一部哈代的小说中，最最重要的人物，似乎往往就是那些没名没姓的人。这种独特的能力，这种思索推理的好奇心，夏洛蒂·勃朗特是丝毫也不沾边的。她并不企图解决人生的问题，她甚至还意识不到这种问题的存在。她所有的一切力量，由于受到压抑而变得更加强烈，全部倾注到这个断然的声明之中：“我爱，我恨，我痛苦。”

那些自我中心、自我限制的作家们，自有一种力量去摒弃那种更加广泛、宽容的观念。他们的印象在狭窄的墙壁之间，被紧紧地束缚住了，并且被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从他们的头脑中产生的东西，无不打上他们的印记。他们向其他作家所学甚微，而被他们所采纳的成分，他们也不能消化吸收。

看来哈代和夏洛蒂·勃朗特，似乎都在一种拘谨而有教养的报刊文字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他们的风格。他们的散文的主要成分，是笨拙而难以驾驭的。然而，通过艰苦的劳动和最顽强的整体性，他们把每一种思想加以推敲斟酌，直到它征服了文字，使之与它本身化为一体。他们为自己铸造出一种完全合乎他们思想模式的散文，而且它有一种独特的美感、力量和敏捷。

夏洛蒂·勃朗特至少没有从广泛的阅读中得到什么好处。她从来也没有学会职业作家的行文流畅，或者获得任何堆砌和支配文字的能力。“我永远也不能从容自如地和强有力的、考虑周全的、温文尔雅的头脑交往，不论对手是男是女。”这似乎很可能出自在外省杂志上投稿的头面作家的手笔，但是她集中了火力，增加了速度，接下去用她自己权威性的声音说道：“直到我已经越过了传统的、保留态度的外围工事，跨过了自信心的门槛，在他们内心的炉火旁边赢得一席之地。”就在那儿，她坐了下来，正是那内心之火的红色的、闪烁的光，照亮了她的书页。

换言之，我们阅读夏洛蒂·勃朗特的作品，并非由于她对人物细致入微的观察，她的人物是生气勃勃的、简单粗糙的；并非由于她书中的喜剧色彩，她的书是严厉的、粗犷的；也并非由于她对人生的哲学见解，她的见解不过是一位乡村牧师女儿的见解。我们阅读她的作品是为了她的诗意。或许所有那些具有和她同样不可抗拒的个性的作家，都是如此。结果，他们就像我们在真实的日常生活中所说的那样，他们只要把门打开，使别人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他们就赢得了人们的好感。

在他们的心中，有某种桀骜不驯的、凶猛可怕的力量，永远在和那已经被人们所接受的事物的秩序作斗争。这使他们渴望马上有所创造，而不是耐心地袖手旁观。正是这种渴望创作的热情，抗拒一部分黑暗的阴影和其他次要的障碍，避开普通人的日常行为而迂回曲折地前进，并且使他自己和他们更加难以表达的种种激情，结成了同盟。这使他们成为诗人，或者要是他们情愿用散文来写作的话，使他们不能容忍它的限制和约束。

正是为了这个原因，艾米莉和夏洛蒂姐妹俩总是求助于大自然。她们都感觉到需要有某种更强有力的象征，它比语言或者行动，更能表达人类天性中巨大的、潜伏的种种激情。夏洛蒂最优秀的小说《维莱特》，正是以对于一场暴风雨的描写来结尾的。“夜幕低垂，天空昏暗，一艘破船从西方驶来，云彩变幻成种种奇异的形态。”她就是这样借助于大自然，描述了一种非此不足以表达的心境。

然而对于大自然，她们姐妹俩都不如陶乐赛·华兹华斯观察的那么精确，也不如丁尼生描绘的那么细腻。她们抓住了大地上和她们自己的感情，或者她们赋予书中人物感情，最为接近的那些方面。因此，她们笔下的风雨沼泽和夏季可爱的天空，并非用来点缀一页枯燥文字，或者表现作者观察能力的装饰品。它们使那种情绪继续发展，显示了作品的意义。一部作品的意义，往往不在于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说了什么话，而是在于本身各不相同的事物和作者之间的某种联系。因此这意义就必然难以掌握，对于像布朗特姐妹那样的作家，则情况尤其是如此。这是带有诗人气质的作家，他要表达的意义，和他所使用的文字不可分离，而那亦以本质，与其说是一种独特的观察，还不如说是一种情绪。

《呼啸山庄》是一部比《简·爱》更难理解的作品，因为艾米莉是一位比夏洛蒂更伟大的诗人。当夏洛蒂写作之时，她以雄辩、华丽而热情的语言来倾诉：“我爱，我恨，我痛苦。”她的经验虽然更为强烈，却和我们本身的经验处于同一个水平上。然而在《呼啸山庄》中却没有这个“我”，没有家庭女教师，也没有雇佣教师的主人。有爱，然而却不是男女之爱。艾米莉是被某种更为广泛的思想观念所激动，那促使她去创作的动力，并非她自己所受到的痛苦或者伤害。她朝外面望去，看到一个四分五裂、混乱不堪的世界，于是她觉得她的内心有一股力量，要在一部作品中，把那分裂的世界重新合为一体。在整部作品中，从头至尾都可以感觉到那巨大的抱负。这是一场战斗，虽然受到一点挫折，但依然信心百倍。她要通过她的人物来倾诉的，不仅仅是我爱或者我恨，而是我们整个人和你们永恒的力量。这句话并未说完，她言犹未尽，这也不足为奇。令人惊奇的却是，她完全能够使我们感觉到她心中想说而未说的话。她在凯瑟琳·欧肖那句半吞半吐的话中涌现出来：“如果其他一切都毁了，而他留了下来，我将继续生活下去；如果其他一切都留下，而却把它给毁了，整个宇宙将会变成一个极其陌生的地方，我就似乎不再是他的一部分了。”她在死者面前所说的话中，这种思想观念又一次迸发出来：“我看到一种无论人间还是地狱，都不能破坏的安息，我感觉到对那永无止境的、毫无阴影的来世生活的一种保证。”他们已进入了永恒的来世，在那生命无限的绵延、爱情无限的和谐、欢乐无限的充溢。正是对于这种潜伏于人类本性的幻象之下，而又把这些幻象升华到崇高境界的某种力量的暗示，使这部作品在其他小说中间显得出类拔萃、形象高大。

然而，对于艾米莉·布朗特来说，仅仅写几首抒情诗，发出一阵呼声，表达一种信念是远远不够的。在她的诗歌中，她已经彻底做到了这一切，而她的诗歌或许会比她的小说流传得更久。但她是诗人兼小说家，她必须使她自己承担一种更为艰巨而徒劳无功的任务。她必须面对其他各种生存方式的事实，和关于客观事物的机械论作斗争，以可以识别的形态来建立农庄和房舍，并且报道在她本身之外独立生存的男男女女的言论。

于是我们达到了这些情绪的顶峰，并非借助于夸张或者狂放的言辞，而是通过听到一位坐在树枝上摇晃的小姑娘，独自吟唱古老的歌谣，看到荒野的羊群在啮草，听见柔和的风轻轻的吹过草地。那个农庄中的生活，以及它的一切荒唐无稽的传说，就赫然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了。它给我们充分的机会，使我们可以把《呼啸山庄》和一个真实的山庄，把希克利和一个真实的人物互相比较。它允许我们提出疑问，在这些和我们自己通常所见的人们迥然相异的男男女女之中，如何会有真实性、洞察力，或者那些更为优美的情操。然而，甚至就在我们提出问题之时，我们在希克利的身上，看到了一位天才的姐妹所可能看到的那个兄弟。我们说不可能会有他那样的人物，然而，尽管如此，在文学作品中，却没有一位少年的形象比他更为生动逼真。凯瑟琳母女俩也是如此，我们说没有任何女人会有她们那种感受，或者会以她们那种方式来行动，尽管如此，她们还是英国小说中最可爱的妇女形象。

艾米莉似乎能够把我们赖以识别人们的一切外部标志都撕得粉碎，然后再把一股如此强烈的生命气息灌注到那些不可辨认的、透明的幻影中去，使他们超越了现实。那么，她的力量是一切力量中最为罕见的一种，它可以使人生摆脱它所依赖的事实。寥寥数笔，她即可点明一张脸庞的内在精神，因此她并不需要借助于躯体。只要她说起荒野沼泽，我们便听到了狂风呼啸、雷声隆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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